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范占英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气质儒雅，平和内敛，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拥有在“一把手”岗位上工作多年磨砺出的淡定、坦然。3月25日上午，《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和王明舟关于图书质量管理的对话，就在他的办公室内进行。在这里，书稿和样书几乎“霸占”了每一个角落。
王明舟说，北大社的图书质量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现在看，离当初定的2014年图书质量要有明显提升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他希望北大社能有自己的图书质量标准，这个标准要高于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一的行业标准。“只有到了那时，北大社的图书质量才算是过硬的。这也是北大社努力的方向。”
据了解，2014年，北大社在新书品种为1630多种，较上一年下降近20%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经营收入和利润的平稳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社在提高图书质量、增加单品种图书效益方面取得的成绩。
“不压缩品种，想要使质量有所改观是不可能的”
口碑和品牌，对一个文化企业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出版社这样的文化企业来讲，口碑和品牌的建立，离不开图书质量的“硬气”。2014年，北大社提出“三稳三升两降”的年度工作目标。这一目标的核心，用王明舟的话说，就是图书质量有明显提升，新书品种下降，同时保持生产规模和经营成本基本稳定。
经过反复分析北大社多年图书销售排行榜，北大社2014年压缩掉了可出可不出，既没有社会文化影响、商业价值也不大的选题300多个。在这300多个新书选题中，有三分之二为青少年类和一般类图书。这样做，使该社的出书方向更集中，更匹配自身在市场上的品牌定位，也更易形成优势。“经过多年实践和思考，我们明确了紧紧围绕定位出书的重要性。北大社应该是服务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出版社。未来的出书结构应该保持这样的比例：教材占50%，学术图书占30%，其他图书占20%。”王明舟说。
北大社压缩新书品种的第二个考量，就是为了提高质量。王明舟认为，不收缩品种，想要使图书质量有所改观是不可能的。他告诉记者，目前，北大社有近400名职工，其中编辑200多名，因个别编辑偷懒造成质量问题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更多的质量问题是编辑力量与编辑工作规律、工作强度不匹配造成的。“一名编辑年均可以编发多少字，这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每个人一天的阅读量是有限的。虽然北大社编辑队伍非常年轻，可以拼一拼，但是要求一个编辑一年编发十几本书，长此以往将难以为继。我们把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变成‘残废’，那也不成。”基于这样的认识，王明舟去年确定了每位编辑一年的出书量，原则上控制在8至10本。
北大社基本杜绝了“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情况。如今，想在北大社出书很不容易。王明舟举例说，北京大学有个校友因为选题多次被拒，通过校长信箱提意见，要求社里给出选题没有通过的理由，为此还惊动了校长。他介绍说，2015年，北大社将继续把出书品种控制在1700种以内。
“明确各环节责任，该谁负责就谁负责”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本社实际，北大社建立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全流程图书质量管理体系，即“三审、三校、一通读、一调审、一质检”制度。除此之外，北大社还成立了图书质量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包括社长、总编辑、总编室主任，共七八个人。领导小组负责该社的图书质量管理工作，制定图书质量评优和奖惩办法，对重大事故进行处理，在图书编校和内容质量提升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这个小组的领导下，北大社形成了完整的图书质量管理体系，各部门对图书质量有了明确分工。
总编室负责日常监督，社领导对分工负责的业务领域的工作负领导责任，编辑部门主任和责任编辑等对稿件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负主要责任，校对科对书稿的校对质量负责，终审室负责图书的终审和成品质量检查工作，质检室负责图书的印前质检，出版部对图书印刷、装订质量负主要责任。“明确各环节责任后，该谁负责就谁负责。”王明舟经常这样叮嘱各部门负责人。
“我们还特别注重队伍建设，这也是北大社图书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王明舟说，为了让新编辑随着出版社事业的发展而成长，出版社除了对新编辑进行入职培训外，每个编辑每年还可以享受到多次各种形式的培训。同时，北大社还实行导师制，通过以老带新来提升编辑的业务素质。导师可以享受社里的导师津贴，相应的，如果徒弟被处罚，导师也要负连带责任。
北大社一直坚持的总编辑调审会审制度也颇具特色。对于不属于重大选题备案范围，但可能或容易涉及敏感问题、热点问题的书稿，以及重点稿件，社领导层还要进行调审。全年出书品种的10%要被调审，总量达200个左右。在社长、总编辑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就有很多调审稿。
北大社还坚持印前质检、样书审查和成书质量抽检制度，并且由社领导参与质量检查工作。
面对记者关于“三审三校”等制度谁都有，为何你们的图书质量比较好的提问，王明舟回答道：“关键是要分清责任。”据他介绍，北大社三审制流于形式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面对这些问题，北大社领导层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的意见。“有时，终审会单独给我一个报告，说是问题太多。我说你不要看了，直接换编辑重新初审。”该社近年来图书质量的改观，与社里严格要求各个岗位负起责任来有很大关系。
“在处罚方式上，你在乎什么咱就用什么”
必要的奖励和惩罚是制度权威性的保障。为了保障图书质量，北大社制定了一套全面的奖惩制度。该社每年都会开展图书评优工作，主要奖励年度和季度图书排行榜中的畅销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突出的优秀读物，以及质量达到国家标准的优质图书。同时，北大社还奖励对学者作品提出重要建设性修改意见的编辑。
在处罚方面，北大社敢动真格的。王明舟说，质量问题达到什么层面就要担什么层面的责任。2006年，因为一本书出现严重问题，从社长到总编辑、副总编辑，再到编辑部门负责人、相关编辑人员都被责令在全社编辑大会上作检讨，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质量“大棒”落在编辑头上是无情的。社里要求连续两年抽检不合格，就停止发稿权，停止职称评审。王明舟介绍，该社某部门的一名编辑，已经两年了，一本书不能发，只能做编辑助理。
北大社的处罚，不只是罚钱，还有更让人脸上挂不住的，那就是全社发文通报批评。王明舟介绍说，有的编辑找他商量：多罚点儿钱，别通报行不行?他说：一定要通报。因为，社里处罚的目的，就是要能够真正触动编辑，因此在处罚方式上“你在乎什么咱就用什么”。这当然不是为了与编辑们对着干。这样的处罚手段与其说是一种惩戒，不如说是一种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