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韩立新、杨新明：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媒介融合研究出现了两种范式，即"不同类型媒介之间的融合"和"媒介与行动的融合"。媒介融合不是脱离实践的不同介质媒介之间的融合，而是不同介质媒介在实践和行动中融合。数字化这一技术将许多行动及其过程转化为可传播的数字，行动变得可以通过媒介传播，这是新媒介创造的新融合，反映了新行动时代的来临。大众媒介所演绎的信息传播，发生在具体社会行动的外部，是从外部向行动注入的。新媒介演绎的信息传播发生在具体行动的内部，是行动主体之间的传播，是由行动的属性规定的传播。这种新的变化，反映了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分工变化，传播业要应这种分工的变化重塑业态。
【关键词】媒介；行动；融合；5G技术；全媒体格局
一、媒介融合的另一个向度：媒介与行动的融合
自1999年至2020年，中国知网收录了研究媒介融合的论文8195篇（注：截至2020年5月25日，在CNKI学术趋势中键入“媒介融合”获得的数据）。通过分析学术趋势可发现，媒介融合自2006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其热度持续至今。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中国知网媒介融合研究论文收录量比2014年增长了82%。此后，中国知网每年收录的相关论文超过1000篇，媒介融合成为持续多年的学术热点。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媒介融合研究论文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共同的逻辑前提，即媒介融合是不同类型媒介之间的融合，且多是对“传统媒体融合新媒体的现象进行研究”[1]。在这一逻辑前提的指引下，研究者多是从大众传播的知识范式出发，关注媒介形态、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主体的变化，研究发现也是对大众传播知识的创新和发展。虽然研究者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在整体上并没有形成知识融合的研究取向，知识创新陷入困境”[1]。
在进行“不同媒介之间融合”探讨的同时，学术界出现了另一种范式的探讨，即媒介与行动融合的探讨，对社会实践中的跨界融合、媒介与人的融合等现象进行考察和讨论。有学者认为，我们正处在人与媒介合二为一的“第三媒介时代”，即沉浸媒介的时代[2]。当前的媒介融合发生了本质变化。因此，媒介融合在认识论上需要回归媒介本位，确立技术哲学认识范式，建构智能网络社会的认知[3]。
媒介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介质，它是实践和行动的工具，大众媒介的业态只是这种工具的社会形式，从信息传播框架解释媒介，是大众媒介的逻辑，从实践和行动框架解释媒介，才符合媒介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5]。马克思站在社会历史发展高度的洞见启示我们，不同媒介之间的融合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们不是脱离实践进行的不同介质之间的融合，而是不同介质的媒介在实践和行动中的融合，融合它们的不是媒介，而是不同媒介在实践和行动中实现了融合。
媒介与行动融合的研究肇始于“新受众研究”，学者注意到媒介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使得传统的传播学概念无力捕捉现实[6]。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将社会学理论的实践转向引入媒介研究，提出“媒介实践”的概念。他认为“媒介实践已经不被视为客体、文本、感知装置或生产过程，而是人们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所做的与媒介相关的行为”[7]，包括“面向媒介的实践以及媒介实践对其他实践的影响”[8]。用人类学方法进行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学者，从媒介与生活场景相结合的视角也观察到媒介与行动融合的现象。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日常生活与媒介的融合使得线下行动转化为线上的信息传播，学者将实现这一变化的技术手段称为“数字化”。这一技术将许多行动及其过程转化为数字，然后通过可以传播这些数字的新媒介进行传播，行动变得可以通过媒介进行传播，这是新媒介创造的新融合。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中，媒介与行动的融合一直在进行。人们在行动中使用媒介是传统的融合方式，新媒介创造了在媒介上行动的新的融合方式，也形塑着行动的面貌，并开辟了新的行动空间，但也让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媒介与行动是分离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网络购物的交易规模已突破10万亿大关，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约车、在线教育等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迅速[9]。这是媒介与行动融合的蓬勃发展景象，是经济社会各领域对媒介的运用。在这个最深刻的融合中，大众媒体除了担当内容搬运工，还在媒介形态和内容表现形式方面进行了创新和探索，但存在忽略媒介与行动融合这个重要维度的现象。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部分网络应用的用户规模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在线教育、在线政务、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等行动媒介化的用户规模较2018年底增长较大，增幅均在10%以上[9]。新兴媒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行动中，成为行动过程的一部分。媒介型构的社会面貌将媒介与行动的关系凸显出来。从国内外的媒介实践可以看到，具身性的媒介技术使得媒介逐渐从某些行动的边缘移动到关键位置，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日常生活，社会任务以一种行动媒介化的样貌展现出来。
二、作为传播技术的5G为行动与媒介的融合提供新可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门于2019年1月联合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9年6月正式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5G正式开始商用。2019年9月，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签署《5G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我国5G商用部署全面开展，商业化应用进入实践阶段，并取得诸多成绩。一是实现在增强移动宽带场景下的应用，如2019年国庆盛典运用“5G+4K”高清直播、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安检系统运用“5G+VR”人体成像。二是实现在超高可靠低时延场景下的应用，如2019年3月我国完成首例5G网络远程人体手术，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火神山医院借助5G技术搭建远程医疗系统。三是实现在海量机器类通信场景下的应用，如我国智慧城市通过传感器和摄像头构建的“神经网络”，实现智能安防与交通管理等。5G为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并为自身加速商业化提供驱动，有力地拉动升级了信息消费[9]，拓宽和改变了行动与媒介融合的路径，人类由此进入媒介化的新行动时代。
1.新行动的时代
新的传播技术使万物可联，联通起来的物和物之间、人和物之间产生互动，一种新的社会景观出现——机器（媒介）在行动。在日常的智能监测、管理、规划、资源配备、协调运作的具体情景中，既有人的行动，也有机器的行动。虽然机器的行动本质上是人的行动，但机器采掘与分析数据的行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知识的逻辑，这是不同于出于利益逻辑、情感逻辑所采取的人的行动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媒介不再仅仅是一种行动主体实践的表征性工具，而是在算法赋能下具有建构场景、实现人机互动的行动能力，成为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10]——有能力在不同设备之间转译行动主体的意愿，并且有“展开行动，制造关系网络的差异，并稳定新的联结”[11]的能力。在斯考伯看来，“我们同设备的关系将变得与众不同，和移动设备交谈是一个层面，而在家中被机器人所问候，并让它们为你拿大衣和拖鞋则会将生活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12]。虽然在这些设备背后有服务提供者，他们通过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感知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场景，了解用户需要，为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服务，参与用户的行动，但他们是通过信息和知识实现的，这与过去是不同的。这时，人与媒介的关系“从传统的以人为绝对主体的关系转向人机互在、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重构人机传播思维，向人机传播的‘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实现转变”[13]，这不仅是一种认识层面的理解，还是一种行动。
新媒介具有的这种行动特性，虽然是表面的，但它使行动融合了更多的元素，改变了传播的面貌和行动的面貌。现在，许多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仍然遵循媒介与媒介融合、内容搬移的方式进行。因此，媒介融合是一种新思维——导航思维，即让信息和知识结构化，并通过具有行动特性的媒介融合到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坚持原来的受众思维。当行动和媒介融合——信息、知识和行动融合后，变得更有效率，原来的受众、形成受众的渠道，甚至受众本身的构成也发生变化，受众在新的行动中形成，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在大众媒介的传受框架中形成。
2.同步行动与身体在场
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媒介应用已经引发社会面貌的变革。这种变革建立在人与媒介即时交互的基础之上，囿于传输时延的技术阻碍，人与人、人与物的交互被限定在以通讯为原点的功能上，而对于多主体的远程行动，尤其对同步性要求高的敏感行动望而生畏，如远程医疗手术、自动驾驶。低时延、高可靠的5G技术将人与人、人与物的即时交互推向同步。2019年3月16日，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植入手术成功完成。远在海南的神经外科专家凌至培通过5G网络实时传送高清视频画面，远程操控手术器械，成功为身处北京的患者完成了“脑起搏器”植入手术[14]。
行动主体利用5G技术加持的控制终端实现了相隔千里的同步行动，这是迄今为止“用时间消灭空间”效度最高的媒介实践，也是真正的触觉延伸。这种延伸已然超越了麦克卢汉去心灵化的人体延伸。因为在行动者“上手”的那一刻，行动的敏感性就要求行动者身心具现并且统一于行动，通过高清、高精视频远程操控机械臂和站在手术台前手持手术刀的界限在架构于低时延技术的行动中被消解，当媒介实践成为行动习惯，媒介终端与机械臂就成为主体的现象身体。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习惯的获得就是对‘身体图式的修正和重建’，这里的‘身体图式’指的就是现象身体的特征，‘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15]。从身体与行动的关系来讲，电子传播时代，行动主体以符号化身份在虚拟空间交互，进而融合到行动过程中，“我们的面孔、行动、声音、思想和互动，都已经全部迁移到媒介中，它们无须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可以尽情展现我们的个性。交流已经无须身体在场”[16]。在这个意义上，虚拟身份遮蔽了现实的身体。
进入5G乃至智能时代，学者认为媒介与人的融合创造了三种在场状态：携带自己的肉身、离开自己的肉身、进入其他的身体[17]。在技术与行动互构的复杂场景中，不同的行动类型呈现不同的身体在场状态。一是基于5G技术的媒介与行动融合意味着被遮蔽的身体重新在场。行动主体跳过“代理人”的中间环节直接介入行动环境，进行意义的传达，灵与肉重新结合在一起。二者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在5G网络条件下通过“全息手段再造现实，打破表征的现实与体验的现实之间的鸿沟，塑造出深度沉浸体验；通过地点幻觉、拟真性、虚拟身体所有权以及社会互动，激发用户在场感、关联感和情感共鸣”[18]，体验虚拟在场的快感。三是诸如远程医疗手术等人与物连接的行动，将个人意志融入其他行动者的“身体”，重构身体在场。总之，5G加持下的媒介与行动的融合将实现同步行动与身体在场的技术跨越式发展。
3.行动的数据化与结构性距离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媒介技术运用已经从个人日常行动拓展到城市建设、社会治理等更广泛的社会行动中。任何一种有网络技术渗透的行动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采集、传输、呈现，海量的信息通过信息系统传输到媒介所有者的数据库中。对于以数据为资源的政府、公司等社会主体而言，行动主体的相关行动就是它据以获知、判断、决策的重要媒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信息与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最重要资源，也是最基本手段，更是最核心的驱动力”[19]。全国各大城市的相关部门、机构、互联网公司依托大数据技术向全国人民播报各地乃至世界疫情的实时动态，相关数据信息精确到村或小区甚至个人。随着5G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媒介技术的融合，数据传输、分析、呈现更加高效、智能，社会的数据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将真正进入英国学者迈尔-舍恩伯格所言的大数据时代。
就行动而言，与行动相关的一切数据在行动的场域中聚类，作为行动者的人与媒介成为数据化行动的一个个传播节点，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彼此连接，互为参照。行动者及其行动产生的海量数据经由边缘计算反过来刻画行动者的状态及其外在环境，由于技术与数据赋能，智能媒介在信息传播与刻画行动的基础上衍生出定义行动的能力，如穿戴设备与智能移动客户端对运动和健康的定义[20]。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数据逻辑的媒介不仅渗透到行动中，而且从定义行动路径到行动互构，媒介的属性从行动工具变成行动引导者，并开辟更多、更细化的行动场域。可以说，行动数据化重构了媒介与行动的结构关系和意义空间，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媒介与行动融合过程中的结构性距离。
三、媒介与行动融合重塑全媒体格局
大众媒体思维中的全媒体是传播内容在多种媒介平台上的融合，是传播渠道的融合，反映的是既有社会分工延展的诉求，其信息传播发生在具体社会行动的外部，是从外部向行动注入的。然而，新媒介改变了或正在改变既有的社会分工，新媒介逻辑中的全媒体反映新的社会分工要求，其信息传播发生在具体行动的内部，是行动主体之间的传播，是由行动的属性规定的传播。虽然外部注入式的信息传播仍然在社会舆论的意义上存在，但社会意识不能规定社会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行动，在与新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显示的是行动对信息传播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全媒体是多种媒介遵循行动的逻辑，在行动的过程中进行动态融合，其间的信息传播不是行动主体之外的传播主体规定的，而是行动主体生发的。这种新的变化，反映了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分工变化，传播业要应这种分工的变化重塑业态。
就全媒体格局的边界而言，过去，“全媒体的‘全’体现在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它的传播面广泛，互相整合填充人们行为的各个注意力空间”[21]。对于全媒体格局的理解被定义在载体形式、内容形式以及技术平台上。然而，在新一代媒介技术的加持下，“公共信息生产领地边界模糊、媒体渠道边界侵蚀、媒体产品与市场边界模糊”[22]，媒介实践超出了大众新闻媒介的范式，在包括交际、咨询、购物、导航等日常领域在内的人的全部活动中融合。5G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连接能力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业的边界不断扩张，并开始进行内部价值链的开发与外部资源的整合，推动盈利模式与产业模式的智慧化更新。
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媒介技术在整个社会领域的应用，媒介与行动的融合程度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社会传播将更加严格地遵循行动逻辑，传播将更加深刻地发生在行动的过程中，由外部注入的信息传播——会从传播的空间迁移到社会行动的边缘。当前，电信运营商、传统信息技术行业、互联网公司等以媒介技术和数据为核心资源的企业正在将未来市场发展方向引导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这种新基建方向将会加速这一进程，更多掌握用户数据资源的新兴媒介因为能够融入行动中将大行其道。因此，全媒体格局不仅是“传统媒体+新媒介”，不仅是建设更多的受众逻辑的传播平台、拥有更多的内容传播渠道，而是拥有延伸到行动中去的触角——像导航一样，将落点放到行动的过程和逻辑上。没有这样的触角，就不能很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23]，“四全媒体”的论断指明了建设全媒体格局的方向。
总之，“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理解为处于竞合框架中平等主体间的博弈”[24]，这种视角无法洞察“传播正在成为社会的构成性要素”[25]的本质，这种视角是时候改变了。
参考文献
[1]韩立新,张秀丽.我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之进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44-153.
[2]李沁.沉浸媒介: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J].国际新闻界,2017(8):115-139.
[3]严功军.走出思维困境:媒介融合的认识论反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11):23-26.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8.
[6]李青昱,王琛元.新媒体语境下“新受众研究”的实践转向[J].社会科学战线,2018(11):267-271.
[7]Couldry,N..Mdia,Society,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tice[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94.
[8]Couldry,N..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J].Social Semiotics,2004(2):129.
[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20-04-28.
[10]Latour,N..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2005:10.
[11]戴宇辰.“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理解城市传播分析的物质性维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3):54-67+127.
[12][美]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M].赵乾坤,周宝曜,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90.
[13]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1):5-10.
[14]王哲.5G为智慧医疗赋能[J].中国报道,2019(6):76-79.
[15]杨书凯,文成伟.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现象身体”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1):26-31.
[16]约翰•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328.
[17]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12):83-103.
[18]张昱辰.后数字时代的沉浸式新闻:虚拟现实新闻的本质､特征与挑战[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6):76-82+84.
[19]胡正荣.大考与迭代:疫情防控期间的全媒体[J].新闻与写作,2020(4):1.
[20]宋美杰,徐生权.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46-50.
[21]黄健.新媒体浪潮[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377.
[22]彭兰.正在消失的传媒业边界[J].新闻与写作,2016(2):25-28.
[23]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4-8.
[24]胡翼青,李璟.“第四堵墙”:媒介化视角下的传统媒体媒介融合进程[J].新闻界,2020(4):57-64.
[25]孙玮.从新媒介通达新传播:基于技术哲学的传播研究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