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很多，但兴化的水乡，此地却有影山头、蒋庄和南荡遗址。这些考古发现，据说都能上溯到4.5万年之前，而此处真正文明开化，纳入治理，则是楚国大将昭阳所肇始。昭阳古邑，楚水脉脉，天低吴楚的一方水土，在历史的春秋寒暑中日出日落。迨至南唐前身的杨吴，始有兴化之名。兴盛教化，觊兴其化，据说，兴化之命名因此而来。兴化是水乡，射阳湖虽然已经干涸枯竭，但其他湖泊仍在，大运河仍在，悠悠江淮仍在。即使到了当下，游走兴化，水上森林，垛田油菜，仍是旅游的热门所在。《兴化文化史稿》紧紧抓住兴化的水，细数兴化的自然与经济，因水而生，因水而活；水土之上开物济生的筚路蓝缕，靠水吃水的文教昌明，因水而起的风俗礼仪，诸如水神崇拜、屈原祭拜、清明会船、渔民与渔帮的“堂门”“七公圣会”，凡此种种，都令人耳目一新地感受到，兴化的水乡，别开生面，丰富多彩，摇曳生姿，不同他处。
兴化的盐，如今只是一种记忆的残存。但近海临水，得天独厚，盐的确是天赐而来。古代社会，盐铁在当时社会运行中的分量之重，在今天很难想象。拥有盐铁，就意味着可以并吞天下、席卷宇内，就意味着可以觊觎天下、逐鹿中原。曾为盐官的范仲淹到此执政一方，治水理政，也应该治盐。盐，作为生命延续的生活必需品，谁又能离得开呢？但盐场的生产制作与运输，当然离不开水，离不开河流，更离不开人。
这样的水乡，这样的盐场，这样的土地，经一代又一代乡民的耕织繁育，生生不息，使这一方水土，文化璀璨，令人炫目。如果说昭阳只是太过遥远的荆楚大将，范仲淹只是职责所在造福兴化的父母官，而施耐庵与《水浒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郑板桥的诗书画三绝与作为扬州八怪之首的享誉天下，则是不争的事实。《兴化文化史稿》不仅仅局限于此，虽然施耐庵与郑板桥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高峰，但该书主线分明，它告诉我们自赵宋以来兴化的崇文重教逐步繁盛培厚枝昌，元末明初的“洪武赶散”与“托籍苏州”的人事沧桑再度涅槃，厚积而薄发，浴火得重生，这才有了韩贞乡村社会哲学的蓬蓬勃勃，这才有了自李春芳到李青、李详这一家族的薪火传承，这才有了宗臣诗文的独特风流，这才有了任大椿的礼学与文字训诂的蔚然大观、昭阳诗派的葳蕤绸密、刘熙载经典文艺理论的横空出世、明清兴化文人画的不同凡响。有了这样的肥沃土壤、浓郁氛围，才有了郑板桥、李鱓的喷薄而出、大树参天啊。
作为一部区域文化史稿，《兴化文化史稿》却立意高远，清醒明智，本土人物的文化作为，因为存在争议与不确定性，更是出语谨慎，行文考究，留有余地。书中提到了李春芳这一青词名家与《西游记》的关联，当然要涉及吴承恩，这样费很多笔墨也未必能考辨明晰，书中对此，不依据一二材料即下断语，而是平和陈述，录以备忘。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也是如此处理，持之有故，聊备一格，令人信服。书中提到了李清的史学著作《三垣笔记》《南渡录》，还有他的《珍珠缘》，也就是《梼阢闲评》，此前熟读此书，还真没有注意到他是兴化人。该书还提到了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这一在100年前撰就的图书，称之为第一部医学通史，当之无愧。
《兴化文化史稿》是一部文化史，但不拘泥于文化，既体现出该书的区域性、时代性，更着眼于它的实用性、综合性。期望《兴化文化史稿》经过时间的淘洗，更加臻于完善，成为县域文化史的一个标高。（作者系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