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田雪鹰：中央文献出版社
【摘 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是一部党史文献专著。记述中共中央从1935年10月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期间的历史。是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于该项目，采用编校组模式，设定编校流程和规范，在编校环节加强把控，从而确保该项目有序、高效、高质量地呈现给读者。
【关键词】《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共党史文献出版项目；编校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审读报告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是一部记述中共中央从1935年10月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到1948年3月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期间的党史文献专著，全书100万字，分上下册，是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4年由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立项，开始启动，其间六易其稿。2015年经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等单位及专家审读再度修改后，形成送审稿，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以时间跨度为经线，以重大事件为纬线，把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发展历程，置于近代以来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论述，涵盖六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10—1937.1），落脚西北，力谋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展示中共中央如何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第二阶段（1937.1—1938.10），高举抗日救国、民主建国的旗帜，创造抗日民主新阵地，展示中共如何迎接全国性抗日战争，尤其在全国性抗日战争形势下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军队的力量、人民革命力量。第三阶段（1938.10—1941.1），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展示中共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如何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阶段（1941.1—1945.8），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阵地，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展示中共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示范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第五阶段（1945.8—1946.6），坚持“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方针，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展示中共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应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赢得了政治、军事的主动权。第六阶段（1946.6—1948.3），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实现自卫战争向战略进攻的伟大转变，展示中共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形势下，如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对于史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对外交往等方面）如此庞杂的出版项目，如何从编辑、校对（校是非）角度进行全面把控，力求完整、准确地把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活动置于当时、当事、当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呈现给读者，使之更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局部执政的理解，认识中国共产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其编辑、校对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必须执行重点图书的编辑、校对规范和流程。
一、编、校规范是保证重点图书有序、高效出版的基础
为了出版好《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实行项目组制，由一位副总编辑带领，调配社内有丰富经验的编辑、校对、印制人员组成编校组，对送审稿进行编辑加工。组内人员各司其职——有核对引文、注释的，有查核版式的，有编辑加工书稿的，有通读书稿的……各自完成任务后，再互相交叉复核。全组流水作业，拾遗补阙，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发现问题，及时协商解决，坚决做到不留“尾巴”。
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1）少数引文和史实有出入，有别字、错字现象。（2）书稿是由多位作者完成，篇章之间逻辑关系不是太清晰，写作风格和表述习惯以及用语详略各一，且内容有重叠的现象。（3）赘述与简述的关系，例如：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13年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党中央做岀过多项重大决策，实施后也产生了一定效果，应当有所表现，但不要个个“着墨”。党中央的决策是在陕甘宁边区发生的和从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岀来的，或是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可以多写，甚至详写。全局性的可以少写，作为背景的更可以再简写，而针对某一地方的具体指示（批示）、决策等甚至可以不写。放弃一些“旁枝”，则更加有利于“主干”的生长。（4）引文注释、数字、标点符号的使用也自成体系。针对上述问题，社里召开编校组会议，制定《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的出版流程，统一编辑、校对的标准与要求。
首先，发扬钉钉子精神，下大力气核对书稿中的史实、注释、引文，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岀处”，不放过任何存疑的地方，这也是编校本书最难、最枯燥，也是最基础的工作。现选取核对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罗列如下：
第一章“中国革命大本营转移西北”中提到“……毛泽东在行军路上多次与前任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交谈，详细了解陕甘红军、陕甘苏区和刘志丹等人的情况……”其中“陕甘红军、陕甘苏区”应该是“西北红军、西北苏区”。（表述有误）
第一章“中国革命大本营转移西北”中提到“……到1932年4月在甘肃正宁寺原村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其中“甘肃正宁寺原村”应该是“甘肃正宁寺村原”。（地名有误）
第二章“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提到“……中共中央一度恢复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宣传部部长李华生，统战部部长杨木一……”其中“统战部部长杨木一”应该是“统战部部长杨一木”。（人名有误）
第二章“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中提到“……三边指陕西省的安定、安边和靖边……”其中“安定、安边和靖边”应该是“定边、安边和靖边”。（地名有误）
第七章“新民主主义局部执政制度的初步形成”中提到“……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其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应该是开会在先，成立在后。即“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会议，宣告边区参议会成立”。（逻辑不清）
第八章“在困境中巩固发展抗日民主阵地”中提到“……中央华东局成立时间是1945年9月19日……”应该是“……中央华东局成立时间是1945年10月25日……”（时间有误）
其次，数字、标点符号统一执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常用语言文字规范手册》（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中的规范和要求。
最后，学术规范执行人民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规范。
二、权威专家、权威单位审读是保证重点图书高质量出版的前提
在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大选题备案之前，本书编写组先将征求意见稿分别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进行单位审读。同时还把征求意见稿交由曲青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李东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曹前发（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李忠全（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徐文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进行专家审读。
审读单位、党史专家依照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版本，如：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央关于西北问题的5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
审读范围大到书稿的谋篇布局、政治观点、史实佐证、文字表述等，细微的方面包括书名、书稿撰写的时间节点、书稿前言和结束语的概括和提炼、个别的错别字，等等。
最终，审读单位、党史专家各自形成审读意见，反馈给本书编写组。
在这个阶段，岀版社编校组根据审读单位、党史专家的意见，整理出一份出版社对书稿修改的建议，从出版角度拿出出版社的方案。要点如下：
1.商请本书编写组，根据审读单位、党史专家的意见，建议就篇章结构进行调整。
例如：第一章第五节“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似可移到第二章第三节之后，与第二章第四节“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放在一起，使内容更加完整充实，结构上更加严谨。
第二章第四节中的“五、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似可移到第四章第五节“总结历史经验与思想理论建设”，与其中有关批评张国焘的内容合并起来。这样做，第二章第四节“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的主题就显得更为鲜明、突出。
2.就书名问题，提出出版社的看法。
书名《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够准确的。其一，因为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间是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9日，是10年，而不是13年。13年的概念是中共中央在“陕北”。
其二，从广义上说，“延安”是一个大概念，可涵盖红军初到西北时的瓦窑堡、保安和转战陕北这一前一后两个历史时期。为了吸引读者，书名中包含“延安”也是未尝不可。但建议编者在前言中，对“延安”“陕北”“陕甘宁边区”这三个既是政治概念同时也是地理名词，有必要做出解释说明，方便读者能明白内在的关联。
3.书稿中，有的内容应该说，有的内容不宜展开说（点到为止），全部要以中共中央的权威文件及读本为依据，繁简适度。
岀版社就一些历史上的敏感问题提岀建议。例如：西路军问题、抗战时期中共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等，这些不应当从单一角度进行阐释，而应该从中共中央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做梳理，做到既能正确反映历史，又能达到以正视听的积极作用。
书稿中对陕北肃反的内容叙述过细。建议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西北问题5个文件的精神，作为中共中央纠正肃反错误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简要介绍陕北肃反的过程。文笔重点要放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纠正肃反错误以及清除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上。
4.就全书结束于1949年开国大典一事，出版社曾经跟本书编写组沟通过。
出版社认为：《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结尾应该以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渡黄河为止，最多写到进驻西柏坡，不要延伸至开国大典。原因是笔墨过多地延续（分散了主题），己经超岀了本书的写作范畴。最终本书编写组没有采纳岀版社的建议。
三、申报国家出版项目资金资助，既体现了重点图书的社会价值，也是对出版社策划重点选题、履行编校职责、规范出版流程的认可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在选题阶段，出版社己经将其列入申请国家出版基金的范畴，准备工作自出版社接手书稿时就己经开始。下面择其要点，简要介绍《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一书的申请情况。
第一，《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为什么能够立项？
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内容；它不仅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宝藏，更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和永久的研究课题。但是，目前中共历史学界尚未有一部较为翔实、系统有特色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随着中共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新的学术成果不断出现，新的档案史料不断公布，有必要以新的视角对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形成一部真正有特色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这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局部执政的认识，适应广大党员干部、教学及研究人员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的需要，而且也有助于通过科学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必然性，对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为什么能够立得住项？
1.高水平的项目负责人。
梁星亮：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陕西省高校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
姚文琦：研究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党史学会会长。
2.出版社富有效率、富有成果的工作。
首先，出版社是重点图书出版的承担者，也是重点图书作者的服务者，同时还是作者的诤友。为保证在修改过程中与作者的沟通顺利，《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编校组指定出版社副总编辑与作者对接，就编校组意见和建议，与作者沟通，在往返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默契与信任。
其次，通过本文的第一、二部分，大家是能够看到出版社在编校过程中所完成的富有效率、富有成果的工作。作为岀版人深知：内容质量，生命所在，老生常谈，是常识，亦是常理。当然，这只是审读报告的一部分。我们还把本书预计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及其他一些真实想法告诉作者，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一岀版社宁愿亏损，也要把这本思想性强、有岀版价值的重点图书出版好。
例如：（1）经济效益方面，当时出版社按照首印平装3000套（估价120元/套），精装2000套（估价150元/套）预算，首期平装发货2000套，精装发货1000套（样书和赠送各200套），50%折销售，扣除3%发行储运费，按照中央文献岀版社学术理论书籍退货率30%预算，全部销售收入约为13万元。而本书出版直接成本约为86万元，预计亏损约为73万元。（2）此外，《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因为史料翔实且出版价值大，我们准备在首印后，一方面积极做好市场营销宣传工作，拓展专有发行渠道。另一方面及时跟进实现数字化出版，以期满足不同读者不同形式的阅读需要。
3.未雨绸缪——先入为主，打好主动仗。
出版社编、印、发相互联动，适时启动纸张材料的采购工作、印刷厂的选定工作、市场部的全国铺货工作、营销部的市场宣传工作等，同时，社里还有针对性地邀请一些党史专家、高校理论工作者写书评、书介，为本书上市预热主动造势。
就书本身而言，《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之前，中共历史学界尚未有一部较为翔实、系统有特色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史。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歪打正着”，“成就”了个“第一”。
国家出版基金推荐专家的评语中写到：《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涉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加之延安时期事件丛生、人物众多、经验丰富、影响深远，把历史纵向思考与横向思维相结合，把文本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把中共历史研究与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内容相结合，把国内研究成果和国外研究成果的比较相结合，难度相当大。因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的编写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寥寥数语，道岀本书的学术价值。
四、出版后的连锁反应——大大超出出版社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预估值
本书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认为《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展现了中国革命由曲折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研究这13年历史，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直面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中的热点问题，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提供了最好的“营养剂”“清醒剂”“教科书”。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本书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的45种重点出版物。本书获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入围国家出版基金2017年主题出版项目，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2019年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得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的推荐。2016年6月27日，本书出版座谈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毛万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张宏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到会讲话，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刘小燕主持。《人民日报》《陕西日报》、陕西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凤凰财经、凤凰资讯等均给予报道。
时至今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己经3次修订重印，作为学术性出版物，己经实属不易。
五、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几点体会
第一，中央文献出版社是以出版党和国家文献类、领袖类图书为主要特色的专业出版社。
这种出版方向上的特殊性，使得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出版活动中必然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图书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上严格把关，这种对公益性出版的自觉追求，是打动评委内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作为一家为党的文献事业服务的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策划的图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些图书也往往成为国家重点图书项目规划中的“常客”。
第三，根据国家出版基金对当年评选的国家重大事件有所侧重的特点，中央文献出版社仔细加以揣摩，合理选择申报项目，比如在建党90周年时申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时申报《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图志》，有效利用这些“小技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申报项目的入选率。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的出版社。
《诗经•秦风•黄鸟》曰：“临其穴，惴惴其栗。”图书岀版过程自知也是如此，它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谨以《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审读报告为例，怀揣惴惴之情，斗胆与同仁分享一己之管见，以期取长而补短，以利于今后能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图书奉献给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