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3日，在第十届江苏书展期间，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指导，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主题论坛在苏州举行，浙江大学出版社（简称“浙大社”）总编辑袁亚春发表主旨演讲。
出版，是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让人难以捉摸的行业之一。我们探讨“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展望”是一个极具战略性的词语，需要站在较高的观察点，拥有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有预见性、前瞻性。作为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将谈一些微观层面的思考。值得说明的是，标题中的“活”，不仅仅是指“存活”，更指走活路、下活棋的“活”。
小康和出版有什么关系？
《辞海》中指出,“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较宽裕,可以安然度日。” 《诗经》之《大雅·民劳》，最早提到“小康”一词:“民亦劳动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这里的“小康”，不是国家和人民最理想的状态，只是稍有安康、安宁，生活不至于太艰难。
小康作为一种相对理想的社会模式，最早在《礼记·礼运》（西汉）中有较系统的阐述。如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比历史上这些概念要全面、具体得多。比如说衡量“小康”的标准，是以恩格尔系数（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为参照的，等于40%——50%为小康，高于50%为贫困，低于40%为富裕。2003年，中国恩格尔系数平均值达到40%（农村46%，城镇37%），整体达到小康；2019年，平均值下降为28.2%，达到相对富裕级别。
可见，从平均数值来看，我们早已达到小康社会。但“平均”不等于全部，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平均；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0.6表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一直不低：2003年为0.479， 2019年扩大到0.520，多年一直处于差距较大、并进一步扩大的阶段。
2019年，全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人民币）。如果说，人均GDP 2万美元是跨入发达门槛标准，那么，我们刚刚达到一半，属于中等发达，还处于总体达到小康、部分奔小康阶段。
无论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中央既定目标，马上成为现实。从经济学、社会学视角，这种里程碑式的变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马斯洛需求分层中， 关爱与归属感的需求（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处于第三层次；然后才是被尊重需求（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等），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包括获得真善美等至高人生境界的需求。
那么，出版业在GDP中处于什么位置呢？从数量来说，只能说是“微不足道”。2019年我国GDP约99.1万亿元,而同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总规模为1022.7亿元，仅占全国GDP规模的0.1%；多一点即便是含出版、印刷和发行在内的整个大出版产业规模，2018年也就是1.87万亿元左右，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93.4万亿元的2%。这个数字，对于已经在物质上越过温饱阶段，需求层次从满足简单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到获得归属感（社交）、被尊重甚至自我实现需求的人们而言，实在是不相匹配。
出版人、读书人的小康理想是什么样子？
有位作家说过：“读书人的小康标准是，买书不愁钱，藏书不愁房，读书不愁考，出书不愁销。”在我看来，可以理解为：出版人——出书有品质，卖书有尊严；读书人——读书有乐趣，买书有余钱。
首先，出书有品质。全国年出版新书20万种左右。出好书、出精品是最重要的抓手。一是确定五年规划重点选题，全国总共3000多种（含古籍整理项目）重点选题，平均每年700种；二是出版基金项目，每年有600多项，其中一部分来自重点选题规划。而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每年不到100种，这样看来，国字号的主题出版物，一年大约有1500种，这还不到新书总出版品种的1%。若加上虽没有国字号加持，但市场叫好、称得上精品的新书，就算扩大20倍，全国也就3万种新书，仅仅是总出书量的15%。 所谓 “出书有品质”，还只是理想，绝大部分出版社还走在迈向高品质出版的路上。
其次，卖书有尊严。国家对于图书销售，尤其是实体书店经营，提供了实质性的扶持。但是，被扶持不等于有尊严，很多书店卖书挣不了钱，只能靠卖文创产品、咖啡来勉强维持营业。杭州晓风书店作为书店行业的翘楚，曾吸引总理到访，杭州市长最近也在这里买了书，但即便成了书店中的“明星”，单靠卖书也难以存活。
出版社卖书又是另一番境遇。在图书寄销制取代经销制之后，书店“退书没商量”，出版社总是被动的一方，加上库存积压越积越高（2019年全国图书库存码洋达到524.97亿元,可能还不包括在途图书），图书资产变现能力差。大量资金沉淀在不良资产中，中小出版社现金流出现短缺，不得不降价变卖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卖书似乎也缺少尊严。
再次，读书有乐趣。读书是获得知识滋养、文化熏陶的重要途径。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看似是件很享受的事情，但只有读书人才懂其中的苦。在经济短缺年代，趣味性并不是读书的重要因素。“读书”约等于“学习”“受教育”，以知识和思想单向传递为主的“功能性阅读”是中国式读书的主流，所以那个时代的图书是不太会考虑趣味性的。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功利性阅读依然是主流。
读书有无乐趣，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读书人本身爱不爱读书。爱书者恒爱之，不爱书者恒不爱。二是书本身有没有趣味性。浙大社曾出版过一套“快乐作文”，其实就是为写作文找方法的书，本身并无多少趣味性。小康社会仍然不能缺少这类功能性出版物，因为知识更新周期短、迭代加剧，学习终身化，人们需要这些有意义但不一定有意思的书来丰富精神世界。
但是，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更有趣味、可读性更高的书，包括大量艺术书、文学书，甚至高品质的休闲书，这些书于生计是“无用”的，但也许“无用”恰为“大用”，阅读时不但有闲适的乐趣，且有助于滋养艺术、文学修养和品位，对人生意义的领悟变得更加敞亮、通透，这难道不是更大的收获吗？
然而，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所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有贵族心态”的，出版业谈理想、谈情怀，大多赚不到钱。高端艺术类、文学类，包括一些高端休闲类图书的市场，并不是大众所青睐的。如果政府和社会不支持，出版社没魄力，高端艺术书就做不出来。
最后，买书有余钱。小康实现了，读者可自由支配的钱更多了。如果有人说现在书价高，我不否认。跟过去比，现在的书已是天价。但若说买不起、让人望而却步，那也不太可能。上文已提到，现在全国图书零售的市场规模达千亿元，却只是全年游戏产业销售收入2330亿元的43%。即便再增加1倍，那也仅仅是游戏产业规模的85%而已。
出版人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出活路？
我国的出版物是传播先进知识、传承优秀文化的载体，也是宣传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阵地与渠道。做出版，没有理想不行。没有理想的出版人，最多只是“知识和文化的搬运工”。但只有理想、不接地气同样不行，一个豪情万丈的出版人，若没有经历过满身尘土、一脸委屈的折磨，不会是一个好出版人。
客观地讲，每一个熬到社长、总编辑的出版人，几乎都心怀理想。我们希望能够紧跟国家改革发展趋势，围绕党和政府工作大局，做出导向正确的主题图书；紧跟学科前沿，做出充满学术创新的高水平学术书；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做出高品质图书；做出真正以人民为中心、为群众普遍喜爱的大众图书。没有这点“理想”做底色，出版人就没有了光环和张力。
但是，出版的现实往往不是总能让你的理想如愿。
首先，出版人需要精准把握国家战略需求；把握不准，就无法体现承担国家项目的能力，永远只能跟在后面“吃土”。
其次，出版人需与相关研究领域紧密互动，掌握学科前沿，有学术判断及对话能力。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学者眼中，出版社只是其学术成果发布的平台之一，是渠道，不是同道；要成为同道，就必须做足学术功课。
再次，目前的出版社已经越来越远离市场，市场对出版机构也越来越不“友好”。有多少编辑在选题策划时能深入市场、了解市场需求？ 发行人员口中的“市场”到底是真正的终端读者，还是“渠道”？
许多时候，我们听到的市场描绘只不过是一组一组数据和曲线，而不是读者，这是出版社远离市场的症结。而市场的“回报”也很直白，要么直接惨淡收场，要么数据出现水分，终端不认账。疫情以来，直播带货盛行，出版业也有动作，这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条真正接近终端市场的路径，但效果如何，还得观察。
第四，出版对新科技、新平台的敏锐度并不高。数字化、融合出版轰轰烈烈许多年，打头阵的往往是非传统出版企业。传统出版企业中数字化收入份额始终上不去，产品和服务更是难以落地。
最后，出版产业人才结构失衡，优质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资金不充盈，仅够满足传统出版的“小打小闹”，要做大做强，依然需要有更多社会资金甚至风险资金注入。由于收入、职业风险、工作前景等因素，许多有一定专长的员工离职转向新媒体，甚至彻底转行，善于策划、懂经营的人才偏少的情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而在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出版社要想走好下一步棋，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更透彻地理解出版的定位和使命。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大局，讴歌时代，讴歌党领导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成就，彰显主流价值。这是责任也是机会。
主题出版是一个很好的抓手，目前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在主题出版上付出脑力、眼力和脚力，成绩斐然。
主题图书的策划是需要一定功力的。好选题还需好作者、好书稿，好书稿还需好编辑、好营销的跟进。浙大社前些年出版了一套“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研究丛书”，围绕经济转型以及“十三五”可能出现的问题，展开讨论，邀请到中国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领衔主编，并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选题规划。丛书一经出版，就广获好评，国际著名出版商麦克米伦主动商谈，要引进及出版英文版。
在国内，这套书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如“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协会年度30本好书等。此书的第二辑继续入选“十三五”重点选题规划，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但就是这样一套书，若没有编辑的大量调研，沟通和社会各界的协助，想要作出这样的成绩，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让“无用”书与“有用”书各有生长空间。因知识、信息迭代更新速度加快，终生学习越来越重要，以技能、知识传授为特征的功能性出版物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大学出版社的教材、教育出版社和其他专业出版社的专业出版物，其形态可以千变万化，但“有用”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特点。由于知识搜索、传播的需要，“有用”的出版物可以传统图书的形式存在，更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形式存在。
但是，随着生活日渐富裕，文化消费需求愈加多元化，“无用”的书也变得越来越有需求。纯艺术鉴赏类出版物、高品质文学或文化休闲类出版物，将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出版品类。“无用”往往为“大用”，无用之书看似无助于知识与技能的增进，但在人格与精神塑造方面，有着侵染熏陶作用。
浙大社为爱好中国书画艺术的读者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就是一套“无用”的大书。“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历时15年，2021年将是其收官之年，该书通过近2万幅存世的中国画作，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浙大社还将以此为基础，策划出版大量关于艺术研究、鉴赏的美术和音乐等方面的图书。
再次，出版既需要摒弃精英主义倾向，又不能拉低读者阅读水准。出版为了什么？从宏观角度看，出版为传播知识，弘扬文明，为宣传党和国家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大政方针、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从出版社微观主体的价值来看，出版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体现团队更大的社会价值，并通过相应劳动获得更好的生活；从作者视角来看，通过著作的出版，分享研究写作的成果、思想和观点，提升其自身的学术和文化影响力；从读者视角来看，通过阅读获得有用知识、信息，提升其精神境界和生活品位。
有鉴于此，出版社既要摈弃单向灌输知识和文化这种居高临下的精英主义做派，又要以读者为中心展开选题策划。浙大社最近出版了《科技向善》一书，该书主张科技要向普惠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类未来发展普遍关切的问题，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倾听读者真实的声音。近年来，出版物出现了多种载体形式，也是顺应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与读者互动的结果。
出版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对阅读的引导、引领、提升作用始终存在。浙大社作为一家以学术出版、专业出版为主的出版社，除了出版学术书之外，也出版高校教材，甚至与 “蓝狮子”财经合作，出版一部分大众读物。但在出版非学术、教育图书时，浙大社非常重视图书的品质。如，吴晓波的《大败局》（一、二）《腾讯传》《历代经济改革得失》《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影响商业的50本书》等，秦朔的《时刻》《文明寻思录》等，都是相关领域专家认可，读者也喜欢的出版物。
最后，小康时代的出版必须坚守出版的本质不变。出版的本质是对内容的整合、优化、传播和分享，所有工作都是围绕内容展开的，没有内容的“出版”，都是非主业、“伪出版”。
新时代的出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出版，它存在于全球化国际背景和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环境之下，所以，出版必须是开放的、绿色的、与时俱进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文明互鉴理念，国际出版合作前景广阔（疫情可能会阻断一些进程，但趋势不会改变），电子书、有声书等新兴出版极大地满足了一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需求。未来的出版业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