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黄先蓉、常嘉玲：武汉大学
【摘 要】知识服务是当前出版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技术作为推动知识服务发展的核心原动力之一，助力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形态的实现，以及用户从知识获取、知识挖掘到知识外化全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可以预见，5G网络的出现与应用普及将为出版机构开展知识服务提供诸多新机遇，以此开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全新时代。以技术的效用预估为研究视角，目前学界以"5G时代的出版知识服务"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加。
【关键词】5G技术；出版；知识服务；研究进展
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开展，主要是指出版企业以目标用户知识需求为导向，在已有的各种显性与隐性知识资源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并通过提供信息、知识产品、知识解决方案等全方位服务，以满足用户知识需求、解决用户问题的一种包含多层次、多介质的高级信息服务过程[1]。作为由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催生的出版产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支撑是推动出版知识服务发展的核心原动力之一，一定程度上助力理论层面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形态实现，以及用户知识获取、挖掘与吸收全过程的顺利进行[2]。2019年，国内5G商用序幕的开启标示着“人机互融、万物互联”即将成为基本的社会形态。基于大容量、低时延、高速度的技术特征，可以预见，5G技术的应用普及将为我国出版业开展知识服务提供诸多新机遇，以此开启出版融合发展的全新时代。
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看待与理解5G技术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应用中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并对其加以合理利用，成为当前我国出版业不容回避的现实关切。因此，以5G技术在出版应用中的效用预估为视角，学界围绕“5G时代的出版知识服务”这一主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本文拟结合当前学界已有相关成果来探索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研究新进展，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创新
知识服务产品是指经过专业化组织生产以满足用户特定知识需求，从而获得一定商业价值的产品形态[3]。5G技术带给出版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于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开展而言，基于技术变革的知识服务产品创新成为大势所趋，具体包括产品的形态变化、内容创新以及受众消费方式的变化等。
1. 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形态
若从知识服务产品发展回溯的角度来看，基于互联网的知识服务产品形态由以文字为主已发展至当前主流的以音频形态为主。在4G网络时期，短视频应用于知识服务行业的趋势已初现端倪，而即将到来的5G时代将促使以短视频形态为主流的知识服务产品升级得以实现。对于此观点，宋吉述指出，5G的优势更多体现在音视频等大流量内容的传播上，在解决视频加载时长和流量资费等问题后，清晰度更高的富媒体内容产品将成为大众知识消费的倾斜点，而文字性的出版产品将更加边缘化[4]。王扬将富媒体内容产品描述为一种由文字、音视频以及VR动画相互结合、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融合型知识服务产品，认为当5G网络实现了接近零延时时，人们会倾向于去寻找更为精致的知识内容，视频甚至是更加真实的三维信息内容将成为知识产品形态的变革趋势[5]。针对三维信息内容产品是否可以实现这一问题，吕欣认为，5G浪潮中，以往因受到技术局限而存在的创新枷锁将会被彻底打破，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形态将有可能出现以下进化路径。一是VR交互图形书的出现实现了从文字构想到沉浸式场景的互动转变，二是AR交互型电子书使从静态文本阅读到多感官体验与实时互动成为可能，三是交互式叙事作品将打破传统作品线性、封闭式的叙述结构，成为5G时代出版领域的重要产品形态[6]。杜都、赖雪梅提出，智慧出版物与富媒体出版产品、交互式出版产品并列，被称为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产品的三大重要形态。相较于后两者，智慧出版物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具备自我完善、自我学习的能力，能够依据不同读者的知识需求向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和场景化读物[7]。
2. 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内容5G技术将引领出版行业从移动媒体时代跨向智媒时代，用户获取特定知识信息的场景与途径将获得极大丰富。在这种变革趋势中，“多元化、开放式、去中心、UGC以及PGC”成为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产品内容生产与获取的特征标签。李宁将5G技术环境下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内容组织架构的转变描述为“从大聚和分解成精耕某一垂直领域和跨学科的转变”，并进一步提出，为了适应这一转变，知识服务的产品内容需满足形态的多元化融合与转换、内容获取入口的多元化交互以及多元化的可供检索路径等要求[8]。胡泳等人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出发，指出5G网络技术的应用将会带来文化传媒产业内容生产模式的变革。5G技术赋权下，普通大众参与内容生产的门槛几近消失，一种“自下而上”的“去中心化”模式在知识生产领域将会一度盛行，但与4G相比，5G时代的信息与知识体量将会更加庞大，信息的真实性与知识的可用性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大众将会再次怀念“把关人”的筛选职能与精准化知识推送服务，而此种趋势将很有可能造成内容生产从UGC向PGC模式的回归[9]。曹小杰则针对5G技术对内容生产非专业人士的赋权——UGC内容生产进行探究，认为此类赋权将会在事实上削弱专业内容生产者的控制权，但UGC内容生产模式对专业内容生产的彻底迭代不太可能发生。而相较专业机构与人士的内容生产，UGC更为小众化与圈层化，更能够满足用户的分层式与个性化心理需求[10]。赖青等人基于智媒时代出版内容生产体系转变的研究视角，指出为了顺应用户知识需求在5G时代的改变，传统出版机构必须调整自身的内容生产体系，这样才能逐浪于更为广阔的知识服务市场中。即将原有的“单一选题单一出版形态”向“同一选题多种出版形态”的开放式内容生产体系过渡，这意味着编辑在出版策划的初始阶段就需考虑该选题在未来知识服务体系中以何种形态存在，并适合哪种类型的知识产品开发[11]。
3. 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产品服务模式
面对5G技术的冲击，在出版领域内在商业逻辑发生变化的同时，外在业态与应用场景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一变化聚焦于出版知识服务产品时，则主要体现为产品服务模式的场景化、平台化与智能化变革。杨泽曦以移动信息技术的变革为依据，指出5G时代的知识供给方式将会发生变化，如何使提供的知识更为个性化、增加获取的便易性成为业界应该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出版业可以尝试在5G技术加持下探索一些新的知识服务模式，提供形式更为丰富、内容更为个性化的交互式知识服务将会成为一种可行的探索路径[12]。鲍洪俊认为，5G时代的智能化与万物互联让知识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知识的形态和内容供给不再是一种固定、僵化且被动的状态，其将跟随知识应用场景需求实现随时检索、生产、呈现、分享的主动性用户服务功能[13]。喻国明将知识的智能化供给认定为是5G时代开展知识服务的主要模式，认为了解用户心理需求与应用场景需要，关注知识的结构、关系及其对用户行为规律的适用是完成知识智能化投送的关键[14]。而场景化、智能化的知识消费体验，多元化与个性化的内容要求以及交互式知识服务的实现，无一不要求一种全新知识服务平台的建立，这将成为出版业在5G时代进行知识服务场域布局的基础与努力方向[15]。
二、5G时代技术融合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应用
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往往具有一定的连续性，5G网络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将会深刻嵌入到现有技术形塑的出版业态基础之上。对于出版业发展而言，基于5G的“技术杂交”将对行业形态、产业模式等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其对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开展亦会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当前，有关5G时代技术融合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于“5G+AR/VR”“5G+人工智能”两个方向。
1. “5G+VR/AR”技术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
近年来，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渗透逐渐加深，极大地丰富了受众对知识内容的深入理解与认知范畴，并从本质上提升了受众知识获取过程中的沉浸感与知识吸收效率，于出版机构知识服务层次与质量升级而言大有裨益。其中，VR出版物利用数字技术能够呈现一种虚拟的三维立体空间，在此空间中通过场景渲染将文字所描绘内容进行更为直观、具象化的呈现，让读者因置身于虚拟世界中而产生一种沉浸感和临场感[16]。AR出版物是指将三维模型等数字媒体与现实空间出版物中的坐标点、空间位置等信息相关联，以虚拟信息叠加的形式满足用户增强现实体验需求的各类出版物[17]。
5G时代的到来为VR与AR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网络环境，在5G商用背景下，VR与AR技术将有望在出版产品生产中实现常态化应用。张新新指出，AR出版在5G时代将主要实现由静态模型向动态模型的升级，由此生成的AR出版物的交互性、智能化与社交特性将进一步增强。而5G赋能VR出版则主要表现在视频延迟几近于零、分辨率提升以及实现无线传输等方面[15]。王扬认为，AR和VR技术在5G时代的应用，能够改变内容的消费与通信方式，进而帮助出版企业实现生产力提升目标，并催生新型知识服务模式。通过“5G+VR/AR”技术融合，我们可以预见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未来将是更为形象、立体与动态的，而基于VR/AR的知识服务产品亦会成为主流[5]。徐丽芳等人剖析了5G时代虚拟现实出版实现机制，指出5G时代VR出版将成为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颠覆性进路之一，其发展在带来新的知识产品与服务形态的同时，将改变人类对其赖以生存的世界的理解与反应[18]。鉴于VR与AR技术在呈现内容与传播效果方面有着助力童书出版推进知识服务层级的先天优势，不少学者将5G技术加持下的VR/AR童书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作为单一视角展开研究。李晓瑞等人认为，5G时代AR童书将面临发展的新机遇，主要表现在5G可以加速AR传感设备创新迭代与落地，更好地拓展用户的多样化知识体验与知识交互。此外，5G稳定的网络与高速的传输效率能够很好地支持AR童书内容融合发展，将覆盖纸质出版物、3D模型、2D动画、音视频以及游戏等内容资源，带给读者一种全方位的知识覆盖体验[19]。
2. 5G技术与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互融发展
人工智能与5G通信技术的融合，能够推动“智能+”领域的纵深发展，与此同时，5G时代的技术氛围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助力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20]。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信息检索与知识获取的智能化，以及知识资源呈现的自动化，而此种智能化知识服务模式在5G技术环境中更容易实现。郭璐等人认为，5G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二者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即在纵向的动态发展中，二者将会相互促进、协同演化，而在这种共生关系下的5G技术和人工智能将联合重塑出版服务业态与数字出版流程。以此认知为前提，其遵循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精确构建出“SMPIC”模型以实现出版领域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多元感知、深度挖掘、精准预测与高效决策，并指出借助于5G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将能够不断提高用户画像与知识匹配的精准度[21]。万安伦等人则从产品范式转型的研究视角出发，指出出版领域知识产品的消费已趋向于智能服务，其逻辑指向为“围绕受众需求、推动线上智能化知识服务”[22]。尤其是在进入5G时代万物皆媒、万物互联阶段后，用户数据被自动记录，由机器智能推送和定制的知识产品与用户之间将趋向于无限契合，而实现智能化出版与知识消费服务的逻辑指向趋于现实的可行性将大幅度增加。
三、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面临的挑战
5G网络技术在带动出版知识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升级的同时，也将重新定义出版领域的知识生态圈，带来知识服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周期。在此阶段，其所面临的挑战突出表现在5G时代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主体的角色定位、出版领域知识服务面临的伦理问题以及出版领域知识服务面临的监管困境三个方面。
1. 5G时代出版机构知识服务主体的角色定位
从关系逻辑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在真正的内容生产者与内容消费者之间扮演着知识传播主体角色，其核心本质是一个典型的中介，核心职能是完成从知识生产到知识消费的商业传递。而一旦其无法架构起知识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或者这一功能被其他群体或技术所取代，角色定位便成了传统出版机构面临的一种颠覆性甚至致命性挑战。而这一逻辑推理中的角色定位难题伴随5G时代的到来即将成为一种现实困境。夏军城认为，5G时代的智能化趋势决定了知识消费端的丰富度、透明化与便宜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出版机构作为知识组织、生产与传递的知识中介职能定位。出版机构能否在信息技术变革中重寻新的价值补偿机制，能否成功实现自身知识传播中介角色的超脱与再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出版业在5G时代能否适应与生存发展[23]。整体而言，相较于5G技术应用即将带来的出版变革，4G网络技术环境下出版业受到的冲击还是相对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知识传播主体、内容、形式、方法与渠道，尤其是知识传播的价值补偿机制尚未完全明晰；另一方面是因为早期的知识生产、传播与传统出版业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在此认知基础上，刘枫指出，在5G时代万物互联的生活场景中，一旦消除时空隔阂的知识传播成为现实，知识传播渠道成本问题也因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而得以解决时，知识通过传统出版机构进行二次分发的可能性亦随之降低[24]。这意味着出版业作为传统知识传播中介的生存空间将会因为知识与知识目标物直接互联而受到更为彻底的解构，甚至彻底消失。这也意味着探讨知识所有者与物的所有者二者间的连接更值得深思，而考虑如何介入这一知识传播智能化过程更是出版业重新进行自身角色定位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2. 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面临的伦理问题
5G时代出版知识服务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服务客体的隐私安全。通过挖掘用户行为数据以构建完整的用户画像，这是出版领域实现知识和用户深度关联与精准对接的前提[25]。因此，依托于历史资源的积累与数据挖掘技术开展知识服务活动已成为各大出版机构的既定规划。伴随5G时代信息与数据即时化上传与下载的实现，个人信息与行为数据的无序泄露将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其可能导致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与客体间信任危机的出现。李都认为，5G时代的智能设备将参与到出版知识服务进程中，成为出版企业快速、便捷获取用户行为数据的主要工具。而一旦这种以知识精准供给为目的的用户信息收集出现隐私泄露与信息安全问题，所造成的信任危机将会在5G网络技术赋能下被无限扩大，用户将不再主动成为个人信息提供者。因此，做好用户数据的保护、防止用户隐私泄露、积极合理地获取用户行为数据成为出版企业在5G变革中开展知识服务需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26]。二是5G智能时代的知识获取对人主体性造成侵蚀的问题。曹小杰指出，当人们将知识生产与选择的权力让位于基本算法与人工智能时，如何理解与规范出版知识生产与推送中涉及的利益算计、设计偏见及知情同意缺失等问题，将成为智能时代至关重要的伦理问题，而基于知识的个性化推送对普通用户作为个体人的主体性侵蚀问题应更加予以关注[10]。
3. 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面临的监管困境在5G技术的应用初期，随着出版知识服务产品新形态与新型内容生成模式的出现，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内容审查将出现滞后，版权维护、扫黄打非、产品内容质量等一系列出版物市场监管问题将更为严峻，内容的监管与版权管理机制亟待完善。俞峰等人认为，5G技术的商用化普及，将加速搅动整个数字出版产业的原有利益格局，一种技术加持下的产业重构正在酝酿中。5G技术助推下的智能化知识服务将会带来一种更为立体与复杂的数字版权商业运营模式，也将会对版权协同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性同样会被侵权者利用，各类侵权行为形成损害事实的时间也将大幅度缩减。而当前数字版权法律保护体系短板与新技术潜在缺陷可能引发的复合型侵权将成为5G时代数字版权治理的主要难点[27]。张大伟指出，我国传统出版业与新技术的融合必须在国家出版行政管理制度与版权制度框架中进行，而这两种制度的作用将在5G时代被技术创新所放大。就版权制度而言，如何构建适应技术发展需求、体现利益均衡原则的版权体系将会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挑战，其原因在于5G时代的媒体融合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原有作品的版权和邻接权边界将会被打破，而如何平衡社会创新与作者权益需重新考量[28]。
针对VR出版物的版权维护与内容质量问题，王扬认为，5G技术赋能之下的VR产品制作水平与内容把关因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将会导致出版领域VR产品内容良莠不齐，无法起到满足大众知识需求的应有作用[5]。在版权规制方面，韩赤风等人从VR出版物的作品属性探究出发，指出在现有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作品类型中，并无直接规定与VR出版物相对应，我国现行版权法律规则缺乏对“VR+出版”新业态的规制[29]。基于5G技术赋权所形成的知识内容生产大众化模式是引致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监管困境的另一主要因素。汤天甜认为，5G技术赋予了普通用户前所未有的互动性与参与感，用户的话语权将在网络空间中得以进一步扩大，但也引致相应的内容监管难题。一方面，UGC生产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碎片化趋势在即时获取的5G网络环境中难以有效监控；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以迎合用户个性化为出发点，在内容制作中极易出现力求爆点的低俗化乱象，容易形成一种浮躁且泛娱乐化的社会风气，其无论是对市场化的网络运营平台，还是对政府部门的网络信息监管工作，均已构成巨大的挑战[30]。
四、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创新发展路径
面对5G通信技术带来的巨大变革，当前有关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创新发展路径选择的论述，整体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以“内容创新+用户需求”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5G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出版业从“内容为王、渠道为王”逐渐转变到“用户为王、数据为王”的时代，基于大容量、低时延、高速率的技术特征，内容与用户的连接将会更为紧密。因此，以内容创新与用户需求为着眼点将会成为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的核心路径。业界相关人士表明，技术革新从来不是发展的阻碍力量，反之其还能够助推出版业转型升级与知识服务的纵深化与高质量发展。因此，全神贯注于内容与用户这两块价值生产高地，应用技术创新促进出版产品新形态的产生，更好地满足用户个性化、深层次与易获取的知识服务需求，是5G时代出版人应该坚持的责任与使命[12]。朱静雯等人认为，不论技术、载体和渠道在5G时代发生何种变革，用户的核心需求从未改变，内容依然是出版知识服务永恒的核心。因此，基于用户需求打造和选择垂直化、专业化的高质量内容将会成为5G背景下促进知识服务升级、推动出版产业创新发展的原动力[31]。刘枫等人将5G时代知识传播问题的关键归结为“盘活自身内容存量，做好碎片化与体系化加工，满足用户不同场景的知识应用需求”，而能否将传统内容资源转换为机遇，则取决于作为知识服务主体的传统出版机构是否积极进行了基于用户需求与市场结构的内容、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24]。
2. 以“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发展路径
实施复合型人才培养战略是5G智媒时代提升出版领域知识服务层次与质量的基础保障。张志强、施勇勤等人认为，为顺应5G时代的人才培养理念，出版教育应从不同层面强调专业人才的多学科背景与理论探索能力，以及充分运用“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打造应用型、技术型的复合型出版人才队伍[32][33]。李雅筝等人认为，5G时代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应从思维、知识与技能三个方面进行建构。具体而言，多元化的网络思维、多学科的交叉知识融合以及知识生产、分布、运营与反馈的业务能力必不可少[34]。
3. 以“健全法规+技术强化”为保障的发展路径
有针对性的监管法规缺失、尚未健全专门的监管制度与网络内容监管测评体系，是开展新型知识服务产品内容监管的难点与症结。针对5G时代即将到来的侵权乱象与侵权技术的“转型升级”，俞锋等人提出了推进数字版权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认为面对5G即将给出版领域带来的现实影响与利益触动，必须多措并举，有效应用多种治理工具，以加强对相关技术应用的正向引导。具体包括：出台关联企业的数据收集负面清单和算法备案等制度，从数据传输、运算和流转环节的源头上开展隐私侵害和版权侵权的治理工作；立足“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大法治模块之间的有序衔接，开展目标一致、统筹部署的协同治理[27]。韩赤风等人就5G技术环境中VR出版物作品属性保护的完善路径予以总结，认为要解决VR出版物的版权问题，就应使该创造性成果成为版权法所保护作品的法定类型之一。因此，确立VR作品单独归类的理念、在版权法中增设虚拟现实作品类型，并规定图书出版商集中使用VR出版物的专用权，是解决5G时代VR作品版权问题的根本路径[29]。李都认为，在健全相关法规的同时强化技术保护手段，对于保证5G背景下出版知识传播活动健康有序开展而言，是一项必要的措施，加强知识流转的路径监控、对用户身份进行数据化验证、用户隐私的密码保护等技术措施的应用，亦能起到良好的效能[26]。
五、对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的研究述评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以5G网络技术在出版产业变革与出版知识服务创新发展中的效用预估为视角，开展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活动。相关研究多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集中于以下四个领域进行知识服务探究。一是以产品形态、内容以及服务模式为立足点，对5G网络环境中出版知识服务产品创新予以预测性分析。二是以“技术融合”为视角，对VR、AR以及人工智能在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中的创新应用及其带来的发展新机遇进行分析。三是聚焦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纵深发展中面临的角色定位、伦理困境、内容监管与版权问题。四是分析出版机构如何立足于内容优势与用户需求，并以人才培养、立法协助与技术强化为基本保障实现知识服务的深层次与高质量发展。
基于现有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一是现有研究内容较为零散，研究层次不够深入，5G时代的出版知识服务产品、模式、创新发展路径未能形成系统且全面的研究体系，已有内容多零散分布于有关知识服务发展新机遇的宏观总结中，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二是5G赋能下的技术融合在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以及专业出版等不同领域知识服务实践中的创新应用将会形成不同的路径与成效，如何依托专业特色开展智能时代的知识服务升级有待进一步研究。三是如何依据5G网络技术特征构建符合实践需求的新型知识服务平台这一问题还需深入探讨。四是多元主体联合驱动的知识服务依然会是智能时代知识服务实践的现实生存状况，因此，有关5G时代出版领域知识服务主体的多元化生存与互动机制也需予以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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