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文字编辑，你是不是同样有一种“看见文字就想校对”的职业病？有没有遇到过“一逗到底”的作者？遇见不配合修改稿件的作者是不是也常常犯难？看看一位做了30年文字编辑的“老前辈”有何对策！
选题、策划、组稿、编校、装帧设计、文案写作，甚至还要精通宣传营销，是不是有时候你也会自我疑惑：我到底是一名编辑，还是一名产品经理？
时代对于编辑的能力要求越来越多元化，但不管工作内容怎样变化，文字编校能力始终是编辑最重要的基本功。最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一位文字编辑的自我修养”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此书曾登上美国亚马逊书店、《纽约时报》等多个畅销书排行榜，深受读者喜爱。
《逗号女王的自白——编辑的自我修养》，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这本书的作者玛丽•诺里斯，是一位在老牌严肃杂志《纽约客》工作30多年的“文字编辑”，以英文修辞水平高超，审读句子明察秋毫闻名；书名“逗号女王”取自她在纽约客官网上幽默解读文法疑难的专栏。
编辑从业者在书中看到了自己，而外行朋友在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偏见。
编辑职业被误解的日常
对于出版业来说，“文字编辑”与“百万富翁”一词可能八竿子也打不着。但在本书的后记里，诺里斯讲述了她同事的故事，同为《纽约客》文字编辑的露•伯克，在退休时成为了一位坐拥百万美元的文字编辑。这是不是一件很令行业同仁欣慰的事情？
除了收入水平，编辑的工作内容也鲜少被外人理解：“外人有时会认为，我们文字编辑总想扭转乾坤、恣意修改文章。文字编辑的形象不外乎是一个严格追求行文一致的人，一个喜欢挑别人毛病的卑鄙小人，一个在出版业刚起步、急于表现自己的无名小卒。或者，充其量是一个满腹苦水、失意受挫的人，本想当作家却不幸身陷琐碎的文字工作，只能扶持其他作家的事业。”但她话锋一转，“这些角色我好像都充当过。”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诺里斯用一种自嘲的方式，为广大编辑同仁“正名”了。事实上她足够坦诚，刚进入《纽约客》作为清样校对员时，她就在某年的圣诞节购物专栏里揪出一个大错，作者写到自己采购主食，清单袋里有糖和“花”（flower），诺里斯在旁边打了个问号，猜想作者是不是想写“flour”（面粉）。后来她得到了公司内部的感谢短笺。“急于表现自己的无名小卒”，确实“实至名归”。
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文字敏感，也许是职业使然的副作用，诺里斯有些郁闷地写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为了消遣而阅读。一看到文字，我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审校。”这使得很多人都“害怕”文字编辑，诺里斯在书中讲了她的亲身经历：“不久前，有个年轻的助理编辑第一次来《纽约客》参观时，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等人介绍，一听说我是文字编辑，她便惊退一步，好像我会用烧红的连字号戳她，或是逼她吃下一斤逗号。我想说，别紧张。我没有纠正别人说话或写文章的习惯，除非要出书、受人所托或有钱可赚。”
长期与文字打交道，文字在编辑们眼里就不仅仅是朴素抽象的表意符号，而更像是一个个穿着考究、搭配得当的生命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中文如此，西文亦然。“拼写是单词的衣着和外在表征。”诺里斯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她认为一位编辑的自我修养，应该表现为对“美形主义”的向往。这种美好印象，正是建立在正确拼写的基础上；作为文字工作者，拼写错误有损其本人的威信。如果连“黏性”和“粘性”都分不清楚，我们的中文编辑大约也是要面壁的。但或许正是因为此类文字洁癖或职业病泄露于外，导致文字编辑们在外人眼中往往造成一种刻板印象。
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调侃与“对抗”中，完成了一位资深文字编辑对于本职工作的情感表达。
不要忽视任何一个“逗号”
在一本书中，标点符号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既有利于区分文本信息的主次，又能避免句子产生歧义。但“有些作家很有才华，题材也吸引人，对拼写和标点却马虎大意，让人无法保持专注”，对此诺里斯深有体会，她在书中结合个人经验，依次讲解了逗号、连字符、破折号、分号、冒号以及撇号的正确用法。比如在第五章《逗号，逗号，变变变》中，她就向读者分享了编校过程中关于英文逗号的使用困境。
大约在1490年，威尼斯印刷商阿尔多•马努齐奥发明了用来切分句子的逗号，但随着它的广泛使用，很快就出现了持不同意见的两个学派：一派主张即兴发挥，用逗号表示停顿，如同音乐中力度的变化，并且很适合朗读时候呼吸换气，诺里斯在书中着重举出狄更斯做例子，因为这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在世时就以举办个人作品朗诵会而闻名。”由于对逗号的使用过于随意，他句子中的主谓宾，经常被逗号粗暴地分割开，以至于让身为职业文字编辑的诺里斯“读不到两页，就会遇到这样的句子而被迫停下来”“忍不住想修改”，觉得“这些触目惊心的逗号是不合规范的”；另一派则主张运用逗号来凸显深层结构以阐明句意。
诺里斯更倾向于后者，至于如何确定一个句子中逗号是否应该删去，她说只要“去掉逗号之间的这个短语或从句，看句子是否依然成立”即可。她并不否认逗号能增添句子的活力。曾有一位读者自以为对她胃口，来信一封，指责《华盛顿邮报》一位资深编辑某文章开篇句子使用的逗号多余：“20世纪70年代，我在布朗克斯区的霍瑞斯曼读高中时，学生都很喜欢老师们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
“我不认为哪个逗号可以删掉。”她在书中写道，作者只读过一所高中，一所独一无二的私立中学，它恰好位于布朗克斯区，而他就读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这些原本平淡的信息，放在这篇讲述师生情谊的文章中，显得格外有趣。”这是一位编辑的修养，总是以最冷静的专业态度评判她所看到的文字，并准确觉察出每一个句子中最微妙的逻辑层次关系。
但是“一逗到底”的行为，是每一位编辑都无法容忍的。关于这一点，她举出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做例子：有一次别人问麦克尤恩，在其过往的作品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想修改的？结果麦克尤恩坦言“想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里的一些逗号删掉。”对此，言辞刻薄的诺里斯表示，自己找不到麦克尤恩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了，“也许正因为这些逗号被禁了吧。”
她借势提出一条无可争辩的标点法则：不是最好加句号，而是必须加句号。句尾的句号表示停顿，提示新一句话的开始；不用句号，就成了为人不齿的“连写句”。当然，凡事总有例外，假如一位一流作家故意用快车式的句子营造急迫的叙事效果，那么也要另当别论。总之，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至少试着在过度作为和不作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诺里斯给所有编辑同仁的忠告。
遇到拒绝修改的作者怎么办？
作者和编辑在改稿方面存在矛盾，编辑常常会碰到拒绝修改的作者，诺里斯认为，“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且有正当的理由。如果你把他们的作品乱改一通，把一个不太寻常的用法改成惯常用法、删掉一个逗号、将作者刻意模糊的内容明晰化，并视之为己任，你就是在帮倒忙。”
说到底，二者的矛盾是因为作者对编辑的工作标准缺乏了解，所以造成了误解。诺里斯在书中尽可能站在作者们的立场上进行分析：“作家们也许以为，我们拘泥于条条框框，并套用在他们文章上，使之符合某种标准。其实我们也常常不插手、不干预、允许破例……”文字编辑的许多修改意见也很主观，至于这些意见是否贯彻执行，还得看作者的用意，“要加以诠释，而不能机械判断。”
同时，诺里斯在书中也提到了她的应对之策：“如果告诉作者，他要么改了重写，要么说不觉得有错。所以，看来还有第三个选择：什么都不改。”可改可不改则不改，这是编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箴言，也许，这个工作态度也是被广大作者先生们“逼”出来。编辑很尽职地把疑问传达给作者，作者却拒绝修改，还说：“我觉得这家伙知道的不会比我多。”这句话是很容易让一位编辑陷入绝望的。
所以作者与编辑应加强沟通。诺里斯在阅读詹姆斯•索特的作品，而发现四个多余的逗号时，曾主动去信询问这位“对语言如此敏感”的作家是如何使用逗号的，因为她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对逗号的判断力”了。结果对方很认真友好地作了回信：“有时，我不会管逗号使用规则……如有必要，标点能增强句子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当然，这是不被允许的，得自作主张。”
这个颇为幽默的回答，令诺里斯哭笑不得。毕竟“当一位不是诗人的作家用节奏感为自己辩解，编辑们往往面面相觑。”但在詹姆斯•索特详细说明了她去信中提及的每个句子中逗号使用的依据时，诺里斯表示对他“心存感激”。
她在书中这样形容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依我的经验，真正伟大的作家享受编辑的过程。他们会斟酌编辑提出的问题，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会存有戒心。毕竟作品出版前先让编辑过目，为的就是测试普通读者的反应。就好比出门前要确认领口的标签有没有露出来，当然，除非你故意把衣服穿反。”
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作者的稿子都让编辑大呼头疼，有些作家本身写作就非常考究，一些精雕细琢的散文发过来，“让我不敢相信自己还能领着工资来读这样的佳作！”我们通过这句话，不难感受到诺里斯的欣慰之情。或许“欣慰”一词都嫌太克制了，因为她“陶醉其中，超脱于编辑办公室之上。读到这么完美的手稿，很难对要修改之处时刻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有所疏漏，也不能以此为借口。”由此我们看到，作者的一篇严谨优美的文章，许是会让一位资深编辑失态在工作岗位上的！
要而言之，作者与编辑，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善意的沟通关系。也许“得到”APP的沟通经验更值得各位编辑借鉴：当讲师们把写好的讲课稿发给编辑看，首先编辑一般会不吝赞美之词，“您这次的稿子实在是太棒了！写的特别好！”然后切入正题，“但如果一定要我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有如下99条修改意见……”
于是我们回到诺里斯在《逗号女王的自白——编辑的自我修养》这本书扉页，开宗明义写下的话：“当然，纠正别人的错误时，请务必怀着善意，希望后世作家纠正我的时，也能友善待我。”我猜此举，大概是因为曾经身为文字编辑的诺里斯，如今也是一位出书的、供人“挑错”的作家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