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魏玉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摘 要】图书既是武器，也是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非常重视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通过集中培训与推荐读书等方式，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基于此，文章对1949—1966年间我国党员领导干部的阅读方式、阅读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1949—1966年，党员领导干部主要通过各级党校集中学习、各单位组织集体学习、按照推荐书目自学等方式进行阅读。学习内容大致包括三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文化和专业知识。自上而下、持续不断、时时更新的阅读活动提升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养、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使他们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领导干部；阅读
关于图书的功能与作用，有很多形象的比喻，如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智慧的钥匙（托尔斯泰）、全世界的营养品（莎士比亚）等。的确，图书的角色是多彩的，功能是五花八门的，正如鲁迅所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了《易》，道学家看到了淫，才子佳人看到了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1]同样是图书，善用可以成为鼓舞士气的积极力量，甚至可以成为战胜敌人的利器，用不好则会成为瓦解斗志的精神鸦片。
过去研究出版史也好，研究阅读史也好，偏重于从出版的功能认识图书，从个体的阅读实践研究图书，看到的是阅读现象，而绝少关注阅读的本质；或者关注了阅读对个体的影响，而较少研究阅读，特别是集体阅读、组织阅读、系统阅读对于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
2003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没有任何借口》一书，一时间引发各种跟风图书的出版，尽管有人说这是一本没有英文原版、由编译者编纂的“伪书”，但其引发的阅读热潮确是多年未见的。一些企业将其作为员工培训教材，人手一册。还有一些图书，如《执行力》《送给加西亚的信》等，同样被大企业或集团作为培训材料大量采购。这些图书与员工上岗学习的技能手册、操作规程等专业教材不同，并不是从专业角度培训岗位员工，而是侧重从价值认同、理念认同的视角培育团队的统一价值观念。这些企业提供的图书，不是一般的供员工自由阅读以提高其文化水平、文学修养的读物，而是作为企业对员工进行价值管理、观念管理的工具，成为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约翰•B•亨奇的著作《作为武器的图书》，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莫里•古皮提尔•曼宁的《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两本书的主题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图书鼓舞士兵、对新解放的国家进行宣传的故事。《作为武器的图书》提出“图书是思想战争的武器”，“是最持久的宣传工具”。《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一书则宣称“在思想战争领域，图书是民主和武器的象征”。图书不仅是抚慰远离祖国、面对死亡的战士心灵的精神读物，还是对敌人进行思想战争的武器，被视为“纸质的子弹”。
图书可以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并加以运用。百年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就纷纷出版书刊，以之为宣传主义、征求同道的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个时期的根据地、解放区，在各级党组织及军队中，均出版了书报刊等，既把图书作为斗争武器，也作为思想引领的旗帜。即使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环境中，利用土纸、自制的油墨、简陋的印刷设备等也设法坚持书报刊的出版，发挥其服务斗争、指引斗争、领导斗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图书无论是作为武器还是工具，都有了更为广阔的天空，其服务的领域不仅是战争，更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在广大群众自发阅读、自觉学习的基础上，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读书问题，把党员领导干部有组织地读书作为党的工作、政府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的管理手段，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以读书的方式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以读书的方式提高文化水平、提高理论修养、提高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通过组织广泛的读书学习，把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新中国。[2]
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读书学习过程中，中央领导不仅自己带头，以上率下，而且还通过多种方式，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共同读书，从上而下、持续不断地组织阅读，成为古今中外阅读史上的奇观。
一、党员领导干部组织（系统）阅读的主要方式与途径
组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是组织（系统）阅读的一种，与工人阅读、农民阅读、妇女阅读相比，组织更系统，推动更有力，已经成为干部队伍建设、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依据不同阶段的任务与特点，组织开展了多次党员干部读书学习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甚至在固定的地点内，完成指定书目的阅读，参加一定形式的学习效果检查，使读书学习的效果更佳。有组织的领导干部读书学习方式很多，最主要的是通过各级党校集中学习，或是参加各单位组织的集体学习，按照指定书目自己学习。
1.创建各级党校或业余党校等，组织各级领导干部集中读书学习
通过党校组织党员干部读书学习，是共产党的传统，不仅中国共产党如此，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前就建立党校，培训党的干部。[3]1923年，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安源创办了第一所党校。[4]此后党校建设逐渐制度化、普遍化。1948年7月，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创办马列学院的指示》，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各大区都办有规模很大的党校，各中央分局，各省、地、市，个别县，也创办了党校，大力培训千部。[5]1953年至1956年间，中央多次发出办好高级党校、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的指示。在中央的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从部委到企业的党校陆续建立起来，形成了自上而下，既有条条、也有块块的较完整的党校教育体系，承担起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对全党干部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轮训和培训的任务。[6]
党校是各级领导千部集中学习的地方，也是领导干部集中读书的地方。这一点，早在1940年《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就说得很清楚：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或高级学校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更多取得教员的帮助。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2.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读书学习活动，提高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和理论修养
除通过各级党校组织领导干部集中学习外，中央还举办各种专题学习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开展读书学习活动。这些集体学习或是与党校学习结合，或是由各基层党组织分别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由中央组织的大规模集体学习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干部文化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大批工农兵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但是“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他们很少有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的机会”，大批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政务院提出，从1950年开始，“为了认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为此，特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不同程度的工农千部给以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尽可能地使全国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能在若干年内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的水平”。[7]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就干部文化教育问题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大量培养建设干部和技术人才，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根据1953年9月份的统计，在全国干部中（军队干部除外），有一半以上不到初中文化水平，其中有少数人还是文盲。[8]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十分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工作，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逐步提高到相当于高小以至初中毕业的水平。[9]（879）
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干部理论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机关都建立了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固定学习制度，学习政治、文化与业务，以提高干部，特别是从新解放区参加工作的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但这项制度仅试行一年，一些党外干部感觉较为勉强。为此，中共中央在1950年10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提出停止强迫学习两小时的办法，但学习的人员如果自愿坚持，也可继续学习。由此文件可看出，新政权建立伊始，对各级公职人员的理论学习就已经形成了制度。从1951年到1954年，中央连续发布了多个干部理论学习的通知，制订了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对领导干部进行理论素养培养，提高其理论水平，提高其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能力。
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马列主义理论学习。1955年1月，中央就干部的理论学习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针对一般在职干部的，即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1955年在职干部学习的报告》；另一个是针对高级干部的学习提出要求，即1955年7月发出的《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自修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法的规定》，同年12月，中央又发布《关于高级干部轮训问题的几项通知》等。对于一般在职干部学习，强调在职干部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2章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部分内容，特别强调毎个党员干部必须学习时事和政策。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党员干部一般都应该参加理论学习，主要方式是个人阅读，适当地辅以听讲，不要过多讨论。[9]（978）对于高级干部，中央决定五年内，一半分批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另一半则实行在职自修。在职自修的高级干部，每年给予两个月的时间，轮流停止工作专门学习。高级干部学习内容是：中共党史、苏共党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党的建设。[10]
第四次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从全体党员干部普及到全国人民。应当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一直没有中断过，全党一直把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但真正把毛泽东著作学习从全党推向全国的，是始于1958年的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1960年，共青团中央、总工会、全国妇联及解放军等都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一些地方党委也要求学习毛泽东著作。[11]加之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1-4卷全部出齐，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迅速发展，1964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和《关于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决定》，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著作学习活动的开展。[12]（257）这次学习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读书学习活动。
二、党员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主要内容
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不仅有时间安排、学习效果考核、物质基础保障等，更有对学习内容的精心设计。领导干部读书学习的内容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目的；二是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以提高党员领导干部认识国情了解实际、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能力；三是文化知识、专业知识，以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为目的。其中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主要方面和主要任务。
1.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基本理论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是各级党校学习的基础课，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无论是高级党校还是中级、初级党校，都毫无例外。学习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掌握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基本功。党中央依据不同阶段的国情、社情，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及党员干部的思想状况，为不同层级的党员干部制订了具有针对性的读书学习方案。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任务，将历史性地落在共产党人的肩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号召领导干部要读书学习：“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二年内看一遍到两遍。”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13]这十二本书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张仲实、曹葆华校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编辑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党员干部读书学习的书目也随之不断调整、不断增删，以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需要。1951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9]（879）提出全党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党在学习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彻底纠正任何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就是领导全体党员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以便逐步地造成全党的理论高涨”。按照这个决定，党员干部的读书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常识和中国共产党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即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包括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的事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生平的常识；第三级，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为保证理论学习的效果，实施学年制和考试制。规定每年学习时间为8个月，即每年3月初至10月底（农村支部党员的学习，则可于冬季及其他农业间隙时间进行）。在学习期间，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8小时，关于时事政策的学习时间不得超过这个时间的1/8。
1953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正式提出，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适应全党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的需要，中央制订了新的读书学习方案，要求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高级组和中级组，在1953年7月到1954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内，重点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以及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著作。
这些著作如下：《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论统一经济计划》（列宁）、《论粮食税》（列宁）、《论合作制》（列宁）、《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的苏联内部状况部分和结论部分（斯大林）、《论苏联经济状况与党的政策》（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言》（古比雪夫）、《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拟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列宁与联合中农问题》（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斯大林）、《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斯大林）、《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之第三个五年计划》（莫洛托夫）、《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任务》（马林科夫）。对于这26篇著作的学习，中央规定学习方法为阅读、上课和小组讨论，学习时间为每周4小时至6小时。
从这26篇著作看，都是苏共领导人和苏联的相关著作，其中斯大林的17篇，列宁的4篇，苏共其他领导人著作或会议文件5篇。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主要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的阶段，可以为中国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帮助，就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过的：“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4]（412）此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重点放在列宁及斯大林的著作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5年，中央对高级干部的学习提出新目标，即用五年的时间在职自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五门课程。学习的方法仍然是自学，即读书。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领导千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的首要内容。中央认为，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14]（417）要在全国知识分子及人民中间普及唯物主义，各级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关键。为此，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应当在今后八年内（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12]（262）从当时的情况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党史等，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十分必要。
1958年11月，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的热潮中，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领导干部写信，要大家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三本书。要求“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毛泽东此时推荐这三本书，与他发现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并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直接相关。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召开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一方面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同时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6]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斯大林基于苏联3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形成的一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针对某些不正确看法做出回答。毛泽东此时推荐党的领导干部阅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对全党县及县以上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进行一次轮训，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自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纠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以便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多快好省地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法是读书、思考和总结经验。学习的主要材料是新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选读）。
这次学习，可以说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专题学习，开展这个主题学习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即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践与经验，有成就也有教训。恰如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十年总结》说的那样：“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17]
为了认识规律，新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选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文件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即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的论述；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文件有关党内生活的论述汇编为《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再加上关于人民公社的两个文件，以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构成了本次学习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使干部加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18]因此对新编学习材料非常重视，亲自审查修改，有针对性地增删了一些内容，这次轮训针对的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当时全国有符合条件的干部16.3万人，除去年老体弱人员外，应参加轮训的干部15万人，到1962年10月，全国共轮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11.4万多人。[19]
1964年，在前面已经开展了近十年的中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背景下，毛泽东又对高级干部学习提出更高要求，学习的内容不是三本书、五本书的范围，而是要学习30本马列著作。
1964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和《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报告》，以及毛泽东所做批示，同时下发了《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批示提出：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必须重新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各地党委对高级干部读书这件事，都应该像部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那样，很好地加以提倡和推动。应该给高级干部以必要的学习时间，并组织必要的学习辅导。对于某些不重视理论学习的高级干部，应该给以必要的督促。各地可以举办短训班，或组织在职学习。在读书当中要提倡发议论，提倡写读书笔记或读书心得，提倡每读一书就写一篇文章。[20]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这个学习怎样规划，学习中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应向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作报告，并在今后每半年做一次报告。
《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所列30本书情况如下。
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I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
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段，《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
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从这30本书单可以看出，只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在以前的书单中出现过，其他26本书，都没有推荐学习过，可以说是一个几乎全新的书单。此时要求领导干部集中学习这30本书，是有其时代背景的。
关于这次领导干部读书的背景，陈晋有过深入的分析：1963年，中苏两党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国内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情，虽分属内外，但实际上互有关联。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这年提出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原著。[21]（210-211）这次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读书活动，是毛泽东直接推动的，需要阅读的30本书，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读书寄予很高的期待。
毛泽东之所以在紧张的战斗和繁重的建设工作当中，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图书，督促大家读书，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读书看作个人、个体的私事，而是把读书看作战争的一部分、革命的一部分、建设事业的一部分、领导工作的一种方式。“毛泽东在经济建设路上的阅读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通过读书、荐书、编书来理清思路，端正风气，倡导正确方向，是他一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决策方式。”[2]（185）毛泽东既把读书看作理清思路的方法，也把读书当成统一思想的途径，当成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能力的关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运用。
2.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因此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著作已经大量出版并广泛传播。据统计，1940年1月至1949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有71种，合计516.87万册。[22]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学习毛泽东著作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学习毛泽东著作，按照著作形态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毛泽东著作单篇本
毛泽东著作单篇本是毛泽东著作普及的重要方式，即使在选集、选读本出版以后，各种单篇本仍然大量出版并传播。毛泽东著作单篇本数量很多，有些单篇多次出版，有些单篇被群众广为传颂，如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
毛泽东著作单篇本每年都安排一些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版的主要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农村调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政策》等。
在I960年以前，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发行量最大、人们阅读最多的主要有四篇，分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185.79万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810.14万册）、《实践论》（1309.74万册）、《矛盾论》（1255.75万册）。[22]这四篇作品，两篇写于抗日战争期间，两篇写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其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最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喜爱。
1966年前，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学习最具代表性、最持久的是《人民日报》于1950年12月29日和1952年4月1日分别全文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从此全国逐渐掀起了“两论”学习热潮。直至今日，“两论”依然是各级党校的基础课程。在“两论”的学习过程中，首先是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然后逐渐向企业、农村等延伸，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学习局面。如东北局的领导干部自1952年4月18日始，对毛泽东的“两论”展开了为期七个多月的学习，参加学习和经常出席讨论会的各部委的处长以上干部30余人。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市的20所高等院校的三千多名教师，开展了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两论’学习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党员干部和民众思想混乱的现状，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统一，深化了人们对党和国家的认识和认同，为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23]
196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要求各级干部都应该精读《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指出这四篇哲学论文是中国革命经验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概括和新发展，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红线。通晓这些哲学论文，对党的事业具有重大意义。[24]
除这四篇发行量超过千万的单篇本外，毛泽东的其他单篇本发行量也很大，20世纪60年代以前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693.67万册）、《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283.55万册）、《论人民民主专政》（236.22万册）、《改造我们的学习》（226.92万册）、《整顿党的作风》（I98.42万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0.66万册）、《反对自由主义》（177.25万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70.61万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63.62万册）、《反对党八股》（120.01万册）、《新民主主义论》（119.50万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18.91万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08.01万册），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120.65万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104.00万册）等。[22]
毛泽东著作的单篇本篇幅一般较小，即使篇幅较长的《矛盾论》也只有2.5万字左右，《实践论》不足万字，其他文章的字数也不多，且许多单行本的定价较低，这些因素都便于读者的购买与阅读，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与普及，对提高千部群众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前，晋察冀、苏中、晋冀鲁豫、东北解放区及中国香港地区就曾经编辑出版过十多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25]由于是在战争期间由各地的报社或新华书店自行编辑出版的，所以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很大，有些重要的文章没有收录、有些收入的文章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因此不能准确地体现毛泽东思想，并且受印刷、纸张、油墨等物质条件限制，这些选集的印装质量较差。
为完整、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思想，为群众学习提供一个权威的学习版本，1949年五六月间，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即接受《毛泽东选集》编委会重新编选《毛泽东选集》的任务，迅速开展了编辑、排版、印装等准备工作。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发行，随即全国各个城市掀起了购买《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排长队购书的情况。上海在10月12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30000部《毛泽东选集》全部售完。苏州、镇江、杭州、无锡、南京、天津、武汉、西安、广州等地也在两天内全部售完第一批《毛泽东选集》。为了满足广大群众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要求，各地新华书店开展了有组织的预订购书业务。据统计，北京三天内预购《毛泽东选集》达67000多部，南京预购有19000余部，武汉预定17000余部，西安有4000多人订购，银川市在13日下午就预订了425部。[26]（1166）各省市区党报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庆祝《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同时号召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展读书学习活动。1952年4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1953年4月10日第三卷出版，1960年9月30日第四卷出版，至此，《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全部出齐。此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已经印刷了495.03万册，第二卷印刷457.76万册，第三卷印刷436.33万册，为广大读者的学习提供了充足的图书资源。
虽然从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就出现了学习热潮，但当时的学习主要还是在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中间开展。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是I960年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以后，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才渐入高潮。据浙江省1960年3月统计，不到3个月，全省青年中已组成学习小组2.13万个，参加人数36万人。多地的《毛泽东选集》销售一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单行本，1月份售出1.8万册，2月份增至18.9万多册，从此学习研究毛泽东著作，进入了全民学习的热潮。[27]
在1960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中，起直接指导和推动作用的是共青团组织。[26]（1176）1960年1月，党中央批转了由中宣部代团中央拟就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纲问题的请示》，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接连发表了两篇指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文章。《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社论《学习毛泽东著作应有的态度和方法》。3月中旬，共青团中央三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号召各级团组织大力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积极促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更广泛深入地发展。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问题的报告》并指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加强全党团结，发扬埋头苦干、勤俭爱国的精神，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中央要求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安排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宣传和学习。[26]（1177）《毛泽东选集》的学习运动正式从地方向全国展开。
1960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通知》，各部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与学习热潮。
（3）毛泽东著作选读
《毛泽东著作选读》分别于1964年和1986年出版过两次。本文主要介绍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64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乙种本1964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什么在《毛泽东选集》1-4卷出齐不到四年，中央又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乙种本呢？1965年1月14日，田家英在文化部召开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主要是进城以前编的，当时材料不够，注释不够满意，要重新审订。党史方面要加强，把历史上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要加些注，同时个别地方有些错误（如把油茶中间加了一点，变为油和茶），也要改正。近几年又发现了许多主席以前的著作，有的也要加进去”，“因为考虑到要出第二版，所以对第一版控制了一下。为了照顾读者急需，后来就决定出选读本。选读本选的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可以长期印行”。[22]
现在来看，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毛泽东选集》的篇幅较大，不适合一般群众阅读，《毛泽东选集》1-4卷收文158篇（第一卷17篇、第二卷40篇、第三卷31篇、第四卷70篇），约106万字，这样的字数规模，一般干部阅读是有一定困难的。相比《毛泽东选集》，选读本就是压缩篇幅，目的是便于一般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收文37篇，约26.3万字，乙种本收文37篇，约13.2万字，其篇幅、字数相比《毛泽东选集》大大压缩了。二是适合分众化的阅读需要，《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出版说明”写得很清楚：甲种本是为了适应一般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需要而出版的，乙种本是为了适应工农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需要而编辑的，也可供广大工农群众使用。由于阅读对象不同，两个种本的篇幅不同、内容也各有侧重。三是弥补《毛泽东选集》收文方面的遗憾，《毛泽东选集》收文的截止时间是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写的许多重要文章没有收入其中，《毛泽东著作选读》则有所增加，如甲种本收入37篇文章，其中33篇来自《毛泽东选集》。新收入的《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介绍一个合作社》四篇文章中，两篇是新中国成立后写的。1965年3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再版时，又增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乙种本的特色更加鲜明，所收入的37篇文章，只有24篇来自《毛泽东选集》，其他13篇文章，写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只有两篇，即《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则有11篇，即《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优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勤俭办社》《注意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知识分子问题》《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介绍一个合作社》《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从选文特点可以看出，给工农青年提供的更多的是毛泽东有关新中国建设与实践方面的文章，是为了让青年更好地认识现实、认识所处的社会，也更有助于青年们投身社会、建设社会。
（4）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诗人。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即开始写诗，有的著作称1908年毛泽东就有诗作，[28]但毛泽东写诗主要为言志，不是为了发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诗词公开传播的并不多。据说毛泽东诗词最早公开见诸书刊的是《七律•长征》，首载于1937年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1938年年初，胡愈之等人在上海以复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了这部著作，并改名为《西行漫记》，《七律•长征》的中文版随之在中国传播。在这部著作中，埃德加•斯诺写道：“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者。”[29]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传播广泛，这首诗也为公众所知了。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诗词传播更广、影响更大的是《沁园春•雪》，臧克家说：“这是一篇气象宏伟、充满革命豪情的作品。艺术表现方面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30]（127）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2月，是毛泽东在陕北所写，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应诗人柳亚子“索句”之请，把这首诗赠予了柳亚子。不久被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谭》上，随即又被《客观》周刊、《大公报》等报刊转载，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文化争论，赞赏者有之，攻击者有之，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31]毛泽东的诗才由此令世人瞩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诗词并没有马上出版，直到1957年1月《诗刊》创刊，毛泽东的诗词才正式与国人相见。《诗刊》“由于发表了毛主席的诗词18首，形成了排队买《诗刊》的热烈场面，给文学史上平添佳话”。[30]（前言）此后毛泽东诗词的不同版本陆续出版，如文物出版社刻印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1958年）、《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毛主席诗词选》（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1961年）、外文出版社的6种外语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等多种版本。
从毛泽东诗词在《诗刊》发表开始，很快就形成了全国学习诵读毛泽东诗词的热潮，不仅文人墨客，一般的男女老幼皆可背诵几首或吟诵几句。其影响力之广泛、传播力之持久，甚至超越了毛泽东的其他著作。时至今日，毛泽东诗词仍然受到广泛的拥趸。
（5）毛泽东语录
毛泽东著作当中，发行量最大，阅读人数最多的非《毛主席语录》莫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达10亿册之多，[22]其他各种自编自印的不计其数。
《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形式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发明的，其在1954年4月就摘编并油印了1本《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是从《毛泽东选集》1-3卷中摘录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选编了27条语录。[32]但这本《毛主席语录》并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知之者甚少。真正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毛主席语录》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1961年5月1日，《解放军报》在报眼上开辟了“毛主席语录”专栏，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此做法受到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在此基础上，1963年，《解放军报》提出编辑一本《毛主席语录》的计划，获得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该书初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16开本，设23个专题。后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52开本，设30个专题，共收语录355条，编印单位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5月旧，《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发行范围限军队内部，干部每人一册，战士每班一册。[22]《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后，不仅在部队广受欢迎，而且地方的呼声也高涨，1964年9月，人民出版社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治部版《毛主席语录》纸型，供各地印刷发行。仅在1966年，《毛主席语录》就印刷了23460.7万册。[33]
除总政治部版《毛主席语录》外，人民出版社等也曾计划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但最终没有获批。有人说，《毛主席语录》有5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50亿册，当时全世界人口30亿，平均每人1.5册，“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22]在《毛主席语录》的读者当中，不仅有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还有五大洲四大洋的外国人，一本小小的“红宝书”，同时被几亿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国籍的人阅读，可以说是阅读史上的奇迹，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据统计，1949年10月至1965年12月，毛泽东著作汉文版的出版数量如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077.9万册、第二卷1033.2万册、第三卷1011.9万册、第四卷1279.8万册；1-4卷线装本1000部，字典纸合订本13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2236.1万部、乙种本5232.2万册；毛泽东著作各种单篇本、汇编本6647.25万册。[34]毛泽东著作，除单篇本、选集、选读、语录、诗词外，还有专题、摘编、解读等其他形式，都有众多的读者。数目之大，难以计算。
3.各种文化知识读本
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学好文化知识是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如华北区24万干部中，有63%需要先学习文化（其中县科长以上干部也有39%需要先学习文化）；中南区当时区委以上老干部中，也有1/4只有初小以下文化程度，在20个厂矿的69个厂长级千部中，也有一半（32人）只有初小文化程度，[22]这还是经过三年培训以后的情况。针对领导干部的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中央组织了长期的、类型多样的干部文化学习方案，以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
1950年12月14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之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发布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千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不同程度的工农干部给以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尽可能使全国工农干部的文化程度能在若干年内提高到中学水平。随后教育部就制定了《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1951年2月10日），提出凡是年龄在18-36岁，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工农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三年以上者；或非工农家庭出身，本人又非工农成分的干部，参加革命五年以上者；或工厂、矿山、农场等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工龄在三年以上者，经考试及格，均可入学。学习的课程为国文、数学、自然、化学、物理、地理、历史、政治、制图、体育、音乐。[9]（659）
为鼓励干部参加学习，政务院特别规定：凡对离职学习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原有的军龄、工龄应继续计算。供给制干部入学后，其政治和物质生活等待遇必须依照其原来标准。工资制干部按其相当等级享受供给制待遇。工人按一般供给制待遇，学生入学后其家属生活确有困难者，可酌情予以补助。工农速成中学及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教员的工资，应稍高于当地普通中学及小学教员的待遇。[35]可以看出，中央对于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所做出的努力。
195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就干部文化教育问题又发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于已经开展了三年的文化教育进行了总结，提出干部文化教育必须采取速成和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课程应精简集中，教学内容应适当联系学员的工作，教学方法应适合工农干部的特点。那种不顾工农干部的特点和实际要求，在教学上机械搬用普通学校的一套或者求速不求成的做法，都是不对的，应加以防止和纠正。干部文化学习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在职业余学习或离职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由于大多数工农千部不可能完全离职学习，因此，一般干部的学习应以业余学习为主。为此，通过课程精简，高小只保留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初中保留了语文、代数、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五门课程，如工作确实需要再学习几何、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等科，1951年确定的政治、制图、体育、音乐课程，未列其中。《指示》不仅对学什么规定得具体，对怎么学也有明确要求：每年分两学期，每学期授课时间20周，每周上课时间一般应不少于6小时。高小语文算术各240小时（共480小时）；初中语文300小时，代数120小时，历史100小时，地理80小时，自然120小时（共720小时）等。
各地在干部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也不尽相同，如浙江余杭县干部业余文化学校的课程，小学有语文、算术；初中有语文、数学（以代数为主）、历史、地理、生物等；高中有语文、代数；语文专修科设政治经济学、文学概论、古代文选、现代文选汉语、写作基础知识等干部文化知识教育，对干部文化水平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6]中央文委党组1953年12月12日给中央并毛泽东主席写了《关于千部文化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四年来，千部文化教育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目前省（市）以上机关大都组织了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或文化补习班，不少省份如河北、山东等已普及到县。[9]（659）现全国约有65余万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业余文化学习，其中学习初中课程者占1/3。自1952年下半年以来，参加扫盲学习的干部共计14.2万余人，其中约有11.3万余人已脱离文盲状态。此外，在抽调工农干部离职学习方面，除工农速成中学及各地党校、干校的文化班外，各地尚设有112所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参加学习的约有2.7万人。
当然，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对干部文化知识、业务知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干部文化学习的内容也在持续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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