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距离效应”引入图书版权贸易领域，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距离效应”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中依然显现。具体而言，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空间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本文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弥合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在图书版权贸易领域的经济、文化和制度距离，推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走出去”。
【关键词】图书版权贸易；文化距离；文化走出去；文化折扣
图书版权贸易具有文化属性，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1]同时，图书版权贸易也具有经济属性，是各国文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文化贸易的发展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迅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的图书版权输出总数为5961项，2018年的图书版权输出总数则达到了12778项，增长率为114.36%。
然而，在图书版权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图书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却相对不强，既没有形成具有明显优势的规模效应，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缺乏具有鲜明文化符号的国际图书品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企业在交易的过程中未能充分区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制度、经济等差异，使得图书版权贸易的文化折扣程度较大，未能充分发挥图书版权贸易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
基于此，本文将经济学当中的“距离效应”引入图书版权贸易领域，提出研究假设，进而建立数理模型检验假设，以判断“距离效应”是否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中显现。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推动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
一、文献回顾
1.“距离效应”的相关研究
现有文献对“距离效应”展开了大量研究，且大致可以分为“距离效应”的概念、测度以及应用三个方面。
在“距离效应”的概念方面，卢奥斯塔里宁认为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一方面能够创造需求，另一方面又阻碍需求流动，并导致其他流动也受阻碍的要素总和，可以称为“距离效应”。[2]梅耶则进一步将“距离效应”的概念清晰化，认为“距离效应”就是指不同国家因为经济、文化、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数值量化后就成为“距离”，并且可以对贸易产生影响。[3]
在“距离效应”的测度方面，李文宇、刘洪铎等人将母国与东道国的人均GDP和经济规模作为变量，并构建重力模型公式测度了经济距离。方慧等人则利用改进的KSI指数和欧几里得空间测算方法计算出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4]万伦来、高翔等人则借助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构建了相关模型，测度了制度距离。[5]
在“距离效应”的应用方面，许家云、周绍杰等人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的关系，发现制度距离抑制了中国双边贸易的发展。[6]施炳展、冼国明等人则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发现地理距离会显著减少中国的贸易流量，并认为提升中国的贸易广度和价格是重要的政策导向。[7]
2.“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
关于“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影响的文献不多。通过知网检索关键词“距离效应”“图书版权贸易”发现相关文献仅有3篇。如刘欣雅、李丽等人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利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距离公式检验后，发现整体上文化距离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产生了抑制作用。[8]张宏伟结合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发现文化距离会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9]李凯伦、李瑞萍等人基于中国主要版权贸易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距离对中国版权贸易的影响，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版权贸易具有负向影响。[10]
此外，在谷歌学术检索关键词“bookcopyright trade”以及“distance effect”，发现直接相关的研究为0篇，间接相关的研究为2篇。在间接相关的两篇研究中，毛瑞恩基于面板数据，发现当文化距离较低时，文化距离通过比较优势的差异所带来的利益正向影响贸易。[11]塔迪斯则认为移民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影响因素。对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移民的出口效应至少部分抵消了文化距离对贸易的抑制作用。[12]
3.文献评价
回顾上述文献发现，关于“距离效应”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影响的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方面，研究的数量还较少，这难以为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实践提供足量的实证经验。另一方面，既有研究仅仅将单一距离维度纳入研究范围，还不足以全面地窥探影响图书版权贸易的因素。基于此，本文从不同维度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影响，在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也试图弥补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
二、经验假设
1.空间距离与图书版权贸易
一般而言，两国间的商品贸易会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两国的空间距离越大，商品贸易所付出的运输成本就越高，因此空间距离对普通商品贸易而言会产生负向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两国间普通商品贸易的发展。然而，图书版权贸易不同于普通的商品贸易，它属于许可证贸易范畴，是一种无形的财产贸易，交易标的不以实体产品的形式存在，所消耗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运输成本，因此贸易过程受到空间距离影响的程度较小。[13]基于前述推论，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空间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2.经济距离与图书版权贸易
经济距离是指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差异。经济实力差异较小的国家，往往会在图书版权贸易上采取抱团策略，以寻求获得共振。但是这种做法会制约贸易双方的市场需求，使得图书版权贸易的边界难以进一步扩张。而经济实力差异较大的国家，则会在竞合关系之中形成双方在图书版权贸易上的比较优势，从而加强贸易的互补性，提升图书版权贸易的交易量。[14]基于前述推论，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经济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产生正向影响。
3.文化距离与图书版权贸易
文化距离由学者霍夫斯塔德提出，他将文化距离划分为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刚柔性（masculinity/feminality）、长期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index）等五个维度。[15]这五个维度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图书版权贸易作为一种承载着文化因子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文化距离的影响。文化差异越大，图书版权贸易双方所产生的文化折扣可能也就越大，双方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因此可能减少。基于前述推论，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文化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
4.制度距离与图书版权贸易
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政治体系以及治理方式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图书版权贸易来说，其具有文化特殊性，在贸易的过程中传递着意识形态。因此不少国家都采取不同方式的政治性审核程序，以确保本国意识形态不受到侵害。当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时，双方的图书版权贸易可能会因为政治审核程度、流程的不同而产生交易障碍，从而降低双方图书版权的成交量。[16]基于前述推论，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制度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1.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
如表1所示，空间距离（Ds）是国家间的地理距离，本文对国家间空间距离的测算与度量也采用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经济距离（De）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差异，参考李文宇、刘洪铎（2016）的研究，本文使用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来代理经济距离变量，并采用常见的重力模型公式计算。文化距离（Dc）由Hofstede提出，本文相关数据采用其提供的六个文化维度计算得出，并加入了两国间的建交年数消除模型的共线性。制度距离（Dz）借助世界银行每年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数，经求和得出。
表1 变量名称、计算公式和数据来源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计算方式 | 数据来源 |
| 空间距离 | Ds | 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 | CEPII数据库 |
| 经济距离 | De | 两国人均收入的平方数除以两国GDP的乘积 | WDI数据库 |
| 文化距离 | Dc | Hofstede文化距离指标与两国建交年数的总和 | CEPII数据库 |
| 制度距离 | Dz | 全球治理指数六个维度数值的总和 | WDI数据库 |
| 产业结构 | Gy | 文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 WDI数据库 |
| 市场干预度 | Gov |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 WDI数据库 |
| 购买力 | Buy | 国家总人口与国家经济规模的比值 | WDI数据库 |
本文选取产业结构（Gy）、市场干预程度（Gov）以及购买力（Buy）等控制变量。这是因为前述三个变量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图书版权贸易：文化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图书版权需求，从而影响图书版权贸易交易的规模；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影响贸易生态，进而对图书版权贸易的交易量产生影响；民众的购买力越大，其对图书等精神消费品的需求越大。控制变量的计算方式和数据来源见表1。
2.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了基于空间、经济、文化和制度的多维距离分析框架。这里针对中国和主要图书版权贸易国家的贸易往来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距离效应”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是否能够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究竟是阻力还是推力。本文设立的计量方程如下：
Tradeit=α+γDs+φDe+ηDc+λDz+ΣβnXit+μit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主要版权贸易国家以及对应年份，tradeit表示第t年中国与主要版权贸易国家i间的贸易流量，α为常数项，其中Ds、De、Dc和Dz为本文的解释变量，分别表示中国与主要版权贸易国家i间的空间距离、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Xit表示除距离因素外影响双边贸易往来的一组控制变量；μ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
1.变量统计分析
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的数据统计，中国2010年—2018年的图书版权贸易呈现出以下趋势和特征：
图1 中国与主要图书版权贸易国家2010-2018年的交易量
第一，除韩国以外，中国与大部分被统计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与英国、日本、法国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前述三个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开始大幅增长。例如，中英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增长了93.27%，中日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增长了43.14%，中法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增长了40.09%。
第二，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布局单一，主要以发达国家作为贸易对象，具有较强的经济导向性。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中国主要图书版权贸易国家名单中，除俄罗斯、新加坡外，其余国家均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公布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占据了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大量份额。其中，我国与美国、英国的图书版权贸易量占到了我国总图书版权贸易量的60%左右。
2.估计结果
经过豪斯曼检验后发现，本文所设定的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表2中，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为主要变量的依次回归结果，模型（5）为所有变量的统一回归结果。
表2 模型估计结果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
| Cons | 0.33* | 1.30** | 1.50** | 0.76 | 2.64*** |
| Ds | 0.28 | 0.07 | |||
| De | -0.51* | -2.24*** | |||
| Dc | -1.32* | -2.58*** | |||
| Dz | -1.83* | -2.11*** | |||
| Gy | -1.37** | -1.63* | -1.96** | -0.67* | -0.11* |
| Gov | 1.12** | -0.18** | -0.50 | 0.69 | 0.21** |
| Buy | 0.33** | 0.07 | 0.45** | -0.10 | 1.17** |
| F值检验 | 8.59** | 9.05** | 8.07** | 9.89** | 9.96** |
| 调整后的R² | 0.621 | 0.676 | 0.584 | 0.692 | 0.657 |
模型（1）显示，空间距离（Ds）系数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说明空间距离在单次回归中不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影响。模型（2）（3）（4）均显示，经济距离（De）、文化距离（Dc）以及制度距离（De）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说明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在单次回归中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模型（5）显示，在将所有变量统一回归后，经济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制度距离的显著性增强到1%，说明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了较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空间距离系数在10%的水平下依然不显著，说明空间距离不对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2010年—2018年的图书版权贸易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距离效应”作为经济学当中的理论，在版权贸易领域依然能够显现。同时，本文也发现，“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所产生的是“负效应”，即“距离效应”会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活动，抑制双方之间的贸易流量。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制度等三个维度上，“距离效应”还表现出了更强的负效应。因此，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距离效应的影响，尽量弥合国家之间在不同维度上的距离。
1.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不受空间距离影响
在“距离效应”中，空间距离作为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在于交易过程产生的运输成本。一般而言，当国家间的空间距离越远时，所产生的运输成本就越高。受此影响，以市场为导向的贸易活动可能就越弱。但是本研究的实证模型发现，空间距离的系数在10%水平下不显著，说明图书版权贸易不易受空间距离影响。因此，假设1成立。
究其原因，图书版权贸易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其虽然也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个类别，但却不同于以实体产品为交易标的的货品贸易，而是一种无形的财产贸易。这种无形的贸易形式不受制于运输成本等交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距离效应”中空间距离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机制，使得“距离效应”难以通过运输成本影响贸易流量。这也间接证明了在线上版权交易迅速发展的当下，“距离效应”中的空间距离越来越难成为图书版权贸易的制约因素。
2.经济距离会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政府可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
模型（5）中，经济距离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由模型（2）中的10%增强到1%，说明经济距离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负向影响较大。因此，假设2不成立。这证明了“距离效应”的经济维度可作用于图书版权贸易。但是，这种作用是负向作用，换言之，“距离效应”的经济距离会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图书版权贸易往来。一些已有研究也表明，“距离效应”可以通过经济维度显现，当经济距离越大时，东道国与对象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反而越小。[17]
究其原因，图书版权贸易具有市场和消费导向性，会受到“距离效应”的调节。当两国之间的经济距离越大，双方对图书产品消费力的差异就越大。这种差异会抑制读者的图书产品消费需求，减少图书版权贸易企业的进出口数量，进而增强“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的负向影响。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导致中国图书版权企业的定价策略偏高，而东南亚的图书版权企业难以承担较高的版权贸易价格，由此产生了抑制效应，使东南亚国家的图书版权企业对中国图书产品的需求量较小。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额远远低于中国与欧美日韩等的图书版权贸易额。
要缩短两国之间经济距离、削弱“距离效应”负向影响，中国政府可通过调节财政策略和税收策略实现。这是因为财政策略和税收策略作为“看不见的手”，可调节市场规模，平衡市场需求，进而弥合经济距离。[18]为此，中国政府一方面可考虑进一步增强对图书版权贸易的资金扶持力度，鼓励更多从事图书版权贸易的企业与东南亚、西亚等与中国经济距离较大的国家展开合作，通过采取阶段性的定价模式，扩大双方市场规模，弥合经济距离；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增强关税扶持，进一步打开东南亚、西亚的图书版权贸易市场，减弱距离效应的负向影响。
3.文化距离会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但其影响程度小于经济距离，企业应充分重视市场调研
模型（5）中，文化距离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由模型（2）中的10%增强到1%，说明文化距离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负向影响较大。因此，假设3成立。这证明了“距离效应”的文化距离可作用于图书版权贸易。同经济距离相似，“距离效应”的文化距离也会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图书版权贸易往来。同时，模型中文化距离的标准化系数小于经济距离的标准化系数，表明经济距离对图书版权贸易的负向影响程度大于文化距离的影响程度。
“距离效应”之所以透过文化距离影响图书版权贸易，是因为图书版权贸易具有文化折扣属性。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双方读者对图书版权贸易所带来的产品的认知差异就会越大。这会降低图书版权的实际价值，提高图书版权贸易的文化折扣，并加剧“距离效应”对图书版权贸易的负向影响。[19]此外，“距离效应”中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大于文化距离的影响程度，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图书版权贸易企业更具有自发性，加之图书产品是一种经济产品，因而图书版权贸易企业更关注目标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图书市场规模、读者的消费能力等经济因素。
出于缩短两国之间文化距离、削弱“距离效应”负向影响的目的，中国从事图书版权贸易的企业可考虑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市场调研方式来降低文化折扣。这是因为国家之间往往拥有不同的文化异质性，需更深入地调研、了解各国读者的文化偏好，才能做出更加精准的市场判断。[20]因此，从事图书版权贸易的企业在从事贸易活动时，要注意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市场调研，充分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弥合图书版权贸易的文化距离，降低“距离效应”的负向影响。
4.制度距离会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政府可考虑牵头制定国际化标准
模型（5）中，制度距离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性水平由模型（2）中的10%增强到1%，说明制度距离对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负向影响较大。因此，假设4成立。这证明了“距离效应”中的制度距离会阻碍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图书版权贸易往来。既有研究也发现，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不同梯次的差异，使“距离效应”产生了更强的负向影响。[21]
对于图书版权贸易而言，其是著作权人转让、许可经济权利的过程。相比于实体产品的交易过程，这种权利的转让过程，更需要法律的呵护。两国间在制度上的距离越大，则双方可能在维护图书版权上的政策差异越大。这种差异又会诱发“距离效应”，使双方产生交易和交流障碍，从而阻碍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例如，相比中国对图书版权的保护力度，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对版权的保护力度较弱。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企业在这些国家应对侵权现象时，往往面临申诉难、维权难等问题，由此导致其从事贸易活动的积极性降低，进而对图书版权贸易产生负向影响。
为了弥合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图书版权贸易上的制度距离，中国可考虑牵头制度国际化的标准。这是因为，制度距离体现的是国家间对图书版权贸易的治理差异。这种差异需靠制定统一的标准、采取相似的保护力度才能弥合。[22]目前，国际上对图书版权贸易的保护，尚无统一的标准。即使有《伯尔尼公约》等关于版权的国际约定，但法国、德国等国家在图书版权贸易上仍采取了文化例外的措施，导致各国的制度距离较大。[23]为此，中国政府可考虑牵头成立关于图书版权贸易的国际性组织，针对图书版权贸易的保护制度等制定更统一的条文和标准，以此弥合制度距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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