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由新闻栏而始却以评论栏而终，此间之变革系述评文体在百年发展中的第一次属性变动。此次变革，一方面推动了期刊述评专栏在民国期内诸如各大报刊均设有之、多次集结出版等的辉煌，另一方面也促动了期刊述评在写法上的多种可能性，亦为20世纪80年代的"裂变式"变革埋下伏笔。究其缘由，则与述评专栏所处的时代环境、政治局势，及述评发展的文体自觉、时人的主体理解等均有着密切之关联。
【关键词】民国；期刊述评；专栏；属性变革；文体
为补期刊“事实信息不足而评论信息有余”之憾，自1918年而始，民国期刊广设述评专栏，称为“时事述评”“大事述评”或“述评”等。作为述评最早的一种媒介形态，期刊述评既对一段时间内的重要新闻予以报道，又对其进行释疑解惑性的分析与评论，在缓解期刊事实信息压力之余，又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体类型。民国期内，其以期刊为载体，萌芽于纪事类“新闻”专栏，发生于1918年《每周评论》的“国内/外大事述评”栏，辉煌于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述评”“经济述评”“军事述评”等“评论”专栏，且于民国期内多次以专栏的形式集结成册、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期刊述评转战报纸，虽仍以专栏为形式并作为评论文章的一种而长期存在，但却在20世纪80年代“突遇”变革，一部分脱离专栏，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称为述评性新闻，另一部分存留专栏，继续作为专栏文章的一种，称为新闻述评。对于此次变革，诸如周胜林、林荣强等都曾著文述及并正面评价，但亦有部分学者不解于此次变革中述评性新闻的生成，认为“将新闻述评归入新闻报道形式，是中国新闻界目前的现实，但现实不能成为其合理的理由”[1]。然其实，述评的此次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可供追溯的历史渊源。
溯至期刊述评，即会发现上述变革在民国史中早已有过，然不同于此次变革一分为二的“裂变式”演化，民国史中的变革系“转变式”演化，是专栏内的“属性变革”。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期刊述评曾在至少600余份期刊上设有专栏，这些专栏历经数十年，由“新闻”纪事栏而始，又以“评论”栏结束，其间所经历的漫长演化即为“属性变革”，而这一现象所饱含的深意即是20世纪80年代变革之因由。基于此，本文意以民国期刊述评的专栏史梳理为路径，以专栏属性的变革为旨趣，并以变革现象的解读为目的，以达解惑之作用。
一、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发生与发展史略
从述评专栏开始的1918年到民国末年的1949年，期刊述评以专栏为载体在诸多期刊上留下了印记，据不完全统计，彼时至少有600余份期刊设此专栏。这些专栏在初时以纪事类“新闻栏”的形式呈现于期刊，并在“纪事栏or评论栏”的博弈中逐渐走向报纸，进而成为报纸评论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间所呈现出的是一部民国期刊述评的专栏史，也是一部述评专栏在报与刊上的流变史。
1.民国期刊述评在期刊纪事类新闻栏中的发生
纪事，也称纪事本末体，原属或以备史官之采择，或以裨史籍之遗亡的史书体裁，近代报刊出现后，被作为记录有历史意义的新闻事件的一种通讯应用于期刊，常以“纪事”“记载”“大事记”等的栏目为态，并因其自身所备的强烈新闻性，而为清末民初之际主攻“揭载评论”的期刊所竞相设立，以弥补新闻性孱弱之缺憾。在期刊纪事栏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编辑方式的几次进阶，直接推动了期刊述评专栏的出现。
一是“文末附注”——期刊述评在《东方杂志》“记载”栏中的萌芽。不同于以往纪事栏的信息集纳，1908年5卷7号的《东方杂志》“记载”栏进行了编辑工作的一次大改良，改良后的“记载”栏不但刊录基本事实信息，且对一些重要之信息辅以附注，其通过评论、分析等的方式揭露意义、补充信息、实行索引，及直接评论等，被称为“超越具体事实的认识结构，是为评论才能完成”[2]，然自1910年5月主编孟森离职后，“记载”栏又恢复到以往之状态。
二是“加叙加议”——期刊述评在《独立周报》“纪事”栏中的成型。1912年创刊号，《独立周报》于头版首栏设“纪事”专栏，并在《本刊特别启事》中宣称“加叙加议，独见匠心，从未直录公犊，剪抄报章，为向来丛报所未有”，创新了新闻纪事类专栏的体例。不同于“文末附注”，此时的“加叙加议”更加注重情感的宣泄，也会直接使用“呜呼”等语气助词，但其“述”与“评”的结合中因没有分析作过渡，在写作方法上略显稚嫩。
三是“夹叙夹议”——期刊述评在《新青年》“国内/外大事记”栏中的成熟。1915年创刊号，《新青年》于头版首栏设“国内/外大事记”专栏，既“体现出编辑主体的认识和概括，又照顾到事件的源流、背景”[3]，且已走出了“前叙后议”之模式，做到了“边叙边议”，不仅对事件进行了综述性的报道，且加入了分析成分，使“叙”与“议”之间过渡得更为平顺，在述评的文体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并最终使该体裁成熟”[4]。
四是“国内/外大事述评”——期刊述评专栏在《每周评论》上的出现。1918年创刊号，《每周评论》继承了《新青年》的经验，于版首设置“国内/外大事述评”栏，正式拉开了期刊述评专栏化发展的帷幕，且自第二期始，“明显增加了‘评’的力度，使得‘述’的新闻性与‘评’的论断性有机结合与相得益彰，凸显了舆论家的真本色”[5]。
2.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发展史略以所统计到的设置述评专栏的报刊和设置年份为坐标，将民国期刊述评的专栏史走势呈现于图1，并以此为依据进行了如下四个时期的划分：
图1 期刊述评专栏走势（1918—1949年）
（1）发生期（1918—1925年）。该时期的期刊述评专栏经历了“设立”“流行”“扩散”等三个阶段。其中，“设立”始于1918年12月《每周评论》“国内/外大事述评”栏的设立；“流行”起于一批以“评论”命名的时政类期刊对《每周评论》版式的仿效，如《湘江评论》的“湘江/西方/东方大事述评”、《评论之评论》的“一周大事述评”等；“扩散”则起于除时政期刊之外的党团类、专业类、综合类、学生类、青年类乃至基督教类期刊对述评专栏的相继设置。
（2）第一发展期（1926—1936年）。以中国20世纪20、30年代的“期刊热”和“杂志年”为背景，该时期的述评专栏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既形成了以时政类期刊、综合类期刊、专业类期刊和党军类期刊为代表的主流期刊群，又在附刊、画报类、华侨类、机关类期刊上有所突破，尤其是附刊和画报。前者是大型日报的每周增刊，其对述评专栏的关注为述评从“期刊专栏”向“报纸专栏”的扩张提供了铺垫；后者虽不以文字为主要内容，却仍基于自身的“考虑和阅者来信的批评建议”[6]而增设并聘请名家来主持专栏。
（3）第二发展期（1937—1944年）。受抗战影响，该时期的期刊述评专栏多以服务抗战为主旨展开，凸显了一定的工具性能，既以时局走势为纬形成了以重庆、上海、武汉、成都为代表的新的城市群，又以抗日宣传为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期刊类别——抗战类。该类期刊均有明确的创刊目的，又多有相对固定的述评作者群体，并擅长对中日形势进行剖析，风格以气势取胜，多有诸如“我军”“倭寇”等的词汇现于标题，颇有时代之风。
（4）第三发展期（1945—1949年）。基于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该时期的述评专栏呈现出了“刊物流动性大”“形势述评凸显”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中，前者起于国民政府穷途末路之际对报刊的极力控制，在终刊、查封、迫害的背景下，刊物往往寿命较短；后者则起于民众对国际、军事、经济形势的殷切关注，尤其是经济述评，因能“及时地反映和分析物价、金融等方面的形势，一经出现立刻成为读者最关注的述评之一”[7]。
二、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流变与现象还原
民国期内的期刊述评始终以专栏为载体发生并发展，此间，亦有诸多系关述评专栏与纪事类新闻栏、评论栏发生关联的例证，及时任编辑、主编、编辑部宣言等对其所在刊物设置述评专栏的说明，故以此为线索，并以600余份期刊的逐一查证为路径，笔者整理了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流变，并对其流变现象予以图景之还原。
1.述评专栏属性流变的脉络梳理
从1918年《每周评论》的“国内/外大事述评”栏到1949年《群言月刊》的“军事述评”栏，期刊述评专栏在民国期的演化中经历了从“纪事”到“评论”的专栏变更，并可划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1）集中于发生期的“纪事栏”阶段。严格意义上讲，发生期的述评专栏可按栏目属性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18—1923年左右的以《每周评论》“国内/外大事述评”为代表的“纪事栏”阶段，二是1924—1925年左右的以《科学周报》“述评”栏和《评论之评论》“一周大事述评”栏为代表的“博弈”阶段。
其中，第一阶段的述评专栏大都为新闻性质，恰如《每周评论》的“国内/外大事述评”，其虽在“评”的力度上有所加强，但仍被视为“讲‘事’的一种手段，一种在叙事中体现的见识”[8]，故被罗家伦赞赏为有系统的纪事栏，此后的《民心周报》《青年友》《商报》《新民国》等述评专栏均属此类。第二阶段的述评专栏的属性已开始有所波动，处于两极之端的莫过于上海《民国日报》的两份附刊《科学周报》和《评论之评论》，前者的“述评”已属“评论栏”，其例证出现于1924年的第13期，表现形式为其在目录中将《科学界的伟人》一文所属的专栏写为“论述”，而在正文中却将其写为“述评”；后者的“一周大事述评”尚属“纪事栏”，其例证出现于1924年第8期，表现形式依然为目录与正文的栏目标识的不一致，其目录中的述评栏标记为“一周大事述评”，而正文中却标识为“一周大事纪”。此一种刊物的两份附刊上出现了对述评专栏的不同认知，意味着当时新闻人对述评专栏的理解开始有所背离。
（2）集中于第一发展期的“两栏博弈”阶段。该时期内的述评专栏在属性上一分为二，有将其列为纪事类新闻类，也有将其列为评论栏，代表例证如表1和表2。
表1 述评专栏隶属于纪事栏的例证呈现
| 序号 | 刊物名称 | 刊期 | 述评栏目名称 | 发生关系的栏目 |
| 1 | 《前导半月刊》 | 1930年第8期 | 两周来大事述评 | 专载栏 |
| 2 | 《前导半月刊》 | 1931年第14期 | 两周来大事述评 | 附载栏 |
| 3 | 《交通职工月报》 | 1933年第2期 | 最近国外大事述评 | 时事栏 |
| 4 | 《川盐特刊》 | 1933年第177期 | 国内外大事述评 | 时事栏 |
表2 述评专栏隶属于评论栏的例证呈现
| 序号 | 刊物名称 | 刊期 | 述评栏目名称 | 发生关系的栏目 |
| 1 | 《青年进步》 | 1926年第90期 | 中外大事述评 | 时评栏 |
| 2 | 《革命周刊》 | 1929年第52期 | 时事述评 | 时事短评栏 |
| 3 | 《环球旬刊》 | 1929年第1期 | 国际时事述评 | 国际时评栏 |
| 4 | 《新闽前锋》 | 1930年第4期 | 国际述评 | 时评栏 |
| 5 | 《南华评论》 | 1931年第18期 | 时事述评 | 时事短评 |
| 6 | 《明日（广州）》 | 1932年第1期 | 每周时事述评 | 每周时事杂评 |
| 7 | 《交通职工月报》 | 1933年2期 | 最近国外大事述评 | 时评栏 |
| 8 | 《政治月刊》 | 1934年第6期 | 时事述评 | 时评栏 |
| 9 | 《关声》 | 1934年第7期 | 两大事件的述评 | 杂评栏 |
表1和表2列出了述评专栏在第一发展期内的属性两分，代表性栏目如1926年第90期的《青年进步》将“中外大事述评”列入“时评”栏，而1930年第8期的《前导半月刊》的“两周来大事述评”则被列入“专载”栏。同时，该表格亦凸显出两个问题，一是时人对述评栏的认知浑沌，二是认知渐倾向于评论栏。
对于前者，代表性栏目即1933年第2期《交通职工月报》的“最近国外大事述评”，其与“最近国内/外大事纪要”并列被归于“时事”栏，既证明了此时述评栏与纯纪事性质的“纪要”的严格区分，也证明了其仍未脱离纪事类新闻栏（时事栏）的范畴，然同时，该期内的述评文章《美国大规模之建舰计划》的文末却以括号注明“录申报时评”，即该报从《申报》“时评”栏转载了该文并作述评之用，证明了时人对述评栏的认知浑沌。对于后者，恰如有研究所称的“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专栏写作始终以新闻评论为基本形态”[9]，述评专栏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亦开始了向评论栏转化的认知，而诸如《革命周刊》《环球旬刊》《新闽前锋》《南华评论》《明日（广州）》《政治月刊》《关声》等刊物的述评栏设置即为证明。
（3）集中于第二、第三发展期的“评论栏”阶段。随着抗战期的到来，刊物多呈现为“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众全民抗战”[10]，述评专栏亦被赋予浓厚的工具特性，且呈现出“大事述评”栏急剧减少、“时事述评”栏逐渐增多、“形势述评”栏异军突起的场景。其中，“大事述评”因与纪事类新闻栏的天然联系而在该时期内鲜有设立，反而凸显了颇具战斗性的倾向于评论性质的“时事述评”，代表性栏目如1937年1卷6期的《时事半月刊》“时事述评”栏，篇数达至8篇，而1938年复刊的《中央周刊》，在改《中央周报》为《中央周刊》的同时亦舍原有的“大事述评”而改为“时事述评”，且半年时间内篇数就达至百余篇，密切服务了抗战。同时，以分析形势著称的“国际述评”“军事述评”“经济述评”（多出现于第三发展期）纷涌而现，既摆事实又讲道理，多被称为“社评、评论文章”[11]的一种。
2.属性变革现象的图景还原
自《每周评论》“国内/外大事述评”之后，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变革即有所呈现，至1934年终完成了从“发生”到“结束”的历程，对于该现象，时任编辑、主编的回忆，编辑部的宣言中均有所说明。
图景一：发生。期刊述评专栏属性评论化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经历了“写法变革”和“属性变革”两个过程，其中，“写法变革”系指1919年毛泽东主笔的《湘江评论》“湘江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和“东方大事述评”中极重的“评”的痕迹，其也因此被《每周评论》誉为“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属性变革”系指1921年基督教青年刊物《青年友》首期《本刊今后对于青年的贡献》一文对“见闻述评”专栏的评价，其称“本刊辟有‘见闻述评’一门，将国外和国内所见所闻的择其关于时局重要的事件，一一评出来，以贡献青年诸君之前”，此间的“一一评出来”之“评”字道出了主编史济材对述评专栏的属性认知，可成为述评专栏属性评论化的较早案例。
图景二：发展。继属性评论化案例出现后，民国报刊上的述评专栏又回到了纪事类“新闻栏”的状态，且着重彰显了其作为深度新闻的“系统”与“辑录”功能。其中，“系统”一说源自1923年《东方杂志》主编钱智修在《本志的第二十年》中对“时事述评”栏的描述，其称“在半个月间国内外新发生的大事，我们都想为有统系的叙述，而且就我们所见到的，繁以简单扼要的批评……我们的见解，不过是一种参考的资料，讨论的楔子罢了”，既强调了“有统系的叙述”，又强调了“评”的“简单扼要”；“辑录”一说源自1924年《青年进步》主编皕诲在《卷首语》一文对“时事述评”栏的描述，其称“从本期起，增加‘时事述评’一栏，辑录海内外大事，尤注意于国际关系，社会情形，俾读者于一览之余，与每日阅多数报章无异”，着重强调了述评专栏的“辑录”功能。由此言之，此时的期刊述评专栏仍处于新闻栏的阶段。
图景三：转折。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期刊述评专栏的新闻属性有所减弱，代之的则是要“侧重宣传”“侧重分析”和“侧重批评”之声的加强，其中，“侧重宣传”系指1928年《中央周报》《发刊辞》对“一周大事述评”栏目设置的描述，其称“‘一周大事述评’须站在本党立场评述重要事实，并依据目前事实介绍本党理论，务达据事实以证明理论，依理论以解释事实之目的”，为述评专栏附加了宣传之功能，而此功能的实现靠的则是“摆事实和讲道理”；“侧重分析”系指1927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委员会临时特刊》《今后的本刊》一文对“时事述评”栏的介绍，其称“时事述评，在这一项里面，我们不是要抄袭普通的报纸，作机械的工作，我们先要确定重要时事中的事实，加以精密的分析，然后加以推测，或断定，我们决定应取的态度。在分析时事里面，我们须要注意到她的历史的背景；变更的可能，和她的发展在革命上的位置，及国际间的关系，我们应当站在国民革命的观点上，为着大多数的利益观点上来批评，来应付”，着重强调了有态度的“分析”乃至“批评”；“侧重批评”系指1927年《真光杂志》在每期“时事述评”栏开头所述之文字，其称该栏“由栏目编辑所作，是将一月内之时事，择要加以公正之批评，以视别种专事剪报之刊物，不可同日语”，既道明述评栏与纪事栏的区别，又强调必须要贯彻以“批评”之路径。
该阶段内的期刊述评专栏虽亦有诸如《良友》（1929）“时事述评”栏所称的要“每期刊登一篇提纲撮领而不是账簿式的文字，把一月的大事一气叙述”，但总体而言已呈现出属性上的转折。
图景四：完成。20世纪30年代后，期刊述评专栏的评论属性渐呈压倒性之优势，不仅有诸如《国际周报》之类的期刊在启事中直言“述评，以客观的态度，批评最近国际之事件”[12]；也有诸如《国闻周报》之类的期刊直接改“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述评”为“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述要”栏，并称1926—1934年间的“国内外一周间大事述评”栏“只做到了‘述’，实未尝‘评’”[13]，有负述评之名；亦有诸如李维德等的读者直接给编辑部写信称“‘时事述评’，该栏却缺少‘评’”[14]。此系列操作均反映了时人对期刊述评专栏属性的理解与把握，也标志着民国期刊述评专栏属性变革的完成。
三、变革现象发生的内涵解读
在《清华周刊》和《时事周报（成都）》所刊登的《编辑部宣言》《时事述评究竟怎样编辑？请大家来讨论讨论》等文章中，曾有过对述评专栏的详加叙述：
是什么——“尽所谓时事‘述评’者，不是丢开了事象本身而另加一段评论于文尾或文首的话，它只是在字里行间用褒贬诛伐的方法而已”[15]。
为什么——“‘评’字终为易惹误会”[16]。
如何误会——a.编辑：“时事述评竟可‘述’而不‘评’”[17]；
b.读者：“时事述评，该栏却缺少‘评’”[18]；
c.编辑部：“这一栏或者是个赘瘤，既不能像学术栏的益人知识，又不能若文艺栏的使人兴感，復不能若新闻栏的告人以新消息，杂爼栏的醒脾快意，总而言之，无其他任何栏的美德，徒然将一周前的旧事拉杂地重述一遍，本栏之不能予人以注意者在此”[19]。
误会的结果——时人对述评的“评”即述评专栏的属性产生了“要评”“须评”“不评则无点睛之处”甚至“不评一无是处”的判定，并引领此后述评专栏属性“评论化”的走向。
上述文字彰显了期刊述评专栏属性变革的逻辑关系，其由纪事类新闻栏而来，因本质是纪事栏的一种高级编辑（综述+评论）形态，故将“评”定位为字里行间褒贬诛伐的一种“方法”，然因“评”字惹人误会，在数次期刊述评专栏该如何编辑的讨论后，不仅读者、编辑，乃至编辑部都渐倾向于“评即评论”一说，直接引领了期刊述评专栏属性的评论化走向，此间之缘由及内涵，不仅仅在于编辑主体的认知偏差，更多的则是其背后的文体自觉与文体需要。
1.期刊述评专栏与述评文体的内涵一致
在专栏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林克勤曾称报刊专栏指“在报刊固定版面的特定位置，由个人或集体定期撰写的，围绕一个中心或特定专题展开的,具有统一的标题和文风的一种新闻写作文体”[20]，从这个意义上看，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变革即指期刊述评这一文体属性的变革。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期刊述评的文体属性经历了三次历变，分别是“偏报道”“偏评论”和“报道+评论”。其中，“偏报道”指期刊述评在写作上以述为主，以评为辅，在呈现形态上近似于西方解释性报道；“偏评论”指期刊述评在写作上以评为主，以述为辅，在呈现形态上接近于现代新闻评论；“报道+评论”指期刊述评在写作上虽保持述与评的各占一半，但“每篇都有作者独持的主见”且“能以真知灼见的眼光作精确详明的分析”，并将“述”定位在“提纲挈领的叙述”[21]，故在呈现形态上仍未能溢出评论文章的范畴。
从“偏报道”到“偏评论”再到“报道+评论”，民国期刊述评的文体属性也从新闻报道转向新闻评论，最终定义到报道和评论的杂糅上来，此间所呈现的则是期刊述评的三种可能性，一即可向新闻报道拓展，作为新闻报道中深度报道的一种类型，由记者来一手采写与编辑；二即可向新闻评论拓展，作为新闻评论中特殊的一种类型，由编辑或评论员来直接评判与议论；三即可实现文体的杂糅，虽以评论专栏为形式，却以夹叙夹议且议在议论的杂糅文体为写法。伴随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变革，民国期刊述评呈现出的三种文体属性不仅彰显了其在民国时期的写法可能性，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述评属性的“一分为二”埋下了伏笔。
2.影响文体属性变革的政局与时局因素
民国期刊述评出现后曾多次被定位为“宣传办报者观点和主张的‘工具’”“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有助于社会民众‘训练其头脑’”，此种工具论调为其奠定了随“政局”和“时局”所变的发展基调。
就“政局”来看，民国37年间，不同性质的报刊在言论的表达上呈现两个极端，一是言论的颇受掣肘，代表性刊物类别即民营刊物和社会团体刊物，如文理综合性刊物《清华周刊》，虽设“时事述评”栏，却述多于评，不能起到“述评”之作用，其原因恰如其编辑水天同所言，想“稍稍弄笔墨，亦须‘小心火烛’，欲为畅达严整之论，又不可能矣”，故“虽感痛苦而实无法”，只能“对于时事述多于评”[22]；二是言论的颇具力度，代表性刊物类别即政党类，其不仅在议论的程度上和范围上有所增长，且在事实信息的完整传递上体现出了严重的不足，有的述评文章甚至直接以极近新闻评论的笔法出现，如1924年第26期《浙江周刊》的“大事述评”栏中的“孙宝琦被弃”一文，通篇未有对孙宝琦被弃一事给予综述，反而只用一句话交待后即进入议论和抒情之篇幅。
就“时局”来看，民国期内的抗日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均使得中国卷入了国际事务，其一方面促使了期刊述评国际题材和军事题材的大繁荣，另一方面也促使了该时期内中国新闻文体功能性征的大发展。在此背景下，各类开设期刊述评专栏的报刊纷纷以笔当枪，一篇篇诸如《杀鸡取蛋的美国政策》《日本的卷土重来》等文章不断地展示着“一家报馆犹如一支军队，报纸的威力胜过四千毛瑟枪”的风姿，并在写作述评时极为擅长“先从当前任务的角度来选取一个主题或着眼点，然后收集可以论证主题的材料并开展评述”，且在分析事件本质时“带有鲜明的倾向，或褒或贬，观点明确”[23]，于客观上导致期刊述评专栏属性的评论化。
3.影响属性变革的文体自觉与主体理解
学者朱德发曾言“从文类文体上看，文体的自觉带来的是各类形态载体的纷涌崛起，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新文体或边缘性文体，从个体文体的角度看，不同风格、不同形态的文体并列杂陈，甚至相互比照”[24]，由此阐发出民国期内文体发展的自觉与杂陈的问题，其中，前者系文体自觉，后者系主体理解，也称人的自觉，被称为文体探索的两个支点。
（1）以“变”和“分”为特征的文体自觉
文体自觉的概念最先存在于文学文体，并表现为“变”和“分”两大特征。其中，“变”的思想广泛存在于我国从古至今的文体发展之中，故也有了“文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变的”，“常变则常新”，“文岂有常体”，“体无常规，言无常宗”等的说法，单以“赋”而言，三国两晋及六朝，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同一种文体，历经不同的朝代，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对文体发展而言，“常”是基础，而“变”是特征，在同一体裁内部亦是如此，因而，当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一种体裁从其萌芽到发展，到最后定型，不正是“变”的结果吗？正因如此，“变”的思想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我国文体发展不离寸毫，也逐渐成为我国文学文体中长存的一种意识，并持续对羽化出文学文体的新闻文体发展产生着影响，而新闻述评文体属性的变革也恰归因于此。
同时，“分”指文体的分化，其是中国文体区别于西方文体的主要特征，故也有“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文体分化、类型转换的历史”[25]之说。及至“五四”运动前后，新闻文体从文学母体中独立，而于发展上则非但沿袭了文学文体的分化表征且于此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分化，这种分化既表现在基本体裁之间，如在消息、通讯、评论三大新闻文体格局基础上又产生了调查报告、新闻述评等，也表现在同一体裁之间，如自从传记文学中脱胎后，通讯又分化出了纪实性通讯、旅游考察通讯、人物传记等。对于新闻述评文体而言，其既是新闻文体基本体裁之间分化的结果，却也自出现后在其体裁内部继续分化，如称谓上的分化，分为大事述评、时事述评等，再如题材上分化，分为国际述评、经济述评、军事述评等。从期刊述评文体的演进历程看，其在民国期内的“偏报道”“偏评论”和“报道+评论”何尝不是一种分化，而改革开放后部分脱离评论专栏变为“述评性新闻”的变革现象又何尝不是分化。
（2）以“身份”和“风格”为指征的主体理解
对于文体自觉和主体自觉，时人多认为是同步的，也有不少研究围绕其展开，如朱德发的“五四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且其当时的文体自觉与人的自觉取得了圆满的共振性和同构性”[26]等，故在人的主体自觉与文体自觉之间不自觉地被搭建起了一种伙伴的关系。然在新闻文体领域中，亦有不少研究认为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记者“对于新闻的那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和文体追求尚不够明晰”，并下了如下结论，认为“真正的文体自觉则是在80年代中期才逐渐萌发的”[27]，而此观点也为新世纪至今的诸多学者所援引。若沿袭此观点，那民国期刊述评是不存在主体自觉的，而其对文体的践行也多基于主体的个人理解。
文体作为一种长期形成且相对稳定的共同审美形态，它有特殊的构成因素和独特的表现手法，创作者在创作时一般应尊重各种文体的艺术规律，但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文体也不可能凝固化和绝对化。[28]当创作者的身份各有不同，其创作出来的文体即会于更深刻的层面上体现出写作主体的气质、人格和审美等三要素的相互关联与整合，而所谓的“文如其人”“风格即人”即是这个道理。在民国的述评史中，其创作主体的身份相对多样，有集体，也有个人，而在个人中，有政治文人，有编辑，有记者，有评论家，还有各领域专家，如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经济专家许涤新等。这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述评文体发展的稳定性，因为身份在文体的生成和演变中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是主体具有的集伦理、职业、学术、地域、团体、时代等多种身份于一体，反映着主体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语言、思想观念的一个综合体。身份不同，其对文体的理解也就不尽相同，正如中国的文学谱系研究，就是在通过主体的行为目的来阐述文学“为什么言说”及“言说什么”和“怎样言说”，通过主体的身份追求来阐述文学的外在规律对文体文本内在发展的作用，通过主体身份的转换导致的行为目的的转换来解释文学“为什么变”，通过行为及其表达的文体文本的互动来阐述文学文体文本“怎么变”和“变成什么”[29]，由此，文体的发展是会因人的“文体追求与创造”[30]而产生“变化”的。
如前所述，述评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曾有过两次较为显著的属性变革现象，除却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一分为二”式的突变，其在民国史上还有着一次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慢性演化，并寓于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变革之中。由此，也致使民国期刊述评专栏的属性变革现象与述评的民国流变、文体自觉、时代环境、政治遭遇，及时人对该文体的主体理解产生了密切之关联。同时，该专栏所经历的包括新闻和评论在内的两种属性，也为述评在20世纪80年代朝着述评性新闻方向的演化提供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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