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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文学出版与传播的理论研究

2020-07-24 来源:《出版参考》
  【作 者】范军: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摘 要】文学出版是出版的一个重要领域、重要板块。从学理、历史、学科建构等角度深化文学出版与文学传播的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首先,需要加强文学出版和文学传播的基本理论研究;其次,可以从文学出版史、文学传播史方面发力;最后,加强相关的实务研究、专题拓展也必不可少。中外文学史专家的相关成果为出版学、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出版学;出版史;文学出版;文学传播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之年,是文学院文化传播学博士点建设的第八个年头,同时还是跨学科、跨院系的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的开局之年,因此,第三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把文学出版与文学传播作为主题和焦点,邀请专家学者就此展开深入讨论,以期有所开拓,有所进步。这个领域也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出版学界、文艺学界、传播学界来共同探讨,互相交流。如何深化文学出版与传播研究,这里笔者谈几点不成熟看法,求教于方家。

  一、首先是需要加强文学出版、文学传播的基本理论研究

  文学出版与传播历来是出版传播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不仅在内容生产上作用很大,而且为出版企业创造了不菲的商业利润。一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林译小说,八十多年前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和分段本古典小说,三十多年前前后形成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各种文艺潮流,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波特”引进版系列,如今如火如荼传遍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源远流长中波澜迭起,千变万化中精彩迭现,同时也夹杂着许多矛盾与困惑。这些年来,与文学出版、文学传播相关的新闻报道、研究性文章还是不少,但一直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本人以“文学出版”为关键词在知网搜到文章252篇,以“文学传播”为关键词搜到了291篇。但浏览一下,发现这些文章主要还是偏于实务性、应用性的,或一般文学评论性的。现在有《出版学概说》《出版学原理》《出版学概论》《出版学导论》《现代出版学》之类的著作和教材好多种,也有《图书出版学》《比较出版学》《现代数字出版学概论》这类更加细化、角度有所变化的论著,但一直没有见到《文学出版学》这样的专著。

  笔者最近读到一篇题为《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的可行性》的文章。作者认为:“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反映社会生活,表现心理活动的学科;经济学则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规律的学科……从历史发展及当下走势来看,文学与经济学也可融合为一门新的‘文学经济学’学科。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它的研究对象既有特定的作家作品,也有国民经济的文学市场部分,还有连结二者的文艺政策与生产制度等诸多方面。文学经济学的研究能够开拓解读文学作品的新视角,促进文学作品意义增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其实,这里所谓文学经济学也与文学出版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学活动及经济活动的要素中能找出二者的交汇点。例如,在文学活动中,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过程就牵涉作品的出版、发行、传播等环节,从而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消费产生联系。由此,作品和读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1]

  文学经济学不是个例。在文学研究领域,作为学科的文学与其他学科或领域互渗互溶,产生了诸如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生态学、文学地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信息学等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先霈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文学心理学上自成一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世纪以来聂珍钊教授(现入职浙江大学)在文学伦理学方面建立国际性学会,连续在国内国外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文学出版学的研究完全可以从相关交叉学科中汲取经验,在逐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前提下,尝试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对于文学出版的深入研究和实际工作都会很有帮助。

  倘若建立文学出版学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它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式或路径,一种是把“文学出版”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出版的一个类别(如与“科技出版”等相对,这里的“文学出版”是“文学的出版”),那么这样的“文学出版学”就主要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师曾志认为所谓“出版”是“将文字、图画、声音、图像、数字或符号等信息知识记录在一定介质上,并进行复制、向公众传播的行为”[2]。以此来看,文学出版学就要研究文学作品以不同形式或符号进行记录、复制,并向公众传播的行为,总结其经验与规律。另外一种则显然有所不同。如果我们把“文学”作为学科,侧重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文艺学”,它与出版学的结合就主要属于交叉学科性质,二者的关系是相乘的,而不是相加的。它与前面提到的文学心理学、文学伦理学、文学社会学等有相近相似的地方,其间如何交融创新,至今尚无人系统深入地加以探究。至于文学传播学的建构与研究,问题照样很多,但学术界已经有了初步的讨论。较有代表性,且比较系统的论述见于文言主编的专著《文学传播学引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其次是需要加强文学出版史、文学传播史的研究

  2018年12月的第二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重点就四十年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关于编辑出版史方面的成就和进展大家可以看看相关资料和会议论文集。应该说这些年来无论是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刊行,还是出版通史、断代出版史,抑或是专题出版史方面都有很大进步,成就斐然。但就出版史学领域的文学出版史、文学传播史的研究来看,依然是很不够的。倒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范畴内,史家由过去高度注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风格流派、作家作品,变为更加重视文学的生产、流通、接受与消费。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三卷本洋洋数百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袁进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给了学界和读者与过往文学史完全不一样的印象,受到高度关注与如潮好评。我们来看看这套“文学编年史”的内容简介:

  本书匠心独具地选取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的基本材料,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模式、书话体的叙述方式,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交汇点上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并辅以相应的历史图片。全书既有宏大的文学视野,又细致入微地呈现历史的微观图景和细部生态,力图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处景象和历史脉络,揭示出一个较以往更为阔大、丰富、复杂的文学史图景,展现了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作者重新开掘、爬梳原始资料,大处着眼,小处落墨,集叙述与思辨、史料与史识于一体,熔知识性、思想性、趣味性于一炉,是一部极具开创性的文学史著。[3]

  早些年,福建李瑞良先生编著出版了《中国出版编年史》,其侧重于古代。如果我们模仿文学史家的做法,以“出版广告”为中心,编写一套《中国近现代出版编年史——以出版广告为中心》,一定会很有价值,很有新意。我们还注意到,武汉大学金宏宇教授及其团队的中国现代文学版本史研究也是别开生面,把包括“副文本”(出版界称为“编辑辅文”)在内的许多东西纳入文学史范畴,令人耳目一新。还有西南大学王本朝教授从文学制度(包括文学生产与消费)角度展开的探讨,也在文学出版和传播领域打开了一扇新窗户。至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牵头的现代文学流派与社团研究、文学期刊研究等,成果系列化,影响也很大,出版传播是其中一条主要线索。在古典文学界,沈阳师范大学的曹猛教授等形成了一个团队,致力于“中国文学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他们的研究课题涉及通俗文学传播模式与明清小说续书,《诗经》的学术传播,以及近代东北文学文献整理与传播等。其实,诸如此类的研究虽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文学,但对出版、对文学出版启发多多。稍稍转换视角、偏移重心,我们就可能开辟出中国新文学出版史、新文学出版传播史的新天地。

  三、最后是加强文学出版与传播的实务研究和专题研究

  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以至当代,对文学的研究换一个角度就是一片新的艳阳天。中南民大王兆鹏教授从传播学入手,探究宋词的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有不少新意,开阔了大家的眼界。他的唐诗排行榜、唐诗地图、宋词地图等,完全不同于既往的诗词艺术研究、文学审美研究,但十分有趣,也很有意义。这里我们来看看其《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中部分章节的标题就觉得很有趣,且与出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第一章宋代诗文的单篇传播”,内容包括“一、雕印;二、石刻;三、题壁”。“第二章宋代诗文的书册传播”,四小节的内容则包括:文集的编者与成书的时间;作者的选择与文集的删定;文集的编排与收录的范围:兼论词集与文集的分合;文集的出版与文学的商品化。“第五章宋代文学的‘润笔’与文学商品化”,涉及的内容则有“制词润笔”、“墓志及其他诗文的润笔”、“卖诗文为生”。[4]这些内容,不仅开阔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也同样启发了古代文学出版研究的思路。作者在该书的“代序”《文学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中,谈及书中还没有论及的一些重要传播问题、出版问题,如文学选本的传播、诗话词话的传播、书坊刻书的传播等。王兆鹏教授的博士在他的擘画下,大多以文学传播为主体,展开了更加专题化的细致研究,其中关涉宋词传播方式、宋代选本传播与文学传播、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还有唐代文人的传播意识、明代词作传播方式的变化等。

  近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传播史专著,大多是选点好、角度新的专题性研究,如宋莉华的《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李玉莲的《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戏曲传播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钱锡生的《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等。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不乏此类研究成果,如柯卓英的《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李永平的《包公文学及其传播》(陕西师范大学,2006)、朱秀清的《延安文学传播形态研究》(山东大学,2009)、张富莉的《〈聊斋志异〉的传播研究》(西北大学,2009)、陈慧文的《〈红楼梦〉在当代马来西亚的传播》(复旦大学,2010)、张丹的《明末话本小说传播技巧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3)等。这些专题性研究成果,给我们从出版史角度来研究古代文学出版与传播多方面的启示。

  文学出版与传播的研究,文学畅销书无疑是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专题或话题。笔者阅读英国学者约翰·萨瑟兰的《英美畅销小说史》,就觉得饶有趣味。大家知道,当今的人们无不生活在畅销小说之中。各种媒体的广告宣传、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新兴的网络畅销小说的崛起、读者专家的口碑评论等,都在促使我们去购买、去阅读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畅销小说。但是究竟什么是畅销小说?什么样的小说最畅销?为什么?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到《达·芬奇密码》,从《罗布·罗伊》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引领我们走进英美畅销小说异彩纷呈的奇妙天地,追溯英美畅销小说发展的历史,回顾19世纪畅销小说排行榜诞生以来英美小说的众多佳作,为我们揭开了畅销小说产业的神秘面纱。[5]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研究中外文学畅销书的出版活动及其规律,无疑也是文学出版史、文学传播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且大有可为。

  如今,所谓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的新时代,文学的创作、出版和传播,还有接受、消费,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可以吟诗作赋,写小说,写散文,另有自媒体、多媒体、融媒体等带来的文学新样态,也都值得关注和研究。一个抖音,让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华中师大的戴建业教授一夜之间红遍天下,他的湖北麻城普通话成为许多年轻人模仿的对象。这种传播方式与效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还有,随着媒介融合、出版融合的深化,网络传播的升级换代,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网络原住民一代的陆续成人,还有阅读的碎片化、娱乐化、肤浅化,以及“听书”越来越替代“读书”,文学出版与传播面临的新问题、新课题层出不穷,需要学术界、出版界的关注和研究。当然,文学出版和传播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尤其是科技进步,还会不断出现许多难以预测的新景观。这些也正好给了从事文学出版和传播研究的人们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机会。

  参考文献:

  [1]吴世奇,余声启.建立文学经济学学科的可行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8-20.

  [2]师曾志.现代出版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5]John ShorterIand.英美畅销小说简史[M].苏耕欣,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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