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振省：中国编辑学会
在出版传媒业，提到“融合发展”一词似乎与“数字出版”一词相伴随，甚至互为同义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多是由传统出版向新兴出版转型升级的意义上来理解“融合发展”，认为所谓“融合发展”其实是数字出版的另外一种表述；或者是在比较简单的“内容+形式”的意义上来理解“融合发展”的，即“传统出版”提供内容，“新兴出版”提供形式。
在出版传媒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融合发展”似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既定概念，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专有名词，甚至讲到“融合发展”时，往往一带而过，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展议论和研究。如果仔细追究起来，往往人们耳熟能详、约定俗成的事物或概念恰恰是需要回过头来，值得认真研究、仔细推敲的问题。“融合发展”就属于此类“事物”或“问题”。
其实，我们行业“融合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当互联网、数字化、网络化像潮水一样，向着出版传媒业的人们涌来的时候，一时间，人们猝不及防，产生了一种弃旧图新的倾向，于是关于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取而代之的议论似乎占据了主流、主导地位，甚至国内外有些大咖、专家已经预言，到某年某月，则一定是传统媒体寿终正寝，新兴媒体独统天下。正是在这种态势下，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型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总书记在会上提出，“要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持，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总书记的这个要求其实回答了融合发展的本质（根据）、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
所谓本质，即优势互补，劣势互堵。比如在功能定位上，传统媒体是高端的惯性的社会守望者，而新兴媒体则是有底线的社会个性表达，往往游走在法规的边缘地带；在理念定位上，传统媒体强调统一与规范，难免重宣传、轻信息，重输出、轻输入，新兴媒体则追求个性与创新，为资本所青睐；在资源优势方面，传统媒体是“两条腿”走路（盘活已有的，生产对路的），新兴媒体则是先天不足，良莠兼收，过分看重眼球；在表现形态上，传统媒体在继承中寻求突破，新兴媒体则呈现出新模式、新业态频频推出、目不暇接的景象；在生产模式上，传统媒体属于工业化大生产，新兴媒体则属于新技术带动数字化生产，产品呈“永未完成”的“液体”状；在赢利模式上，传统出版是“二次售卖”的践行者，新兴媒体则是“共享经济”模式的先行者；在管理机制上，传统媒体是党性原则下的规范管理传统，新兴媒体则表现出与资本博弈中的行业他律与自律。
我们在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各自优势的肯定性分析中，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否定性分析，反之亦然。正是这种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分析，决定了融合发展不是抛弃所谓落后的传统出版与传统媒体，也不是所谓新兴出版对传统出版的补充和完善，只能是优势互补，劣势互堵；不是此消彼长，有你无我，而只能是此长彼长，一体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此乃出版传媒业“融合发展”的根据与真谛。
如果从“根据与真谛”的视角来考察就会发现，我国出版传媒业的融合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媒介内部融合为特征的全媒体阶段，所谓编辑记者由“孤独的狼”变成“全媒体工作者”的过程，所谓媒介内部一次采集，多平台加工传播的阶段，也可被认为是“内涵式”发展阶段；以不同媒体间的融合为特征的融媒体阶段，包括传统媒体、传统出版单位与新兴媒体不同法人间的融合，出版传媒机构与技术公司的融合，也可看作是外延式融合阶段，是一种涉及跨所有制的融合发展；以媒体行业与其他行业融合为特征的跨界融合阶段，即把媒介机构的内部生产链条向外拉，延伸到社会接受与消费这一环节，放大到整个产业的文化形态中，是媒体与社会的融合，是生产与消费的融合，实际上是万物皆媒体，媒联万物的阶段，这个阶段方兴未艾，正在不可遏制地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基于以上考虑，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融合发展的前景就会发现，媒体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它会依托一个个具体行业，成为成就这个行业价值增值的重要的辅助力量，并通过这种价值创造来实现新的价值。这就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融合发展既是对新闻出版规律的遵循，又是对互联网技术新兴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遵循；出版传媒业的融合发展虽然发端于出版传媒领域，但它绝不仅限于出版传媒领域；建设手段先进、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主流新兴媒体、新兴媒体集团和现代传播体系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关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是重要和必要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沿着出版传媒业融合发展的正确道路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