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戚德祥：浙江工商大学：蒋欣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出版走出去带来的影响，或将使出版走出去进程有所放缓。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口期，政府层面，应加大对出版走出去的支持力度，扶持出版企业持续走出去。企业层面，应正视发展的不确定性，积极应对，创新走出去战略、思路、模式，重构出版走出去价值创造方式，通过优化海外战略布局，因事而谋、因国施策；通过修炼内功、打造精品、构建平台，加强走出去能力建设；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产品与服务创新，全面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通过深化国际合作，构建共生型合作关系，实现与合作伙伴的融合共创；通过主动作为，提高自身持续而灵活的适应能力，将危机转化为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危机中找到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出版走出去；影响；后疫情时期；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1]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蔓延给世界经济、国际形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将会使国家间关系、国际格局及国际秩序发生重大改变。中国出版走出去作为国际图书贸易活动，与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也同样面临严峻的挑战。疫情会给中国出版走出去带来哪些影响？疫情后将何去何从？今后将发生哪些变化？疫情后的国际环境对出版走出去提出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研判、积极应对，在危机中把握机遇，稳步推进。
一、疫情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影响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使得出版国际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出版业正是在国际化的浪潮下，通过采取版权输出、国际合作出版、实物出口、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书展及国际出版交流活动等模式积极推动图书产品走出去。疫情的全球扩散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大打击，也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出版走出去造成较大的冲击，对未来发展也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1.疫情给出版走出去带来的直接影响
此次疫情使出版行业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出版进度、生产印制、线下营销等都受到了较大影响，尤其面向海外的出版业务更是遭遇重创，而且未来将面临较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时期。
实物出口贸易受损严重。受疫情影响，国内各类运输公司、仓库、印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很多外贸图书订单无法按时发货运输。同时，随着海外疫情的蔓延，大部分有疫情的国家选择了暂时关闭口岸，企业停工、商铺停业、学校停课，随之而来的航班锐减，国际直航关闭造成运输成本的急剧升高。日本欧西爱思（OCS）、德国中外运敦豪（DHL）、美国联邦速递（FEDIX）等多家国际货运公司提供给图书出口业务占比较大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一季度运费报价显示，21千克（KG）及以上的重货出口运输费用单价增长了50%以上，中国邮政快递（EMS）在疫情暴发期一度暂停了国际货运收件系统。由此带来的出口图书成本飙升，给出版企业的图书出口贸易造成了较大影响。
据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数据，该社2020年一季度出口码洋下降40%左右，涉及的国家以欧洲各国、北美为主。欧洲疫情严重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等，截至目前，图书出口贸易依然处于零订单、零询价的阶段。受此类影响较大的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华语教学出版社等外向型出版单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三大图书进出口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与2019年同期相比，华语教学出版社出口贸易基本持平略有下降，高等教育出版社下降40%，人民教育出版社下降22%。综合三大图书公司的数据来看，一季度图书出口码洋平均下降30%左右，受到影响的国家集中在我国图书出口贸易近年来重点布局的欧洲和北美等经济发达地区，销售下滑影响到了全品类的中国图书出口，尤其是汉语教材类以及社科文化类图书。
版权输出从输出内容到洽谈方式受到明显影响。疫情暴发以来，国际主流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不和谐声音，这对中国出版走出去带来不利的影响。据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版权经理介绍，疫情期间，虽然该社与海外多年的版权合作伙伴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大家共同对抗疫情，然而海外出版方在中国引进图书的内容选择上更加谨慎，极力避开出版社主推的抗疫类、主题类出版物。少量海外出版单位尽管表示可以进行此类版权合作，但对内容的把关更加严格。同时，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境外国际书展陆续取消或者延期举办。马来西亚中国主宾国书展不得不取消计划，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在延期后最终还是宣布因疫情原因取消2020年展会，这也是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创办50多年来，首次取消年度展会。目前来看，下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否延期或取消尚未有定论。可以预见，随着各种形式的国际出版交流活动的大幅缩减，国内出版企业缺少了在国际舞台展示自己产品的机会，中国的版权经理人也难以有机会与海外合作方进行面对面交流和洽谈。尽管有些业务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但是在必要的图书展示、版权业务探讨和洽商沟通方面，网络还是无法完全替代的。版权输出工作的推进因而变得非常缓慢，只能维持原有合作的友好联系，很难开展新的合作。
我国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举步维艰。随着出版走出去的深入，出版企业以资本输出的形式融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化布局，已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统计，截至2019年5月，我国出版发行企业已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00多家出版社、实体书店等分支机构，与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合作成立了一批中国主题图书编辑部。[2]这些海外分支机构本来就处于努力克服水土不服的孵化成长期，尚未扎根，运营艰难，而海外疫情的快速蔓延更加剧了其运营停滞、成本损失、收入遇阻，现金流成为海外分支机构生存最大考验。实际上，在疫情发生之前，由于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出现了放缓趋势。虽然中美之间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中国对外投资环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同时，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对外投资趋于放缓，重心将更多放在国内市场的建设上。各家出版机构也会因此适当收缩对外投入，暂缓资本走出去的步伐，这对其海外分支机构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后疫情时期，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2.疫情给出版走出去带来的间接影响
当前因疫情造成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各国经济和国际贸易急剧下滑并面临着衰退，将对国际出版产业结构、出版走出去进程产生影响。
疫情将使走出去图书结构发生变化。疫情期间，传统出版受挫，数字出版业务在业务流程、传播渠道以及平台资源方面的优势在疫情中有突出表现，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的热度大幅度攀升。从国际图书阅读市场来看，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危机，多国出版商加快向数字阅读业务领域转型，适时推出数字化内容，促使线上图书销售发展，数字出版物销售增加，数字阅读增长明显。疫情让数字内容的消费需求大大增加，很多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数字阅读将成为常态。“数字出版因其生产流程的高效率、高速度、低成本和低风险，以及内容获取的便捷性，易形成广泛传播等特点，在疫情期间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数字出版物会逐渐成为出版业的主导地位，并且在出版国际化中发挥重要作用。”[3] 数字化产品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向国外传输，较纸质书具有更明显的优势，产品也更加个性化，由此疫情将使得数字化产品在走出去产品中占较大的比重，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导致国际汉语教材出版受到严重影响。国际汉语教材在走出去图书中占较大比重，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润物细无声”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方式。国际汉语教材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疫情蔓延导致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停课、封校，国际教育交流也被中断，外国留学生无法如往常那样来中国学习，海外汉语学习者也大幅减少，从而影响了汉语教材的国际需求。在未来3-5年，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个人和国家收入减少，全球汉语学习人数和办学机构均有可能减少，甚至有不确定因素可能“降低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动机和认同，恶化汉语学习的国际环境”。[4]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将影响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进而也影响到国际汉语教材的全球推广。
二、我国出版业积极作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
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我国在有效控制自身疫情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助力全球抗疫。我国出版业在服务全球抗疫大局中做出了积极努力。多家出版单位紧急出版了一批抗疫主题的出版物，并及时向海外输出版权或译成多语种图书，向世界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分享中国抗疫经验，通过出版走出去，在引领国际舆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报道，五洲传播出版社联合人民卫生出版社推出英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法语、西班牙语、波斯语共7个语种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版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波斯语、越南语、日语等版本，总计将出版13个语种版本；青岛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已先后推出韩语、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5个语种版本；山东人民出版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120》韩文版已出版，阿文版翻译完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心理健康指导手册》出版了英语、俄语、日语、韩语5个语种版本；等等。这些实用类抗疫图书在引导国际公众正确认识疫情、帮助和引导大众消除不稳定情绪、采取科学防护措施、沉着应对疫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人民出版社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盖尔公司、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分别签订了3本纪实类图书——《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最美逆行者》及《战“疫”日记》英文版版权输出协议；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青山一道，同担风雨——2020年，20位国际友人疫情期的中国见闻》版权已成功输出至印度、意大利、韩国和德国等地；外文出版社《2020：中国战“疫”日志》和《武汉封城：坚守与逆行》在海内外线上线下同步推出英文、法文、日文版，并授权波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巴西、泰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埃及8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出版，等等。这些纪实类抗疫图书汇集中国各地鲜活素材，真实记录中国的抗疫故事，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引发全球读者共鸣。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图画书《新型冠状病毒走啦！》已实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伊朗、波兰、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个语种的国际版权输出；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书系已向巴基斯坦、蒙古国、泰国、美国、印度、越南、黎巴嫩、尼泊尔等8个国家输出版权；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科普读本《写给孩子的病毒简史（彩绘本）》、绘本《等爸爸回家》均实现了10多个语种版权输出。这些儿童类抗疫图书能够引导儿童正确看待疫情，帮助儿童缓解恐惧和焦虑，保持乐观的心态，让疫情下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国出版业临危不惧、主动作为，采取国际合作的途径，与世界共同抗击疫情，快速推出抗疫主题图书并积极进行版权输出和国际推广，分享中国抗疫经验，帮助全球读者通过真实感人的中国故事感受中国的努力，彰显了中国出版人的责任与担当。
三、后疫情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应对策略
中国出版走出去当前需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调整战略，转换思维方式，深入研究分析疫情对世界图书阅读市场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及变化，积极谋划和布局后疫情时期的发展，化被动为主动，有效把握机会，实现突破。
1.优化海外战略布局，实施精细化、精准化走出去
此次疫情过后，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国际关系区域化发展将会加速，文化共性或将成为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社会文化基础。
在国际关系剧变之下，中国出版走出去应根据世界不同区域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差异，综合考虑所在区域和国家、外交关系及所在国安全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环境、法律环境、境外合作方的意愿和能力等诸多因素，围绕中国出版走出去对象国做一个全球范围的梳理分类，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策略，因国施策、因事而谋，优化海外战略布局，实施精细化、精准化走出去。
一方面，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大局，着眼于长期战略，继续保持与西方发达国家出版机构的合作，用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拓展国际出版渠道平台。充分利用国际书展、国际出版交流活动，丰富活动内容，提升参展质量，展示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发出中国声音，放大传播效应。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主张、中国做法和中国故事。
另一方面，此次疫情中国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受到众多国家的赞扬。今后的出版国际合作要考虑地理、地缘性因素，在与我友好国家扩大或深化出版合作。后疫情时期，应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洲地区、东亚地区作为走出去重点方向，加大与这些国家出版机构的合作力度，构建互融共生的生态圈和命运共同体，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出版企业应以此加强走出去谋篇布局，对不同细分市场的需求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类，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径，进一步增强在这些区域国家出版领域的品牌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2.加强能力建设，为高质量走出去提供坚实保障
后疫情时期，出版企业应充分认识发展的不确定性，正视压力和挑战，尽快调整自己，静下心来对出版走出去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思考，系统梳理在战略制定、选题策划、品牌打造、数字化转型、产品服务、营销渠道建设、提质增效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改进之道、创新之路。既要理性应对当前经营困境，又要着眼长远发展，站在新入者的角度思考如何更好地满足海外用户的需求，如何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主动权。
修炼内功，着力加强内容建设。后疫情时期，出版走出去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出版企业能否准确把握出版内容，提升内容品质，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海外读者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出版企业面对疫情给走出去带来的困难，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立足于长远发展，潜心修炼内功，聚焦内容建设，强化内容资源储备，夯实发展基础。二是要强化以“学习氛围”为核心的学习型组织建设，促进员工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和掌握，以适应快速迭代的数字化时代和新媒体环境，为今后发展积蓄人才资源。三是要适应国际出版文化生态、传播生态、市场生态的变化，坚持效果导向、靶向施策，着力在选题策划、创意设计、内容选择、话语转换、译制编辑、生产制作、营销推广、渠道平台等方面一体强化、同步提升，把产品和服务做得更深入，更贴近用户需求。
调整走出去产品结构，实现重点突破。后疫情时期，出版企业应根据疫情给出版走出去带来的影响和变化，采取“稳步推进，重点突破”的策略，及时调整走出去图书产品结构，提高走出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是深化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着力塑造个性化的新媒体产品，提供给用户全新体验与服务，以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服务创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二是全面分析后疫情时期国际图书市场状况和出版走出去海外战略布局，以新媒体主题图书走出去为重点，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抗疫防疫、脱贫攻坚等故事，为后疫情时期创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三是大力推动少儿图书走出去。疫情暴发以来，从各国图书销售情况来看，少儿图书成为销售热点，中国少儿图书版权输出也取得了较好业绩。基于少儿图书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及少儿图书图文并茂、浅显易懂、文化壁垒相对较低、易被接受的特点，少儿图书应成为走出去的重点。四是此次疫情使全球教育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许多线下课堂教学转为线上网络教学，教材也将随之而改变。国际汉语教材出版企业应致力于网络教材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研发，以及国际汉语教学数字资源平台的打造，为全球汉语教学提供“数字产品+服务”的全方位立体化内容。
提升国际合作能力，构建共生型合作关系。虽然疫情给出版走出去带来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既是出版企业要面对的挑战，也是出版企业发展的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构建互惠互利的出版走出去国际生态圈，实现与合作伙伴的共生与共创，应成为今后出版走出去的重点内容。面对疫情导致的出版国际合作交流受阻的局面，出版企业需要改变传统的国际交流模式，以多样灵活的方式开展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与国内外同行一起，积极寻找解决方案，探索将传统的价值链创造价值模式转变为命运共同体合作创造价值模式，通过共生互融，打造务实管用的海外本土化营销网络或平台，形成协同和放大竞争优势。
3.加快数字化转型，全面推动数字出版走出去
疫情期间，数字出版物借助互联网快速有效传播，让人们切身体验到了数字化内容传播的时效性，以及通过移动终端进行数字化内容获取和学习的便捷、高效，彰显了数字出版的优势。未来5年，无论从信息技术的发展，还是读者阅读习惯的转变来看，数字出版都将为出版走出去打开新空间。“后疫情阶段，出版发行业需要将疫情之下的应急反应，经过总结梳理、辩证分析，上升到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用互联网思维和用户思维，武装出版发行经营业者，从观念、思维，到内容、产品，从技术、平台到管理、服务，从人才培养到机制创新，在出版产业链的上下游各环节、全方位地加快融合步伐。”[5]此次疫情将成为加速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契机，也为后疫情时期中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路径。出版企业要顺势而为，全面布局数字出版走出去，推动技术创新，加快数字化转型，深化出版融合，形成发展新动能，构建出版走出去的立体化新格局。
打造高质量数字化产品线。此次疫情将使国际出版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各种新媒体形态，出版企业应集中优势资源，通过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创新数字出版的新业态、新模式，构建出版融合发展的新生态，重构出版走出去价值链。出版企业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数字出版流程，加大数字出版产品的开发力度和加快品牌图书的数字化转化，在选题策划、审核编校、生产制作、传播营销等方面以高标准、高要求、高质量，努力做到精品化、差异化、本土化、体系化，打造出版走出去高质量数字化产品线；另一方面，针对海外阅读群体日益细分化和个性化，将内容资源渗透到用户体验设计之中，通过互联网与目标读者进行双向沟通，切实提高走出去产品的便利性和体验感，增强海外读者对出版企业的价值品牌认同。
加强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实现营销与服务创新。疫情促使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对出版走出去的营销和服务模式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数字出版产品或服务推向市场和用户群体的营销环节，发生了重要演进和迭代。数字出版的营销体系，正在经历着以生产者为中心向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演变过程，更多地考虑用户的需求、场景和阅读偏好，并以此为出发点改进和完善产品研发和技术应用。” [6]后疫情时期，出版走出去的营销渠道会发生变化，网络营销会得到更广泛地应用。出版企业应进一步拓宽线上营销渠道，形成线上线下营销相辅相成的新生态，提升出版企业走出去的融合发展能力。要加强数字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并向着更能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化需求的方向发展。通过链接、协调、赋能的平台力量，为优质内容构建更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把产品信息通过数字资源平台更好地传播出去。同时，出版企业还要注重开发国际数字出版、新媒体传播市场，强化与国际出版机构资源平台的交流与对接，推动更多出版产品进入国际主流数字营销平台。
创建网上版权贸易平台，推动在线版权输出。面对疫情给国际书展业带来的冲击及版权贸易洽谈和交易受阻，创新版权合作、版权谈判及版权交易方式成为主流。出版企业应加快网上版权贸易平台建设，创建包含网上版权贸易、版权管理、版税管理和客户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版权贸易与版权管理系统，线上定期发布、推介重点版权产品，以“云版权”的方式促进版权国际贸易不间断，实现网上版权洽谈、电子样书及时传递、对客户信息及时准确掌握及对版权输出样书规范化管理的版权信息全流程管理，创新版权贸易形式，与国际版权贸易平台进行深度合作，构建中外版贸合作共同体，推动在线版权输出。
4.加大政策扶持，持续推动走出去
从疫情的发展趋势来看，疫情威胁何时能够消退尚难确定。在今后的3-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难度或将加大。同时由于出版企业也处于寒冬期，资金紧缺，走出去的积极性也有待提升。为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冲击和影响，推动出版走出去可持续发展，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加大财政资金支持，扶持出版企业走出去渡过艰难期。
增加走出去工程项目经费投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在推动出版走出去尤其主题出版走出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国家应加大对出版走出去工程项目的资金支持，保证出版走出去持续稳定发展。政府层面上，应统筹规划、分类指导，重点扶持一批优势项目、优势品牌和优势企业，将经费支持与绩效考核结合起来，在增加经费的同时，更加注重走出去产品的质量和效果，把钱花在刀刃上。企业层面上，要转变思路、创新发展，一是要加强出版企业间的合作，共同构建走出去联盟，相互赋能，抱团走出去，节约资金，事半功倍；二是加强市场化运作，拓宽融资渠道，通过社会、企业和公众多渠道筹集资金，创新企业运作机制，促进出版走出去多元化发展。
加大对国际书展国际出版交流活动的支持力度。国际书展和国际出版交流活动是中国出版对外展示的重要国际平台。疫情过后，出版企业需要通过国际书展和国际出版交流活动主动传递中国声音，更好地展示国家形象。政府部门可以根据活动特点和资金项目的侧重，在资金补贴方面，提高参展补助额度，支持出版企业利用国际书展平台，运用版权交易、合作出版等市场化、商业化途径，推动更多中国出版物进入国际图书市场。出版企业要精心设计、细致谋划，精选展品，创新举措，一是要按照后疫情时期走出去新的战略布局，进行参展合理布局布点，做到点面结合、主题宣传与版权业务结合、“大集团”与“小分队”结合，重点考虑并拓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二是要创新参展组织方式，发挥出版企业优势和特色，鼓励和资助有能力和潜力的出版企业组团参展，调动出版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取得更好的参展效果。
对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予以扶持。出版企业海外本土化发展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有效途径。疫情使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处境艰难，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亟须政府部门在综合评价出版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实际运行效果下，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使其渡过难关，守住海外本土化阵地。出版企业也要给予所属海外分支机构持续资金投入和战略指导，积极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优化海外分支机构的治理体系和运作模式，加强风险管控，增强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与此同时，海外分支机构要积极开展自救，转变经营思路，探寻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采取多元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解决生存困难，持续推进本土化经营。
四、结语
疫情使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将对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国际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影响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进程。面对变幻莫测、纷纭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科学研判，统筹兼顾，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有效应对。既要立足当前，科学应对当前经营困境，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冲击和影响；又要着眼长远，坚持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坚定自我发展的信心，转型升级，补足短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危机意识转化为创新的内生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新路径，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持续平稳向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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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忠.出版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谋发展的大数据分析[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5-11
[6]张新新，陈奎莲.坚持出版导向，引领5G时代数字出版新变化[J].出版发行研究，2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