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笃利：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李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坚持学术出版，积极应对时代发展和变革的成功经验，给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本文在现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分析了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学术出版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
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几乎都创立了各自一流的出版社。这些大学出版社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无一不把对学术和教育的贡献和推动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在通过管理体制、评价机制、学术规范、数字化服务以及“走出去”影响力等诸多举措在坚持学术出版、保证出版质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应对时代变革中遇到的各种机遇和挑战。
这些成功的经验给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因此也成为中国国内学术界与行业内专家研究的热点。罗茜等（2016）探析了剑桥和牛津两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的成功运营经验——商业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国际化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和使用新技术、采用先进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法等。田雁（2013）探析了日本学术出版和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历程，以及面对困难时所采取的对策，并且分析了学术规范实施现状和评价。雷永利（2017）对英、美四家知名大学出版社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探究。李广良（2017）和冯会军、范军（2014）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沿革与成功经验。
尽管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建社时间普遍不长，但是也经历了转企改制后的市场洗礼和技术创新后的产业变革。如今，这些大多只有三十多年历史、尚处于成长期的大学出版社正面临着市场竞争压力大、内容低水平重复、学术规范缺失、新技术融合乏力、“走出去”影响力弱等显著问题。本文在这些学者和同行专家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发展的经验和启示，并提出了推动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探索适合自身的学术出版模式的方法。
一、大学管理层的支持力度决定着所属出版社的发展基调
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约翰斯·霍普金斯等大学出版社之所以世界闻名，首要原因源自于其母体大学的领导层对出版事务的高度重视，并将所属出版社视为大学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校长及教职员代表组成了学术出版质量的把关机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向学校上缴利润的任务，相反，还有很多出版社能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得到学校的资助。从学校的层面给予出版社一定资金支持，目的是为了繁荣学术出版，这样的定位显然能让大学出版社无经济压力之虞，将出版社的经营重点放在提高图书的质量和水平上。这也是值得中国的一些大学管理层重新思考的问题。
二、坚持学术为本，体现无可替代的学术品牌价值
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史绝非一帆风顺的，有的甚至曾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例如哈佛大学出版社。然而学术出版却是这些知名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的基本宗旨，这也是它们与商业出版社最大的不同以及赖以生存之根本。大学出版社拥有创新成果和专家作者等学术出版资源的优势，同时拥有成熟而又严格的选题论证和学术评价机制，这种优势是其他出版机构所无法具备的。这也是后来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大多交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因，而这些作品反过来为学者们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尽管经营规模上已可以与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相媲美，但整体上来看，在世界出版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很有限，特别是学术出版领域，与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品牌相比有较大差距。因此，学术出版品牌及其配套的长效运行机制亟待培育。
三、完善学术运行机制，构建先进的学术把关机构和组织架构
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都充分利用母校的学术资源，将学科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其学术出版的两个重要产品——著作和期刊共享优质的作者队伍、权威的审稿专家以及成熟的评审和出版机制。
首先，严格的选题论证和同行评审机制。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均结合自身特点，围绕选题和书稿质量审核与监控，创建了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这种严格规范的审核与监控制度是其能够立足于世界大学出版之巅的重要保证。综合几家大学出版社从选题的预审到交稿的质量，一套完整的评审流程可归纳如下：策划编辑提供选题的预审材料→同行评议选题学术价值和市场前景→通过后列入出版计划→编辑审核初稿→通过后提交同行专家进行评价→作者回应评议结果→学术（编辑）委员会评审→作者完成稿件修改→修改稿再次交由专家审核。
其次，高效的团队运营机制。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一套严格而高效的出版流程管理制度，接收的每一份书稿均要建档保存。在选题论证之后的编辑出版环节，几家大学出版社基本都实行了项目制管理，编辑作为项目负责人，对资源享有绝对的支配权。
据了解，中国国内多数大学出版社因市场和成本等种种因素，尚未组建自己的学术质量评审把关机构，导致选题和书稿的学术价值整体不高，未能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四、强化学术资助，提升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美国和日本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有三种资助渠道，除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资助外，所属大学也设立了专项相关基金来推动学术出版。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捐赠基金中有专项基金支持出版社发掘和出版长期学术价值大于短期商业收益的作品；东京大学出版社设立了以该校首任校长南原繁命名的“南原繁纪念出版奖”。
由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数量有限，中国国内一些中小型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出版多数是依靠作者资助。因面临经济指标考核的压力，编辑在主动策划方面往往不敢放开手脚，从而流失了不少优秀的选题资源和作者资源，而这种损失往往不可逆。相比较而言，美国大多数出版社取得书稿的途径主要是编辑组稿和学术网络，只有不到5%的是自由投稿。
鉴于学术著作所承载的学科前沿知识对于高校学术型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的所属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可从出版社上缴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双一流”建设学术专项出版基金，通过市场销售所得的部分收入可纳入基金池中，实现可持续性地催化一流学术成果和建设一流学科的双赢效果。
五、学术著作教材化，促进学科专业发展或转型
在美国，不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作品因为其影响力的提高而被编写为教材，特别是研究生教材。例如，在新兴的学科领域方面，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将学术原始文献转变为教材的极强能力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大学出版社为应对在校大学生数量递减以及文科专业整合压缩或调整政策的冲击，将一些学术图书教材化，为经济社会需求结构调整带来的学科专业转型做好准备。在中国国内，高校教师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有时需要兼顾教材编写和学术创作，大学出版社更应该为作者在教材建设和学术出版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方面提供充分的协助和服务。
六、实现学术增值，拓展知识传播边界
在20世纪中期美国大学出版社面临生存危机之时，美国的3位学者道格拉斯·阿玛托（Duglas Amrato）、苏珊·肖特（Susan Schott）和斯蒂夫·科恩（Steve Cohn）专门撰文阐述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价值，引发了社会大讨论。文中指出大学出版社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是“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大学学术研究的范围和价值”。哈佛大学出版社第三任社长杜马司·马龙（Dumas Malone）实施了“学术增值”（scholarship plus）经营理念，他认为，大学出版社要尝试将前沿理论和重大发现阐释和呈现给更多的读者，架起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周蔚华将由学者撰写的，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学术价值，用大众化的语言来阐释和表达的出版物的称为“亚学术出版”。
中国国家出版基金申报指南强调的资助重点就包括“对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具有积极作用的科普读物”。由此可见，中国从国家层面也认为，学术成果普及化也是推动中国文化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更多的是人文社科类图书，学术语言大众化相对容易实现，而对于更为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自然科学类学术著作而言绝非易事，则需要作者和出版社双方共同努力，协同探索学术普及的实现方式和有效途径，尽力扩充自己的学术出版读者群体，使得知识体系在更大范围进行传播，实现“学术增值”与经济效益上的双赢。
七、新技术赋能，推进大学出版社融合发展
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对新技术的变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也因此迎来了飞速发展期。以牛津社为典型，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及时将自身长期积累的纸质图书数字化，并建立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将传统出版资源优势转化为数字出版资源的优势，通过实现纸质和数字的双线出版，对数据库进行自我更新，并提供按需印刷及其他内容增值服务；另一方面，与其他大学图书馆、大学出版社和专业出版社合作，各类高水平学术机构的数据资源整合到了一起，实现数据库的外部拓展，为全世界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全面便捷的内容获取平台。
这些做法为融媒体和大数据时代下的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在对原始积累的纸质图书整体数字化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库平台整合教学和学术资源，充分关注AR、VR、短视频等新技术和新媒体，用互联网思维探索学术著作的新形态、预出版和数字盈利模式。当然，数字出版活动不仅需要新媒体技术的支撑，更需要雄厚的资金做后盾，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一般缺乏这一优势，因此，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也许是更为经济的选择。此外，数字化出版方式也是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切入点，从最近几年达成的版权贸易记录来看，国外的学术出版集团更倾向于与中国出版社进行数字版权合作，通过学术出版数字化，可以更高质高效地带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
八、建立适合本社专业特点的学术著作规范
国际上目前通用的学术出版编辑标准基本上是依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完成的《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它于1906年问世以来，至今已有16版，基本上涵盖了学术著作及杂志出版的种种要求和细节，现已成为国际通用编辑标准。而中国国内学术著作出版质量参差不齐，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尚未形成中国的学术出版规范标准。2019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实施了《学术出版规范表格》等5项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加之2015年发布的7项，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一套关于学术出版的指导性规范。作为以出版学术著作为重要任务的大学出版社，理应做出自己的学术表率，在现有的标准体系上结合自身专业领域进一步制定本社的学术规范，为帮助作者提供学术研究效率发挥作用。
九、善于抓住时代机遇
“二战”后，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极大地推动了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以哈佛大学出版社为例，在“二战”结束后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哈佛大学出版社果断地设立了科学编辑职位，一改出版社历来擅长人文社科、拙于自然科学的面貌，实现了阶段性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出版业目前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宏观层面上，十九大以来，习总书记一再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战略为大学出版社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微观层面上，新时代下高校的“双一流”建设为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盛宴。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应该把握新时代发展机遇，更好地践行学术出版使命，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1]罗茜,王克方,任婷.商业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的典范——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与现状探寻[J].皖西学院学报,2016(1).
[2]雷永利.国外知名大学出版社管理模式探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7(8).
[3]李广良.哈佛大学出版的历史经验[J].中国编辑,2017(2).
[4]王跃.牛津大学出化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出版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4.
[5]田雁.日本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实施现状与评价[J].科技与出版,2013(7).
[6]庄智象.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坚守与创新[J].现代出版,2018(1).
[7]袁亚春.精品化:大学出版的必由之路[J].现代出版,2018(1).
[8]张宏,钱明丹.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定位和宗旨[J].大学出版,2005(1).
[9]徐栩.世界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国际化发展之道——以剑桥社､牛津社为例[J].出版广角,2015(8).
[10]孙玉.“学术出版”辨[J].出版广角,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