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吴晓红：安徽理工大学学术出版中心；王丹菲：安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摘 要】现阶段，中国主题出版选题经历了三个阶段。新时代中国主题出版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力量、唱响主旋律和弘扬正能量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存在选题内容同质化、专业化与学术性不足、出版机构缺乏市场意识以及后期营销方式单一等问题。深入提高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水平、激励出版机构重视市场化、实现主题出版物“双效”“双值”、进行多元化营销、拓展出版载体和传播方式等创新举措可以有效解决主题出版选题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新媒体
“主题出版是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会议、重大节庆日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1]随着时代变化以及出版实践的不断丰富、出版研究的不断深入，主题出版也在不断多元化。自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首次提出“主题出版”概念以来，经过17年的发展，主题出版内容已经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发展的方方面面。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论断为主题出版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和养分，也为主题出版的内涵拓展指明了方向。党和国家实施主题出版工程的目的，是从国家层面对出版机构的生产进行方向性指导，为出版行业更好地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供指南。新时期，众多出版社围绕主题出版，精心策划和出版了一系列有理想、有价值、有态度、有温度的主题出版精品，成为中国的经典出版方式，书写了中国出版的特有灿烂文化；在收获巨大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的同时，也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与市场价值，有效处理好了“两个效益”与“两个价值”之间的关系，成为宣传党和国家政治理论、政策方针与展现中国文化实力的重要宣传手段和途径。
一、中国主题出版选题回顾
时代性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属性。主题出版的主题就是时代大事件的主题。从2003年提出主题出版至今，主题出版围绕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性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节点、危及人民生命安全重大突发事件等，精心策划出版了一大批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精品力作，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力量、唱响主旋律和弘扬正能量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对2003年开始至今已经走过17年的主题出版进行阶段划分，有助于正确把握主题出版选题的阶段性轨迹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
2003年至2019年，党和国家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第十八次与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指明了党和国家新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而这些目标和任务，也成为我国一定时期内新闻出版工作的主题和主线。再结合中国版本图书馆统计的历年主题出版选题数量并参考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主题主线的重要时间节点，本文将2003-2019年的主题出版选题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
（一）第一阶段：2003—2007年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原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主题出版”概念，直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此阶段党和政府没有对主题出版提出比较有力度的激励措施与手段，重在对出版机构的重要选题策划进行指导，出版成果也较为有限。根据图书在版编目中心（CIP）的数据统计，此阶段主题出版的选题数量，从初期的489种仅增加到734种[2]。选题主要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聚焦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以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层次文化需求展开。内容主要集中在：配合党和国家的主体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选题（如《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我看中国经济》）；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选题（如《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毛泽东文集》）；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有关选题，如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等（如《毛泽东传（1949—1976）》《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与中国社会紧密结合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相关选题（如《中国改革与发展问题应急研究丛书》《西部大开发与地区协调发展》）。
（二）第二阶段：2008—2012年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此阶段，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由国家设立的第三大基金——国家出版基金于2008年正式实施。国家出版基金旨在资助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主题出版是其资助重点。2009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启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时期，国内外重大事件、重大热点较多，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北京举办奥运会和残疾人奥运会，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广州举办第16届亚洲运动会，以及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为此阶段的主题出版提供了丰富的选题与充分的发展空间。此阶段国家出版管理部门采取了有效措施，加大对主题出版工作的引导与服务，主题出版得到较大发展。2012年，全国出版单位报送主题出版选题达到1608种，同比增长10%[3]。此阶段主题出版选题与第一阶段相比，除了继续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与重大活动、重大理论与重大问题之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全民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和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走出去”战略极大拓展了此阶段主题出版的内涵。重大历史事件与活动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执政中国》《辉煌六十年》等；重大理论方面，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入研究，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18讲》《列宁专题文集》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新译本，这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中国经济问题丛书》与“当前社会重大理论问题热点难点解析”丛书等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等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祖国在我心》《新农村新青年文库》等针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及服务农村青壮年的选题深受好评。值得重视的是，此阶段出版了一批弘扬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优质主题出版物，如《大中华文库》《文化中国（英文版）》等。
（三）第三阶段：2013年至今
从2013年至2017年这段时期，不仅国家出版基金持续加大对主题出版的支持力度，单列、单独评选主题出版重点项目；而且，主题出版成为“十三五”出版规划的11个子规划之首[4]，成为党和政府对出版企业社会效益重要的考核指标。各种有利因素促使此阶段的主题出版呈现出新的面貌，选题数量和质量都稳步提高，呈现了符合新时代的特点。CIP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此阶段的主题出版选题数量，从2013年的2190种，上升到2015年的4750种[5]。随着追求主题出版精品意识的增强，2016年主题出版选题数量下降到2345种，2017年又上升到约4000种。选题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固定的关于党和国家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时间节点的选题，如，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宣传活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献集成》《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反映新中国成立65周年改革成就的《讲述西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新中国70年》、介绍全面小康前的重要政策精准扶贫的《新发展理念案例选：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等；二是针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选题，包括读本、讲话和解读习近平重要论述的理论读物等，典型出版物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之江新语》《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三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国梦的解读类选题。如北京大学名师大讲堂的《铸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讲》《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最美中国人》等；四是论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选题。如《十八大以来新发展新成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中国道路丛书》等；五是深化“走出去”宣扬中华文化、中华精神和塑造中国国际大国形象的选题。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读懂中国》系列丛书、《“一带一路”研究发展》系列丛书、《“一带一路”青年普及读本》等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用强有力的方式帮助全球读者感知中国、了解中国。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中国的主题出版工作在稳步提升之时，又体现出重视出版质量与主题出版社会效益的趋势。优秀主题出版物为唱响主旋律，体现时代风貌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在图书市场持续低迷之时，部分主题出版物通过一系列工作运作成为畅销书，提升并带动了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而带动众多出版企业投身主题出版领域，掀起主题出版的热潮。但与此同时，主题出版工作中数量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深化。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成为摆在党与国家出版业面前的一大问题。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2018年年底中宣部正式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都强调指出，要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一方面，图书出版申报数量有逐年减少趋势。2018年之后，据图书中国版本图书馆CIP统计数据，2018年全国各出版单位共申报各类图书选题277983种，比2017年同期（307241种）减少29258种，同比下降9.52%[6]；2019年全国561家图书出版单位共报送选题228020种，总量比2018年减少7022种，同比减少2.99%[7]。另一方面，国家加强了对主题出版物出版质量的管理。中宣部办公厅在《关于做好2019年度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抓好重点出版物的组稿、编辑、校对、印制、发行等各个环节，确保出版质量[8]；在《关于做好2020年度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主题出版物要加强内容把关，加强作品整体基调、格调、品位把关；要提高出版质量，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从内容与编辑校对层面对主题出版物的质量提升做了硬性要求[9]。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以及文化建设的论述，给主题出版定下了基调：助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稳定解决，巩固与发展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此阶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汶川地震10周年、辛亥革命110周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爆发100周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事件等重大事件与时间节点为主题出版提供了极其丰富的选题素材与发展空间。由于出版管理体制改革，新闻出版工作划归中宣部统一管理，行政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进一步规范。在党和国家逐步提升对出版物社会效益、社会价值的考量背景下，这两年主题出版选题数量相比往年，有下降趋势，2019年选题数量为2800种左右。十九大之后主题出版选题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第一是针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选题，包括读本、讲话和解读习近平思想的理论读物等，如《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2018年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等；第二是关于党和政府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时间节点或近年来国家的重大成就和重大决策等的选题，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中国》《习近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丛书，纪念新中国成立90周年的《新中国发展面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中英文版）、《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第三是重大理论方面的选题，如《新时代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丛书》等；第四是深入宣传阐释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选题，如《决胜攻坚之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研究书系》、“绿色发展新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系列丛书、《论文化自信》等；第五是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选题，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中华人物故事汇丛书》《高地——“时代楷模”报告文学精选》《100位科学家的中国梦》《“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等。另外还有展现中华文化影响力，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选题，如《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英文版）、《对话中国》《为什么是中国》等。
二、现阶段中国主题出版选题存在的问题
新时代，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意志、新时代精神的风向标，是“出版中‘普照的光’，决定了整个出版的导向和方向”[10]。然而，在主题出版工程辉煌发展的过程中，其选题策划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选题内容：同质化、专业性和学术性、创新性不足
优质出版资源是支撑出版物生长的生命力，“内容为王”这一事实不会随着出版形式的多样化、出版业态的复杂化而发生改变，只有高质量的作品才经得起时间的筛选而成为时代的经典著作。新时代主题出版在内容制作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选题“撞车”，同质重复，跟风和模仿情况严重。主题出版选题都与重大题材相关，而每一年受到主要关注的重大题材是有限的，因而出版社围绕重大题材的选题也是有限的，由此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所制作的内容容易“撞车”，同质重复。同类图书竞争激烈，图书质量一方面不能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可能存在情节重复、角度雷同问题，难以引起读者共鸣。同时，有的出版社因准备不足，不能第一时间抢占主题出版选题市场，为完成主题出版任务，选择了简单模仿而非精心策划。根据文件精神或者看到公开的新闻报道之后跟风模仿，结果造成书名、内容都基本相同的情况[11]。例如，在纪念辛亥革命主题出版活动中，有关孙中山的选题占大多数，甚至有些主题出版物的题目都大同小异，缺乏新意。
第二，专业化、学术化水平不高。主题出版的产品质量应该属于精品出版物中的精品，但事实上很多主题出版物的产品质量与精品出版物的差距仍然较大。主题出版选题一般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大题材，题材所涉及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导向性要求很高，需要专业知识深厚的权威学者、专家才能把握好尺度与力度，而这样的作者资源并不多。有的出版社对作者队伍的选择比较随意，致使有些主题出版物内容深度挖掘不够，缺乏创新，形式上求大求全陈旧，过时；部分编辑对主题出版的认识比较浅显，对于主题出版物内容的把握和处理方式比较生硬，编写格式化、空洞化、口号化情况较多见。近几年主题出版的选题方向有多样化的趋势，选题复合型要求出版社人才队伍的知识面更广，专业性更高，融合性更强。而在选题多样化趋势下，主题出版物内容的专业化和学术化并没有跟上，主题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
（二）出版社：缺少市场意识
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是评价主题出版物的主要因素，但并非是放弃其经济效益与经济价值，实现“双效”与“双值”的主题出版物才是符合时代需要的精品出版物。
主题出版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思想引领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发展提供有利的舆论环境，这是其公益性的体现。同时，出版社也需要兼顾市场，追求盈利。因而，公益性和市场性相统一，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是主题出版的特征之一。因为主题出版的公益性，所以出版机构在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时常会获得政府政策性资金或者出版基金资助。现阶段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部分出版机构对主题出版的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将有政策性资金或者出版基金支持的主题出版工作简单视为出版主管部门下发的硬性任务，没有精心策划、制作精品的动力，导致市场意识的缺乏。资金补贴减轻了出版机构主题出版物出版活动带来的市场风险，没有市场压力也就难以激起出版机构的危机意识与市场意识。
三、现阶段中国主题出版选题创新举措
为更好地促进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健康发展，现阶段可采取以下措施创新主题出版选题。
（一）深入提高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水平
第一，多层次切入主题，寻找内容的独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空间更加广泛。出版机构应根据中宣部明确的年度主题出版选题重点，积极主动“有为”，提前谋篇布局，做好制度、资金、人员、激励等系列统筹设计，达成机构内部合力与主题出版方向的最大匹配度，精心策划、深入挖掘，实现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创新，杜绝选题同质化、专业性和学术性、创新性不足等问题。
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独特，二是深度。
主题出版策划的独特性，包括选题的独特性和形式的独特性。如前文提到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出版机构将选题都集中在孙中山的故事上面，造成选题、内容同质化。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的作用无需多言，提到辛亥革命不得不提起孙中山，但辛亥革命的研究内容有很多，我们应将选题的视野放宽一点，从中选择一个可以深入挖掘当代价值的方面，比如其他重大历史事件或其他代表人物；或以普通群众眼中的辛亥革命为视角，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价值、革命人物以国为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对于当代的历史启示等。又比如在推广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趋势下，大部分出版机构会偏向于严肃的选题，其实也可以尝试轻松和适合群众的选题，在选题上做到“人无我有”。如“认识CHINA：景德镇讲给世界听的故事”系列丛书，通过景德镇这一微观切口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形象，小切口反映大题材，更容易打动读者，让主题出版的内容入脑入心[12]。
主题出版形式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内容表达的体裁上。主题出版物的形式不一定是传统的记叙文、议论文，也可以是其他有趣且易于理解的文体。如：《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采用问答体的行文方式，给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了解伟人的角度；《信仰的味道》以26幅手绘画作，生动展现陈望道首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过程中“蘸着墨汁吃粽子”的真实故事。
再者，主题出版选题要在把握国情和着眼大局的前提下，找准切入点，深入挖掘，实现创新。比如，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或时间节点的选题，不能仅仅是照本宣科的对重大历史事件或时间节点的叙述，或是对已有成果的收集整理再次编辑出版，必须寻找权威作者群，深入分析讨论，思考和挖掘新的、正面的、积极的并且值得宣传的精神价值，实现主题出版物选题的创新。
第二，重视资源整合，避免同质化。主题出版是一个大工程，其选题策划过程不仅仅涉及出版机构，还涉及政府部门和媒体等。解决同质化问题，出版社要重视社会各界的资源整合，寻求合作，共同策划主题。例如，人民出版社联合全国各省、市、区的人民出版社组成“人民社联盟”，召开主题出版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利用各地方人民出版社的优质资源策划主题出版物。政府部门也应为出版资源的整合创造有利条件，如召开主题宣传策划研讨会，把申报相同选题的出版机构召集在一起探讨合作出版。只有出版资源高效率地整合起来，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精雕细琢，提升主题出版物的专业性、学术性。主题出版既具有政治属性，也拥有学术属性。专业性、学术性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基础，缺乏专业性、学术性的主题出版物是无法经受住市场考验的。新时代，随着主题出版选题类型的通俗化、角度的多样化与营销发行的市场化，受众对主题出版物专业化、市场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主题出版选题的写作者不仅要专业知识、学术功底深厚，还要具有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娴熟的写作能力。编辑人员也要拥有深厚的语言文字编辑能力以及与选题内容有关的专业知识素养。主题出版物要保证政治思想性与专业学术性的统一，必须要高度重视高水平作者队伍的建设。要强化与权威学术机构、科研机构以及一流专家、学者的亲密合作关系，遴选选题作者尤其要强调其专业性、权威性与学术知名度。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采取多元措施，不断提升编辑人员的政治意识、业务能力与专业素养。
（二）激励出版机构重视市场化，实现主题出版物“双效”“双值”
经受住时代考验、历久不衰的主题出版物才是人民需要的精品出版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半年发行量即突破7300万册[13]。有内涵、有态度、有价值、有温度以及适应社会需要、消费者与读者需求的精品出版物才能“大浪淘沙始到金”。出版机构既要在创新选题策划、深挖内容价值、提升主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上下功夫，也要在其市场化上深思索，以社会需求、消费者与读者需求为目标推出具有“双效”“双值”的主题出版物。另外，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在继续加大对主题出版工程的资金、政策扶持力度上，还应加大对出版机构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审核。在审核申报材料时，重点审核出版机构主题出版物出版活动的准备工作，如选题所遴选的作者群是否合适，是否有积极的人事安排、基金支持、激励政策等机构内部准备；在政府政策性资金或者出版基金资助方式上做修改，把是否按时保质完成出版任务和一定期限内的销售额作为是否全额发放基金的考核标准；同时出版管理部门或基金管理部门应加大激励措施，对于社会价值评价高、高居畅销榜的精品主题出版物的出版者加大精神与物质双方面奖励，以此刺激出版机构对市场化的重视，实现“双效”“双值”。
（三）进行多元化营销
出版物的内容优劣决定市场的接受程度的高低，而后期运营则是推动出版物走向市场的重要环节。图书出版业曾有“内容为王”“营销为王”的争论，“内容为王”是共识，但“酒香也怕巷子深”，适合时代需求、消费者需求与读者需求的多元营销模式有助于精品出版物的宣传与传播，二者相结合是新时代的出版特征之一。当前畅销图书营销渠道丰富多样，如：加强与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等）以及新媒体（如微信公众号、读书APP、短视频平台）的合作；通过网络平台（如京东商城、当当购物平台）搭建与实体书店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与新华书店等各种图书专营店进行合作；结合全民阅读活动举办各类图书推广活动，举办书博会、图书订货会和贸易洽谈会等大型展会等。主题出版物应在原有两种主要营销渠道基础上，融入畅销图书多元化的营销渠道。
（四）拓展出版载体和传播方式
新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快速融入出版领域，加速了出版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融媒体跨界出版成为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题出版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调研受众多元化、个性化阅读需求实现精准传播；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主题出版物的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线性传播转变，扩大主题出版物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利用二维码三维码、曲面投影、全息投影、AR、VR、人工智能、超高清影视等先进技术创设受众视、听、触一体化的阅读体验新模式，与互联网阅读平台合作开设移动听书服务、图书视频介绍等视听媒介功能，丰富主题出版物的内容价值与传播形式，利用学习强国、两微一博、抖音、短视频平台、官方网页以及“今日头条”、趣头条APP等渠道拓展信息的传播方式，等等。新时代，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开发内容产品多种载体形式的衍生产品，拓展多元传播渠道的新形式，将成为主题出版的一大走向。近几年，不少出版机构在这方面积极创新，取得了不少成就。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一书首次实现扫码视听；融媒城市主题出版物《遇见无锡》、“中华文化与大匠精神”主题出版物《我在故宫修文物》实现了广播电视与主题出版的跨界融合；“中国海洋梦”系列12册故事绘本利用AR、VR和听书方式呈现丰富多彩的海洋世界；《新中国发展面对面》二维与三维相结合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等。
四、结语
作为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主流价值观与展现正能量的重要渠道，主题出版对于党和国家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将更加突出。现阶段主题出版有着与时代特征相符合的选题新趋势。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复合型选题成为拓展点；既有长镜头也有小切口、小切口反映大题材，选题角度逐渐多样化；既接“天线”也接“地气”，既有意义也有意思的“双效”“双值”精品主题出版物成为出版机构努力的方向，主题出版物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成为出版市场最为强劲的新经济增长点和文化增长点[14]；新媒体技术尤其是5G技术将得到更为深入的应用，主题出版物外在载体形式呈现多元化；受众阅读方式的重大改变倒逼出版机构供给侧改革，营销方式将有重大改变；选题将丰富多样，重在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时代需求的集中出版物，如学术著作、文学作品也具有主题出版物属性，题材范围越来越宽泛；基于党和国家对于文化自信的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复合型选题、塑造国家形象的“走出去”选题将更为深化；专业性、学术性、创新性、理论性成为主题出版物传播的基础，学术型、权威性作者群与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编辑队伍将逐渐兴起；重大事件宏观调控、生命健康教育与医疗知识普及、文明生活方式与生态保护类选题将成为热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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