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 对于我国建筑学专业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领域界定、检索认定模糊等问题,通提出一种基于学术共同体自信构筑的破解方法。［方法］ 通过对中日建筑学专业期刊发展进行对比,得出对我国相关期刊发展的启示,并着手于相应路径的调整。［结果］ 利用相关体制改革窗口,拉近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联,并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协同攻坚,明确建筑学专业及期刊的身份认证与可能发展途径。［结论］ 利用学术共同体自信修正期刊发展路线,紧密期刊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可帮助期刊在充分发挥行业综合发展成果的载体作用的同时塑造自身品牌与价值。
【关键词】学术共同体；建筑学；专业期刊；中日对比
我国的专业学术期刊作为学界广泛认可的最新研究资讯发表平台,承载着即时向世界呈现学术研究成果的重任。期刊的发展与学科发展之间关系密切,在学术认知、意识形态等方面互动频繁。始于2017年的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面向未来的主要战略规划,通过学科发展推进培育较高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学术出版物是相关规划中的重要任务[1]。2018年,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了期刊发展目标[2]。2019年,为对标中央要求,中国科协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突出“以域选刊”,以对应国家科学发展的布局[3],可以看出学科发展可以视为期刊发展的前置条件。对学科发展具有解释权与呼吁权的学术共同体的认知影响着学术期刊的发展思路与长远规划,通过对这一关注度不高的方向展开研究,有利于对我国专业学术期刊发展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以我国建筑学科为例,其创建之初主要以文艺复兴理论成就与现代化科技为基础,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的解释也主要依托于西方思想理论框架,受意识形态影响较深,学科自身理论建设不能自给自足,学术共同体有其认知的“先天不足”,这就导致我国缺乏优秀的建筑学专业期刊,对外的学术交流中永远是“学习”的态度,缺乏有效争论与寻找论据的决心;对内,不能通过争取自身利益的方式有效利用现有的学术平台以及学术期刊,仅把期刊作为进阶的工具,而非争夺话语权的阵地,从而使得一线的学科动态与研究成果与学术期刊,尤其是掌控话语权的核心期刊渐行渐远[4]。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国内期刊发展与学科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以建筑学科为例,借鉴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在期刊制度与发展路径方面的经验,指出学术共同体自信在其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弥合期刊发展与其认知差距的手段。
1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本研究将学术共同体概念与“四个自信”[5]中的自信本体相结合,叠加于专业期刊研究,一来强调我国学术共同体在直面国际竞争的学科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责任与专业态度;二来在“以域选刊”的国内期刊发展策略中,“自信”表征下的主观能动性为所在专业期刊带来的竞争优势。
1.1 相关概念界定
学术共同体(Academic Community)首先是一个西方语境下“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产生于文艺复兴后英法等国的皇家科学院体系甚至是更早的宗教裁判所,通过精英人群对学术概念进行解释并向社会大众传播学术概念[6]。国内学者关于概念共识则大多出自2004年引进的译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书中将概念技术化,提出“科学理论的选择虽然不是个人的,但也不是客观的,而是接受了共同体训练的‘科学家的集体判断’”[7]。我国学者则认为科学理性的价值在于追求最大的明确性,需要有共同意愿的学者揭示研究对象背后的融贯性,探寻蕴涵其中的规律性价值[8]。虽然大家对概念的理解大抵相似,但“学术共同体”一词具体到各个行业也都有自身学科特点且有所属国习惯的明显烙印。比如,日本学者更带有“行会”的特色,相比于我国学者,其在规则评议、期刊业绩权重定义等方面有更大的主动性[9]。
1.2 为什么要对比日本建筑学专业期刊
日本在建筑学科学术共同体及期刊等方面都有我国暂时无法企及的作用与成绩,其在各个层面体现的自信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1)以日本建筑学会为首的三大学/协会对国家行业政策有着近乎决定性的智力支持,例如,学术共同体推翻了2020东京奥运会已宣布中标的已故英国伊拉克裔女建筑师扎哈的主场馆设计方案,改由本土建筑师隈研吾操刀。(2)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基于与西方的交流,在以浮世绘为代表的艺术层面体现出足够的文化自信并进行了强势的反输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借助日本的经济腾飞,日本建筑师群体的设计水平是公认的世界顶级水平并形成了“学派”。(3)日本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与西方拥有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但日本依然拥有以本土语言出版的世界顶级水准的建筑类期刊,并以此为基础创办了大量优秀英文期刊用以国际交流,其路径与形态值得研究。
2 我国学术共同体自信不足在期刊发展中的表现及原因
2.1 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评定标准缺乏互动
期刊是由一定团体发声、呈现自身诉求的产出品,是话语权争夺的主要阵地,也是学术共同体自信的主要呈现场所。依照大多数国家沿袭的制度,由学界最高水平专家组成某学科或某方面的学术共同体[10],成立相对应的社会团体、学会,之后依据需求建立编辑部,对学科内的论文业绩进行审查并结集出版。学科尤其是学术共同体与期刊之间应是相辅相成、彼此关联,共同呈现学科发展水准且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而从我国现状来看,学术共同体与期刊之间的沟通与关联都较为刻板,有效沟通因各种原因在逐年下降。较为突出的表象有:学科发展纲要中几乎没有与期刊匹配的要求和诉求,将期刊的发展单方面寄托于主管、主办单位的层次与眼界;在研究生以上级别、依靠期刊业绩为主要评定方式的学科点设定与评估中,很少考虑现有及规划期刊的数量与质量。
以建筑学科为例,1978年前后,我国仅有以建筑类“老八校”为代表的十几所院校开设了建筑学专业,至今已有300余所院校开设了此专业,但是学科期刊数量几乎没有增加,核心期刊的载文量自20世纪90年代起几乎也没有明显增加,师资晋升、博士毕业等诉求与我国现有期刊容量的缺口巨大。而在期刊层面的选题落实方面,专业期刊编辑因上升道路逐渐变窄而缺乏积极性,高校学报编辑多属兼职,缺乏要为学科发展作出贡献的积极工作动力[8]。
2.2 学术共同体与期刊出版部门的关系薄弱
总体来看,我国的学术共同体较为松散或者仅属于概念团体,与创办期刊的团体及其执行团队(编辑部)分属不同的经济实体,通过自身影响、依据学科内涵与外延制定相应的出版计划几无可能。另外,2008年开始,大量期刊编辑部进行了企业化改制,逐步开始“单干”,期刊运营压力逐步增大,追求方向势必有所偏离。
对于期刊而言,也缺乏如出版社可以申请的、依据科研规划方向提供的出版基金的支持,经济导向性的调控手段也基本丧失。庆幸的是,国家已经关注并正视了这个问题,例如,通过“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为数百种各层级期刊提供总计2亿元的支持(从现有人力及资源成本来看,该费用与办刊成本之间也有数量级上的差距)。但该计划也存在认定标准较为统一、难以做到对各学科期刊面面俱到等问题,因学科、刊物制宜的支持规划还需时日。
在实践属性明显的建筑学科,从业者大多兼有研究者与执业者的身份,执业身份利益相对更大,因此编委参与办刊的热情普遍偏低,仅看重编委职位。比如在中日韩三国建筑学会合办的Journal of Asia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JAABE)中,中方组织者经常接到编辑部关于中方编委怠于履责的投诉。
2.3 自信问题带来的建筑学科专业期刊发展瓶颈
共同价值观是学科划分的重要评判标准之一,以现代医学为例,解除疾病痛苦和延长寿命是医学最重要的出发点,业内期刊较易达到与国力及投入相匹配的高地位置,如Cell Research的JCR影响因子已超过17。但我国社科艺术类等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刊,却因学科内部不同价值观的存在,更遑论共同的自信,期刊发展前路颇为困顿。建筑学科兼具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特点,因学科认定范畴外延较广、主管部门多重、行业发展与理论发展脱节等显性原因,与学术期刊出版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紧密。
(1) 学科特质影响下的期刊发展困顿。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学科是公认的跨界学科,可以说没有全行业共同的学科价值观。从英文期刊JAABE被检索情况来看,其建筑历史与理论、城市规划等方向的论文为SSCI检索,其他偏重科技方向的论文为SCI检索,不管是主办方还是检索方,对建筑学科认定都倾向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创办的建筑学科老牌期刊,多因国力不足,期刊成本较高且办刊资源奇缺,只能成为兼顾行业与科研工作的综合性期刊,与国际主流办刊方式有着明显不同(以日本为例,具有实录功能的《新建筑》与科研功能的日本建筑学会会刊有严格的界限),因顾及面较多,依据学科风向所做的栏目细分较为宽泛。因此期刊编辑部的选择与学科发展易于产生矛盾,编委会成员也因各自方向上的巨大差别,易被所谓的期刊气质而非学术气质影响,久而久之造成业内期刊出现视野不足等状况。同时,我国为数不多的建筑类期刊编委会人员高度重合、认知层次重叠,直接造成了行业期刊层次不足与高度同质化。
(2) 主观意识形态造成的故步自封。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建筑学科发展中缺乏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贯通,对西方建筑史本体的史学史研究兴趣浓厚。但西方学者检索中文期刊的目的是查询我国优秀建筑名录及中国学界的自我看法,认知上的差别导致我国建筑学期刊难以走向世界、起到正向的国家宣传作用。当然,各大情报研究所对于兼有艺术与技术气质的特殊学科也缺乏实事求是、科学调研的态度,对各学科期刊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往往也易于忽略类似学科的需求与话语权。建筑学类期刊除《建筑学报》外极少出现在包括CSCD、CSSCI、北大核心等国内主流检索中,容易造成国内建筑类高校认定的业绩标准中缺乏国内业内期刊。2017年经过多方努力沟通,《建筑学报》被收录到CSSCI的设计学方向,但依然不是教育部学科评估委员会设立的大建筑学方向,而同属大建筑学方向,并从建筑学科分化的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学科所属期刊却因学科属性明确较易被各大检索收录。因缺乏进步渠道,学科期刊的自闭情况更加严重,在办刊环节与其他专业缺乏交流,相互评比落后时过多强调学科因素,而非寻找自身问题;在审稿环节,综合来看我国建筑学期刊较为重视选题理念与观念(或期刊认可的意识形态),而对文章的逻辑关系、纲目设置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建议与意见。
自有体系的矛盾必然也会造成优秀稿件的流失,因符合高校职称评定要求,国际公认的艺术及设计类检索A&HCI收录的建筑学及相关学科刊物每年都会有针对中国内容的组稿及约稿,这已经成为我国学者补充业绩的无奈手段。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制定的学科业绩评定标准中,建筑学科因话语权较低被实行工科标准,其优质期刊《建筑学报》在大多数情况下仅可作为SCI等检索期刊的等效期刊,甚至降级使用(基于建筑类老八校人事处文件总结),致使建筑学科发展陷入恶性循环,难以树立相应自信。
3 案例分析:对中日期刊进行对比
3.1 关系对比
我国刊物出版所认可的学术共同体(大多是相应学术团体领导组织与刊物编委会)与高校学科建设评定组织之间尽管存在成员重叠(个人在各个团体中均担任重要职务),但组织之间没有关系。如图1所示,我国高校一级学科建设受教育部学科评估指导委员会评定(建筑学科之前一直委托住建部代管),通过评估后,以建筑学专业为例,可获得建筑学学位授予资格,通过评估的高校加入我国建筑学领域最大的民间社团(已由民政部与上级指导单位住建部认定)——中国建筑学会教育评估分会。在一系列的评估与业绩评定中可以看到,以《建筑学报》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在各条利益链与评价标准中的存在感其实并不强,并没有在某条路径上占据关键性位置。
图1 我国建筑类期刊和高校专业关系拓扑图
与中国相比,日本建筑类期刊和高校专业的关系则简单明晰得多(图2),学术共同体日本建筑学会为全体高校认可,其认定审核后的成果通过学会所属刊物(黄皮书、白皮书等)刊发(日本建筑学会官网为https://www.aij.or.jp/aijhome.htm),为高校对学者的评判提供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博士没有发表业绩不能获得学位,获18学分只能开具“修了”证明)。尽管东京大学认为其教授团队水平不逊于日本建筑学会学术团队,对博士毕业没有论文发表的硬性要求,但日本建筑学会的发表业绩依然是对博士生整体业绩的重要证明。因利益相关,日本期刊审稿人的积极性也是我国审稿人难以比拟的,学术审稿人身份同样可以作为重要的行业认定业绩使用。
图2 日本学术期刊决定学位授予路径
3.2 路径对比
对建筑学科期刊而言,日本在各个方向、层次都做到世界顶级水准。21世纪初创刊的英文期刊JAABE尽管是由中日韩三国建筑学会合办,但是编辑部创立、学科范畴界定、栏目设置均以日本标准与习惯为主。因国际社会缺乏关于远东地区的该类研究成果,该刊影响因子迅速增大,自然而然进入世界各大检索。我国刚刚进入A&HCI的东南大学主办的英文期刊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FoAR)在办刊方向和路径上与JAABE类似。
1925年创刊的日本建筑学期刊《新建筑》影响了我国建筑学创学科以来的历代建筑学人,该刊以体现日本建筑、城市规划/更新成果为目标,以图片为主、辅以少量文字。因其直观性、专业图纸化,《新建筑》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我国自创办建筑类期刊伊始就没有诞生过此专门门类的期刊,为国外同行查询我国专业成果制造了人为障碍。《新建筑》杂志社1971年创办的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A+U)英日双语期刊,沿袭母刊特色,辅以简单英文,进一步便利了西方国家学者对日本成果的检索,目前已被A&HCI收录。而我国建筑领域的知名中英双语期刊《世界建筑》在创刊伊始是为我国提供彼时匮乏的国际情报,以介绍国外建筑进入中国为主,但因对国内外检索需求目标的偏离,一直没有被各大知名数据库收录。综上所述,学术共同体自信以及更高层面的民族自信,才是国际检索的充要条件,日本在这方面为我国作了示范。
3.3 平台对比
在笔者所在的建筑学与出版行业,国内职称评定等业绩要求中对国内刊物有硬性的纸质原刊要求,但认可国际几大垄断出版平台杂志的在线出版模式。我国早期在线出版的学术期刊因检索需求大量使用国际垄断平台,如JAABE已完全脱离纸刊转向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平台的在线出版,同济大学主办的Built Heritage杂志使用Springer平台,缺点是平台使用费用较高且易造成外汇流失。这一点上,日本相对较为灵活,业绩认定主要基于对出版部门而非载体的认可。当然,对纸质期刊的硬性要求应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应当有所改变,疫情期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预出版平台与中科院ChinaXiv系统等为满足各界对相关知识与数据的诉求进行了大量预发布工作,浏览量均达到百万量级。疫情期间还有大量刊物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中国知网等积极开展预出版工作,只是业绩认定问题还待观察。
回到建筑学专业,期刊对色彩与版式有着更加严格的美学展示需求,纸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日本建筑类刊物依托该国尖端的印刷产业保留了一定的发行量,并在各大主流书店贩售,用于推介日本建设成就,同时也通过期刊自有网络平台同步发行,保留了两个发行渠道的优点。由此可见,依托我国具有巨大后发优势的互联网行业的融媒体手段,在建筑空间呈现、临场感知、模拟态势等方面更有助于建筑学专业相关内容的呈现[11],这些国家优势的背书是对学术共同体自信以及学科和行业发展的依托。
4 对策与建议:建筑学科视角下的自信呈现
4.1 依托学科特性铆定期刊与学科发展
(1) 通过执业、评奖中期刊业绩要求,增强与行业领头人的关联。由上文的论述可知,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对期刊发展具有主观能动性。因建筑学科首先属于实践类学科,掌握行业话语权的人员除了来自高校外,还有执业资格获得者(一级注册建筑师)、奖项荣誉获得者(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等),但他们来自不同的管理机构,甚至一级注册建筑师的考试与执业管理分属不同部门,因管理多头,对期刊业绩要求不一,并非所有行业精英都愿意为专业期刊发展作贡献。在各类机构、评奖改革中,在期刊中发表的论文属于比较显性且共同认知的业绩,在被作为规范手段方面有先天优势,稍作整理就会达到相应效果,在规范的过程中重新塑造有积极发声意愿且利益相关的学术共同体是期刊的应有考量。
在最新一轮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评定与政府脱钩改革中,评委会向《建筑学报》发出期刊业绩认定咨询件;科技部在2020年初出台的相关文件中鼓励财政资金资助论文在国内高质量期刊发表[12]。以上政策都可视为建筑学期刊的发展红利,执行层面亦可参考出版类高级职称晋升对执业续展的硬性要求。
(2) 通过期刊群的培育为全方位呈现学科发展提供支持。期刊集群化既是学术共同体在各个位面、层次向大众展现学科发展的态势,宣传学科影响的重要手段,又是建立我国话语权检索的基础[13]。日本在建筑学领域的各个位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刊物,形成了强大的集群效应和较为统一的搜索平台,以进行期刊沿革与投稿服务,并架构出宏观的期刊发展图景。
而我国在2019年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中,有5家主办单位入选集群化试点项目,成为第一批受资助的期刊群组织单位。这5家单位的共同特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依据自身优势创办了大量细分学科的学术期刊,为之后的期刊变更方向、更名创办新刊等提供了条件。但是我国大量学科并没有这样的先天优势,在中国科协启动的“分领域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试点工作”中,中国建筑学会发现我国体量庞大的各层级建筑学期刊仅有10余种,属于缺乏先天优势的群体,需要大力补课,把目光放到既有期刊细分学科、利用国家政策积极推动电子刊物甚至是刊号的推广等方面,既要完成期刊定向细分,又要疏解部分学科一刊或一个方向独大的现象[14],在规避同质化,并满足学科发展的前提下,再进行期刊的集群化合作。
(3) 通过编辑人才培养提升期刊主观能动性与自信。以出版社、杂志社为主的编辑出版单位都可以明显感受到2008年前后经济效益要求的加强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减弱。学术期刊大多分布在各学/协会、大型科技出版社、高校,经过历次改革,期刊及其主办单位逐步自主化,刨除必需的执业教育、续展外,与原业务归口同步的学科教育、进修经费和时长被明显削减。应当说专业编辑尤其是学科编辑的个人素养、待遇水平以及对工作的重视度、上升空间等也是关乎行业与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综上,只有作为呈现者的期刊编辑的自信才能有效呈现出学科发展自信。
4.2 明确学术共同体在期刊发展中的作用与位置
建议将期刊建设纳入学科建设,共同规划、提升配备。通过期刊主编等学科精英提请主管部门,将期刊建设任务作为对学科评估委员会等部门的任期评定任务,对高校的期刊业绩评定进行指导,例如,委员会将中文/国内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作为学科评估或者博士学科点设立的要求。期刊作为策略的受益者,也要受到相应的监督,将学术精神视为己任,不同方向的学术共同体通过监督与对期刊学术水平评定的权利获得话语权与发表权。
需要指出的是,学科自身对所在院校的自信主要表现为,我国高校的职称评定与晋升都是学校统一制定标准,除了建筑类传统名校外,很少有高校制定了因学科制宜的补充条款,这就造成建筑学科教师晋升难度较大,学科话语权进一步下降。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建筑学科的两院院士中,资深院士的数量远远大于新晋院士的数量,这也与认定标准变更息息相关。
期刊方面,在以编委会成员为主体的学术共同体搭建上要全面与公平,同时不能因主办单位或者编辑部自身好恶决定提升或者贬低某些学科方向,如给予非常规方向,或常年被忽视的研究方向的优秀作者抗辩的权利,监督权也是应当基于学术共同体至关重要的手段与权利[15]。其次是急需加强的编委互动问题,这牵涉到作者向谁抗辩、与谁探讨,而基于编委的抗辩体系是对既有系统的有效补充与合理优化。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像日本一样设立基于编委(在日本被视为重要学术身份)的过小范围的审稿库并过度依赖审稿人(图3),但是挖掘参与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期刊的良性发展。
图3 日本建筑学会黄皮书投稿流程,其中A为采用,B为修后再议,X为不用
4.3 通过学术共同体自信提升建筑学及其期刊的自我认知与他方认知
期刊的成长反映了学术共同体的状况,建筑学期刊身份认定难度大以及几乎不能进入各类检索库的状况反映的是建筑学科的设定与认定问题。破局与改革的办法其实都基于学科学术共同体的主动参与和自信程度。期刊的成长并非仅是国家或者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者是编辑部的本职工作,学科内部对学校,对可能产生影响的情报检索部门的游说、说明也是期刊成长中的关键环节。
2016年底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更新时,《建筑学报》以交叉学科评定进入该目录,尽管双方在评价标准与学科属性上有巨大的分歧,但在南京大学建筑学领域鲁安东教授等的沟通下,双方求同存异,我国建筑学科终于有了第一本为期刊界普遍认定的核心期刊(建筑学期刊极少被国内主要检索收录)。
我国的社会科学检索并未针对艺术、设计学科特点单独进行收录标准制定,基本是以论文评价标准进行评判(有少数刊登的优秀画作、摄影作品被认定),而可以对标的国际A&HCI检索则有大量以图片、图纸为主的设计类期刊,其也是学科地位在相应领域的展现,学术共同体的自信不仅可以提高学科地位,还是破解诸多期刊问题的关键[16]。
5 结语
撰文诱因,主要是出于对建筑学学术期刊身份认证的思考(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深究起来,出版从业人员并不能解决这些来源于学科本身认知的冲突。我国建筑学科深受国家高速发展的影响,本是小众的建筑学科盲目扩大到几百所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几百家甲级设计院在册的规模,其相应的配套工作却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完善,学科的定位、期刊的扩容与层次的提升等长远规划问题一直作为遗留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当然,建筑学是相当特殊的学科,综合到可以体现国家各个方向的综合实力,包括但不限于建造水准、材料水平、美育层次、意识形态等,面对这些问题,期刊等出版单位大多时候只能设问,寻求学术共同体在提升自身自信的同时,推动学科与期刊的共同发展。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大家关注到这个熟悉而又不曾想到的专业与概念问题,毕竟我国期刊综合实力的上升以及未来自有话语权检索的培育一定是要解决方方面面的问题,塑造出可持续、有远见的期刊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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