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阐述了作者近些年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抄本文化和文本的物质性如何影响到微观上文本的解读与宏观上文学史的视域重建；二是文学的“言说性”，经验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张力。前者侧重文献学，后者侧重文艺学，和程千帆先生主张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异曲同工。
全书11篇文章，有8篇研究对象是中古文学与文化。中古时期抄书不仅是为了传阅信息，也是一种著作方式，对原书的整理、编辑体现了抄写者的思想意识。“抄写者往往集读者与编辑于一身，对抄写的文本进行编选、删削、校正、修改。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追寻‘原本’或者‘真本’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对传统校勘思路的突破：不求真本、原本，而要看抄本背后的文化现象。作者紧紧扣住抄本文化的自身特征，稳扎稳打地探索文学与历史的真面目。这样的研究体现了“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意识。从文本出发，回归当时语境，反思以往阐释，得出稳妥结论，是这些论文的常见思路。
文本的选择性留存会影响文学史建构。抄本（选本）的编选态度与后世对其中作品的接受有密切关系。如《玉台新咏》以闺情为主，一首诗也许本来与闺情无关，放在这里读，便会令人产生情思联想。文本的缺失也会影响文学史建构。因为传世文献的失衡，对三国文学与学术的叙述历来以曹魏为主，作者尽可能地描摹了吴蜀两国文史著述的大致样貌，揭示出吴国有意在文化建构与政治宣传上与魏国争衡，以文学观照了历史，颇具慧眼独见。《诸子的黄昏》则清晰地勾勒出社会思潮的演变和文体兴衰的缘由，并指出《金楼子》这样的“末代子书”已体现出笔记特征，从而打通了文类的隔膜，使人有豁然贯通之感。
除了立足抄本还原历史，揭示中古文学发展演变的实情，本书另一重要内容是研究文学的“言说性”（表现性）。如果说历史主义的研究展示了作者的古典文献学功底，那么对“言说性”的探讨则彰显了其西方文艺理论素养。
比如《会说话的伤口》和《庾信的“记忆宫殿”》包含对“创伤记忆”的思考，明显受到心理学的影响。作者通过研究《古诗十九首》的隐晦性，说明其魅力的来源在于读者代入的自由，这是“接受美学”的回响。从19世纪3个诗人的战乱描写，作者看出传统诗歌表现现实的无力，进而指出“再现与再现的对象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诗‘史’与一般史料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个人化”。这些论述隐现着英美新批评“结构—肌质论”和“语境理论”的影子。
无论是品味抄本的细节，还是评析语言的微妙，都体现出作者对文学的知根知底，其透彻的理解、分析来自文本细读。这与作者的海外汉学家身份有关，因为她用英文研究，中英文转化问题“迫使人对面前的文本细读和慢读，在阅读当中进行思考”。“在古代文本面前，我们都是外乡人”，这就更需要“以语文学家的执着和精力，进行宽广而深细的阅读，如考古工作者一般修复已逝的图景”，或许可以“逐渐拨开挡在面前的雾霾，照亮沉沦于黑暗中的过去”。作者用实绩为我们做出了细读的示范。
严谨的学术讨论并未掩盖作者诗人的本色。书中一些文字本身就有文学性，如《影子与水文》，这是全书最富诗情画意的篇章：“只有人间才有鱼与酒，乐与饵，悲欢与离合，洞箫之音与窈窕之章；只有人间才有得不到满足而长存不朽的欲望，才有图像与文字，才有画与诗。”行云流水，摇曳生姿，这样的论文，读来真是享受。
这部自选集形散实聚，其道一以贯之。莹莹澈澈，光可鉴人。但愿这泓来自大洋彼岸的秋水，可以为古典文学研究映照出一片别样的天空。（作者系南京大学出版社人文图书编辑部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