【作 者】王军峰：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从概念史角度看，应急出版经历了早期因出版时间急迫而采取的应急手段，到技术时代出版机构在出版过程中因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而采取的技术性补救措施，再到突发事件中出版机构应急出版实践全过程的几个阶段。从概念比较视角看，应急出版与事件出版相关概念具有不同的限制条件、目标导向和价值属性。文章认为，应急出版已可被看作一种突发事件中出版机构的特殊出版类型，具有突发性、同步性、周期短、针对性强和实用性强的特征。作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特殊出版实践，应急出版不仅是引导公众科学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和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柔性补充，更是提升突发事件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突发事件；应急出版；理论阐释；社会价值
突发事件的发生冲击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出版业为应对突发事件进行了诸多应急出版实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选题策划机制、编辑出版机制、发行机制等。与常规出版实践相比，何谓应急出版，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从具体工作情况看，应急出版已成为出版业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出版实践。它既是引导公众科学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也是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柔性补充，更是提升突发事件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为解决应急出版“日用而不知”“日用而不辨”的问题，本文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工具，从应急出版一词使用的学术语境出发，探寻其历史脉络及内涵变迁。同时，将应急出版与事件出版相关概念进行比较，从概念史（观念史）的历史维度和概念比较的现实维度对其进行理论阐释，重点回答应急出版的使用语境是什么，人们对应急出版的认识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应急出版能否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内涵是什么？作为突发事件中的一种特殊出版实践，应急出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规律和价值？文章从理论视角厘清应急出版，为当前出版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对应急出版实践提供借鉴与指导。
一、概念史视野中的应急出版
概念的使用有其自身的脉络和社会环境，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概念史视角看，应急出版经历了早期因出版时间急迫而采取的应急手段，到技术时代出版机构在出版过程中因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而采取的技术性补救措施，再到突发事件背景下出版机构为应对突发事件而进行的应急出版实践全过程的几个阶段。应急出版开始突破出版机构的内部视角，成为与常规出版不同的、与广泛社会实践相关联的一种新出版实践。
1.因时间急迫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检索发现，我国学术研究中最早使用“应急出版”一词的文章是1983年《福建论坛》刊发的《“麻沙本”的雕版印刷》，该文提到，红色梨木质地柔韧，适于雕刻纹路细碎，质地坚韧的字画，一旦出现差错，挖补删改非常方便；白梨木质地软，适于雕刻应急出版发行的书籍。[1]这里的应急出版，是指因出版时间不充裕而采取的应急手段，与出版物按照正常时间出版的含义相对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于应急出版的使用多包含此意，如1986年学者黄先蓉就指出：“实行计划主动分配的图书，大体有三类……三是应急出版而来不及征订的某些图书。”[2]1992年，《中国出版》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现在有些古籍整理很草率，点校马虎。原因其一是时间仓促，应急出版，赚钱。”[3]从上下文语境推断，这里的应急出版也具有因时间紧迫而压缩正常出版周期和流程，确保出版物可以按时出版上市的意思。因而，对出版准时性的强调和对出版过程中时间压缩的应对是应急出版的核心内容。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应急出版是作为应对出版时间紧迫性而采取的应对手段而存在的。
2.应对技术问题而采取的技术性补救措施
随着计算机排版技术在国内出版业的普及应用，应急出版开始从因为时间紧迫而压缩出版时间和流程的被动应急转向主动追求的应急。周秀怡指出，应用计算机最优越的地方是可以提高刊物的质量及缩短出版周期，对需要应急出版的刊物，能解燃眉之急。[4]这里尽管依然强调应急出版的时间紧迫性，但其“需要应急出版”的表述说明，使用计算机排版技术的背景下，这种应急出版具有主动作为的特征。这一时期，因为网络采编系统在出版业处于初期应用，在技术方面还处在不稳定状态（如断网、采编网络故障），因此应急出版具有了作为技术补救措施的内涵。
从这一角度出发，周晖曾指出，应急出版体制是为采编网络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准备的”。[5]值得注意的是，周晖第一次使用了应急出版体制这一表述，说明对应急状态下的出版体制问题的考量已成为出版机构的自觉追求。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强调建立“应急出版体系，健全采编、办公网络的容灾应急系统”。[6]这里的应急出版体制和体系，更多是一个出版机构为应对自身可能存在的因突发情况导致出版流程难以正常推进的补救措施，因而在本质上依然具有出版机构内部性特征，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尚未与出版机构依赖的外部环境构成紧密联系。
3.作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应急出版实践
随着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暴发，有关“非典”的应急出版物大量出现。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应急出版描述针对“非典”疫情的出版实践，应急出版突破了出版机构为应对出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手段的内部视角，开始被应用于描述应急出版机制、应急出版体系、应急出版预案、应急出版物等应急出版各环节，从而具有了全过程的含义。同时，业界和学界对应急出版的理解更加丰富，作为出版业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手段，应急出版作为特殊的出版实践也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有文章也认为“应急出版是一个出版单位能力与作风素质的综合体现”，并强调“应急出版是为了解决灾区带普遍性的急需”，应急出版应该具有风险意识、主动作为意识和责任意识等。[7]在2008年第六届全军医学编辑学术会议中，主办方对“抗震救灾应急出版”做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此后，在人民军医出版社成立60周年之际，针对该社的应急出版研究成为热点，建立应急出版机制等常被提及。这里的应急出版，已与外部突发事件相关联，指向突发事件发生后出版业为应对突发事件进行的出版活动。应急出版的社会应急意义逐渐强化，社会价值逐步凸显。此后，与应急出版相关的词语搭配更为灵活，除应急出版机制外，还有如突发事件应急出版、[8]应急出版选题策划、[9]应急出版体系、应急出版方案、应急出版流程、[10]应急出版组织管理、应急出版物、应急出版中心、[11]应急出版程序等。[12]也有学者使用了防灾应急出版物这一概念，如认为防灾应急出版物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13]并研究了防灾应急出版物的编辑和把关等具体的操作环节。[14]这里的防灾应急出版物与应急出版物的使用语境略有不同，前者是事前的、有计划的出版活动，后者是突发的、应急的出版活动。这一时期有关应急出版的讨论，基本还是业务层面的总结，没有进行理论分析。尽管如此，研究者对应急出版的关注面逐渐扩大，丰富了应急出版的内涵。
从概念变迁视角看，我国学界和业界对应急出版一词的使用，呈现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趋势，他们对应急出版的认识也从早期出版时间性和技术性问题，扩展到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出版的整个流程；对应急出版也实现了从最开始被动应急到突发事件发生后主动作为的转变；对应急出版的理解也不再局限于新闻出版活动本身面临问题的应急手段，而是将其看作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重要机制，应急出版不仅具有了技术性意义，而且逐渐展示其社会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学界和业界也已意识到应急出版与常规出版相比具有的特殊性，对应急出版的体制机制、编辑流程创新成为共识。因此，应急出版这一概念具备了用来描述突发事件发生后出版业为应对突发事件而采取的应急出版这一特殊出版活动本身的可能性。
二、概念比较视野中的应急出版
概念只有在与其相关联或相似概念的比较中，才能进一步凸显本质和内涵。在对应急出版进行纵向梳理的基础上，还需要在横向上进行比较，阐释其独特性。目前，有学者使用事件出版相关概念描述与“非典”、汶川地震、新冠疫情等事件相关的应急出版活动。事件出版与应急出版的使用语境、内涵和关联呈现何种状态、哪一种术语更能界定突发事件中作为应急处置手段的出版实践，需要对其进行辨析。因此，笔者通过概念比较的方式阐释事件出版与应急出版各自的特殊性，重点考察焦点事件出版、事件出版、新闻事件出版与应急出版之间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类型都可以被称为事件出版，但因侧重点不同、指向的时间维度不同，因而也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特性。
在焦点事件出版方面，有学者指出焦点事件图书出版是出版社紧跟或针对社会焦点新闻、热点现象组织的图书选题策划和出版发行活动，并将其分为突发焦点事件出版和计划焦点事件出版两种类型。其中，突发焦点事件指事前无法预知、计划，事后成为社会热点的事件，如地震、传染病流行和名人去世。而计划焦点事件出版是指针对计划内的可预见其社会影响力的事件的出版，如上海世博会等。[15]这里的突发焦点事件出版概念类似于应急出版，而计划焦点事件出版则与主题出版有较强的相似性。可以看出，焦点事件出版更多强调事件出版的当代性特征。
也有学者直接将事件出版界定为以事件发展为中心，围绕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相关人物等要素而展开的出版实践，将其分为偶发事件出版、频发事件出版、奇异事件出版、人工事件出版四种基本类型，[16]并认为事件出版能够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现代，将出版业务聚焦于受众关注的事件上。[17]基于此，从时间维度看，包括重大历史事件在内的出版活动都可被称为事件出版，因包含的时间跨度可能更长远，因而与应急出版对应急性的时间性强调有所不同。
此外，还有学者将新闻事件的报道作为认识事件出版的来源，这实际上是一种新闻事件出版，[18]强调新闻事件与图书出版间的张力。也有学者将针对新闻事件的出版称为新闻书出版，并认为狭义的新闻书是以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为主题而出版的图书；广义上的新闻书则指一切在内容上与新闻事件相关的图书，既包括狭义的新闻书，也包括各种揭示新闻背景、对新闻进行深度分析的图书。[19]因此，新闻事件作为事件出版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强调了图书出版具有的新闻特征，这类图书出版往往呈现出较强的新闻化倾向，[20]具有图书跟着新闻跑的特征。[21]可以看出，新闻事件出版更强调出版的新闻性，这与应急出版的实用性不同。
从以上三种不同面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均将关于“非典”、汶川地震的出版活动作为事件出版的案例。可见，事件出版强调了以事件为对象，但其指向具有多重性，对事件的宽泛理解也使该概念外延发散，即三种不同概念中包含的对象、内涵存在相互重叠的可能性，如焦点事件出版中与社会热点新闻相关的图书出版就可以被称为新闻书出版或者新闻事件出版。因而，事件出版难以揭示社会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出版实践的本质。
三、突发事件背景下应急出版再阐释
作为一种突发事件中出版业的特殊实践，对应急出版的界定还需回归出版活动本身，以探求应急出版的本质内涵。笔者认为，应急出版与事件出版相比，存在前提条件、目标导向和价值属性的不同，这决定了应急出版能够成为一种特殊的出版类型。
1.前提条件不同
事件出版以事件为核心，为记录、阐释或者再发掘事件具有的社会价值而出版，因而事件的发生、发展或者对事件的重新发现是出版活动的前提。在时间跨度上，事件出版具有长期性和延迟性特征，既可以在某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出版，也可以在某事件发生的几年、十几年内连续出版；既可以是对当代社会中一些事件的出版，也可以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发现。根本上讲，事件出版讲的是事实，应急出版以应急为核心，为解决紧迫存在的问题而服务。通常情况下，突发事件的发生是激活应急出版的外部条件，因而具有突发性和紧迫性；应急出版只有在短时间内实现，才能成为处理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凸显其社会价值。
2.根本目标不同
事件出版追求对事件的记录、对事实的展现，更关注事件本身的发生和发展，是对事件的追踪式策划与出版。事件出版以讲故事为策略，在讲事实中推广出版物的发行范围，引起消费响应，是出版实践突出商品性并完成自我展示的有效手段，[17]因而追求经济效益是其主要目标。应急出版以解决突发问题为目标，更关注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急需了解的问题，为公众和其他部门提供解决突发事件的手段、策略和知识，促成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和社会秩序的快速恢复，因此，应急出版更追求微观的、局部的、短期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效果。
3.本质属性不同
事件出版本质上是对事件的记录，是一种故事性较强的出版活动，本质来说是一种大众出版。应急出版因突发事件而产生，明确的指向性、科普性和实用性是应急出版的主要特征，如果需要处理具有专业知识的问题，还需具有科普功能，因此，应急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的出版，具有工具属性。
通过对应急出版概念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当前的应急出版涉及出版的整个流程，是对出版体制机制、流程的再造，并且已从被动应急走向主动作为。从社会作用看，应急出版已在参与处置社会突发事件过程中凸显出社会价值。应急出版的“应”具有处置、应对之意，“急”则有急时、急事、急需三重内涵。因此，本文将应急出版界定为：在突发事件已经发生或正在进行的情况下，出版机构为应对突发事件、满足公众的知识需求、恢复社会秩序而进行的应急性、工具性的出版活动。与突发事件处置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相并列，应急出版本质上是作为社会系统一部分的出版业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重要文化手段。
四、突发事件背景下应急出版特征
在重新界定应急出版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与常规出版活动相比，应急出版具有突发性、同步性、出版周期短、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特征。
1.应急出版具有突发性特征
应急出版往往随着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启动。重大突发事件的暴发具有突发性强的特征，在短时间内暴发，给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严重冲击。这种突发性事件既包括如火山、地震、山洪等自然灾害，也包括如“非典”、新冠疫情、禽流感、核泄漏等社会灾害。但无论哪种灾害，都具有突发性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机构为应对突发事件采取应急出版的方式，是出版业对外部灾害事件冲击正常社会秩序的一种应急性反应。但因为突发事件难以预测，突发性强，应急出版往往不是计划性的活动，具有突发性特征。
2.应急出版具有同步性特征
与各类防灾应急手册、应急指南等事先出版活动不同，只有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出版活动才开始实施。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人民军医出版社针对地震灾害进行的出版活动，以及新冠疫情发生过程中的出版活动，都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尚未结束前进行的出版活动。因此，应急出版具有同步性和事后性的特征。同步性特征强调出版实践与突发事情发展的同步性，事后性特征是指这一出版实践是事情发生后、尚未结束前进行的出版活动。
应急出版的同步性主要解决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与事件相关的知识、信息匮乏的问题。如果是针对预防突发事件进行的事前策划与出版，称为防灾出版物或者专题出版更合适；如果事件已经发生并且已经结束之后，针对该事件进行的出版活动，则应纳入事件出版的范围。因此，突发事件的应急出版，同步性应该是其重要的时间特征，这也与事件发生的紧迫性相关。
3.应急出版具有周期短特征
与常规出版不同，应急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处置突发事件的重要文化手段，因而特别追求时效性，这就决定了应急出版不能像主题出版、事件出版等一样，有较长的策划与准备时间，其编辑、出版机制和流程往往被大幅压缩，出版周期比较短、出版速度比较快，如果达不到快的要求，应急出版也就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应急出版是一种突破常规的短周期出版活动。
从现有实践看，应急出版往往在短则两三天，长则一两个月内完成。如在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从1月20曰左右中央全面部署到2月10日，短短20天，便已出版大量与疫情相关的防护手册、指南、心理辅导和医学大众读物。其中，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仅用了48小时就出版上市，[22]体现出应急出版的短周期特征。
4.应急出版具有针对性强特征
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种破坏力量投射到出版领域，则是出版界对该事件的应急和应激反应。应急出版通过有针对性地对突发事件涉及的各方面知识进行传播，达到满足普通民众知识需求、平复民众情绪、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该针对性主要体现在只对应特定突发事件，基本上是“一事一出版”。可以说，应急出版就是针对这一次特殊突发事件的出版。同时，应急出版的针对性还体现在针对公众的信息和知识的“急需”，目的更明确，主题更聚焦，针对性更凸显。
5.应急出版具有实用性强特征
从应急出版目标出发，应急出版物是一种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载体，能够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因此，手册类、指南类和可操作的出版物成为应急出版物的主要形态。当前，多媒体形态的应急出版物越来越多，但基本上遵从实用性原则，一定程度弱化了主题出版、事件出版的理论性。如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天津市委网信办、微医互联网总医院联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共同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知识手册》，不仅为用户提供疫情防治知识，而且提供了抗击疫情的免费问诊服务入口，兼具科普和问诊两项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3]
五、突发事件背景下应急出版规律
研究出版规律需要了解出版的本质属性。[24]应急出版在遵循一般出版活动基本规律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就一般出版规律而言，有学者认为出版人与出版物的矛盾是出版活动的基本矛盾，出版人与出版物相互作用规律是出版活动的根本规律，[25]也有学者将出版规律分为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两个部分。[26]本文借鉴这种分析思路，认为应急出版在一般层面上强化了出版人与出版物之间的矛盾，这是由应急出版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同时，如果从内外两方面考察的话，应急出版的外部规律主要表现在社会情境制约规律和突发事件演变规律两个层面；而其内部规律则是对出版物与出版人间的矛盾这一基本规律的强化，具体包括应急出版的内容呈现规律、编辑规律、发行与传播规律等。
1.应急出版外部规律
总体看，应急出版外部规律遵循社会情境制约规律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律。
（1）社会情境制约规律
社会情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外在环境，既为人类的出版活动提供条件，也制约着人类出版活动。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出版作为出版实践的特殊类型，与常规的出版活动具有不同的背景、目标、属性和价值取向，因而是在特殊社会情境下产生的。从我国出版史发展看，应急出版往往伴随突发事件而出现，尤其是当应急出版开始与社会紧密结合时，这种受社会情境制约的规律就越加凸显。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应急出版大体上经历了三次高潮期：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期间，大量相关应急读物出现；第二次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人民军医出版社为代表的业界进行了大量应急出版实践；第三次是2020年新冠疫情，国内出版业充分投入疫情应急出版中，推出大量应急出版物，推动了应急出版发展。可以看到，应急出版应国家之急、民族之急和社会之急，深受社会情境的制约。
（2）突发事件演变规律
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最终解决有其阶段性特征和规律，突发事件的应急处a也需要与之契合。应急出版作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文化手段，也遵循突发事件演变规律。一般而言，随着突发事件的演变和应急处置的推进，应急出版也呈现出阶段性工作重点的转移现象。如在突发事件暴发期关注实用性强的“硬知识”传播；在突发事件发展期兼顾不同的读者需求，以力争全面覆盖读者，做好知识服务；在突发事件的平复期以经验总结、反思沉淀为主，同时为下一次应对突发事件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准备。
2.应急出版内部规律
应急出版总体上反映了出版活动中出版人与出版物间的矛盾，但由于应急出版的特殊性，这一矛盾在应急出版实践上更为突出。就应急出版实践而言，其内部规律可以细分为内容呈现规律、编校规律、发行与传播规律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1）在内容呈现层面，应急出版遵循专业化知识通俗化表达的规律
应急出版传播的知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应急出版价值的实现还在于其知识的广泛传播与接受，只有读者接受并理解，才有可能转化为行动。因此，对专业内容的通俗化表达就成为应急出版内容呈现需要解决的矛盾，而这也是其内容呈现规律的体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版社根据儿童、成人、老年人等不同年龄群体，推出不同的应急出版物，实现了专业知识的通俗化“转译”。
（2）在编校层面，应急出版遵循编校一体化规律
常规出版一般遵循先编辑后校对的出版流程，应急出版因时间的紧迫性而不得不优化出版流程。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出版社通过编校一体化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出版了抗击新冠疫情的相关书籍，总结出编校一体的优秀经验。
（3）在发行与传播层面，应急出版遵循移动优先、先线上后线下的规律
常规出版物的发行与传播常常是两个环节，出版物的发行是通过专有发行渠道进行的，而出版物的传播则主要表现为对出版物内容的推介与宣传。在新媒体普及应用的背景下，出版物的发行与传播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因而发行即传播，传播即发行。疫情期间的应急出版在发行受阻的情况下，遵循移动优先、先线上后线下的发行与传播规律，依托新媒体渠道，提升了应急出版物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出版社采用数字化出版、移动端发行与传播的方式，实现内容免费的精准推送，这也是出版社通过应急出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六、突发事件背景下应急出版的社会价值
应急出版作为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的特殊出版实践，是引导公众消除认知不确定性、科学应对危机的手段，是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补充，也是提升突发事件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1.引导公众科学应对危机的重要方式
突发事件带来的危机与风险，除短时间内表现出的破坏性外，也使公众处于信息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既包括公众对突发事件蕴含的破坏性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因对其应对手段、措施的未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要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需要通过应急出版进行知识、信息的传播，引导公众科学、理性认识突发事件进而科学应对。在新冠疫情初期，由于人们对病毒的传染方式认知不足，造成了大范围传染，应急出版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与该病毒相关知识的图书的出版，解答民众对病毒和疫情的疑惑，让公众更理性地认识病毒，进而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和应对。
2.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柔性补充
随着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加剧，本次新冠疫情就是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020年2月3日召开的会议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27]应急出版作为出版业应对突发事件的一种重要出版手段，也是对刚性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柔性补充。与传统应急管理体系和制度强调的制度化、体系化特征不同，柔性的应急出版作为非常态的出版实践，更为关注突发事件中“人”的问题，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追求。本次新冠疫情中，各出版社出版的心理疏导类书籍就关注到人的心理问题。如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心理自助与疏导指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疫期间中小学生及家长心理防护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抗疫•安心：大疫心理自助救援全民读本》等。[28]这些书籍的出版，为公众提供科学有效的心理疏导方式，缓解公众焦虑，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作用。
3.提升突发事件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突发事件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考验，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后者则指向运用这些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本次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29]应急出版作为文化领域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各出版机构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号召下进行应急出版实践，成为突发事件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国家处置突发事件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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