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程思琪、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 要】信息技术激活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结构，造就了日益过剩的“消费侧”的传播形态，新一代媒体消费群体开始从为实物付费过渡到为精神需求付费，将媒体视为提供情感体验的重要工具。该背景下情感体验的质量逐渐成为决定他们是否在某一媒介内容上停留以及停留时间长短的关键因素之一。数字化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渗透造成了微粒社会中微粒人归属感的缺失，社会结构、单元结构和人际交往结构的变化加重了个体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全球化语境和本土化语境双重作用下的个体通过情感共振形成共同体以获得情感寄托。另外，随着媒介属性由大众媒介向个人媒介转向，个体对情感体验的偏好也使得媒介话语属性从理性向感性转变，给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环境和平台。由此，个体通过情感体验在媒介中发泄情绪，开展社交，最终实现自我发展。
【关键词】情感体验；媒体消费；媒介变迁
移动互联网赋予用户的“永远连接”和“永恒在线”激活且满足了用户固有的、旺盛的娱乐需求，《腾讯数字生活报告2019》指出，娱乐已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娱乐精神正在从年轻人渗透到各个年龄阶段。[1]一方面，数字技术下精心设计的高沉浸感、碎片化娱乐方式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愉悦感；另一方面，娱乐与其他信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采用情感素材与激发情感体验逐渐成为各类媒介内容吸引用户的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可知，情感体验已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可发生在任何媒介内容的消费过程中。这一背景下新一代消费群体开始从为实物付费过渡到为精神需求付费，更加注重服务细分与情感体验，年轻的媒体消费者尤其是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理所当然地将媒体视为提供情感体验并获取愉悦感和享乐感的工具。
互联网的本质是激活了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传播结构，且数字化技术极大地释放了社会传播“供给侧”的生产能力，使信息产品海量涌现，造就了日益过剩的“消费侧”的传播形态。在这两个前提下，每个个体随意游走于各类媒介产品中，情感体验的质量逐渐成为决定他们是否停留以及停留时间长短的关键因素之一，由此形成的个人媒介消费轨迹通过关系链接汇聚成现阶段整个社会的媒介消费图景。基于上述现实意义，媒体消费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值得更多地关注。
一、情感体验作为一种全新动力机制的崛起：全球化语境与本土化语境
1.全球化语境：微粒社会下的情感共同体
每一种新出现的媒介，都会对人类思维性质与社会文化进行改造。随着媒介数字化的各种形态日益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用户留下的数字化印迹被不断累积、提取和使用，新事物、新社交现象、新文化形态等接踵而至，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与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用微粒社会来解释数字化对我们自身及社会进行的高度精细化解析。微粒社会到来以前，无论是人还是事物，都围绕平均值或普遍规律被粗略地、低密度地归类于某一群体，如用国民生产总值估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将体征的平均值偏离程度作为某类疾病的识别标志。“此前的社会由无数台球组成，我们慢慢学会将其构建成一个可以负重的结构”，但现在“台球由微小的铅丸替代，这将急剧改变社会的聚焦状态和静力学结构，迫使我们找寻新的路径，以重新构建一种稳定秩序”，[2]也就是说，当数字和算法将构成整个社会的“台球”解析成微粒时，要思考的不是如何使用数字技术和算法，而是它们正在如何一步步重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
人们在随时随地介入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在生成精确到秒的数字化足迹，如果将这些行为、交流或观点数据串联起来，会出现一个比现实中的你特征更加清晰、更加具体的数字化的你。一旦以这种精细化的标准来审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可能会因个体的独特性将其从之前的所属群体分离岀来，独一无二的个体带来的问题是“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但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此外，个体变得更加透明，政府、企业或任何掌握数据的组织通过对个体情绪、态度、行为数据的解读来预测下一步动态，并根据想要达到的目的对个体施加影响。库克里克用赌场来形容这种现象，当需求能够被精准地满足，当一切商品或服务都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制时，个人的最终选择也就像一场赌博，因为没有可参考的群体或对象，结果好坏都要由自己独自承担，导致个人不安全感的急剧上升。聚合类新闻APP的个性化新闻推送就是用户新闻阅读微粒化最典型的例子。两人同时点开同一款新闻APP时。首页推送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新闻内容，继续点开搜索框搜索同一个新闻事件时，看到的新闻观点可能截然相反，这就是算法根据个人偏好对信息过滤后推送的结果，且推送者正在试图打造更精细的用户兴趣图谱或者个人画像以期实现更精准的推送。无论是“过滤气泡”还是“回音室”效应，都代表了人们对该模式带来的信息窄化和观点极化的担心。
在微粒化过程中，用户似乎在毫无意识中被孤立甚至被操控，但这一结论屡屡被实证研究的结果推翻。有研究者通过分析1000名Facebook用户的数据发现，算法排序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并不存在很严重的“回音室”现象，并且要预测一个用户是否生活在“回音室”之中，最佳指标是用户的“社会性”，即一个用户好友数越多、加入群组越多，越难受到“回音室”效应影响。[2]在面对精确数据带来的归属感的丢失和安全感的匮乏时，被解析成微粒的个体会本能地寻求新的连接方式和连接结构，只是相比于原先基于平均值的、粗糙但相对理性的群体划分标准，新连接的发生变得更加主观和感性。因为随着数据的进一步精细化，个体很难找到具有相同客观属性的连接对象，且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也更为严重，共情或者说情感共振成为新的“抱团”方式，库克里克认为微粒人“将通过提升同理心，来消除自己与他人的差异”。[3]共情最大的特征是双方的感同身受，即通过经历相同的情感体验来形成共同体。此时，情感体验和共情能力变成了社交名片。无论是粉丝社群还是其他趣缘群体，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形成均基于相互之间自我情感的展示和共鸣。人们通过各层次的共同体的建构，满足了群体归属感的需求，使共同体情结得以纾解。比如直播，它就是一个以主播和粉丝之间的认同与归属感为联结，限定时间内完成情感狂欢的一个过程，有人用“荷尔蒙经济”来描述直播中的情绪化、非理性化以及限时性，这一场域下强调的是“此时此刻的氛围、状态和情感”，[4]即“此刻我属于这里”，这一场域下的人表现出强烈的瞬时性和流动性，随时来但也随时会离开。因此微粒社会下的情感共同体追求的并非稳定的群体结构，而是能否持续性地情感共振。
2.本土化语境：心态失序下的情感寄托
媒介形态与媒介技术应用除了跟随全球技术进步的节奏进行演化，最终的形成和落地更会受到不同经济一政治结构和社会语境的影响。社会学家特纳将社会现实概括为三个水平：人际互动的微观水平；社团和范畴单元的中观水平；体制领域、分层系统、国家、国家系统等构成的宏观水平。[5](59)短短几十年，中国社会在上述三个水平上从上至下、从宏观到微观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社会心态和媒介生态也随之转变。
近百年来，国家层面的社会结构在加速发展的态势下发生剧烈变化。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每一次向现代化的跨越都带动着资源分配、社会阶层等方方面面的改变。但与西方200多年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过程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短短几十年在国家调控下由农业经济进入计划经济再进入市场经济，用发展速度弥补时间的短缺。一方面，“‘快’成了大家对这个社会‘节奏’的认识，‘忙’‘怕落下’成为人们担心跟不上社会‘节奏’的普遍焦虑”；冋另一方面，这种“追赶型”模式激发的矛盾让人们滋生出许多负面心态，如利益分配不均和阶层壁垒造成的不满，社会资源稀缺带来的茫然与压力，以及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等。
从中观层面来看，社会单位经历了从家庭单位到组织单位再到个人单位的演变。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家庭单位最大的特征是依据血缘和地缘的亲疏远近形成的难以打破的差序格局，即以家庭为中心，在周围依亲疏远近划出一个圈子，[7]结合自给自足的生产结构，人们对家庭的依附感和归属感非常强烈，以至于这种对家的眷恋直到现在都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情结。组织单位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代表在职工与单位之间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的组织关系，打破了村落社会的封闭状态，形成一种制度规训下的集体主义，个体利益和价值通过组织实现，个人归属感和依赖感也在组织中得到满足。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左右，市场化浪潮的汹涌加速了国有企业的消解和转型，人口频繁的流动改变了原先相对固化的交往结构，脱离了组织依附关系的个体开始处于游离和松散状态，自由度增加的同时，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多。有学者认为，原子化的个人最明显的感受是奋斗的孤独与无穷尽的竞争压力，缺乏安全感且日益焦虑。[8]
社会结构与单元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影响人际交往结构的变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的人际交往都是以强关系连接为主，前者围绕家族关系展开，后者“更多发生在以单位为中心的辐射范围内，上下级之间的庇佑关系与工具性的同僚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主流”。[9]在网络社会，首先原子化的个体脱离了面对面强关系连接产生的组织环境，在群体生活中存活并进化的个人需要在当下环境中寻求社会意义和自我认同。李泽厚通过观察现代人生存意义匮乏的问题，提出了“情本体论”，他认为人与世界的各种情感关系构成了人之“活着”的主要内容，[10]乔纳森同样认为情感表达能够唤醒他人同样的或对应性的情绪反应，必然将促进社会关系的形成。[5](25）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连接性让个体的情感表达有了接收对象，生成了大量以弱连接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相比，弱关系网络是建立在缺少理性规则上的自组织运动，天生带有感性化和不稳定性色彩，也更能让个体无所顾忌地表达真实情绪。
二、情感体验成为普遍媒介消费图景的可能性：媒介属性和话语基调的转变
1.大众媒介时代：理性话语的主体地位
传统媒介效果理论的演变过程，也是消极受众向积极受众的进化过程，即人们的注意力从“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转向“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第一阶段的媒介效果研究主要是通过关注传者、传播渠道、讯息等因素对接收者的影响做岀解释，这种视角将受众成员看成被动的和反应性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凸显的是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认为个体差异如个性特征、动机、选择性、参与度等制约着直接效果的产生。该视角强调的是接收者出于什么目的或为了哪些功能而使用媒介，代表着效果研究从受众被动视角向主动视角的转向。尽管积极受众论逐渐被普遍接受，受众的主体地位有极大提升，但在大众媒体时代，传媒集团牢牢掌握着媒介内容从生产到分发的各项权力。在生产上，受众通过生产者主动开放的反馈渠道来增加其调整媒介内容的可能性；在分发上，面对媒介内容固定的分发时间，受众缺少选择媒介消费时间和地点的自由。因此积极受众论的本质是内容生产者意识到受众在媒介内容选择上的能动性后的策略调整。对于受众来说，最大的自由度是在传媒集团制作出来的媒介产品菜单里选择消费哪些，接收者的角色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即使到了web1.0时代，网络的出现仅仅被视为继电视后的新的传播工具或者更便捷的受众反馈通道，网络用户也还未体会到互联网即将带来的巨大变化。
这一阶段，媒介对于受众来说是一种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即媒介依旧被传媒集团或政府掌握，受众的使用权极其有限甚至为零；二是指媒介的属性是追求社会“共性”——严肃的、理性的、有逻辑性的媒介内容更容易被认为是优质、合理的媒介产品。首先因媒介属性通常与传播者属性一致，媒介从业者大部分来自新闻院校，专业素养让他们更注重自身以及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倾向于传递理性的、客观的且能被大多数人价值认同和易于接受的信息。媒介被要求承担社会责任，包括对新闻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成为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成为供社会各群体相互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等。[11]其次从学界的研究角度来看，尽管自电子媒介出现以来，娱乐性内容成为大多数观众的首选，但学者出于对媒介如何影响受众认知、态度、行为的关心，更加关注政治传播而非娱乐传播，且对娱乐性内容的态度也比较悲观，以批判学派的观点为代表，其认为娱乐模糊了消解了一切本应理性、严肃的观点，娱乐是资本控制大众的手段，“娱乐通过把他们（大众）提高到商品的水平而使他们较容易获得这种满足。在享受自身异化和他人异化时，他们听凭娱乐业的摆布”。［12]由此可见，在媒介被看作捍卫真实、代表理性的认知框架下，人们只是认可娱乐性内容的娱乐性，强调的是大众媒体传播的雷达、控制、教育等外向功能，即通过媒介对他人、群体或社会产生影响，忽略了个体借助媒介进行人内传播、满足内在需求尤其是情感需求对于人的社会生存的重要意义，而这种需求的满足方式恰巧来自娱乐性内容带来的情感体验，即使阿多诺以批判文化工业为主，但也辩证地认可了大众文化可为人类带来源源不断的快感。[13]
2.个人媒介的出现：感性话语的异军突起
技术赋权的前提下，受众属性开始真正发生质的变化。“技术对社会中相对无权的个体和群体的赋权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曾经面目模糊的原子个体，正在以另一种方式连接和聚合，改变社会机构和权力格局”，回个体通过社交网络等平台拥有了信息生产、发布、再创造、再传播的权利，在内容生产和内容消费中自由转换且毫无知觉。在关系网络中积累了大量关系资源的个体，其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传媒机构，流量一词“横空岀世”，用来表示被无数弱连接叠加从而具有空前影响力的个体、产品、平台等。被空前赋权的“超级个体”是流动的，是产销者、自门户和互释人，具体特征是个体随时随地使用媒介，生产与消费界限模糊，每个个体都是个人门户的主编，同时也是他人信息渠道的把关人。[14]
web2.0以来，人们用自媒体的概念来解释普通大众如何在数字科技的帮助下提供与分享他们自身的事实和新闻，但自媒体背后大多是群体组织以集团化作战的方式产出内容，伪装成个人观点的表述，从而实现流量变现，本质还是复刻传统媒体的作业机制，背离了个体化的初衷。与“他”媒介相对应，这里尝试用“我”媒介的概念来代表个体与媒介的关系现状以及媒介属性的变化。从个体与媒介的关系来看，互联网公司社交平台的搭建以及移动网络的发展，真正实现了个体生产、传播和消费媒介内容的自由。
个体在内容的生产上偏向于发布来自自我认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体验。社交媒体网站鼓励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等方式进行个人表达或内容创作，这些内容通常包含个人爱、恨、恐惧或愤怒等各类情绪。随着描述个人体验的内容增多，人们在网上花费的时间会带来亲密的、情感丰富的经历。无论是更新自己的状态，还是查看他人的状态，都具有一种社交性。个体情绪表达的潜在呼吁并不是孤零零地自言自语，而是期待有同类群体存在并回应，本质是个体与群体的社交。而查看他人状态时激发出的温暖、归属、亲密或兴奋、恐惧与厌恶都会促使个体产生分享或者转发的冲动，[15]这种情绪冲动最容易引发刷屏或热搜现象，因此共情是促进个体参与传播过程的内在动力之一。另外，个体的媒介消费除了向外传播满足社交需求，很多时候是借助媒介完成人内传播，借以激发积极情绪或者平复、控制消极情绪，直到重新获得快乐。
在个体对于情感性内容的生产、消费以及传播三重偏好的作用下，媒介属性开始从理性向非理性转变，情感的力量大于理性的力量，“作用于情感、情绪和关系认同的信息成分恰恰是互联网时代激活和整合社会资源、构建自己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6]随着智能手机与移动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私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媒介使用轨迹几乎可以还原个人生活或者情绪变化轨迹，从这个意义上看，理性的“他”媒介已转化为感性的“我”媒介。
三、不同媒介运行逻辑中情感体验的特征
1.内容为王阶段：负面情绪的放大与极化
针对专业媒体生产内容（PGC）不断受到用户生产内容（UGC）冲击的事实，渠道优势不再的大众媒体开始寻求内容转型，尝试借助多年来专业素养的积累精心产出形式与内容比UGC更优质的媒介信息，但依旧难以抵挡UGC“爆款”的“疯狂碾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没有意识到表面粗制滥造、参差不齐的用户生产内容实际蕴含着大量引发其他用户情感共鸣的信息要素，情绪表达更直接和热烈是UGC的先天优势，更容易在短时间内点燃用户情绪。随着各类媒体开始将内容看作一种产品来运营和维护，利用负面情绪的情绪感染效应被当成内容产品营销手段，激发愤怒、焦虑、悲伤等同理心促成了一篇篇“十万+”文章以及热点话题的出现。如曾大热的某自媒体借口为女性发声，罔顾事实或者观点的正确性，放大或激发女性负面情绪，鼓励女性粉丝转发以“泄愤”。
后真相是近两年社交网络环境下情绪化传播蔓延到诸如政治、公共事件等严肃话语的典型表征，指在网络舆情事件中信息传播被情绪传递所取代的非理性现象。情绪、信念先行，事实后置或弱化让“带节奏”“舆情反转”等现象成为后真相事件的突出特征，情绪而非事实成为促使舆情事件传播与扩散的驱动机制。另一凸显情感因素惊人传播力的现象是社交平台谣言的大行其道，单从谣言标题来看，发布者就利用用户对立场、情感的关注采取特定修辞策略对标题进行包装，如大量使用第一、二人称代词增加身临其境之感；利用权威加持与恐惧诉求加大感染力；大量使用感叹号和问号进行情绪唤起等。”[17]
由此可见，情感体验被视为一种动力资源和符号资源。由于愤怒、戏谑、悲情等负面情感最容易在短时间内被激发和传播，媒介将负面情绪的煽动和情绪传染当作内容产品的营销策略，用户在网络社群中通过负面情感宣泄与展演形成情感共同体并获得身份认同。这一阶段，情感体验的含义被窄化，愤怒、焦虑等强烈负向的情感体验更容易成为网络舞台的主角。
2.技术制胜阶段：数字化群体的精神社交
“全球范围内人的互动之所以实际、显性、可以想象，是因为媒介技术的作用”作为“数字移民”的千禧一代（1981—1996）由于成长于一个由技术推动的、巨型的且紧密相连的全球化社会，成为目前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他们在数字世界花费的大量时间与精力，可在不需要身体在场的情境下换来无数亲密的、情感丰富的精神社交，如趣缘社交、流行文化引发的社交、远距离亲人或朋友社交等。
社交中出现的情绪除恐惧、愤怒和厌恶，更多的是温暖、归属、亲密甚至兴奋。事实上，使用数字媒体有可能提高情绪的健康程度，当人们在网上进行有意义的谈话和交流时，幸福感会得到提升。[19]成功社交的基础是共同立场的形成，个体期待被理解、期待遇到志同道合的交流对象或社群。通过产生某种相通的情感体验和认知状态减少个体的孤独感。数字技术带来了精神社交的便利性和实时性，满足用户娱乐需求的同时，赋予其观点和情绪实时表达的权利。但也正是由于触手可及的移动设备让用户越来越难以忍受片刻的断开连接，关于“错失恐惧”的讨论发现，用户如果无法接听正在响铃的手机，就会感觉到焦虑和不愉快，很难专注于手头任务，[20]甚至引发社交焦虑。
由于网络社会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了与网络相连的个人，[21]建立在社交属性上的媒介效果对整个社会都在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情感共振作为精神社交的敲门砖满足了用户的社会性，促进了个体与周遭世界的连接，带来一种“我并不孤单”的安全感；另一方面，用户一旦习惯了随时随地的情绪刺激或放松，就很难长时间进行相对枯燥无趣的学习或工作等单一任务，媒介通过扮演伴随性、辅助型或者分享型角色使得媒介多任务行为成为常态，这一现象带来的注意力涣散焦虑以及主任务效率低下的隐忧值得被重视。此外，大量内在情绪信息的暴露让用户对于如何隐身与如何被遗忘产生一种新的不安全感，只有在完善的法律环境的保驾护航下，个体才能更有效地避免情感体验带来的消极影响。
3.以人为本阶段：个体心灵与外部环境的和解
莱文森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灵感，认为技术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像人，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和认知模式，只有符合人类自然传播情境的媒体形式才能存活下来，这一趋势被他概括为媒介演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22]技术进化的核心逻辑实际上就是人的需求。[23]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发展，从媒介功能来看，其初衷都是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人是终极媒介，是真正的超媒介，也是未来生物媒介的主体”。[24]
在最新一季的美剧《摩登家庭》中，能针对人的情绪状态进行抚慰性对话的智能冰箱“冰箱姬”成为每个家庭成员争相宠爱的对象，都愿意对她吐露心声，因为“冰箱姬”比任何家庭成员都更懂自己，隐喻了智能媒介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趋势——作为助力人类完成体内传播的存在，这一趋势背后的技术支持在于智能媒介对用户情感信息的采集和学习，在超越简单语音交互后，智能媒介开始承担陪伴与慰藉的新角色。从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发展到今天的人机传播，未来随着智能媒介情感互动的完善以及对象感、沉浸感的提升，尤其随着VR和AR的发展，由虚拟在场向身体在场转变已初现曙光，数字化的人机交互越来越趋向人类社会的真实交互场景，又比真实的人际交互更关注个体的内部信息加工，从满足个体需求出发实现个体心灵与外部的有效连接。从这个视角看，未来的传播模式从人机传播继续升华到全新意义上的人与万物的和谐沟通，并非毫无可能。
媒介内容雅俗共存、参差不齐并非技术失控，是连接与开放带来的必然结果；对娱乐性内容、情绪性内容的本能偏好也并非后真相等危机的根源，而是微粒社会中心态失序的个体对归属感的渴求。在个体坐拥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当下，稀缺的从来不是优质的媒介内容，而是心智更加成熟、心态更加稳定的个体。媒介图景离不开人的作用，人的认知结构与社会行为同样受到媒介影响。因此要重建一套全新的、让个体内心与外部世界和解的元叙事，媒介应该在关注人的体内传播上做出努力，除呈现“我们”（外部）的世界，更要呈现“我”（内部）的世界。从现实需求看，和Y世代（千禧一代）相比，岀生于1997—2012年的Z世代在使用媒体时对个性化体验和即时满足有更高要求。[25]因此，社交满足并不是媒介使用的最终目的，借助媒介与外界交互不断发展自我才是终极要义，而情感体验通过影响主体的思想、认知和表征，起到了协调个体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作用，情绪既是个体心理现象，也是媒体消费的动力，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基石。
结语
《超连接：互联网、数字媒体和技术一社会生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描述个体与移动互联网的关系：“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你可能会被冷漠的陌生人包围，或者你身处一个竞争激烈、不友好的办公室，但你的手机会让你与自己的社交世界、你的绿色村庄、你的花园篱笆连接起来，把我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放在口袋里，你就永远不会独行。”情感体验之所以可以成为媒介消费的动力，本质是个体可以从媒介内容中寻找到情感共鸣和精神寄托。一方面是微粒个体与心态失序带来的孤独与不安，另一方面是感性氛围的媒介给情感共同体的形成提供环境和平台，因此个体通过情感体验在媒介中发泄情绪、开展社交以及实现自我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媒介用户的情感体验出发，可以更好地把握用户的媒介消费需求和当下的媒介消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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