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新闻教育变革呼声一直存在，最近十年尤其突出，除去表面新媒体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外，新闻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面临的挑战是根本原因。诞生于工业文明的新闻学必须呼应后工业文明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需求，创新知识体系，学术体系，从根本上实现新闻教育变革。
【关键词】新闻学；新闻教育；知识体系；学科建设
新闻学的诞生发展是新闻教育的基础。新闻教育面临变革压力，并不是依靠调整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实践方向能彻底解决的，其根本在于新闻学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勇敢直面新闻学自身挑战，彻底梳理工业文明背景下百余年来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内容和逻辑，更新知识体系，构建后工业文明的新闻学知识体系，不仅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而且能够为低迷的传统媒体提供解决思路和努力方向，修正新闻教育变革的逻辑起点，搭建未来新闻传播的知识框架，从内部壮大新闻学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实现新闻教育变革的希望所在。
一、新闻教育改革的历史与指向
虽然新闻学从海外传来，但自新闻学在中国诞生，就显示出西方遗传基因和中国后天实践相融合的特色。包括对新闻学的批评之声也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流行的“新闻无学论”在国内一直有拥趸者，时隐时现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为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闻教育事业，高等教育中的新闻学屡次改革。20世纪50年代初，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中国新闻高等教育一度完全按苏联模式进行，1956年在新闻界学习苏联受到挫折后，《人民日报》首先进行了改革，提升报纸的舆论监督，加强服务人民的内容，降低报纸意识形态色彩，但此次改革很快夭折。“文革”中，高等新闻教育一度停办，质疑者认为大学培养不出符合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需要的新闻人才，“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新闻人才必须在实践中培养。改革开放后，新闻教育恢复正常，但业界依然有执此念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传播学的引入兴起，新闻学科似乎找到了强有力的盟友和伙伴，新闻传播学捆绑一起共同发展，繁荣一时。
最新一轮关于新闻教育改革的呼声已有十年多时间，最近由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教育调整而局部爆发。一方面是新媒体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让新闻教育积极调整人才培养方向，适应社会需求。2019年中国大陆新闻本科专业布点中的网络新媒体专业共计246个，比2018年增加了106个，这一数字创下本科专业设置历史上的最大增量。另一方面，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生存状态日益艰难，具有新闻学专业背景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明显传导到新闻教育机构。有学者甚至用“情绪焦虑”来形容当下的新闻学界。
数据显示，《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四大期刊自2015年以来每年发表探讨新闻教育改革的文章近20篇，每年每份期刊发表4——5篇。[1]文章指向本科阶段的以报纸等传统媒体为主的教育模式，讨论内容大到如何在新技术新媒介发展背景下，重新定位新闻人才培养目标，在夯实提升文史哲等人才基础素质和追逐最新传播技术技能两方向上如何分配力量、如何侧重取舍；小到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如何调整结构配比，核心课程到底落实到哪几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内容设置、新媒体技术课是否要加入算法编程内容，等等。而最近几年关于学科建设、教学改革方面的学术研讨会越开越多，题目越来越细，来自业界的批评之声也常见诸文端。
新闻教育变革指向三个层面。第一，宏观理论层面：变革的方向路径和目标设定，与大学教育现代化与未来人才培养模式关系密切，新时代如何平衡人才培养的“智”与“德”的关系；未来大学的人才培养是否在以下两种成熟模式之间做出必要选择——传统的知识产出和品格养成为目标的“洪堡模式”？还是工业革命背景下，麻省理工大学式的以“契应工业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之需”的学科构建和“学术资本主义”模式？抑或是向着“多层次，多边化，多节点”为特征的第三种未来模式驱动？[2]第二，中观层面：具体改革的思考路径和方向，各种知识体系的构建和配比，课程设置，等等。到底要偏向文史哲厚重基础，以夯实新闻伦理价值和具有人文精神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路径；还是以精通各种技术技巧，能够在进入媒体单位工作后，可以马上熟练使用各种新媒体技术为偏重的人才，因为四年时间和学分设置，无法兼顾两边，只能有所侧重。第三，微观层面：具体课程设置与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建设层面。比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构建与新闻专业内容的坚守，实践环节的落实等；以及如何能让具有丰富业界实践经验的人才进入到高校体系，并制定符合他们的考核体系，如何吸纳更多工科背景人才加盟新闻学科等。实际上三个层面互相影响，互有牵连，不能割裂分离。解决之道说来说去，不外乎是优化课程结构，加强实践环节，丰富不同专业和经历的师资队伍，充实其他与新闻相关的跨学科知识体系等。这些改革措施都在实施，有业界经历的教师加盟了，计算机、统计学、心理学等工科背景的专家加盟了，实习实践的学分上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普遍开设，但焦虑的情绪却依然在学界弥漫，甚至学生也充满迷惑。
不解决新闻学整体的学科挑战，新闻高等教育和新闻人才培养还会继续陷入盲人摸象的迷茫中。
二、新闻学挑战的外部因素
作为一门学科，从1919年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开始，新闻学在中国已有百余年历史。百余年间，新闻学作为重要的专业方向大约持续70多年。民国时期，曾出现过公关和广播方向，一些学校也开设过广告课程，但都是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中国新闻教育调整发展，新建了不少新闻系，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创办，整体教育依然没有脱离新闻学核心的知识框架和体系。总体上说改革开放前，新闻学建设和新闻人才培养是充满波折的。1983年以后陆续新增一些新专业，新闻学科体系建设开始出现。如人大新闻系设立新闻、新闻摄影、广播电视、新闻事业管理四个专业；复旦新闻系设立新闻、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三个专业；厦大新闻系设立国际新闻、广告、广播电视三个专业。[3] 1987年原国家教委将专业设置纳入国家统一管理。1998年教育部重新修订本科专业目录时，在新闻传播学类下面设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四个专业方向；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位授予点专业目录中，在新闻传播学类下面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方向。后来本科阶段又加上网络媒体新闻学、数字出版等专业。[4]
之后20多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大发展。截至2019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类本科专业布点1352个，72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按数量排序如下：广告学368个，新闻学专业点336个，网络与新媒体246个，广播电视学230个，传播学80个，编辑出版71个，数字出版19个，时尚传播1个，国际新闻与传播1个①。相较2018年专业布点一共增加108个，其中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增加了106个，新闻学增加10个，传播学增加9个，广告等传统专业均有降低。
一直是新闻传播学核心的“新闻学”方向，在全国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布点中比重不足25%，仅占据四分之一的比例。从总量上看，30年来发展也比较缓慢。新闻学开疆拓土、开枝散叶的同时，原来的核心知识建设被弱化了。在增加了学科专业方向后，新闻教育的“去新闻化”现象开始出现，并越来越严重。“传播、广告、公关、营销、舆情、设计等学科对新闻学的强势侵入，越来越稀释着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5]上文提到的2019年本科教学专业布点中，广告学以368个占第一位，是所有专业布点的27%多。究其原因，新闻学L博士在接受访谈时说：“新媒体和广告专业暴涨背后，可能都是国内平台公司的兴起，阿里、腾讯、美团、滴滴、头条，本质上他们的盈利模式主要渠道是靠流量变现，从聚集流量到贩卖流量，可能都需要广告人员的参与。即便是传统新闻机构，现在也是流量至上，有意识的主体都会配上运营人员，运营本质上其实就是广告营销。”②
除了广告学之外，传播学甚至互联网数字新闻学的快速发展，在繁荣丰富新闻学的同时，对于新闻学内在核心价值造成严重的隐秘侵蚀。“传播、广告、公关、营销、舆情、设计等学科虽与新闻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从学科本质上看，这些学科与新闻学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与新闻学相比，“属于价值迥异的异质学科……都带着某种力量控制新闻的特征”。[6]不仅广告、公关等在职业价值取向、产品生产流程、知识基础与结构上，与传统新闻学并不一致，哪怕是互联网数字新闻学，似乎是新闻学在新技术环境下的新发展，但其越来越明显的平台媒体的特征和发展方向，在其最重要的创新环节——新闻重要性的算法选择和新闻分发的算法推送——工具价值让位于理性价值的规则，也和传统新闻学相去甚远。甚至现在互联网新闻学的核心价值——算法，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当年“黄色新闻潮”的价值取向的技术升级版。至少在目前，治理算法所带来的工具价值观流行、操纵传播等弊病的“传播理性”，尚未在互联网新闻领域获得应有的研究分析和重视。
传播学引入中国后，与新闻学合并发展，解决了新闻学理论不足的问题。但实际上，传播学一开始缺乏在中国落地的土壤，多年来未脱离对西方传播学介绍、阐释和证明的状态，传播学如何落地中国、深度关照中国现实一直是学科尴尬之处。在西方早有学者看到传播学从内部威胁新闻学的合法性存在，“二战以后传播学的发展使新闻学的存在受到威胁。传播的发展来源于新闻教育内部的压力，连传播学的创始人都深深明了这对于新闻学构成的威胁。诺波特维诺在他预言性质的小册子《人类对人类的利用》中，承认传播学科就是对一切进行控制的学科，存在与否都对一些文化的主要推动力、最具人文价值的因素构成威胁。新兴的传播学科至少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也充满希望地融入新闻教育中去，但是结果并不妙”。[7]
除学界外，新闻传播学学生对此也有类似看法。W博士认为：“新闻教育最基础的应该是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伦理，这些我们学科的教育反而越来越忽视；对新闻界的发展大趋势不够重视，反而沉浸在非常狭窄的研究里，做一些琐碎的细枝末节的研究，内卷化越来越严重，以传播学为甚。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陷入在琐碎之中，自己内部自嗨，对其他学科，对社会意义不大。”而这一点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也早有议论，“人文科学对新闻学没有多大兴趣，实际上他们以新闻学为耻”。
当然，传媒技术的发展对新闻教育冲击是最直接的。2012年8月底，美国六大基金会给各大学校长公开信，强调在数字时代，新闻教育应像医学院课程教学一样，不仅有基础研究的教授学者，更应该有医师负责临床教学，新闻学教育“聘请资深记者担任教授，理论与实务并进”，在专业知识、数字技能和深度报道、协作报道能力上有重要提升，并以很难“再从关心新闻界未来发展的基金会获得经济资助”为警告。这种冲击在中国本土则直接体现在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上。
三、新闻学挑战的内因
和其他诞生于农业文明社会（甚至之前的采集狩猎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不同——比如哲学，历史，文学等，新闻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带有工业文明的印记，它不直接以社会和个体的精神个性品德养成为目的，而是和现实世界关系紧密。相较于前者，新闻学理论体系简单明了，没有深刻的思辨和论证过程，学术底蕴不足，更多是类似职业伦理和行业产品规范的阐述。和新闻有关的核心概念、理论体系——诸如新闻伦理法规、新闻价值要素等，工业时代痕迹显著。1851年，雷蒙德创办《纽约时报》时宣称将永远站在道德，工业，教育和宗教的立场上，报道世界各地新闻，并认为这是最好的新闻。普利策在1912年捐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时候，提出新闻教育是传授给未来记者关于“政治、文学、政府和宪法原则”的知识；[8]新闻在工业文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
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信息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所以工业化时代的新闻行业核心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新闻液态化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来构建新的新闻学，培养适应信息时代的新闻人才需要，这将是一个长时间段的探索过程。如果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理解新闻业所面临的挑战，从根基重塑新闻学科的内涵和价值，新闻学以及新闻教育、人才培养都摆脱不了这一危机。调整安排几门新课，跨学科建立几个创新实验班，引进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并不能解决新闻教育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能是权宜之计。这也是为什么在跨学科教学、新工科建设陆续介入到新闻教育中，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C博士认为，“本专业讲授的理论和方法不够用，学生需借力其他专业，但又常常理解得不是很到位，用起来容易像生拉硬扯”。D博士认为：“从学科来说，因为太多学科的引入，或是各种各样的反思。新闻传播学本身很容易丧失主体性，反而在众多的研究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之中迷失了自我。” 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美国，虽然新闻教育工作者认为新闻专业知识的教育和学位获得对于新闻从业者非常重要，但在新闻从业者，尤其是新闻单位的高层管理者看来，认为新闻专业的学位重要的比例则大为降低。③
不过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社会转型中，依然有一些东西会被保留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扬弃”的历史，而不是断代，在“扬弃”过程中，我们要知道什么应该被继承下来，新闻学也一样。新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在工业社会，新闻要去寻找有价值的信息来提供给信息匮乏的人们；而信息时代，新闻依然要寻找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处于信息垃圾中的人类——不论处于信息匮乏或是信息垃圾中，人们都处于信息的营养匮乏状态。让他们在大量的垃圾当中能够节约时间、体力、目力、脑力而获得优质的信息，这是一种职业的能力。对新闻学自身来说，职业的能力也塑造了她高贵的品格，即“以超利益的社会公益性为自我认同”“新闻与媒体脱钩、新闻与民主勾连”“潘忠党谈到，凯里反对新闻的传播化，因为将新闻等同于信息的传递，就是扼杀新闻应有的灵魂。李欧梵显然也读到了这一点：新闻变成传媒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经不再是探讨人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9]
新闻学需要坚守的部分即坚定维护学科的主体性和核心功能价值。从中国大学本科教育中，史、论、业务是三大核心。双一流新闻传播学A类院校中，基本保持了对新闻核心能力的坚守，包括：新闻史论方面基础而系统的知识，新闻敏感性和准确判断能力，信息获取甄别和分析能力，新闻伦理，新闻采写编评的能力，等等。在内容和技术方面坚持内容为主、技术为辅；坚持在技术发展的环境下，继续以培养学生深厚人文底蕴为基础，敏锐的新闻获取和准确的表达能力，对技术有快速的学习能力。内容为王的教育理念在中国主流新闻教育院校基本占统治地位。
因此，表面上看，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技术迅速发展导致新闻教育的焦虑，但这只是外在的因素，新闻学科内在的发展演变则是被忽略的因素。新闻学面临的挑战和新闻教育改革并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进步变革导致的结果，从根本上讲，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信息时代的必然变化，是后工业文明信息时代要求的大学知识体系整体变化中的一个部分。只是作为和实践紧密联系的学科，其变革呼声更为凸显。
最近读到一篇新媒体内部如何运作的文章，可以从一个细节显示，我们目前以传统媒体为基础的业务课程知识体系与新媒体业务知识体系之间的差距。从杂志《凤凰周刊》到公众号“凤凰weekly”成功转型的编辑总结出三点公众号类文章成功经验，如下：
事后我分析了这篇文章的成功之处，总结了3个点：一是“七日后”的打法，二是周六发稿更安全，三是绝不踩线，控制好节奏与角度。“七日后”的打法指的是，每有超级大热点，全网各种文章会瞬间铺开，这时候是没底线流量号的天下，我们非常难出头，所以不一定非要第一时间去跟。“周末发稿”是一个传统的讨巧打法，因为竞争不激烈。而避免踩线、控制节奏和角度主要是面对敏感话题时，要分析问题，要反思，要总结。这时候，需要依靠长期的经验，去判断红线大约在何处，这方面是我们传统媒体的强项。
同样，分发环节也成了重要的创新领域：
文字内容也经历了极大的挑战，虽说图文报道不会消失，但是被边缘化、被视频抢走大块头流量怕是很难避免。现在，微信图文其实是在跟抖音竞争，跟电视剧竞争，跟网络小说竞争。以前我们发布一篇文章，第一天晚上只要超过2.5万阅读，晃悠两天基本能达到10W+，现在第一天的阅读至少要到6W，才能保证这篇能够达到10W+。一方面，读者分享愿望越来越低，导致流量长尾衰减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微信的频繁改版让公众号的实际运作受到影响，读者的阅读习惯被反复打乱、干扰，阅读兴趣也随之下降。
这样的总结是很难出现在主流新闻教育课程中，但这样的内容恰恰是目前学生们所喜欢和追捧的。我无意冒犯，新闻学和新闻教育该接受这样的“知识”吗？
马克思·韦伯的一句话虽然不是非常契合新闻学教育的本质，但从根本说出了大学教育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启发：“各位同学！你们带着这些对领袖的要求，来到我们的课堂上，你们没有事先告诉自己，在100名教授中间，至少有99名，不但不是这个生活赛场上的教练，也不应当要求成为这样的教练，他们不能要求做行动领域的‘领袖’。”[10]
注释：
①2018年全国有681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有1244个新闻本科专业教学点，其中广告学378个，新闻学326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编辑出版学82个，传播学71个，数字出版13个。
②笔者在6月12日发起线上调查，先后有10余位新闻学在校学生参与了讨论。文中所引学生的言论，均为此次访谈内容。
③2013年，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培训机构“波恩特媒介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两个群体关于该问题的认知差距高达39%，即96%的新闻教育者认为新闻学学位非常重要，而只有57%的新闻从业者同意这一观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
参考文献：
[1]何志武，董红兵.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逻辑[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5）
[2]胡百精.大学现代化、生态型学科体系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未来选择[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2）
[3]方汉奇.发现与探索:方汉奇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邓绍根，李兴博.百年回望: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及其特点[J].现代传播，2019（6）
[5][6][9]曹林.新闻学失去新闻基因的致命危机[J].青年记者，2018（19）
[7][美]James W. Carey撰，李昕 译.新闻教育错在哪里[J].国际新闻界，2002（3）
[8]邓建国.传统与变革：数字时代老牌新闻学院的变与不变——以哥大新闻学院的课程改革为例[J].新闻大学，2014（6）
[10]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