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访我国神秘的邻居，观察这片长期被忽略的土地，刘子超在九年里数次深入亚洲腹地，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展开一场寻觅之旅，写就了《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
作者：刘子超/图书公司：新经典/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7月
7月17日晚上8点，刘子超携其新书《失落的卫星》做客单向空间，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罗新畅谈，分享各自深入亚洲腹地的旅程。罗新教授对中亚抱有深入的研究兴趣，曾数次抵达中亚做研究、考察及学术交流，长期关注中亚复杂、动荡的历史。作为资深的旅行爱好者和写作者，两人谈论了各自对旅行和旅行文学的想法，分享旅行的意义和写作的秘密，讲述旅行何以成为一种诱惑，一种生活，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关于中亚
主持人：两位为什么对中亚有这么浓厚的兴趣？中亚的迷人之处在哪里？
刘子超：我觉得，中亚是唯一一个与我们地理距离特别近，心理距离又特别远，同时在历史上有深刻联结的地方。
我最初想去中亚是2010年时，去了一趟新疆的霍尔果斯。之前读过一些关于中亚或西域的书，对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之地这样的地名留有很深的印象。在霍尔果斯时，记忆一下子被唤醒，非常想去看看这些想象中的地名究竟是什么样子。
2011年秋天，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我去了乌兹别克斯坦，感到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族群的大熔炉。每天在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突厥长相的人、波斯长相的人、俄罗斯长相的人、蒙古长相的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回来以后我想写点东西，但中亚太陌生了，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过于巨大的挑战。我写了一千字就放弃了，决定先从一些基本的东西做起，比如阅读。我规定，假如我每年读一百本书的话，会把七八本的份额固定留给中亚。
这样就到了2016年。我从牛津大学回国，三十出头，工作也没有。当时感到整个社会的氛围比较躁动，大家都充斥着创业的激情。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阶层跃升的最后机会，因此都拼命往前冲。我知道自己是典型的文艺青年，性格不适合，因此常有一种格格不入感。有一段时间非常迷茫，就想着必须在生活中找到一样东西，它要足够复杂，足够有挑战性，不是那种一两个月就能解决的，而是可以让我长时间地浸润其中。它要像锚一样，能够牢牢地把我的生活锚住，不至于失去方向。
就这样，写中亚这个长久以来的想法，又浮出了水面。此后，我开始想尽办法，反复地前往中亚，甚至报班学习俄语，还自学一些乌兹别克语，对这里的了解越来越多，也渐渐感到有能力写一本书。
罗新：我对中亚的兴趣，既跟学术工作有关，也不完全相关。
我的专业是中国北方民族研究。这些以蒙古高原为政治中心的游牧帝国，触角通常会伸展到西边很远的地方，囊括了整个中亚。作为研究这方面的学者，自然而然就会关注到中亚地区。比如在中古时期，我们中原的很多人都跟中亚有关系，有些可以说就是中亚人的后裔，或者直接从中亚迁来的，比如粟特人。所以即使是纯粹做专业研究，也会不可避免地对中亚产生生强烈的兴趣。
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学历史之前，我也跟子超一样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我读书的时代还有苏联，俄苏文学在我的阅读里占有很大比重。我上过最认真的课就是俄苏文学课，课上提到的任何一本书我都读了。那时我也很喜欢张承志，而张承志特别喜欢艾特玛托夫，所以我也读艾特玛托夫，以及与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有关系的作品。
开始学历史后，“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概念进入我的视野。围绕这个，我阅读了很多英文书。今天来看，这些书可以说是旅行记，但在当初却具有情报、考察报告一样的功能。从2010年开始，我一有机会就会去中亚，去过很多次。最近一次就是半年前，去了咸海、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这些地方。
对我来说，中亚既是专业研究的需要，也是年轻时培养出来的浪漫兴趣。
主持人：罗新老师刚才谈到苏联，中亚五个斯坦国原来都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各自独立。虽然苏联历史已经过去很久，但是好像痕迹在中亚地区还是比较明显？
刘子超：中亚很多大城市的建筑风格还是很苏联的，加上街上还跑着很多拉达汽车，常给人一种凝固在时间琥珀里的感觉。另外，还有一些在中亚出生的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后留了下来。俄语依旧是通用语言，但各国或多或少都在推行去俄化政策，试图重新建立国族神话和共同想象。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大幅提升，但这些留下来的俄罗斯人依然只会说俄语——就是那种生活在一个国家，却不会说那国语言的状态。
罗新：苏联时代那么漫长，中亚的近代学术语言就是俄语，可是近二十年来开始逐渐摆脱俄语的影响，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但正在尝试。不同国家的程度也不一样，比如俄语在哈萨克斯坦还占有优势，而其他国家正在急剧变化。我们想对中亚历史、文化或七十年来的学术积累有所了解，又不能离开俄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今后俄语在中亚的重要性大概会进一步降低，尽管我们仍然要阅读俄语文献、考古报告。中亚人也在慢慢开始把这些重要的东西都用英语重新发表。
主持人：子超在书里写到在中亚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和故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朝鲜人，或者说是朝鲜人的后裔。中亚为什么会有朝鲜人？
刘子超：上世纪20年代，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苏联很防备日本，就把俄朝边境的几十万朝鲜人集体迁徙到中亚地区。当时是冬天，他们坐着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亚，生活环境、文化、语言都迥然不同，很多人在头几年就死了，活下来的都是非常强悍的朝鲜人。经过这么多年，除了年纪大一点的，年轻人基本已经不会说朝鲜语了。他们的母语变成了俄语，一般也不会刻意去学乌兹别克语或者哈萨克语。
罗马尼亚哲学家齐奥朗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们并非栖息于国度,而是栖息于语言”。你的祖国其实是你的母语，跟你住在哪儿没关系。当我在中亚看到这些朝鲜人时，我会感到那种身份困惑：他们是朝鲜人，但却说俄语，说俄语却又不住在俄罗斯。我常在市场上看到他们卖泡菜。中亚人不吃辣，所以朝鲜人的泡菜上没有什么辣椒，白花花一片。泡菜也像失去了灵魂，如同某种隐喻。
主持人：罗新老师说过，当我们谈到世界时，只说东方西方，而把中间的中亚、中东那么大一个世界给忽略掉了，这个后果很严重，我们正在承受这个后果。在您看来，我们为什么会习惯性地忽略中亚？
罗新：从近代以来，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时，看的是遥远的西欧，二战后看的是美国，我们精力有限，“崇洋媚外”只能崇那么远的地方，近处最多就是日本而已。
但这也有历史的原因。丝绸之路在15世纪左右衰落，这个时间点很奇怪，跟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时间一致。没有了丝绸之路，我们对中亚的关心也就少了。中国的长城只修到嘉峪关，嘉峪关以西的敦煌、哈密、吐鲁番就不纳入考虑，这放在汉唐是不可思议的，等于把祖宗家业给扔了。
从那以来，包括新疆在内的西边，逐渐不被重视，要等到清朝才突然发现它的重要性。等到清朝后期，沙俄向东方，包括向中亚、西伯利亚扩张的时候，国内没有这个敏感度，不觉得这是咱们需要关心的事，最多对西伯利亚和乌梁海会有点反应，没有发生过企图跟沙俄去分割中亚的想法。历史上其实是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的，比如支持浩罕，把浩罕变成一个保护国。但因为历史传统已经形成，中亚不被纳入到国家利益范围内，自然就兴趣就减弱了。
但今天的形势又有了不同。
关于中国与世界
主持人：这些年来，即便在很偏僻的角落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除了经商、打工、求学，还有一些人是像子超这样的作家，不仅去，还会写。
罗新：现在真是再偏僻、再困难的地方都有中国人。这是一个大好的形势。在这样水涨船高的时候，才会出现越来越好的作品，包括子超的这本《失落的卫星》，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诞生的。
刘子超：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西方国家从19世纪开始，陆续产生了以西方视角打量世界的作品，这与他们当时在世界上开疆拓土是分不开的。如果中国将来也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也势必需要以我们的视角去呈现这些世界经验。中国的商人群体已经凭着自己的悟性和开拓精神满世界做生意了，现在也需要中国作家跟上他们的脚步。
主持人：中亚的系列作品曾获得去年的“全球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作品，这个奖项由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评委都是来自《纽约客》这样的国际知名记者和作家，为什么他们会对中国人写中亚的作品感兴趣？
刘子超：一般来说，中国人性格比较内敛，不太愿意对国际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一个中国作家写了中亚，他们也挺好奇我们是怎么看世界的。另外一点就是，对东西方来说，中亚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关于旅行和旅行写作
主持人：罗新老师读《失落的卫星》时，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罗新：首先是吃惊，我此前不知道有中国青年作家开始写中亚了。作家永远都会滞后于时代一点点。当俄罗斯已经往东方发展到太平洋了，可并没有俄国作家对此关注。过了一百年，才有契诃夫这些人到这些地方看一看。
在读《失落的卫星》之前，我已经读过很多关于中亚的英文作品。突然看到中国人写的，当然非常惊喜。这不是带着翻译腔的翻译作品，就是中国作家自己写的，我很有热情地抓紧读完了，之后很高兴，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游记，不是常见的博客文章，而是非常精致的、有计划性的写作。
子超和普通游客的视角不同，他是真正旅行者。他不会去看某个名胜，看一眼就回来表达，这是网上最常见的游记套路。但子超不是这样的，他会去街头巷尾与当地人接触，观察那些人的生活，这是旅行文学非常优秀的传统。过去，中国没有这种写作传统，现在终于出现这样的作品，意味着很多优秀作家都会跟上来。
子超接触的这些人，是我接触不到的。我经常去中亚，对中亚并不陌生，可能待的时间也不比他短，但这不是我接触的世界。我在当地接触的都是同行，在一起固然也说一些学术之外的话，但是话题很有限。所以我一边读一边羡慕，年轻就是好啊，因为年轻可以做这些事。当然，我年轻的时候敢不敢做也不知道。
主持人：作为旅行者，也是一个写作者，子超觉得好的旅行文学作品有什么特质？
刘子超：写这本书之初，在出发之前，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去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要去写这些人的故事。“努力找人”成为我旅行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我来说，旅行现在慢慢变成了一种方法：旅行渐渐退后，让人浮现出来。旅行的目的就是去遇见人，寻找具有时代感的故事。就像奈保尔说的，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充满人的故事”，因为只有人的故事最打动人。好的旅行文学，应该呈现出那个地方的人心。
主持人：两位觉得旅行的诱惑在什么地方？意义在哪里？
罗新：对我来说，旅行不重要，读旅行文学更重要。有些地方我去过或没去过，熟悉或不熟悉，但是我读别人的作品后，就跟去了一趟一样。
旅行文学的妙处不止是旅行，它是一种文学，一种创造。刚才子超特别说到，他就是有意要写人的故事，要在书中呈现人，让旅行本身消退，让人变成主角，这点特别有意思。凡是好的、成功的旅行文学大概都有这个特点。
旅行会接触到全新的世界，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看到一些不认识的人。那些人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传统，但就像子超在《失落的卫星》中写的，你跟他们深入接触之后，发现这些人跟我们有一样的喜怒哀乐。这种确认，就是写作的过程、旅行的过程。它很宝贵，也很动人。在今天，在这个时代，确认这一点更加重要。
刘子超：对我来说，通过旅行去实践、去行走、去发现、去写作——这就是诱惑所在。我常觉得自己是“当代游牧民族”（Modern Nomad），因为比过去的游牧民族多出一个手机、一台电脑。游牧民族总是处于移动状态，随身物品很少，经过断舍离后，不重要的东西就不带上路。他们的游牧也并非漫无目的，从夏牧场到冬牧场，这是有方向性的。我希望我也是这个状态，在生活中做减法，带上最重要的东西，做有目的的探索。
主持人：这次疫情对两位的写作和思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罗新：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在我这一代人之后，没有人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对未来的判断突然变模糊了，没有把握明天将发生什么。现在，有所意识的人都会明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极端不稳定，可能会非常糟糕，你的人生将会很不一样，你所面对的社会和你的生活将会很不一样，你以为万无一失的东西将会不存在，你以为不会发生的坏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对此应该有所意识。
与此同时，这种不稳定，或许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不再以从前的心态面对生活，糟糕的事情对于写作者也许是好的训练。
刘子超：这半年我明显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推背感”，一切仿佛都在重置，包括世界的秩序。对写作者来说，现在是重新校正坐标的时刻。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通过阅读重新校正自己的视角，然后静观其变。
观众问答
提问：这本书让我想起何伟写他在埃及认识的中国商人，很好奇中国商人在中亚的生活大概是怎样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刘子超：何伟写他在一个埃及小镇上，遇到集市里做内衣生意的温州人。埃及比较保守，如果是本地人卖内衣，大家会不好意思去买，尤其是情趣内衣。何伟说温州人对当地文化不感兴趣，他们就是来做生意的，这个可能是共同点。
我在中亚遇到的中国人，很多也就是来做生意的，比如我在帕米尔公路上遇到的运大石头的河南司机，他既不会说当地语言，对文化也没有什么了解。他们常常具有极高的天赋和嗅觉，但我会觉得，假如他们对当地文化有更多了解，一定会发现更多的商业机会。
提问：请问罗新老师，当下对异域的偏见很严重，甚至有些妖魔化，当这种信息铺天盖地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避免这种信息的影响？
罗新：所以，旅行的意义就呈现出来了，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旅行是偏见的天敌。”你看到、接触到就没有偏见了。如果没有机会旅行，就多读旅行文学。如果去不了中亚，就先读一下子超的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