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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四川出版随想

2020-08-27 来源:《中国出版》
  【作者】何志勇: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是思想集结的重要平台,是文化影响的重要源泉。出版之于人类社会,是精神家园,是未来希望,是前进灯塔。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而文化产业的“硬核”,就是出版。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出版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出版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影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出版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智力推动。

  四川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出版资源,奠定了我国出版大省的地位。

  纵观古今出版史,不难发现,四川出版在我国历朝历代都曾有过杰出表现。据《四川省志·出版志》记载,自汉景帝末年“文翁教化”以来,四川人才辈出,文风昌盛。素有创新精神的四川人,很早就以介入出版活动而闻名华夏。初唐时期,四川是雕版印刷术的发祥地之一,有“扬一益二”的美誉。目前所知国内较早的印刷品之一,就是唐代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木刻《陀罗尼经咒》。到了宋代,四川雕版印刷术十分成熟,蜀刻本以其“墨黑似漆,字大如钱”名扬天下。蜀刻《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或“蜀藏”,曾被宋高宗赠送给高丽。宋代四川成为与浙江、福建等地并列的全国刻书中心。随后几经战乱和朝代更迭,四川出版业凋零。但至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四川雕版业又发展成为与京、宁、苏、杭、徽州并列的全国六大雕版中心之一。近代四川出版业获得了新的发展,铅字版取代木刻版,新书店取代旧书坊。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期间,仅成都、重庆两地的出版机构就有700多家,当时四川出版物数量约占全国1/3,备受瞩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出版审批制,审批的权限在中央人民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陆续在每个省审批设立一家综合性出版社。到80年代中期,全国重新调整配置出版社,其后直到现在,30多年来全国出版社的数量一直保持在500多家的规模。出版审批制,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出版社是政府管制的稀缺文化资源,而拥有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出版机构,则是“做优做强做大”的先决条件。

  地方各专业出版社的配置数量与各省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历史科技资源是密切相关的。出版社的多少,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这个省的文化底蕴是否深厚,文化资源是否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有较多的出版社为之服务;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才能支撑出版社的生存发展。这是全国各省出版社数量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四川全省有16家出版社,出版社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位居前列。在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前,四川有21家出版社,除了北京、上海,在全国各省级政区中,四川出版社的数量是最多的。相比之下,有的省区市只有3——4家出版社,一般的省区市也只有7——8家出版社。即使是现在,四川拥有专业分工明确、综合布局合理的16家出版社,仍然是出版大省。

  (一)

  四川是一个经济大省。2019年,四川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4.6万亿,继续位居全国第六位。[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四川省强大的经济基础,对文化建设形成强有力的助推作用,能够支撑四川作为全国出版大省的地位。

  四川是一个文化大省。四川历史悠久、文化繁盛、人文特征鲜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里面,有不少出生于四川。四川的大学数量,特别是211、985大学的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市当中也位居前列。文化底蕴深厚,写书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多了,出版业就会稳定发展、持续繁荣。

  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四川的人口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人口基数大,学生人数就多,课本使用量就大,教育出版的经营规模当然就大。这种状况,为出版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教育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四川如此丰富的出版资源,却并没有支撑四川这个出版大省成为出版强省。

  在20世纪80年代,四川出版曾创造过影响至今的辉煌。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在体制机制创新,还是在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出版物上,四川出版都堪称我国出版界的翘楚。一段时间,“出版川军”作为地方出版的一支劲旅而广受好评。

  然而命运多舛,几经挫折,自20世纪80年代辉煌之后,从整体上看,四川出版就一路下行,其间虽有几次“反弹”,但难以根本扭转下行的颓势。到2015年,在全国35家出版集团中,代表四川出版的“文轩出版”在全国图书市场占有率排在了第26位。[2]“出版大省”成了地地道道的“出版弱省”。

  四川出版,一度因为重大出版“事故”频发而成为全国典型;四川出版,因为出版发行两大集团之间围绕教材教辅的激烈竞争,在全国业界备受关注;四川出版,因为发行统领出版,在全国独树一帜,成为出版发展模式的研究案例。四川出版有太多全国出版界关心关注的话题。

  (二)

  不管是经济资源,还是文化资源,资源都是好东西。任何市场竞争,本质上都是为了追求资源而展开的争夺战。没有资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什么事都做不了。丰厚的资源是支撑出版做大做强的基础。

  但是,仅仅依靠资源的自然禀赋,并不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发展和文化的持久繁荣。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换句话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对出版业的支撑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计划经济色彩较重的时代,或者说在市场经济不很发达的情况下,一个省的出版业,其规模与影响力与本省出版资源的丰富性密切相关。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资源是可以流动的。哪个地方能够实现资源的最大效应,资源就会向哪个地方流动。市场经济越是发达,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流动就越是频繁。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40多年的今天,资源早已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冲破了人为管控的藩篱。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的出版业,如果发展得好,一家出版社可以发展为一个集团,其竞争力相当于几家、几十家出版社;反之,十几家出版社也抵不过一家出版社。这种情况,全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由一家出版社发展为一个集团的,地方有重庆出版集团,北京有中信出版集团。它们一家出版社所出的好书,比很多省区市多家出版社所出好书的总和还多;一家集团性质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比有些省多家出版社加起来还大。

  当代出版业的这种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类似。世界上很多自然禀赋极好的资源型国家,经济的综合发展情况并不好。比如,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依靠出卖资源谋求发展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中东石油国家,它们的创新能力弱,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反而是一些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经济资源能够实现最有效的配置与利用,比如日本、德国、瑞士等国家,创新能力很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由此现象,我们可以说,资源禀赋是靠不住的。对资源过度依赖,有时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所以,重要的不在资源,而在能力。能力,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支撑。

  纵观我国出版业,道理也一样。有些看似“文化小省”“人口小省”,却发展成为出版大省,甚至出版强省。他们解决了出版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出版能力!一切资源都是可以买到的,唯有能力是买不到的。依靠资源发展,尽管简单而直接,但只是低水平状态;依靠能力发展,尽管漫长而曲折,但却是高层次追求。所以,出版繁荣发展单靠资源是靠不住的,根本在于能力。能力建设,是一篇大文章。

  (三)

  推动出版能力建设,需要多思、多想,当然还要在想中干、干中想。出版产业发展,千头万绪,归根到底,还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最终则要靠好的机制来实现。所以,发展出版产业的能力,其实就是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机制的能力。

  我们深知,出版能力的提升,不会一蹴而就。四川出版“大而不强”的问题是多年积淀而成的,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是在不经意之中一步一步掉下来的。面对这个情况,振兴四川出版,不能靠“神仙皇帝”,更不能靠一招制胜。我们没有所谓的“奇招”“妙招”。如果靠一个“奇招”就能解决四川出版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简单了。回顾四川出版走过的曲折道路,很多问题都出在翻来覆去,违背常识。所以,解决四川出版的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常识,采用常识性的办法。

  现实中,提升出版能力,需要不断积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实际上,这几年振兴四川出版的实践,在我看来,是“通盘无妙手”。我们是以“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力争每年有一点进步,经过若干年的力量积累,再回头来看,可能就实现了一个跨越。四年来,四川新华文轩(以下简称“文轩”)在总结过去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立足出版本来,回归出版常识,遵守出版规矩,遵循出版规律,以问题为导向,综合施策,通过建立长效机制,逐步解决了文轩出版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文轩大众出版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发展态势。四年中,文轩大众出版从2015年亏损2880万元,到2019年盈利1.72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的排位也从第26位上升到第7位。盈利水平和市场排位的巨大变化,其背后是一大批好书涌现出来。对文轩出版乃至整个四川出版业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振兴四川出版是一场“长跑”,要凝神聚力,要昂扬向上,要目标高远,要久久为功。我们深知,四川出版不是一两天“掉”下来的,振兴出版也不可能一两天就“拉”上去。一般来说,“下来”容易,“上去”难。因此,振兴四川出版,要靠发展的后劲,要有可持续的力量。一时之快不是快,持续发展才是快。振兴四川出版,需要持之以恒,更需要一大批有情怀、有理想、有能力的四川出版人的共同奋斗。

  (四)

  这几年四川出版取得的成绩,说明四川出版人其实是有能力的。关键在于要让这种能力保持下去,并不断提升。事物的发展往往有吊诡的一面。当我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重视问题,小心决策,事业就发展起来了;反之,妄自尊大,信心爆棚,莺歌燕舞,举止轻率,结果取得的成绩也丢失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事业的兴衰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这当中最要警惕的是,只说好听的,不说难听的;只讲成绩,不研究问题。我们的文化不太喜欢谈论问题,不习惯说自己的不足,不乐意听不同的声音。我们出版单位更是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有的出版社习惯于渲染一两本出彩的书,来掩饰总体经营水平不高的问题。之所以能够“一俊遮百丑”,是因为好听的话,让说话的人有面子,听话的人也有面子。

  我们明白,多谈问题并非易事,这需要胸襟和自信,也需要氛围和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建立问题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就很难在解决问题中向前,就难以找到破解未来问题的路子;过去的问题就会重现,一不留神,就会回到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丢失。这是历史的教训。

  伟大的企业,往往都具有发现问题的真诚,面对问题的坦然,讨论问题的平和。这样的企业,充满自信,内心强大,习惯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一步一步朝前走。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朝前走,犹如负重登高,艰难之中,距离高峰越来越近了;在粉饰太平中过日子,犹如顺流而下,蓦然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

  四川出版要实现振兴,需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和胸襟。可喜的是,文轩具有面对问题的从容和自信。文轩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经历过暴风雨,就不怕听雷声。

  (五)

  过去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前行的宝贵财富。但是,总结经验容易,研究教训却很不容易。经验不易复制,教训却容易重演。因此,研究教训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过去我们很多教训,都在追逐一个“快”字、贪图一个“大”字上。做什么事情,都要快速响应,立竿见影;做什么事情,都要“大手笔”“大动作”。似乎不快、不大,就不能与众不同,就显不出“英雄本色”。“快”,使事情都没有来得及想清楚、说明白,就开始干了,结果如何,可以想象;“大”,使细节还没有拼接,短板尚未解决,就大而化之,不落实、不落地,效果如何,可以预测。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行业,管理一个企业,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大动干戈,翻来覆去,眼前看似轰轰烈烈,热闹之后定是冷冷清清。最近读到钱穆先生讲的“历史进化以渐不以骤”的观念,颇受启发。历史的变化是慢慢积累的,不会一下子就变。在历史的演进中,做几个突变的事,是容易的;而要每时每刻不断地推动发展,是不容易的。使劲一下子,跟持续不断使劲,功力耐力都不一样。

  (六)

  历史的教训值得铭记。四川出版,既创造过让一代代四川出版人引以自豪的骄人业绩,也经历过因重大出版“事故”带来的挫折与灾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连串“事故”,虽然岁月已远去,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我们应以史为鉴,时刻警醒,经常反思。江泽民同志当年发出“出版无小事”的感慨,值得我们深思并谨记。

  四川,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起伏最大、兴衰最烈的省份。四川出版大起大落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四川出版的衰落?四川出版未来还有希望吗?四川出版还能振兴、如何振兴?这些话题很沉重,但需要四川出版人予以回答!

  目睹四川出版最近30年的风云变幻、起起落落,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乃至现今文轩振兴出版的“操盘手”,我必须研究、思考并要以实际行动回答这些问题。这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需要;既是职责所在,更是使命使然。同时,将我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行所为述诸于笔端,相信对后来者也会有所启示。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无意为四川出版写史,也无能力写史。但站在当下新的历史方位,肩负振兴四川出版的重任,我们迫切需要以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来研究我们的得与失,正视我们的强与弱,发出我们的鼓与呼,迫切需要从前行者和同行者中吸取经验、借鉴智慧。如果没有这样的胸襟与气度,就难以肩负起振兴四川出版的历史使命。所以,本书中对四川出版发展历程的粗略回顾,目的在于总结既往,走好未来之路。

  最近四年,在振兴四川出版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同伴们朝夕相处、荣辱与共,我亲身感受到在一个伟大目标的激励下,人们是怎样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他们用辛勤和汗水创造了“奇迹”,创造了“历史”。这个“奇迹”,需要总结;这段“历史”,应该记录。

  今天四川出版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大道,这条振兴之路必定不会平坦——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应是常态,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给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对未来,我们心怀忧虑,唯有时刻铭记四川出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忧患中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方能把振兴四川出版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七)

  过去的努力值得尊重,我们要向各个时期的四川出版人致敬。他们当初为了做好四川出版工作,苦苦求索,难能可贵。他们的选择和做法,从当时情况来看,都自有其道理和原因,但结果往往事后才能看清。尽管从现今“事后诸葛亮”角度审视,我们确实走了不少弯路,但无论对错,真诚改革,值得尊重;过去的探索和实践,都是四川出版的宝贵财富。

  出这本书,是希望通过四川出版这段故事,让出版人能够讲好未来更加精彩的故事。出这本书,不是想去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而是针对所有人都看得见的问题,做一些我个人的思考。出这本书,也没有想去证明什么。如果要说有一点想证明的话,那就是想证明两千多年来延续至今的四川文化基因很强大;四川出版人血脉里那种一脉相承的敢为天下先、敢闯敢干、创新拼搏的精神力量很强大。四川出版人可以有所作为,能够有所作为;四川出版可以走在全国前列,并能为四川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人民网-四川频道.2019四川经济成绩单出炉:GDP突破4.6万亿元[EB/OL].http://sc.people.com.cn/n2/2020/0122/c345509-33737132.html

  [2]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2016年度报告·综合卷[R].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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