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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良友》画报中的租界文化元素

2015-04-03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杨夕文
 
  摘要: 租界文化是中国近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上海无疑是租界文化的“代言人”,反过来租界文化对上海各个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在历史的动荡中仍然保持着一片繁荣景象。《良友》作为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个重要刊物,在租界文化的侵染下呈现出显而易见的租界文化元素。《良友》画报坚持公平公正的报道理念,对当时社会的特殊租界文化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入剖析,既有市民化的商业社会和中西合璧、今昔交融的杂糅社会等正面报道,同时也有从反面对租界文化作出的反思,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特色。这对现代媒体仍有一定现实意义。
 
  关键词 :《良友》画报;租界文化;市民化;中西合璧;反思
 
  19世纪中期开始,外国殖民者相继在我国一些城市开辟了租界,他们在自己所辖租界内肆意渲染,尽情展示着他们的特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之本身的传统的文化形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外来文化的侵染,以至于最终形成了内外兼修、内外杂糅的一种文化形态,即所谓的“租界文化”。
 
  而作为“中国现代画报历史上之开先河者”的《良友》画报,它诞生于外国租界发展已相当成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这片号称中国租界“代言人”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租界文化的侵染,并且逐渐成为租界文化忠实的传播者,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试通过对《良友》画报中租界文化元素的分析和探讨,旨在对现代媒体的发展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一、《良友》画报对租界文化的诠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的租界文化发展已日趋成熟,在这种大语境之下,《良友》一诞生便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它不仅在租界文化环境中侵染发展,而且逐渐成为该文化忠实的传播者,借助着这一大型公共话语平台,把租界文化的相关内涵诠释地淋漓尽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良友》赢得了相当庞大的读者群。
 
  (一)市民化的商品社会
 
  上海原本只是一个小水滨城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大多以捕鱼为生,当英美帝国主义的阴暗势力扩展向这座城市时,外来文化席卷而来,使这座临海小城不得不改变了原貌,外国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和日益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企业使上海成为了一座拥有着浓厚商业氛围的大都市。如果说以前的上海是保守的农耕小城,那么在租借文化侵染下的上海则变成了现代开放的国际都市。传统的文化观念渐渐消退而屈居次要,现代摩登的外来文化后来居上使之成为了繁华都市。《良友》画报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使其创办人伍联德先生曾想以商业的形式,传承“出版救国”、“文化救国”的理念,但在这种杂糅、冲突的文化氛围之下使他们既成不了新社会的主流,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主力军,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按照同仁报纸等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迎合消遣的、游戏的市民心理,《良友》才能持久生存下去。
 
  《良友》画报中丰富庞杂、多彩缤纷的广告见证了上海工商业的迅猛发展、科技文明的大幅度提升以及日益提高的市民消费水平,凸显了当时市民化商业社会的本质。广告是“一种以文化为载体,以经济为目的的现代社会产物” 。《良友》从创刊伊始,就非常重视广告,“创刊号上就刊登19则广告,6.25个版面,占总版面积的23.2%。” 而且,在画报随后的编辑过程中,逐渐加大广告的数量,并加大提高其质量水平,用广告保障了其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里的维持,这也恰好证实广告已成为刊物经营好坏的关键之处,这种运营方式就是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特别体现在当时报业竞争之中,《良友》更是亟待通过刊登广告来获得利益,支撑其正常、良好地运行。纵览画报,我们会发现《良友》刊登的广告大多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香烟、牙膏、洗发水、漱口水等,并且配合着对商品描写恰如其分的广告词,对需要的广大市民发出“邀请”,这些都吻合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如在《良友》第65期,打出一条关于“旁氏白玉霜”的广告,其版面占全版的2/5之大,编者利用足够醒目的空间和位置介绍该产品,并在旁边配有诱人的广告语:“皮肤擦旁氏白玉霜。立即光滑滋润,娇艳欲滴。欧美妇女,无不以旁氏白玉霜为美颜之必需品。” 等等。总之,这些广告均以商品为中心,以大众的消费欲望为对象,用极具感染力的传播方式,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话语体系,使广大市民对商品免疫力下降,慢慢由主动变为被动,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意志消融地完成买卖。
 
  同时,租界内浓郁的商业氛围也给广大作家带来了新奇的创作灵感,许多作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用珍贵的笔墨为我们描摹了一系列市场化的商业社会景象,比如郁达夫的《上海的茶楼》(112期)写到:“中国人,差不多人人爱吃茶,天天要吃茶。……上海的茶楼,顾客大抵是帮里的人。上茶馆里去解决的事情,第一是是非的公断,即所谓吃讲茶;第二是拐带的商量,女人的跟人逃走,大半是借茶楼为出发地的;第三,才是一般好事的人的去消磨时间。” 就生动地描写了租界文化下上海茶楼形象,已然与中国传统茶楼相差甚远,没有了其本身闲适、雅致的环境,而变成了一个嘈杂喧嚣、鱼龙混杂的闹市场所。再如穆木天在《弄堂》(110期)里写道:“拱口多半是有油盐店、酱园一类的商店,在弄堂门祠里,十九是可以发现到一个掌破鞋的靴匠摊子,和一个卖连环图画的旧书摊。……东家的主妇,西家的女仆,在那里制造弄堂的新闻,鼓吹弄堂的舆论。” 读者们就可以感受到原本古老典雅的上海弄堂里也因为收到外界浓厚商业气氛的影响,电线杆上和墙壁上贴满了房租出租广告,变得商业化气息日盛,萦绕在上海繁华都市的上空。
 
  (二) 中西合璧、今昔交融的杂糅社会
 
  “上海租界的空间是混合杂交的城市空间,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都自由杂乱地填塞在城市空间里,制造了对各色人等来者不拒的开放式空间形象。……在上海租界,中外时空的交汇和辐辏,导致了崇洋风气的盛行,给租界人制造了时间的紧迫感和落伍的恐惧感,他们不得不适应租界快节奏的生活,并且对一切新潮事物和观念都趋之若鹜。混合的城市空间也加强了租界文化‘不中不西’的特点”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风气影响下,《良友》在图像、文字的选择和编排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1.《良友》画报中西合璧之图像反映
 
  在图像的选择和编排上,《良友》以图画向读者传递出直接的、逼真的海量信息,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高雅与低俗高超地融为一体。封面上靓丽的女郎,她们大多是端庄秀丽的名门闺秀、妖艳摩登的电影明星、清新大方的校园女生等等,都表现出了对自由、时尚、美的极力追求,既不失传统典雅的含蓄美,也不乏高傲开放的现代美,完美地体现了中西杂糅的风格,如同这时期在上海繁荣一时的时装美女月份牌,是“以新时代、新服饰、新气质的女学生为原型而创造出来的新型美女形象,既非传统的古装仕女形象,又非外来的欧美摩登女郎的形象” ;开设专栏介绍世界各国时尚达人、当红影星等,向中国读者介绍当时国际潮流时尚以及具有本国特性的代表妇女,如第44期中,开设的“世界各国之妇女”这一专栏,用形象生动的图画介绍了中俄美日等10个国家的本土特制美女,并配有简明注释;运用大量图片介绍外国轶事、地方素描,用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图片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中国读者的狭窄视野,为他们形象地、直观地认识异国风情提供了良好的信息资源。此外《良友》还曾开设“上海地方生活素描”、“水滨生活”等栏目,他能够过写生活在城市中下层市民的艰辛生活,尤其是黄包车人力车夫的贫穷苦难,反衬了上海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背后,旗袍与欧美短裙、土布老鞋与皮质高跟鞋混为一体,从而对租界文化空间进行了多重、立体的生产与构建。
 
  2. 《良友》画报中西合璧之文学作品反映
 
  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良友》作为重要的公共自由的话语空间,就文学性质而言,同时期的重要作家都曾在画报上发表过作品。其历任主编:伍联德、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在任期间,《良友》经历了光辉时代,直至现代都相当著名的作家都在画报上粉墨登场:田汉的《荆棘之路》(15期);穆时英的《黑牡丹》(74期);矛盾的《春来了》(75期)、《证券交易所》(114期);郁达夫的《半日旅程》(77期)、《上海的茶楼》(112期)等等——这都体现了历任主编都始终坚持采用新文学代表作家。这些文学作品的刊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旧文学独占鳌头的地位,加强了新文学的崛起;此外,这些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象世界也是耐人寻味的,因为这些新文学作家生活明显西化,精神气质与租界的外来洋场气氛非常融洽,他们频繁出入电影院、咖啡店,在这些西洋式场合表现自如,正如施蛰存所述:“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一般上海市民不同,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太同。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那时我们晚上常去Blue Bird(日本人开的舞厅)跳舞……” 诸如此类经历之后,他们将这些个人的生活体验融合入作品创作中,显现出文如其人的特质,成为上海租界文化最形象、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另外,画报刊发的大量随笔、散文对国外的旅游、国外的生活进行描写,如黑光的《夏威夷》(109期)、耐雪的《瑞士,欧洲的消夏场所》(107期)、张若谷的《巴黎一昼夜》(102期)等等,作者把自身在国外之所见所闻所感详细地记录下来,刊载在《良友》上,使得读者即使不能亲临现场,也可在阅读中领略和体会异国情调,满足自己的异国想象。
 
  三、《良友》画报对租界文化的反思
 
  在租界文化如此蔓延的上海,《良友》尽全力向受众传递了时尚、新奇、摩登和粗俗,这些都是为了迎合市民趣味的、游戏的猎奇心理,吸引受众的眼球,通过新旧共存、雅俗共赏的信息传达达到编者赢得利益最大化与传播新知识、新文化的目标的统一。但是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见领袖的《良友》画报,它所传递的任何信息因其所具有的社会舆论导向属性,而可以被认为是在给人们树立榜样,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画报编者在刊登租界文化带来的巨大有利变化的同时,也会有意识地配备令人深思的启发性文字,企图唤起人们对这种租界文化更为深层的反思。
 
  (一)《良友》对中国日益衰落古文明之隐忧
 
  比如《良友》在第46期中,用两个版面刊登了中国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与美国高大耸立的纽约百老汇建筑群的巨幅照片,并在下方分别配备标注“古代的东方文明”和“现代的西方文明”等字样。编者用鬼斧神工的中国古建筑成就之代表与鳞次栉比的西方现代建筑成就之代表相比较,这样编排,意在用历史悠久的万里长城作为东方文明的象征符,用充满现代气息的高楼大厦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符,并以此形成强大的对比效果。在图片下方,编者注文对其解说:“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胜。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未被发现;可惜今日的长城老而无用了。古时的荣耀,是古人的荣耀;现代的命运,握在今人的手中。” 这段注文,毫不隐讳地赞扬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如此直抒胸臆,又反过来充分表现了对中国古代文明衰落的隐忧和对现代文明重任担负的寄托,鼓励人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发扬古人的艰苦奋斗精神,紧握现代文明建设的伟大旗帜,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建设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积极建设现代文明,让日渐衰弱的东方文明重振雄风!
 
  (二)《良友》对中国畸形现代文化之无情揭露
 
  《良友》第85期中,主编用两个大版面打造了“都会的刺激”这一主题栏目,在如此大的版面空间里刊登了显示上海最为热闹、摩登、喧哗、奢靡的物质场景:一位现代曼妙女子浓妆艳抹、衣着大胆(身着开叉接近腰肢的旗袍)。这张图像被扩大为巨幅照片置于版面的首要位置,其大小远远大于周边以及画报内其他图片的尺寸,成为版面展示的主要内容,它被四周的扭着香艳舞姿的歌舞团表演、震耳欲聋的爵士乐队、跑狗场内黑压压的人群等紧紧环绕着,《良友》对其进行了精心的文字标注:
 
  “侥幸的心理,麻醉的享乐,金钱的诱惑———这,都会的刺激,代替了一切努力于正当事业的热情……
 
  社会的不安使这酒精般的刺激强烈地加增:建设的雄心,爱国 的热情,在失望的绝境之下,全沉沦在这麻醉的旋涡中去了。失败者的自暴自弃,灰心者的逃避现实,愤世者的憎恨的报复……全溶合在这刺激的大烘炉中,于是来了抢劫和被抢劫,奸淫和被奸淫,杀人和自杀……
 
  这便是都会刺激所引出的恶果,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在这些刺激里面有多少叹息,多少惨叫与哀号!如其说中国有个巴黎第二,我们不知道幸运还是悲痛……”
 
  从这段道德评价中我们看出,对于租界文化,它给上海带来的繁荣、时尚自然令人心驰神往,但在繁华背后隐藏的金钱的诱惑、麻醉的享乐、侥幸的心理等确是引人深思的,而《良友》对其进行了无情揭露,并呼吁人们正确认识现代文明。
 
  (三)《良友》对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之期盼
 
  《良友》编者在第89期还开辟了“如此伤害——上海租界内的国际形象”专栏,里面写道“管理权在外国人手里。在外人统治下的上海租界,操纵着上海的金融、运输、交通和商业的一切。如此上海!” 中国原本的大好河山被外人瓜分得四分五裂,外国人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为所欲为,打破了原来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秩序,这是上海乃至中国的悲哀。画报就国家与民族的话题给读者以深刻的思考,试图用这种悲愤的心情唤起民众内心深处的期盼,兴起其爱国的热情与建国的壮志;希望中国再次强大起来,重振雄风!
 
  1931年,“九一八”事件的爆发,彻底击垮了主张妥协的和平人士的美梦,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屈辱,《良友》积极担负起揭露真相,建立民众信心,进行舆论抗争的媒介职责。尤其在内页以“暴日横行”等为题编排了多达20余幅照片,将日军的暴戾行径与中国人民饱受欺凌的悲苦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更是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拿起武器一致对外的决心和勇气,为提高国家荣誉感以及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良友》生存在当时强大的租界文化语境之下,一方面受着租界文化的侵染,为读者呈现出具有租界文化特性的一些元素,另一方面为国难担忧,关注那个年代的时事要闻,战况信息,以期激起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也正是这样,值得欣慰的是,它并不是一味地大肆渲染租界文化,而是在传播租界文化的过程中发出了深深的反思与悲叹,用公正公平的报道理念贯穿始终。
 
  (作者系: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杨宏秀,《论租界文化语境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文化与哲学)》,2011年5月,第27卷第3期.
 
  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37.
 
  吴果中,《<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8.
 
  《良友》画报影印版[C],上海:上海书店,1986.
 
  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张仲礼,《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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