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欧阳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关键词】出版生活史；日常生活史；张元济；陆费逵
研究范式的更新迭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在出版史研究领域，以革命史和现代化为代表的宏大叙事范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一种范式的有效性会随时空要素的变迁或减弱或增强。当前时空语境下，上述宏观叙事范式在诸多研究领域遭遇了“内卷化”危机。黄林认为，中国近代出版史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当务之急是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和出版史料的深度挖掘，促成该研究领域的去熟悉化。[1]李频提出新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四维结构：出版人及思想——出版制度——出版媒介——出版影响。[2]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并提出出版生活史范式，[3]以因应当前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领域面临的范式危机。
一、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特质的演变
出版生活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主要借鉴自西方史学的微观史（Microhistory）和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History of Everyday Life）。微观史发端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史学界，1976年卡洛•金兹伯格著作《奶酪与蠕虫》（The Cheese snd the Worms）的出版为微观史正式诞生的标志。[4](8)与此同时，德国史学界正经历着范式转型：坚持叙述传统的兰克学派曾长期占据德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后起的比勒菲尔德学派自此阶段后逐渐取代兰克学派的地位。该学派将结构分析置于首要位置，而一些史学研究者不满意传统的结构主义做法，转而开创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范式。[5]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在早期的研究立场上也具有共性——左翼的批判色彩。意大利微观史的先驱金兹伯格被美国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6]而德国日常生活史的开创者Alf L ü dtke则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与诞生之初相比，今日的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有了新特点。不同代际甚至同一时代的研究者对于微观史的前景有着迥异的看法。2015年，金兹伯格在中国台湾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微观史作为一种方法正在获得年轻一代学者的青睐，微观史将会有更大的发展；2016年，与金兹伯格同时代的意大利微观史学者乔万尼•列维则认为“微观史已死”，其理由是如今的微观史研究，就其整体而言已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4](10)由此可知，金兹伯格和列维观点分歧的关键在于：前者强调将微观史作为一种方法，而后者则坚持将微观史作为一种批判立场。日常生活史的特质同样经历了由立场导向向方法导向的转变过程。
英国学者John Brewer在2010年对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的发展历程做了细致梳理，认为社会文化史统一于日常生活的微观进程之中。[7](97)历史思潮主要依循如下线索而涌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特质的关注；对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关系的探讨。[7](91)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的特点同样依循上述线索而演变。
概言之，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发展至今，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賦予其新特点——方法论意义更为凸显。当然，上述两种取向之间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和互文关系。匈牙利历史学家伊斯特万•兹雅托认为，微观史有两个特点：一是采取显微镜视角而非望远镜视角，研究对象是小群体或个案；二是研究小群体或个案是为了解决大问题，从历史细节中寻找重大问题的答案。[4](9)
笔者以为，上述关于微观史特点的论述同样适合于出版生活史。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小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重在从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
二、分形（Fractal）与微观世界：出版生活史的显微镜视角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书籍史研究专家罗杰•夏蒂埃认为，正是在这种微观的尺度下，人们才能较少地受决定论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信仰、价值及表征等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8]在金兹伯格看来，微观史从本性上来说就是一种比较的进路（虽然其比较可能是隐含的），其最终目的是开启更好地做一般化概括的可能性。[6]
研究者之所以确信能够从小群体或个案中做出一般化概括，主要是基于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该理论通常被定义为一个粗糙或零碎的几何形状，可以分成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至少近似地）是整体缩小后的形状，即具有自相似的性质。该理论由美籍法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特创建。1967年，他发表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中，首次阐明了他的分形思想。如今，分形的概念早已从最初所指的形态上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几何对象这种狭义分形，扩展到在结构、功能、信息、时间等方面具有自相似性质的广义分形。[9]标准恰当的前提下，微观史选取的小群体或个案能够反映整体的主要特征。
微观史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将历史人物的生活经验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10]如果将出版人比喻为一棵树，那么出版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则组成了这棵树的全部根须。这些根须在社会的土壤里扎根、蔓延、汲取养分，塑造树的形态，根须与土壤间存在相互约束的关系。个体出版人既是出版群体的分形，也是社会的分形。概而言之，通过考察出版人的“个体之树”即整体出版人的分形，以呈现出版人“整体森林”的特质乃至出版业的品质。
要想呈现分形的自相似性质，研究者手中所持的研究工具应该是显微镜而非放大镜，一粒沙、一滴水在显微镜下会显现其精彩纷呈的小世界。依据不同标准，作为整体的出版人生活史可分解为多个分形：依据生活的类型，可分为出版人的经济生活史、出版人的交往生活史、出版人的休闲娱乐生活史等；依据具体岗位类型，可分为出版企业家的生活史、编辑的生活史、印刷工人的生活史、图书发行人员的生活史等。
1.作为“有限理性人”的出版企业家
出版企业家是出版业的核心人物，出版业“海岸线”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决定的。出版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如下共性：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契约精神等。但若从生活等层面加以考察，出版企业家的个体差异则较为明显。同时，在生活层面，他们的“有限理性”甚至是“非理性”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对人物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往往难以避免溢美诱惑，以“完人”视角评述人物。若从生活层面切入，则能够较为真实地呈现出版人的七情六欲，展现其更多的“有限理性”，有效避开“完人”陷阱，使之更加立体丰满、真实可信。
张元济和夏瑞芳同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第一代企业家，商务印书馆馆史上闪耀的双子星，他们给商务印书馆汇入异质但可贵的品质，张元济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的教育出版传统，夏瑞芳则打下了商务印书馆先进企业福利文化的基石。他们的生活经历当是上述事实的一种注解。张元济是进士出身，传统文化功底极为深厚，同时对西学新知又抱持开放态度，在生活上极为注重修身养性，没有沾染早期沪上出版人喝花酒等不良消闲习惯。[11]从品德来说，张元济称得上高尚，但是孙中山却曾严厉批评张元济是“保皇党余孽”。夏瑞芳自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周日全馆放假成为定例，以便馆内的信众做礼拜，当时在馆内引起不少非议。[12]
再来比较同为第二代出版企业家代表人物的陆费逵和王云五。如果以显微镜视角去检视他们的生活史，能够发现他们作为“有限理性人”的诸多方面。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馆史上极为关键且极富争议的人物，其名利思想是引起人们争议的一个关键点。金炳亮通过考察王云五的家庭生活与经济状况，认为王云五出身上海洋行买办，有着广东人的精明和上海人的算计，长期在商界奋战，有着强烈的名利思想。[13]
陆费逵在生活上同样有着一些“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表现。他的日常生活有着较为强烈的佛教色彩，这一点，在当时沪上出版界是广为人知的。1917年，他与俞复、丁福保等人组建了上海灵学会，专门研究人鬼生死问题，设从事扶乩的“盛德坛”，并于次年开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14]影射到陆费逵的出版经营模式中是其不太注重企业的制度建设，以至于中华书局当时的企业文化被同行戏称为“家文化”。
中国近现代出版业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回顾近现代的出版时评，时人对于出版业的尖锐批评不绝于耳，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点：唯利是图、格调低俗甚至诲淫诲盗、编校质量不过关、盗版猖獗等。上述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出版生活史中寻找到答案。
出版企业家并非整体一块，类型和风格极为多元，既有张元济、舒新城等新旧知识分子型企业家，也有陆费逵、王云五等自学成才型企业家，还有商业伦理较为纯粹的出版企业家如夏瑞芳、沈知方、沈骏声等人。此外，还有一类出版人，他们人数众多，将出版当作投机生意来做，极少顾及社会效益，上述批评主要就是针对他们的，“非理性”在这类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关于书商的生活史，是很值得研究的：通过探讨他们的生活史，可以揭示现代出版业虽然难堪却又真实的另一面的形成机制。
2.“编著一体”制度下的编辑群体
编辑群体是出版“海岸线”中最为平缓的一段。与同期的国际先进同行如麦克米伦出版社相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出版企业在编辑制度方面别具一格，突出表现为中国出版机构整体上长期实行的是“编著一体”的编辑制度。
所谓“编著一体”，指编辑的职责既包括编写教科书、工具书及其他出版物，也包括选题、组稿、稿件加工等。[15]晚清民国时期，编辑往往还要扮演作者角色，出版企业对编辑的需求数量很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此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数维持在200-300人，中华书局的编辑人数在120人左右，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编辑人数则为四五十人。而同一时期，国际出版企业巨头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全职编辑则不超过10人。[16]
晚清民国时期的出版企业会长期坚持“编著一体”制度的原因在于近现代中国动荡频繁，较为独立的著作人市场难以形成。由此，前期主要基于亲缘和乡缘，后期主要基于学缘，各大出版企业的编辑部门成了知识分子云集的平台。[17]从职业忠诚度看，此时期的编辑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常客”与“过客”。其中，“过客”比重相当大。究其原因，乃是此时期编辑部门与外部领域如教育界、学术界、政界等的联系极为密切，编辑群体的流动性较强。对这两类群体生活史的显微观察，既能揭示近现代中国编辑行业的发展程度，也能呈现编辑行业与诸多外部领域的丝丝脉络。
3.“为生存而战”的印刷工人
印刷工人位于出版“海岸线”的下端，在特定时期，印刷工人足以影响出版“海岸线”的走向。北伐战争前夕的1925年至1931年，是上海工人（包括印刷工人）运动的高潮时期。作为“知识劳工”的印刷工人，其整体文化水平较高，这使得他们在运动中将争取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利与争取阶级利益并举，并表现出高于一般行业工人的政治觉悟和谈判能力。印刷工人罢工运动对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建设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商务印书馆全面推行科学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馆内汹涌的工人罢工运动激发所致。印刷工人频繁发起罢工运动，生存艰困是重要因素之一。若对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做细致的考察，当能对此有直观的认知。
民国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物价大致平稳，印刷工人薪资的整体水平维持在30-40元，这个水平在当时上海30多个行业中位列第二。[18]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统计，20世纪20年代全国29个城市男工的平均月薪是16.4元，女工是12.7元，童工则不到10元，一个四五口之家每月平均生活费需27.2元。[19]上海的生活成本只会高于平均数。当时一名工作数年的印刷工人凭个人工资只能勉强养活全家，但倘若遇到通货膨胀、战乱、伤病等意外情况，生活则难以维持。因此，也不难理解印刷工人为何会在时局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频繁罢工了。
三、现代性：出版生活史的问题意识
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体的生活史，并非单纯追求历史趣味，而是要在出版人的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一个大趋势是追求现代性。研究出版生活史，目的在于揭示蕴藏于出版人生活中的现代性因素与出版业及其相关外部场域间的耦合关系。中国近现代的现代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向西方学习。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内涵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互制衡的势力：一边是社会结构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科层制；另一边是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多元主义、自由、民主、平等。面面俱到探讨现代性的内涵是很困难的，从不同场域切入是较为通行的做法。下文主要以文学和教育两个场域为视角进行论述。
1.新出版、新教育与新国民
民国时期的五大书局“商、中、世、大、开”，便是按照教科书市场占有率排名的。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逵和编辑所长舒新城是民国时期出版家兼教育家的杰出代表。
他们三人的教育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三种类型：张元济青少年时期接受过完整的科举取士教育，进入仕途后自学西学；陆费逵只接受过一年的私塾教育，其余绝大部分时间由其母亲自教育数年，后主要靠自学了解西方现代知识，是自学成才的典型；舒新城少年时期接受过系统的私塾和书院教育，后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接受了四年的正规本科教育。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的教育经历虽然差异很大，但却殊途同归：以新出版扶助新教育，培育新国民。这便是他们对于现代性所持的共识。
维新思潮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的进程，而教育出版市场是近代出版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基。[20]张元济是维新派的外围人物，戊戌政变时曾受到牵连。他之所以义无反顾地以翰林之清贵身份投入出版界，便是有感于维新派群众基础薄弱，民众蒙昧，从此立志昌明教育。据自小生活在张元济家中的其侄孙女张祥保回忆：“他曾资助过不计其数的人上学，有本族的，也有外姓的，从送上小学到送出国留学的都有……他把一生献给了实实在在的普及教育、传播文化的事业。”[21]张元济在入主商务印书馆前，曾在南洋公学任职有年。他对教育的知与行是合一的。
陆费逵对于出版和教育的关系曾有过一段经典论述：“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22]陆费逵青年时期曾在武昌开办过四年的夜校，随后又在文明书局任编辑兼文明小学校长，并兼任多所学校的校董。这些教育生活经历融入陆费逵的出版生涯之中，他毕生都保持着对教育的热情，孜孜以求通过出版促进教育的现代化。
舒新城接受过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熏陶。1917年自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先后任教于长沙兑泽中学、湖南省立一中、福湘女校、吴淞中国公学、东南大学附中、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各级学校。他是一位富有改革精神的教育家，擅长从中西比较视域探寻中国教育的现代性途径，这条线索贯穿于他十多年的教育生活之中。对舒新城而言，私塾和书院的求学生活是他人生中一段难忘而美好的时光，他激赏中国传统教育制度中密切的师生关系，对于西式教育制度中师生关系的科层化深感不满，认为这是对师生关系的异化。这里其实体现了西方现代性的事实：社会结构现代性之体现的科层制，往往与社会文化现代性之体现的民主平等存在着紧张关系。因此，在十多年的教育生活中，他一直在尝试寻求解决途径，如推行道尔顿制、创办私人学园等，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长期的教育生活中，舒新城尤为重视社会中失学青年的自我教育问题。进入中华书局后，他策划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华百科丛书》，主要针对社会上的广大失学青年，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舒新城策划这套丛书的动机便来自他十多年教育生活的积淀。
2.出版、文学与生活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是文学界的主流思潮，新文学异军突起，与之相对应的阅读市场逐步扩大，出版界也与之积极策应，标志性事件就是1924年北新书局的成立。如果说商务印书馆以维新运动为契机，揭开了中国新教育出版的帷幕，那么北新书局则立于新文化运动的潮头，点燃了中国新文学出版的灯塔。[20]现代性是“五四”文学的重要特质，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而言，现代性包括个人主义精神、人道主义思想、生命意识和心理体验、白话文体和表现形式。[23]可见，“五四”新文学追求的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启蒙主义，而鲁迅弃医从文及其同人们选择以文学启蒙大众便是此一逻辑的体现。
鲁迅与北新书局主持人李小峰之间的版税纠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著名公案，其背后折射出出版人的经济生活与出版企业制度间的矛盾。李小峰虽然在理念和实际行动上支持新文学事业，但他缺乏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手段，拖欠并有意漏算鲁迅应得的稿费，而稿费收入则是晚年鲁迅经济生活的支柱，如此势必产生纠纷。李小峰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缺失现代性，客观上对新文学事业的扩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以上是一则反面案例，下面来看一则出版人与作者良好合作的案例。1935年5月，李劼人辞职回到成都，并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在初动笔时，舒新城便与李劼人签订了约稿契约。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李劼人经济拮据，时常找舒新城预支稿费，舒新城从不拒绝，“几乎可以说，没有舒新城的支持，中国文坛怕难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这样的杰作，至少不会那样顺利地在短时期内完成”。[24]萧乾也曾回忆起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评研究》，即便在抗战时期自己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商务的稿酬（版税）都一直追寻着他，按期结算，这也算是出版诚信、恪守契约的佳话。
结语
关于当代社会的特质，人们有诸多界定，如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媒介社会、视觉时代等，对应的前时代是印刷时代。在消费社会中，宏大叙事的影响逐渐后退，个人体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社会文化更直观地融于个人日常生活的微观进程中。笔者在此时代背景下提倡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出版生活史是问题史学。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与微观史，而后两者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史学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政治运动高涨的年代，此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与政治运动关系密切，微观史、日常生活史、青年亚文化皆是如此；当下，它们的特质均发生了去政治化转向，其实质则是社会文化与心态的转向。在造成人异化的诸要素中，20世纪六十七年代的主导因素是政治，在当代则是媒介，即媒介技术、消费主义等。基于日常生活的微观进程对中国现代出版生活史进行批判性阐释，既能深描中国现代出版生活史的“海岸线”，从细节中发现历史重大问题的答案，也能较好地回应当代出版业所面临的问题。
出版生活史坚持批判制度对出版人的压抑，通过研究出版人的生活史，将出版人从庞大的社会结构中凸显出来，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德•塞托和列斐伏尔认为，专门化的知识已成为现代社会控制和规训人的手段，唯有在日常生活的领域中，人们才能找到实现完全自我的解救之道。[7](92)因此，笔者回到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的场域中，探寻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制度如何压抑出版人的主体性，出版人又如何在生活领域中对压抑性的制度展开抵抗与抨击。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是一种能够有效去熟悉化的研究视角，它既能提供历史慰藉，也能提供历史前瞻。关于历史慰藉和历史前瞻，这其实是一个史观问题。关于两者的效用，可以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历史慰藉好比是《道德情操论》，强调价值理性；而历史前瞻则如《国富论》，强调工具理性，两者间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具体而言，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采取微观视角，对出版群体进行分形，深描出版人生活领域图景，不同程度地还原“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出版企业家、编辑、印刷工人等，在叙事上具有较强的趣味性，使读者产生共鸣，这便是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历史慰藉。而将众多案例的趣味叙事文本进行归纳，做出一般化概括，探求出版人的主体性，使结论上升到一定高度以俯瞰研究领域，这便是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历史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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