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熹、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化研究一直立足于现实并面向现实，在对现实的批判与关怀中体现其力度和温度。2019年度的图书盘点拟结合文化研究的这一特点，从“理论的引进与再阐释”和“热点话题与现象研究”等方面展开。
一、理论的引进与再阐释
2019年度，福柯依旧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人物。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来自英国学者戴维·梅西（David Macey）的《福柯》一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该书按照福柯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涯中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很少被说起的童年与青年”的最初岁月到“死亡，不是失效”的最后阶段，把福柯的一生分为7个阶段，以类似个人传记的手法完整地呈现了福柯的学术史，并从文本和历史上“复活”了置身于“智识—政治”世界中的福柯。戴蓓芬的《福柯主体理论及其女性主义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对福柯的主体理论和其女性主义的运用方面展开了研究。在作者看来，福柯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现代主体知识的构成，从而瓦解了近现代主体哲学对人类主体先验性和普遍性的建构。而这种主体理论不仅使得女性主义从现代主体哲学中得以解放，也以此作为一种理论的武器去拒绝任何强加在女性主体身上的本质建构。换言之，女性的身份不是生来这样的，而是被历史塑造成这样的。
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曾将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凡·高、雷蒙·鲁塞尔、阿尔托视为现代世界内部的一个疯狂的谱系。白轻主编的《疯狂的谱系：从荷尔德林、尼采、梵·高到阿尔托》（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便是以此为基础，将荷尔德林等6人作为本书的论述主体，为每个人选编了3到5篇其他学者（比如福柯、布朗肖、巴塔耶、雅思贝尔斯等人）的分析和评价，使其各自构成一个独立且关联的小单元。该书告诉我们，理性构成了对“疯狂”的放逐，但“疯狂”却构成了尼采等人富有创造性的热力，因此，“疯狂”或许超越一种理性世界下的精神疾病，它意味着某种神秘的真实甚至禁忌。
作为一种指导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现代社会观念或思潮，法团主义（corporatism）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流行，它极力强调纪律与秩序，力图通过对个体进行功能性的组合来对社会利益进行等级化的安排。[1]加拿大学者约翰·拉尔斯顿·索尔的《无意识的文明》（邵文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从文化、政治、经济领域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法团主义对当代社会的潜在威胁。比如索尔在书中谈到，我们正面临着语言和交流的危机，而大学不仅没有起到停止这个危机的作用，反而使这个危机加速了。索尔在书中强烈地批判、抵制受法团主义影响之下的人的从众性、被动性和必然性，从而主张直面现实，远离意识形态的幻想。该书以“法团主义”为视角透视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组织，开辟了一条审视西方世界的新路径。
与索尔的角度不同，美国康奈尔大学英文系教授劳拉·布朗(Laura Brown)的《现代性的寓言：英国18世纪文学与文化》（牟玉涵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从“文化寓言”的编码中去解码现代性，完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比如该书中所列举的小说《小庞贝》（Francis Coventry,Pompey the Little）就“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非人类形象的复杂认识”[2]291，也蕴含了“犬类宠物与非洲奴隶存在的对等关系”[2]293。也就是说，非人类的寓言形象，即是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通过这种差异性和区隔，欧洲人从而建立了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因此布朗拒绝对现代性进行偏平化和欧洲化的理解，相反，把现代性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种族、性别、他者等多种力量和场域综合作用的结果。
来自德国的韩裔思想家韩炳哲被西班牙《国家报》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中信出版社在2019年一口气推出9部他的著作：《倦怠社会》《暴力拓扑学》《透明社会》《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爱欲之死》《精神政治学》《他者的消失》《娱乐何为》以及《美的救赎》。这9部书的论述对象和角度各异，但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即都旨在对身处于数字信息时代中的人类精神状况进行分析和批判。“自我”和“他者”、“肯定性”与“否定性”、“主体”与“社会”以及永远在幕后遥控的资本的幽灵，是韩炳哲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关键词。比如在《透明社会》（吴琼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中，他批评了“透明”的欺骗性：一方面我们可以获得方方面面的信息，事物似乎变得“透明”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便利”和“透明”也使得我们丢失了“隐私”和“神秘感”。换言之，这种“透明”之下的“阴影”的消失，其实是我们生命质感的丢失，与其说是进步了，不如说是赤裸了。而在《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中，韩炳哲对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展开了批判。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规训”一词对权力的阐释作用已经失效，当代社会也早就不是福柯意义上的规训社会。相反，规训社会里的否定性已经被当代“功绩社会”中的肯定性所消解，权力的外在性压迫已经转化为新的人对自己的内在压迫。换言之，权力的控制技术已经转化为看不见痕迹的控制艺术，被迫的暴力规训升级为心甘情愿的奴化和顺从。于是，生命活动粗暴且被迫地成了一场令人疲惫的生存活动——生命被抽空，生命失去了强度。对当代社会和当代人的主体性的批判，正反映了韩炳哲对人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关切。再比如在《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版）一书中，在韩炳哲看来，鲜明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功绩社会里似乎已经模糊，新自由主义政权其实已经将对他人的剥削转化为波及社会所有阶层的剥削即自我剥削（Selbstausbeutung）。也基于此，具有主体分散性的我们很难在政治行动上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共同体。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去对抗体制。正相反，对抗体制的个人力量已经被内耗在了自我的角斗和谴责之中。
韩炳哲的一系列有关现代性批判的著作，提供了一些新的审视角度和批判的武器，不过也有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比如韩炳哲把我们现代社会归结为具有忧郁气质的“绩效社会”和“倦怠社会”，事实上软化和避开了现代社会里普遍存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比如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是铁一般的事实，韩炳哲却发明了“自我剥削”的概念，模糊了阶层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更是从学理上为现存的资本秩序开脱，换言之，他以现代性的忧郁回避了现代性的残酷，他的批评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辩护。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领域，莫伊舍·普殊同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是近年来西方左翼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创造性理解的代表之作。在该书中，普殊同考察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范畴，对其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了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比如，普殊同认为：马克思所分析的“劳动”不是超历史的，正相反，它具有历史特定性，并且这种历史特定性“建构了一种历史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而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这一形式“被作为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3]。简而言之，用普殊同的话来说，该书不仅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呈现了另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即对现代性性质本身的理解。英国左翼传媒批判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交往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王锦刚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反思。该书从数字时代这一当下语境出发，对马克思和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新的解读，展开了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讨论。福克斯批判了当前人们对交往媒介的一种过度信任和乐观，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交媒体已经成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和新的统治手段的事实。数字时代已经全面降临，也已经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福克斯的交往批判理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下的社交媒体、数字信息时代以及社会秩序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各种媒介理论的引进和阐释，是2019年度文化研究的重头戏。
在西方媒介理论的引进方面，黄旦、孙玮主编的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于11月出版的“媒介道说系列”丛书值得一提。该丛书一共6册，分别以海德格尔、本雅明、基特勒、齐泽克、维利里奥和卡斯特为研究对象。其中《海德格尔论媒介》（[美]戴维·J.贡克尔、[英]保罗·A.泰勒著，吴江译）围绕着海德格尔哲学中的4个概念即“物”“真理”“言谈”和“技术”展开了对媒介本质的讨论。通过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我们会发现，作为一种工具，媒介既是照亮也是遮蔽，我们的真实其实是媒介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本雅明论媒介》（[韩]康在镐著，孙一洲译）则是对本雅明的媒介批判进行了分析和重构，从而激活了本雅明与当下媒介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活力。《维利里奥论媒介》（[英]约翰·阿米蒂奇著，刘子旭译）从“美学”“电影”“新媒体”“城市”以及“博物馆”这5个概念来作为考察维利里奥媒介思想的关键因素。《齐泽克论媒介》（[英]保罗·A.泰勒著，安婕译）以齐泽克式的笔调，对齐泽克的主要媒介理论、方法以及运用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并把齐泽克幽默背后的严肃勾连了出来。《卡斯特论媒介》（[加]菲利普·N.霍华德著，殷晓蓉译）则关注于卡斯特的媒介、全球化、数字网络以及权力思想。杰弗里·温斯洛普扬则是在《基特勒论媒介》（[加]杰弗里·温斯洛普扬著，张昱辰译）中把基特勒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以文学文本为主的话语分析阶段，以媒介为核心的媒介技术阶段以及以系谱学研究为核心的文化技术阶段。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度国内也出现了系统介绍基特勒思想理论的研究著作。车致新的《媒介技术话语的谱系：基特勒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历时性地梳理了基特勒的媒介技术话语的谱系，揭示了基特勒对麦克卢汉、香农以及福柯理论的吸收与批判，也有助于读者吸收基特勒之前被视为“前卫”和“异端”的媒介思想，从而重新反思我们的媒介知识和所处的数字时代。除此之外，由美国学者W.J.T.米歇尔和马克·B.N.汉森主编的《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肖腊梅、胡晓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一书亦值得关注。《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作为一部论文集，有些类似于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而通过该书，我们也会对媒介的跨学科性，以及相关的关键概念有个大致的认识和深化。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麦克卢汉的系列著作和尼尔·波斯曼传播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的传播，“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逐渐形成，开始与传播学传统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并驾齐驱。媒介环境学以人、技术和文化的三角关系为研究重点，旨在讨论“技术和媒介对人和社会心理的长效影响”的面向，[4]这使得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仅没有黯然失色反而正逢其时。当媒介、技术、网络、数字等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理论正好可以为我们提供思考的窗口和理论的支撑。2019年度媒介环境学理论的重磅成果是由何道宽先生策划并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的“媒介环境学丛书”。该套丛书不仅有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历史回顾、反思，如有小百科性质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二版，林文刚主编），还有洛根的《什么是信息：生物域、符号域、技术域和经济域里的组织繁衍》对多学科“信息”研究的综合，洛根的《心灵的延伸：语言、心灵和文化的滥觞》对心灵、语言和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探寻，等等。
除了媒介环境学，媒介地理学研究亦是2019年度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脱胎于文化地理学，是媒介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重合地带。汪黎黎的《当代中国电影的“上海”想象：一种基于媒介地理学的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从生产地理、空间、时间和地方的媒介地理学维度对当代中国电影的“上海”想象进行了考察。该书认为，本土制作、跨国（地）制作以及具有多元地理—文化身份的创作主体构成了“上海”想象其错综复杂的生产地理。在空间维度上，“上海”想象则通过一系列空间建构的方式，积极参与了“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并且呈现了“整体性”和“混杂性”这两种主要路径，以及对“空间流动性”的倚重。[5]除此之外，当代中国电影的“上海”想象也在时间的流变中，以及地缘的“多地性”与“全球性”的碰撞中，得以不断改写和塑形。可以说，电影媒介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视听感官的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参与了一个城市文化的建构，并且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装置，它成了城市文本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数字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技术密集的城市突破了原有的地理概念。棱角分明的城市不仅是钢铁与水泥的凝固物，更成了一个媒介融合的混合体。澳大利亚学者斯科特·麦夸尔（Scott McQuire）的《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便是旨在对这一新的媒介形态即地理媒介进行揭示和探讨。围绕着地理媒介与公共空间的关联，在麦夸尔看来，数字媒介与城市地理的物质属性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相反，数字媒介在参与并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塑造与构型。在该书中，麦夸尔批判对媒介的直接抵制，而是主张重构媒介的主导形态和发展趋势，以此重新审视我们的数字和技术问题。可以说，作为媒介化的城市，里面有限的物理空间里却包含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且无限扩张的虚拟世界。
媒介变迁也带来了文化形态的变化，如微文化的出现便是媒介转型的产物。由滕威主编的《数码之魅：微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1月版）便是一部旨在探究微文化议题的文集。比如其中既有从当下的微文化热点出发对理论的再阐释（如张慧瑜的《关于人工智能的认识论的挑战》），也有对置身于微时代下的边缘群体的关注（如孙佳山的《小镇青年之惑——“互联网+”视域下的历史节点》），还有对当下一些新的文化现象的批评（如王钦的《“御宅族”的文化政治：论AKB48现象及其他》）等。显然，这些议题的讨论和深入，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媒介转型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事实上，媒介的变化，不仅带来了新的文化形态（如微文化），也改变着传统的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短视频等新的观看形式的出现，传统的黑暗化影院（darken movie theatre）的式微，这些都意味着“后电影时代”的到来。吴冠军的《爱、死亡与后人类：“后电影时代”重铸电影哲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电影研究界的“后理论状态”使得“电影在面对‘后电影’的一系列挑战时，缺乏话语与思想上的防御力”[6]。有鉴于此，作者试图利用精神分析和后人类主义的思想资源去“重铸电影哲学”。类似的，美国学者D.N.罗德维克的《电影的虚拟生命》（华明、华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版）也对电影以及电影研究的前景进行了新形势下的重新思考。在罗德维克看来，虽然狭隘意义上的电影（film）在走向衰亡，但是其叙事形式、理念等却溶解在了更广意义上的电影（cinema）之中。
以往，中国学界习惯于把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锁定在欧美学术界，难以避开和摆脱西方的学术霸权思维甚至是学术殖民逻辑。不过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这一研究理念。罗小茗编的《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3月版）就是一例，该书突出了“以亚洲为方法”的路径，分为“何谓‘文明’”“何谓‘亚洲’”“‘文化’的力量”“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主体性的生成”“流动中的文化生产与消费”“媒介/城市”“工与农”“回归教育”共9个专辑，汇集了亚太地区的亚际文化研究者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探讨并揭示了当代的各种文化状况与表征，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从实践层面丰富了“以亚洲为方法”的亚际文化研究版图。
把关注的目光转投向亚洲，由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3位先生主编的“从西天到中土：印度当代新思潮读本”丛书也做出了示范。2019年度印度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的《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王立秋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9月版）便是该套丛书的后续。内容主要是由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本人的导言和其4篇论文构成，分别是：《替代性框架？为第三世界的比较研究提问》《语言，斗争之所》《为什么文化重要：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政治的语言》以及《重新塑造民族主义：当代南印度电影和女性主义主体》。在书中，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主要讨论了翻译、流行电影以及女权主义语言的转变等问题。
随着文化研究的持续发展，对其进行回顾和反思的著作也逐渐增多。作为德语区传媒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赖纳·温特（Rainer Winter）在《自我意识的艺术：文化研究作为权力的批判》（徐蕾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一书里，为我们全面梳理并解析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及其对文化社会学的贡献。在赖纳·温特看来，文化研究给予了文化更多的意义，并始终与社会实践相联系，把文化视为一个过程，也关注对文化现状的批判，但文化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主要关注于通俗文化现象，而没有充分地分析高雅文化及其社会意义。因此文化研究在这点上可以向德语区的文化社会学学习。国内学者陶水平的《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与理论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和温特的出发点是相似的，该书对文化研究的学术谱系、理论构型、批评实践以及其借鉴意义做出了全面的探讨，与温特不同的是，后者旨在“在德语区内发现并巩固文化研究传统作为指明未来方向的文化社会学传统”[7]，而陶水平立足于国际视野和当代性，主张从本国的社会现实出发，不走西方“反诗意”的文化研究路子，要找到更符合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文化诗学”之路。
二、热点话题与现象研究
对社会热点的及时关注是文化研究与生俱来的使命。2019年度相关图书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网络文艺研究与批评”“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物质文化研究”以及“流行文化、亚文化研究”。其中网络文艺研究是2019年度文化研究成果格外突出的一个领域。
1.网络文艺研究与批评
中国大陆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仿佛是在回应这样一个历史时刻，2019年度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显得分外丰硕。
储卉娟的《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堪称2019年度网络文学研究的力作。得益于作者的法律社会学背景，储卉娟的研究锁定在文学生产的“知识产权”上。在作者看来，肇始于18世纪英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催生了极具象征意味的“格拉布街”写作模式，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生产正是印刷资本主义的结果，而这套出版控制程序既塑造了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也控制着现实中的文学生产。借助资本的全球扩张，西方的著作权制度很快实现了自己的全球化殖民。始于野蛮生长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出现和崛起，意外地实现了对著作权200多年来的第一次挑动——“非法”的网络盗版和抄袭爆发了旺盛的生命力。有人说中国网络文学的一大贡献是起点等网站摸索出的VIP收费制度，但作者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知识产权的引入和VIP收费制度的施行，使得原本自由的网络文学创作因此沦为新的资本家—劳工生产模式，新的网络文学生产模式（一种有望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著作权制度的新力量）还未到成熟便被资本的野兽重新吞噬在了贪婪之腹里。这也提醒我们，当知识产权这项“权利”，成为被操控的“权力”时，它非但不是知识生产的助推器，反而将有可能成为知识生产者的卖身契，从而阻碍原来的知识生产。
艺术水准的参差不齐，是网络文学经常遭人诟病的地方。从庞大的网络作品中打捞出精品更是需要非凡的功力。邵燕君等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好文集》《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漓江出版社2019年2月版）基于学院派的立场对20年的网络文学进行了梳理，不仅甄选了经典的网文作品，并且还把网文的简介、推荐词以及相应的粉丝态度都汇集了起来，使得体量庞大的网络文学作品，得以群像的姿态浓缩在两本书的方寸之间。两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典文集》旨在挑选在网络文学史中占据重要或特殊位置的网络作家或网文（如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萧鼎的《诛仙》），而《好文集》则从纯文学的眼光出发，更看重于网文本身的艺术成熟度，挑选了诸如猫腻的《间客》、小周123的《十大酷刑》等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作品。正因为其各自的侧重，两部书得以相得益彰。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以网络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研究，正如杨玲在其新作《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的探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一书中所批评的：编写网络文学史固然也是一种研究路径，但是这样的思路注定无法解释读者在网络文学中的关键作用。杨玲主张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立足于本土的网络文学实践，“从文本走向读者，从阐释走向使用，从文学走向媒介，从审美价值走向体验经济，从单一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8]14。换言之，应该把网络文学放在一个动态且全面的系统中去考察。此外，针对网络文学其庞大繁杂的特性，作者还主张把美国学界最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如“远读”（distant reading）、“非批判性阅读”（uncritical reading）、“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等方法纳入我们当下的文艺批评实践中来。譬如以“远读”方法来说，它不同于以往的“细读”，它不在于通过咬文嚼字式的阅读来深究单个文本的含义，而是旨在利用数字人文的方法论的转型，以大数据来透视大问题。比如作者在书中所列举的“小说标题的大数据解读”[8]69，就为我们示范了通过计算和定量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海量文本所呈现的优越性。这对于研究网络文学的文类、主题、人物、情节、风格或整体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夏烈的《网络文学的新传统与未来性》（杭州出版社2019年5月版）的视角也颇为独特，该书提出了网络文学的“中华性”概念，认为之前被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所批判的通俗的东西之所以能一次次借网络文学之尸“还魂”，这正是由于其中的“中华性”即中国基因在起作用的缘故。也对时下大热的“IP”现象、问题和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网络文学的IP改编，除了要考虑市场性，处理好与资本的关系，也应该兼顾其再创作的艺术维度，并呼唤一种“工匠精神”。
2019年度网络文学的类型研究亦成果颇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荣跃明主编的“网络文学研究文丛”，包括王光东和常方舟编选的《网络小说类型专题研究》、刘小源的《来自二次元的网络小说及其类型分析——以同人、耽美、网络游戏小说为例》（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1月版）等。其中《网络小说类型专题研究》既涵盖了时下热门的“玄幻”“同人”“穿越言情”“网游”“女尊”等类型小说，也有对置身于商业市场和数字媒介时代下的网络文学的反思。《来自二次元的网络小说及其类型分析——以同人、耽美、网络游戏小说为例》系统地以二次元文化为研究视角，统摄了同人小说、耽美小说、网游小说这三大网络小说类型。在作者看来，网络小说与动漫、游戏、影视剧等二次元文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并认为，国内网络文学研究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研究话语体系。显然，这就要求网络文学研究者们在视野上和方法上都得有所调整、突破和新的尝试。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编选的《网络文学论丛》（杭州出版社2019年4月版）是2019年度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文集。该论丛分为上下两卷，以个人论文专辑的形式囊括了马季、夏烈、王祥、许苗苗、肖惊鸿、陈家定、邵燕君、欧阳友权、黄鸣奋共9位学者在近期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该文集涵盖了网络文学的诸多关键性话题。比如对网络文学的类型研究（如许苗苗的《网络文学作品的类型》《网络小说：类型化现状及成因》，王祥的《网络小说的类型化与独创性》），对网络文学IP问题的关注（如马季的《IP的实质：网络文学知识产权漫议》），对网络文学的比较研究（如王祥的《网络小说与明清小说之比较》）以及网络文学的个案研究（如邵燕君的《猫腻：中国网络文学大师级作家——一个“学者粉丝”的作家论》）等。这套深耕于网络文学研究最前沿的文集，有助于我们全方位地了解和认识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在网络文艺形态的研究上，由范周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于2019年1月出版的“中国网络文艺批评丛书”是2019年度的代表成果。该丛书既包括网络文学研究（《网络文学批评》），还包括《网络视听艺术批评》《网络剧与网络综艺批评》《互联网电视导论》等更为丰富的网络文艺研究。其中《网络剧与网络综艺批评》解读了网络剧和网络综艺节目的现状、发展趋势、价值取向以及审美走向，《互联网电视导论》把目光转向了“吸睛”大众的新机器即互联网电视上，《网络视听艺术批评》则是对最前沿的动漫IP改编、网络短视频、交互纪录片、网络VR影像、女性向恋爱游戏等议题展开了讨论。这些成果的推出，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去认识当下整个网络文艺的现状、构成以及网络文艺现象的产业发展。
2.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物质文化
自从1992年美国学者米歇尔提出“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来，视觉文化研究经久不衰，也是2019年度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2019年度陆续推出了《视阈与绘画：凝视的逻辑》（[英]诺曼·布列逊著，谷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视觉文化面面观》（[加]玛格丽特·迪科维茨卡娅著，李芳、肖伟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版）、《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英]丽莎·唐宁、莉比·萨克斯顿著，刘宇清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等书。比如在《视觉文化面面观》一书中，迪科维茨卡娅（Margaret Dikovitskaya）通过大量的访谈、口述史以及问卷调查，反思了艺术课程的历史位置（正如理查德·霍加特对英语系的反思），并认为，艺术史研究与视觉和文化的研究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作为艺术的图像和作为文化的图像，就相当于作为精英的文学和作为大众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可以得到相互的滋养。
从视觉文化对艺术进行反思的还有鲁明军的《目光的诗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该书以雷吉斯·德布雷的《图像的生与死》为引子，把15位当代艺术家（蔡磊、王强、张培力等人）的艺术实践作为个案，围绕着“物与感知”“正义剧场”“世纪幻影”这3个密切相关的当代议题，充分诠释了德布雷意义上的“感知—政治—时间”机制。作者认为目光的诗学关注于人的目光是如何被建构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图像或艺术的认知，也同时回应了一种作为诗学的历史或艺术史的可能”[9]。通过该书，我们会了解当代中国艺术领域的分布与前沿，并通过艺术家们的艺术装置和艺术实践去反思我们的当代性。
2019年度《文化研究》第36辑（2019年春）再次设置了“听觉文化”和“物质文化”专题。其中听觉文化专题既有对“听觉”“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声音/文化研究”等基本概念的厘定（如张聪的《“听觉”抑或“声音”——声音文化研究中的“技术”及“文化”问题》），也有对具体声音现象的案例分析（如赵乔的《抖音：日常生活的迷幻化》、薛展鸿的《能指的旅行——对歌曲〈南泥湾〉的文化考察》）。在物质文化专题，戴阿宝的《从物欲症到物控症：网购背后的病理逻辑》关注于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网购”，批判了物对人的征服。高强的《交汇时空下的多维身份意识——论现代旅外游记中的博物馆书写》聚焦于近现代中国文人笔下的域外博物馆形象，揭示了从中折射而出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多维身份意识。荆玲玲的《咖啡与茶——英国的饮食文化与民族认同》将英国茶文化的普及与背后的民族认同联系了起来。艾秀梅的《一袭轻衣，悲欣交集——当代汉服审美中的情感体验研究》则揭示了汉服复兴中所呈现的丰富的情感体验，并对汉服符号意义的夸大和滥用展开了批评。
在物质文化研究方面，英国华威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的《奢侈与逸乐：18世纪英国的物质世界》（孙超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3月版）将研究对象聚焦到了极具特殊性的奢侈品上。在该书中，马克辛·伯格探讨了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现代消费社会及其产品情况，并研究了奢侈与工业的互动关系。在作者看来，奢侈品的出现，预示着大众消费文化将要出现。此外奢侈品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消费物，也不仅仅是一种奢华显贵的装饰，从某种层面来说，它刺激了工业生产，也塑造了一种新的物质生活方式，换言之，它本身就是新生活的一种表征和风格特征，它是最直接可感的现代性。如作者所认为的，这些奢侈品代表着一种文明、品位和节制。
将视觉、听觉、空间、物质等研究融为一体的是陈涛《重绘早期欧美电影：城市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版）一书。该书以“知觉范式”为研究视角，具体运用空间和视觉这两个最基本的认知方式，从“都市空间与影像建筑”“火车旅行与全景感知”“震惊体验与身体耸动”“都市交响与声音风景”这4个角度，深入探讨了早期欧美电影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关系。该书认为，城市、交通、身体、声音的共生关系构成了欧美早期电影的“四副面孔”，而欧美早期电影与城市更是处于一种互融的“相互现代性”。如何透过影像的表征看电影，又如何利用不同的知觉方式去透过电影的表征看我们的现代性，该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示范。
3.流行文化·亚文化
“流行”是当代文化的关键词之一。流行为何出现？人们为何喜欢流行的东西？这背后的动机和原理究竟是什么？德里克·汤普森《引爆流行》（师瑞阳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5月版）一书揭示了流行背后的秘密。在汤普森看来，一件艺术品或是音乐的流行并不完全取决于本身的内容和质量，更多的是在于其重复曝光效应，即重复是流行经济的基础。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流行文化心理学。汤普森认为，流行的东西，那些被人喜爱的东西，往往包含着一些既新鲜陌生的东西（这些陌生让人恐惧），也包含着一些被人们熟悉的成分（人们喜欢熟悉），而喜爱和恐惧则共同构成了流行的张力。其实，若将这种微妙的张力关系抽离出来，事实上也符合当下人们对技术的一种复杂态度。
在亚文化研究方面，博日吉汗卓娜的《我迷故我在：日本动漫御宅族生活方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很有代表性。该书以日本御宅族这一亚文化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御宅族的形成和演变，对御宅族的语言、着装与人际互动、角色扮演和生活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事实上，御宅族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一个二次元梦境，它更是一个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而存在的二次元困境。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表明另一个问题和事实，即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如今这样，审美差异和审美趣味出现如此巨大的代沟，呈现如此明显的世代差异。邪典电影是亚文化的当代形态之一，如恐怖片、软性色情片、烂片、日本怪兽电影等，但它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概念，并不存在通用和共享的某种个性，需要以一种亚文化意识形态去思考和审视。《定义邪典电影》（[英]马克·扬克维奇等主编，李闻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5月版）汇集了《反表述者埃斯珀：教“好”学生看“坏”电影》《邪典的男性气质》等13篇文章，集中探讨了邪典电影的诸如文化政治、性别政治、文化地理学、粉丝文化以及邪典电影的类型和媒体化等问题。阅读《定义邪典电影》，我们能体会到邪典电影的邪气与粗粝感在与主流电影发生摩擦、碰撞、撕扯时所呈现的那种巨大张力，也提醒着我们：那些被主流反感甚至厌恶的东西，正掩埋着我们习以为常或宁愿视而不见的真实。
总体而言，2019年度的文化研究类图书仍然显示了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展现了批判的力度和关怀的温度，这既是文化研究的优秀传统，也将作为一种坚定的力量，支持着文化研究继续叩问当下，面向未来。
注释
[1]吴建平.理解法团主义——兼论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中的适用性[J].社会学研究,2012(1):176-177.
[2][美]劳拉•布朗.现代性的寓言:英国18世纪文学与文化[M].牟玉涵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M].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5.
[4][美]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第二版译者前言)50.
[5]汪黎黎.当代中国电影的“上海”想象:一种基于媒介地理学的考察[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53-154.
[6]吴冠军.爱､死亡与后人类:“后电影时代”重铸电影哲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6.
[7][奥]赖纳•温特.自我意识的艺术:文化研究作为权力的批判[M].徐蕾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11.
[8]杨玲.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构:以郭敬明和耽美为起点的探索[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
[9]鲁明军.目光的诗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代序)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