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新锋：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传媒系
【摘 要】《大风》是1938年3月由陆丹林和简又文创刊于香港的一本同人杂志，该刊高擎“拥护中央、抗战到底”两大原则，提倡文章报与抗日救亡，吸引大批爱国文人为其投稿;发表文章策划专题，形成报刊写作与群体对话现象;刊登同人书信，及时报道文坛新闻和作家消息;积极组织文艺统一战线，掀起文化救国社会运动。通过上述实践活动，形成了群体凝聚力，维系了群体情感，传递了群体信息，《大风》文人群体最终得以形成，并对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和社会文化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关键词】《大风》；陆丹林；报刊传播；文人群体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文史半月刊《逸经》被迫停刊，逸经社同人商议南下香港避祸，与宇宙风社合办一本新刊物，《大风》遂于1938年3月5日在港诞生。《大风》出至第7期，在“撰稿作家一斑”处列举的杂志作者有叶恭绰、柳亚子、杨云史、老舍、俞平伯、林语堂、郁达夫等，共63位，群体规模可观，皆为一时之选。
报人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需要一定条件。最基础的条件有4个：共同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灵魂，理想和经济是核心；成员之间的协作意向，这是个人参与群体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动机，情感认同是纽带；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传播互动机制，信息传递是基础；社会实践的群体参与，这是群体存在发展的具体形式。具备上述条件的过程，正是《大风》报人群体逐渐形成的过程。
一、抗日与稿酬：群体构建的两大基础
报刊的宗旨是报人群体构建的纲领与指引，直接影响群体的形成与特点。在抗日救国精神感召下，在报刊稿酬的现实激励下，《大风》同人群体具备了形成的基础。
简又文在发刊词《大风起兮》中写道：“在此全面抗战期间，社会人士尤其是智识阶级，对于精神上知识上之滋养料常干饥荒，而亟欲找得高尚的健全的培养补品。”“内迫于责任之宣召，外感于时势之需求”，方有创办《大风》的筹划。“本刊系文友自由结合的超然团体，并无政治背景，亦无党派色彩，故不做主义的，个人的，或政治运动的宣传”“大家仅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两大原则而已”“违背此原则者，乃吾人之敌”。[1]坚持抗日是《大风》的两大原则之一，在这面大旗下，爱国作家们被极大地吸引过来，前朝文人赵熙、辛亥元老刘禺生、国共两党要员孙科和陈独秀等都捐弃前嫌，成为该刊作者。陆丹林也说：“在全民族努力抵抗侵略者的时候……都应该奋起一致和日阀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站在本位，认定文章报国的责任，自然感到责任的逼切。”[2]简又文、陆丹林呼号抗日，《大风》宗旨符合历史要求，文人论政和文章报国又是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政治上的超党派立场，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广泛的作者统一战线，为构建报刊文人群体打下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大众报刊发展也伴随着投稿制度的完善，“投稿制度将读者转化为传者的增值效应意味着传统‘庙堂文学’封闭体系被瓦解，文学创作开始走向自由言说的大众媒介时代”。[3]与此同时，稿酬制度在20世纪初也逐渐建立起来，有学者认为：“稿酬制度的确立，体现了新闻出版界对著作权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是作家作品高度商业化、社会化的表现……吸引一大批文人投身于著作事业，并直接促成了我国第一批职业作家的产生，刺激和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4]投稿制度的开放性加速构建了自由创作与发表的文学公共空间。稿酬制度的建立，使稿酬成为文人的主要收入，《大风》同人概莫能外。
在创刊号的《大风投稿简章》中，稿费标准为“每面由二元至四元，漫画每张一元至二元，每月底汇奉”。稿费标准如斯，那香港的消费水平如何？据严谔声回忆，在1938年1月间，住六国饭店一个房间，每天是5元，一个月是150元。在香港亚士利道的前楼就便宜很多，房租每个月是25元，家具租金每个月是12元，雇娘姨每个月工资是8元。他和萨空了每个月50元便可解决食宿问题。[5]可见，《大风》稿费标准中等偏上，能够吸引文人名士为其撰稿写作，安身才能立命，稿酬收入成为文人群体形成的现实基础。
二、策划与对话：群体写作的报刊生成
报刊文人群是围绕报刊写作形成的群体，编辑征稿要求和作者写作意愿之间的顺畅程度，直接影响报人群体的稳定与发展。《大风》栏目主要有“风雨谈”“红树室琐记”“乱离音书”“补白”4个，全刊栏目化比较明晰，满足了期刊运作要求。在特殊节点，陆丹林策划了一些专题，形成《大风》颇具特色的群体对话现象。
诗文唱和是文人传统，也是报刊文人群体的交流方式，这在《大风》中屡见不鲜，还出现了题画诗唱和现象。陆丹林藏画鸿富，他遍邀名人作题画诗。张大千1934年为陆丹林作《匡庐观瀑图卷》，杨云史和杨天骥分别为《观瀑图》题诗。[6-7]杨云史和徐谦分别为陆丹林的《尧生大千乡居合卷图》题诗，《大风》题画唱和集大成者为《红树室图》题诗。红树室为陆丹林书斋，1927年，黄宾虹为陆丹林作《红树室图》，诸多名家如杨云史、谢无量、张一麐、叶恭绰、吕碧城和张尔田等据图题诗，陆丹林在32、33、52、56、58、62期将6人的题画诗分别刊登出来，形成了有趣的文学现象。“胸中林壑连天长，莫论区区旧宅芜。”谢无量诗表现的是文人气度和新旧殊异的豪迈。“故山回首胡狼凶。剧怜红树污尘久。”张一麐是爱国志士，从其画上可以看到家国危难和红树蒙尘。叶恭绰的“谁料山河原白地，寻根摘叶可怜生”将苍生怜悯之情双关表达出来。“尽照影，十洲秋澹。展闲卷，先惹睡骊争瞰。”吕碧城的《玉京谣》表现了人生易逝的缱绻愁绪，更多个体感受表达。6位名士的着力点不同，诸诗相映成趣，构成了生动的对话现象。一经报刊发表，读者可以多元立体地欣赏红树室图题画群诗，传播效果较好。这种群体创作的题画诗是传统题画诗的新发展，也是文人交往的新方式。
在特殊时期，陆丹林确定题目，让作家们集体参与，各抒己见。1940年新年恰逢第59期，《大风》出新年特号，陆丹林约稿的题目是“我生平爱好/讨厌的事物”，引来叶恭绰、陈子展、施蛰存、罗香林、苏雪林等27位作家竞相投稿，陆丹林也参与讨论，形成了文人群体报刊对话现象。1941年新年逢第82期，《大风》再出新年特大号，陆丹林约稿的题目是《我的□□经过》，引来柳亚子、老向、沙雁、欧阳山、冼玉清等17位作者投稿，柳亚子分享自己研究南明史料的经历，冼玉清分享的是广州遭遇空袭的经历，欧阳山介绍自己创作大众小说的经历。1938年8月13日，是“八一三事变”的一周年日，《大风》邀请《大公报》《申报》《星岛日报》的7位战地记者杨纪、萧乾、陈赓雅、张启昌、桑榆、张绳治、周钰宏举行“八一三纪念座谈会”，在21期以《沪战回忆》为题发表出来，为读者全方位介绍了战争的过程，社会反响强烈。
总之，《大风》不论是常规栏目设置还是专栏策划，都能吸引作家们竞相投稿。文章交流是报刊文人群存在的重要形式，群体共识是群体写作的必然结果，就这样，报刊文人群体具备了存在的形式和意义。
三、信息与情感：群体稳定的精神纽带
报刊文人群体形成和维护，只有文章交流远远不够，还离不开成员情感维系和信息共享，情感抚慰信息交流，有助于巩固群体共识，维系群体情感，是群体构成的必要条件。
作为杂志主编，陆丹林与诸多作者保持通信联系，致信陆丹林的有刘禺生、郁达夫、汪馥泉、施蛰存、茅盾、柳亚子、张善子、刘海粟、陈望道等数十人。《大风》也刊登朋友通信，如陈子展与陶在东通信、叶恭绰与杨云史通信等。友人书信中，以介绍近况、互通消息为多。
嘉定袁昌林目睹日军轰炸后的场景“市民死两千多，市区中心全成灰烬”，发出“人类的残杀，殆未有过于此者”的哀叹。上海赵含英说：“上海还是以前的上海，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重庆状况反倒较好，沈爱蓉说：“市面很安宁……一切商店生意兴隆，毫无战时的状态。”远在巴黎的张善子告诉丹林，他正在巴黎组织抗战画展，之后将赴美国四城展出，并请告知胞弟张大千及国内艺术界近况。传递行藏消息能使读者耳聪目明，有助群体稳定运行。
个别书信专门谈论学术，刘海粟在信中写道：“国画中之静境，实产生于中国艺人深邃玄妙之哲理，为认识论中玄学上之自我的实证，绝非虚诞之空论也。”这是他对国画意境的洞见。罗香林在进行古代越族研究，该书主旨是“大要以证明百濮百越为同一种属，并出于夏民族，而夏民族则发祥于岷山岷江一带”。限于篇幅，谈论学术的信件数量较少。
战乱频仍，作家们的身心世界受到极大的震动，很多人状态欠佳。叶恭绰时年59岁，得了神经衰弱，“怀旧惜逝，辄不胜情，殆亦老境之一也”，认为这是垂老的光景。适逢长沙会战惨绝人寰，他“追念长沙，也为怆痛”。谢冰莹一直在抗日前线进行写作报道，1940年在重庆得了慢性盲肠炎，用颤抖的手给“老友”陆丹林写信，陆丹林得了高血压，嘱咐他“善养为祷”。南社诗人宗子威在《读<大风>杂志寄赠丹林》中写道：“掌故多史料，行役悯离乱。风诗见正变，友朋有离散。”行役离乱和友朋离散，自然让作家身心世界触动极大，乱世之感促使彼此关怀，文人群体充满温情与力量。
《大风》发表的作家书信，曰《乱离音说》或《作家行踪》或《龙泉来鸿》或《杂乱音书》，既能及时告知朋友近况，抚慰彼此情感，又能探讨学问互相切磋，其结果不仅满足了同人的信息需求，也交流、维系和夯实了群体情感，对报刊文人群体的构建运行意义重大。
四、组织与实践：群体功能的社会彰显
社会实践是文人群体社会属性彰显的具体过程，也是报人群体稳定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风》不仅以报刊为媒介进行虚拟世界的文字实践，更以大风社为依托，进行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形式多样，影响深远。
文人雅集诗酒会友是文人传统的交际方式，《大风》重视文人雅集的组织和报道。1938年12月14日，简又文召集徐悲鸿、高剑父、许地山、赵含英、鲍少游、方人定、陆少游等人在九龙寓所集会，写诗作画以志盛况，组织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1938年11月16日，简琴石在香港秀海棠觞客雅集，江孔殷、张大千、杨云史、张廪丞赴会，杨云史作四绝《和江霞公袖海堂清宴诗》12首，《大风》报道该次雅集，并将12首全部发表。文人雅集的组织报道表现出文人群体对社会文化活动的关注和影响，拓展了报刊的影响空间，是《大风》影响不断扩大的明证。
成立新的爱国文化组织，组织国内外艺术展，推动文艺界抗日宣传运动。1938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成立，共71人出席，陆丹林朗诵重庆协会贺电及成立宣言致协会电文，许地山、叶恭绰、陆丹林等9人为常务理事，简又文为两名候补理事之一，通讯处的办事处设在大风社内。《大风》社长主编在通讯处中作用突出，诸多《大风》同人如叶恭绰、许地山、戴望舒等为组织骨干，该组织成为《大风》文化实践的重要社会组织。1940年苏联文化部定于9月间在莫斯科组织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中国艺术品征集人有叶恭绰、简又文、陆丹林、吴铁城、黄苗子、叶浅予、张光宇等，清一色的《大风》同人群体，中国艺术品征集处设在大风社内，接洽人是陆丹林，展出的作品引起轰动。
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叶恭绰深感“一国之盛衰强弱，不徒以兵力财力为断，往往取决于文化程度之高下深浅广狭，此已成近今一致之定论”，因而组织发起广东文物展览活动，1940年2月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行。该活动由中国文化协进会主办，会址在大风社内。叶恭绰为主任委员兼审查组主任，简又文、陆丹林、许地山、邓尔雅和黄般若分别为研究组、出版组、宣传组、征集组和总务组主任。举行文物展的同时，还组织名人演讲，论文征集出版，定期召开座谈会。展览会展出藏品2000余件，“参与名流、学者、文人、藏家之众，征集展出文物种类及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观众及社会之踊跃都堪称空前，是‘南国前所未有的文化盛举’”。陆丹林、简又文和《大风》同人群体为活动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41年1月，简又文和叶恭绰等人编《广东文物》3册，在香港出版，搜集展出大量珍贵图片和学者文章，对广东文物研究有重要意义。
可以看出，《大风》同人群体的爱国宣传并不限于报刊文章，还在进行爱国艺术的社会普及。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加强了同人群体的社会关系，报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人论政和报章救国的公共空间。
五、结语
晚清民国，岭南成为报刊发展重镇，报刊文人群体举凡三变：康梁党人维新失利后大量从事报刊实践，形成第一批报人群体；辛亥革命前后，围绕《中国日报》《时事画报》等报刊，形成了革命派报人群体；抗战爆发后，围绕《半角漫画》《大风》《非非画报》等报刊，形成了爱国报人群体。《大风》虽创于香港，但在国内外发行，立足于逸经社的前期积累，其文人群体更加煊赫卓荦，凭借出色的报刊传播和社会文化实践，成为中国报刊文人群体发展的新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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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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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谔声.作家离沪琐记[J].大风,1938-3(71).
[6]杨云史.题丹林观瀑图[J].大风,1939-32(2032).
[7]杨天骥.题观瀑图[J].大风,1939-45(1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