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琛、宋旭华、鲁东明：西安邮电大学数字艺术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步入新时代，敦煌学成为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当代显学，其亟须立体化出版与多维度传播。立体化出版不仅包括敦煌文献整理、敦煌研究成果、敦煌通识教育教材和敦煌普及读物等内容，也体现在纸质、数字、融合和跨界等出版形式上。通过传播渠道、样式、范围和业态的多维，以达到传播影响的最大化与效果的最优化。
【关键词】敦煌学；“一带一路”；出版传播；立体化；多维度
众所周知，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交汇的重要枢纽，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考察时指出：“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1]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博大精深，敦煌文化更是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习总书记勉励文化工作者讲好敦煌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为共建“一带一路”服务。在此背景下，敦煌学作为当代显学，亟须深入研究与多层次的解读，同样也需要立体化出版与多维度传播。
一、敦煌研究的出版现状
敦煌学在其刚兴起之初，就被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而这门新学科的发展历程，与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息息相关，从百年敦煌学的发展来看，图书出版在推动学术研究、积淀学术成果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敦煌研究概况
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语言等诸多领域。[2]以藏经洞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始，敦煌学已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改革开放40余年作为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大致看到敦煌研究经历了如下脉络：从学问到学科的学科本体，从个体到群体的研究主体，从自发到规划的研究态势，从单一到多元的研究领域与手段。
随着“敦煌学”命名、定义、内涵、性质及其与相关学科关系的厘定，学界推出了《敦煌学概论》《敦煌学通论》等专著，完成了从“学问”到“学科”的实质性转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1983年《敦煌研究》创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1984年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为基础的敦煌研究院成立。同时，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敦煌研究机构，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得到了壮大，并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就国家层面而言，则通过国家古籍出版整理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等形式，有计划地推动敦煌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初期的敦煌研究，主要以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考证、刊布为主。后期就研究手段而言，敦煌学经历了传统文史到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再到近年来引入了数字技术等新兴研究手段。
（二）敦煌研究出版情况综述
敦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敦煌学相关出版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敦煌学著作的出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界对于敦煌学的论著、图录和通俗读物都贡献了丰硕的成果。
据敦煌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3000余种（部）涵盖敦煌学的各类著作出版，敦煌学的研究著作既有原创，也有译著，特别是随着近些年国内敦煌研究的日渐成熟，原创的比例越来越高。代表性的出版社有读者出版集团、中华书局、浙江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改革开放以来，《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陆续出版，为敦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石窟全集》出版历时近十年，以其资料性与科学分类为其时代代表；“敦煌讲座书系”“敦煌学研究丛书”则代表了当代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近十年来更有大批学者积极行动，推出了许多敦煌学相关著作。其中，由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敦煌研究院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担纲写作的“敦煌讲座书系”，由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3]这套丛书既入选了“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又得到了201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该书系共22册，内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考古、艺术、文学、文献、教育等敦煌研究的主要领域。
敦煌壁画令世界惊叹，有关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著作和画册出版也品类繁多，研究类的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赵声良的《敦煌石窟艺术简史》，荣获了2015年度的“中国好书奖”。此外还有民族出版社的《敦煌画稿研究》《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2006年12月）和《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2010年12月）、文物出版社的《敦煌佛教石窟艺术图像解析》（2019年6月），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9月推出了敦煌研究院赵声良院长主持翻译的敦煌学经典著作《敦煌画研究》，并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支持。图录类的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主编的《敦煌石窟艺术全集》（1994年）和敦煌研究院主编的《中国石窟艺术：莫高窟》（2015年）等等。
随着近年来敦煌文化的普及，2018年赴敦煌的游客达1077.3万人次，2019年敦煌市全年游客接待量达到1337.33万人次，人民群众对敦煌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新时代背景下的敦煌研究出版，既要回应学界与出版界的潮流，又要服务时代需求，这就必须展开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与多维度传播，打造敦煌研究的出版平台与传播平台。
二、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
敦煌研究的出版和传播缺一不可，都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它的立体化出版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出版内容的立体化，包括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敦煌研究成果的出版、敦煌通识教育教材的出版、敦煌普及读物的出版，形成了立体化框架。二是出版形式的立体化，包括纸质出版、数字出版、融合出版、跨界出版等，后三种带来了出版界的业态革命。出版内容与形式既各自选择，又互为一体，共同构成敦煌文化的供给侧改革。有关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主要从文献整理、学术著作和文化普及三个方面来开展。
（一）文献整理
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是敦煌研究的基础，出版界历年重视该领域的出版工作，而在该领域还可通过数字化回归工程和分类整理项目来共同推进。
1.数字化回归工程
2018年“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当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张涌泉教授提出希望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献都能像“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一样，进行彩色仿真影印，分大类加以出版。2019年11月17日，由国家文博集团主办的“敦煌海外文献数字化回归”国内专家学者座谈会在国家文博集团会议中心顺利召开，国家文博DDP数字敦煌项目组联合来自兰州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多位著名敦煌学专家学者参与主题座谈会，明确将“敦煌海外文献数字化回归”作为首要和紧要任务，全力贯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化遗产资源回归，推进文物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进一步发挥中华深厚文化底蕴在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4]各学术机构和出版社应与敦煌研究院强强联手，共同推动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回归工程。
2.分类整理项目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随着国际东方学的兴起，丝绸之路和我国西北地区成为国际学术界考察的热点，这一时期除了考古发掘，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地理、气象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到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书，以及大量与敦煌文献有关的分类整理研究尤为突出。其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经典出版工程“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主体部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先后被列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分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5]
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出版，应以分类、缀合、编目、整理、利用等方式进行，尽量保证录文的准确性。出版机构可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相关研究项目进行遴选，以敦煌文献专题整理研究为主题，着重对敦煌文献的分类考释，以及传世文献的校勘价值，出版社应和学界一起努力，不断推动敦煌文献分类整理项目的推进。比如由郝春文教授主持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由张涌泉教授主持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均是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完成的，通过对现已公布的相关敦煌文献的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之上，汇集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为学术界提供了释录精准、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排印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
（二）学术著作
近年来许多高校也积极投身于敦煌研究中，在学术出版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了一套“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并出版，丛书以在浙或浙籍重要丝路敦煌研究专家为主要作者，由敦煌研究专家柴剑虹、张涌泉、刘进宝教授担任主编，围绕丝绸之路研究、敦煌学研究，丛书的第一、二辑共20册已经出版，[6]其中包括姜亮夫的《敦煌学论稿》、柴剑虹的《丝绸之路与敦煌学》、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夏鼐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施萍婷的《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等，丛书还在进一步深化拓展中。
本世纪初，柴剑虹推出了一部以敦煌文献研究为主的力作——《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新世纪之初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7]此外，还有殷光明著的《敦煌壁画艺术与疑伪经》，沙武田著的《敦煌画稿研究》，以及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编、郑炳林和樊锦诗主编的“敦煌学博士文库”系列专著（民族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8]都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学术成果。
中华书局在2009年3月出版的赵丰、王乐主编的《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以敦煌出土的自北魏到元代的丝织品为材质的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结合国外收藏的敦煌丝织品实物，对敦煌丝绸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填补了敦煌研究的一个空白。[9]
（三）文化普及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莫高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与文物保护和研究情况。习总书记强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更要揭示其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由此可见，敦煌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以及推进敦煌文化进校园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敦煌学的普及是历代敦煌学者的夙愿，也是敦煌研究长青的生命力所在。不过就目前已有的出版图书来看，此类图书还是相对较少，而能获得读者广泛关注的作品更少，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国外读物应该是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敦煌》，而国内原创作品及丛书较少，如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敦煌文化丛书”、甘肃教育出版社的“走近敦煌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解读敦煌丛书”、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的“丝绸之路与敦煌文化丛书”等。近期又产生广泛影响的普及读物是译林出版社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掀起了新一轮的敦煌热。总的来说，敦煌文化普及读物主要有以下几类：
1.敦煌文化读本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化热”的兴起，撰写、出版有关敦煌学历史和人物的读本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各个出版社联合敦煌研究院等机构，面向大众读者推出一系列综合性、高品质的敦煌通识读物，从另一个层面完善敦煌研究的学术链条，扩大敦煌学著作的读者覆盖面，比如雒青之著的《百年敦煌——段文杰与莫高窟》，胡同庆、罗华庆著的《解密敦煌》。作为“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石窟艺术系列之一的赵晓星所著《莫高窟之外的敦煌石窟》，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莫高窟以外的其他敦煌石窟，包括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等的独特艺术成就，为广大读者展示了同属一脉，但不为人熟知的中小石窟群。[10]
2.敦煌通识教材
目前在大学阶段，有些大学通过设立与敦煌文化相关的选修课或选修课群，打造一系列课程和教材，一些出版社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立体化开发，使该课程有更多的受众。同时，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对象，设计不同层次的展览，使敦煌文化能够走进校园，让学生对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有更深入、更形象的认识。许多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的敦煌通识教材，其中包括刘进宝著的《敦煌学通论》、赵声良著的《敦煌艺术十讲》、柴剑虹和刘进宝合著的《敦煌》等等。浙江大学出版社也已计划推出系列通识教材，包括刘进宝的《敦煌学概论》，许建平、窦怀永的《敦煌写本的世界》，谢继胜的《丝绸之路艺术》，冯培红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
3.敦煌人物传记
敦煌研究的血脉传承，离不开对敦煌人生平事迹的记录宣传。其中有两部传记非常有代表性，一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这是一本关于常书鸿的传记，能够让读者了解敦煌艺术的发展历程以及那些守望敦煌的先驱为保护敦煌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常先生当年在法国偶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片段，毅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回到国内，在条件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开展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另一部是2019年10月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该书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历数百年敦煌研究的筚路蓝缕，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读了让人感动。樊锦诗说：“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出版界需要这样的作品，不仅梳理了敦煌代表性的人物或人物群体，更重要的是还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4.文明互鉴图书
历史上有关敦煌的纪录片不少，比如由央视推出的《敦煌》等，而为纪录片配套出版图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著名作家冯骥才为《人类的敦煌》撰写的同名文学剧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让广大读者从中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樊锦诗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人类的敦煌》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它是从广阔的视野来看敦煌石窟，从东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华文明积极开拓进取与发展的高度来展示敦煌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与印度、丝绸之路以及中原内地的相关艺术进行比较，来突显敦煌的特色。[11]
除此之外，浙江大学出版社策划了“敦煌文明与世界多文明对话”丛书，并根据纪录片《吴哥窟与莫高窟的对话》推出了同名图书，打开一扇文明互鉴之窗，将敦煌与世界文明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给大众。
5.系列配套读物
敦煌文化有其独特和神秘的魅力，因此敦煌的系列展览更是吸睛无数，2011年7月20日—10月9日，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和敦煌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博蕴华光——敦煌艺术展”大型艺术展览，为配合展览，其邀请我国知名敦煌学专家进行了关于敦煌文化石窟艺术的系列讲座。[12]随后敦煌研究院配合这一系列的展览和讲座推出了樊锦诗主编的《专家讲敦煌》，敦煌学专家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艺术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讲解。2017名人堂·年度文化大事件重磅揭晓，“丝路·敦煌”大展共吸引108万人次参观。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展览“敦煌不再遥远”也备受关注和好评。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展览配套出版物应该都能够吸引大众眼球。
在文化普及版块还可将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深度融合，根据读者需求的变化，增加图像、音频、视频，并结合移动端、虚拟现实技术等充分实现敦煌文化的可视、可感、可听、可触。
三、敦煌研究的多维度传播
现代出版业与文化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不仅涵盖了文学、历史、艺术、宗教等各方面内容，而且具备鲜明的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敦煌出版物无论是文献整理、图像展示，还是学术论著，乃至普及读物，不仅都具有“引进来”的需求，也具备“走出去”的优势与条件。多维度传播则指以多种媒介、多种途径进行传播，达到传播范围的最大化与效果的最优化，因此敦煌研究应当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多维度的传播和推广。
（一）传播渠道：传统与现代的维度
传播渠道是传播过程的基本要素之一，指传播者发送信息、受传者接受信息的途径和方法，通常指完成这些传播形式的传播媒介，如报刊、广播、电视等。作为传统的出版物而言，图书发行渠道如书店、馆配、书展等，也是重要的传播渠道。
敦煌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既可以在传统出版渠道上有所作为，出版社应加强传统的营销发行渠道如书店、馆配、书展等，保证敦煌选题图书能被翻阅到、采集到、陈展出，并且通过设立敦煌专题书柜、打造敦煌出版品牌、推出敦煌专题书展等形式，吸引受众关注；还可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等传媒和宣传渠道，通过新书评论、学者讲坛、精准推送等方式，实现大范围的覆盖；特别要与终端用户建立跨越时空的常态化联系，采用网络化新媒体平台，如公众号、视频直播等传播模式，形成高黏度的读者群。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81年出品的动画美术作品《九色鹿》就是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成为动画片的经典之一。2017年上海美影厂画师冯健男出版《九色鹿》，他说：“中国神话故事里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抗争、奋斗，我们的孩子都爱看格林、安徒生童话，迪士尼故事，为什么不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感染他们呢？《九色鹿》故事是从敦煌壁画里来的，把它画成书，就能让更多孩子看到。”[13]我们应当通过传统与现代传播途径的结合达到敦煌文化传播渠道的全覆盖。
（二）传播活动：线上与线下的维度
敦煌文化的传播活动应兼顾线上与线下，要顺应当下受众对文化体验消费形态的诉求。敦煌是个体验性、参与感很强的IP，石窟、壁画与彩塑是敦煌文化独特的物质载体，能营造出不可言表的文化氛围，敦煌研究博大精深，传承千年优秀文化、交汇中西文明，更加需要策划现场鉴赏体验活动，开辟文化展览空间；同时加强线上传播，设计符合微博、微信、网络社区等传播特性的文化活动，以网络信息空间为基础，创建多层次、分主题的数字敦煌研究专题。
众所周知，“数字敦煌”在实现永久保存敦煌文化艺术资源的同时，也为学术研究和多元利用提供了无限可能。一方面通过在线上公布的敦煌石窟数字图像，使全球观众可以方便地在线浏览，共享敦煌艺术。通过打造展览和交互为内容的网上文化空间，可以进一步加强敦煌研究者以及爱好者对网站的黏度。在线下，一方面用数字电影展示敦煌艺术，使游客在敦煌石窟外能身临其境地体验敦煌艺术的魅力，去过敦煌的人无一不为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所震撼；另一方面，还可用数字化技术复原洞窟，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展览。2014年以来，浙江大学鲁东明教授带领的团队利用高科技数字技术，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仿真重建了敦煌220号石窟。该复制窟以1∶1的比例尺寸，石窟形制按三维数据在实验室里精确重建。壁画采用宣纸喷绘，附于泥底地仗层上，最大程度地还原了原窟的色彩与质感，成了“新”的敦煌，为当地的敦煌向往者提供了一睹敦煌艺术精华的机会。有很多特窟为保护起见，即使到敦煌也不能进窟去看，而数字化实物复原成为满足人们深度了解敦煌的重要途径。在G20峰会期间，全新亮相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也制作了等比例的莫高窟322窟，高保真完整复制该窟全貌，让前来参观的多国元首的夫人和游客都赞叹不已。
（三）传播途径：研讨与分享的维度
敦煌学是一门“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学问，数十年来的敦煌文献研究，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也丰富和更新了许多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认识，但樊锦诗认为，敦煌文献还远未开发完，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需要继续从不同学科的微观层面挖掘资料及其内涵，也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诸多学科的力量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从多学科角度深入揭示敦煌文献资料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4]研讨与分享为学科交叉和传播途径两方面提供了思路与机会。新时代以来，敦煌的学术交流特别丰富，几乎每年都有好几场学术会议，其水准之高让人惊叹，客观上与整个敦煌学的发展是相一致的。
出版界既可与学者和研究机构通力协作，结合出版举办敦煌大师课或开展系列讲座，邀请著名敦煌学者对大众讲述敦煌艺术和文化。同时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敦煌”主题的第二课堂、主持人讲故事等多种活动。更可利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意大利都灵书展等国际性平台，筹划敦煌海外展以及相关的文化和学术活动。敦煌研究院策划的“敦煌不再遥远”数字化展览盘活了文物资源，将学术、技术与艺术融为一体，让不可移动的文物“动”起来，以可视、可感、可听、可触的多种数字展陈方式，构建多元异构的数字敦煌文化，最大程度地向大众展现敦煌石窟数字化成果，[15]而图书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整个展览的运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展览期间可发布一系列敦煌数字化研究成果和展览图录等，通过不同的形式向公众呈现敦煌独一无二的魅力。
（四）传播样式：主题与形式的维度
在传播时应当努力确保敦煌精神与敦煌知识、敦煌主题与样式相统一。每一次传播都是敦煌所体现出来的“莫高精神”、民族自信的再次强化，同时兼顾到传播形式的多样化，让人民容易理解、喜闻乐见。推进敦煌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区、进会堂等活动，推陈出新，让敦煌文化体现出时代特色，融入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已成为敦煌研究院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樊锦诗说：“谁都可以坚守，可我们是在茫茫大漠中，那种艰苦条件是你不能想象的；甘于奉献，我们这些人可都是‘自投罗网’，没人逼着你，都是自愿来到这里。”[16]从莫高窟开窟的乐僔开始，包括各个时代的工匠、画匠，他们凭着对事业、信仰的执着，默默地奉献自己。结合敦煌研究院几代人的坚守，由此提炼出的“莫高精神”，是与莫高窟的历史和文化浑然一体的，出版社应推出更多凸显“莫高精神”的主题读本，同时，还可以以对谈沙龙、讲座、分享会、DIY手工制作等各种形式传播敦煌文化，通过优质、精彩、有趣的阅读与文化体验活动，为大众提供更多人文、艺术精神的滋养。
目前的敦煌研究主题除了文物保护、宗教文化，还有人类学、美术学、历史学、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这些主题都需要放在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敦煌艺术本来就是一种中西交流的结晶，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把敦煌文化艺术变成国际语言传播出去，既可以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融入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主题中，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内容、新的研究方法等，而通过出版传播，能够互相增进了解，进一步促进文明互鉴。
（五）传播范围：国内与国外的维度
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王旭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心的敦煌，历史上就是国际化的，而敦煌的国际化就是要实现“敦煌学在世界”[17]。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敦煌石窟更是为全人类留存了一座多元文明荟萃交融的文化艺术宝库，如何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这些文化遗产，近距离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是整个学术界和出版界要考虑的问题。随着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敦煌研究院经过20多年的潜心研究，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化成果，并广泛应用于石窟保护、学术研究、艺术展陈等众多领域，并且突破了时空局限，将古老的敦煌通过数字科技有深度、有温度地传递给了全球观众。而敦煌文献从发现之始，就遭到各国探险家的掠夺，绝大部分被劫往世界各地，但这也让许多国家有了敦煌研究。目前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收藏最多，国内虽已出版了部分敦煌文献，包括法藏、英藏、俄藏等，但还有众多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未曾回归祖国，期待从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等多个层面和形式做到回归。
出版界应和学术界充分互动，考虑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做到内外相通。通过各种学术研讨会加强传播，积极参加国际知名书展，让国外读者有更多机会了解敦煌文化。同时，对接重大文化工程或项目，扩展敦煌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面，如“感知中国”、“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出版“走出去”工程等。通过国际出版、传播和交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敦煌、研究敦煌、传播敦煌文化，从而培养更多真正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
（六）传播业态：主业与跨界的维度
围绕着敦煌这个大IP，整合打造敦煌文化生态圈，以文创、文旅等多种形式对敦煌文化进行再阐发、再挖掘和再转化。从传统图书到电子书、数据库，从图像展示到虚拟漫游、动漫创作，从主题讲座到视频直播、影视制作，从出版行业到娱乐影视、参观旅游等等，敦煌文化将成为出版文化产业生态中的一颗明珠。
“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向全球共享了30个经典洞窟高精度壁画的数字化成果，而作为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莫高窟、榆林窟等，备受出版界关注，也有不少优秀作品问世，如樊锦诗编的《讲解莫高窟》，高用华、金开诚著的《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敦煌莫高窟》等，浙江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了赵声良主编的《探访榆林窟》，并入选2019百道好书榜年榜。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也将通过图册、U盘、明信片、笔记本等形式多方位地展示榆林窟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从出版到讲座，再到展览和文创，探索一条从主业到跨界的全媒体出版之路。
四、敦煌研究出版传播的发展建议
步入新时代，国家的重视和民众的热爱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学者关注和从事敦煌学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也为敦煌学出版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笔者提出如下发展建议。
（一）联合起来：打造敦煌学术文化出版共同体
首先，出版人应当联合起来组成敦煌学术文化出版共同体，以敦煌文化与“莫高精神”作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以中国的学术规范和出版规范为工作方针，围绕着保护敦煌与传承敦煌，讲好敦煌故事，发出敦煌声音这样的共同目标和永恒话题，共同开展敦煌研究的立体化出版和多维度传播。
敦煌研究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内容尚有待于突破，比如文献的微观研究，专窟研究与专画研究，中国西部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及南亚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等。建议学者、研究机构和出版社紧密联合，共同推动敦煌研究的纵深出版，从而培养更多热爱敦煌学、喜爱敦煌文化的青年人才。
（二）保证质量：使敦煌研究成为出版与传播的典范
樊锦诗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一书中强调：“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18]只有将敦煌文化研究透，以“舍身饲虎”的“莫高精神”来打磨出版的质量，把敦煌故事讲得入情、入理、入心，才能使敦煌研究成为出版和传播的典范，才能真正增强文化自信，有助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此外，要打造高品质的敦煌研究出版物，数字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了敦煌研究院已有的数字资源，出版社应联合各机构整合和打造不同于目前敦煌壁画与敦煌遗书的数字图书馆，针对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版的3000余种敦煌研究类图书，联合国内外出版社和版权机构，加强内容整理，建设一个以敦煌研究为主题的数字图书馆，同时，做好知识服务，吸引国内外的敦煌研究人员和爱好者，为敦煌学术界提供发表平台和研究平台，从而能够助力敦煌文化更快、更好地传播。
（三）“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敦煌研究出版国际化传播，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加强文明对话，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而加强力量，推动挖掘和出版敦煌文化并传播敦煌文化，不仅是当今学术界、出版界的时代主题，更是文化人和出版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使命与担当。出版界也应内联外合，引进更多优秀作品，同时将国内原创的敦煌学著作和文化作品以多语种的形式在“一带一路”沿线等国更好地传播。
为了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近些年来，国家十分重视中华优秀学术著作与文化普及读物的外译宣传工作，设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经典中国、丝路书香、中华学术外译等翻译资助项目，从2015年以来各项目的立项情况来看，敦煌学相关图书也得到了较好的关注，个别重点图书还获得了多语种的支持，体现了优质资源的引领性，其中学术研究著作的立项占大多数，浙大社、北大社、华东师大社等代表性学术出版社表现突出，其中华东师大社的《解读敦煌》系列，北大社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丝路文明十五讲》，浙大社的《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敦煌学通论》《敦煌学论稿》《中西交通史》等都获得了多语种的学术外译项目资助。
各个出版社的外译工作有效推动了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根本性转变，向全世界展示和推广中国优秀敦煌学成果，尤其在新时代，中国出版界更应联合起来，更大范围地推动敦煌学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助力敦煌研究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2019年8月19日)[J].求是,2020(3):4.
[2]刘进宝.敦煌学通论(增订本)[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9:3.
[3]孙宝岩.“敦煌讲座”书系出版[J].敦煌研究,2014(3):189.
[4]兰州大学携手国家文博申报“国家十四五”规划选题工作正式启动[EB/OL].(2019-12-16).http://www.guojiawenchuang.com/xinwenhuodong/39.html.
[5]曾晓红.“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述略[J].出版与印刷,2019(3):37-42.
[6]施萍婷.《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出版[J].敦煌研究,2016(4):35.
[7]小翔.《敦煌吐鲁番学论稿》出版[J].敦煌研究,2000(4):37.
[8]新出版“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学研究文库”系列专著[J].敦煌学辑刊,2007(1):26.
[9]古董滩.《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出版[J].敦煌研究,2009(4):37.
[10]汪正一.赵晓星著《莫高窟之外的敦煌石窟》出版[J].敦煌研究,2018(2):10.
[11]樊锦诗.由敦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简评冯骥才《人类的敦煌》[N/OL].中国艺术报,(2014-05-05).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4/2014-05-05/202583.html.
[12]孔令梅.《专家讲敦煌》出版[J].敦煌研究,2014(4):43.
[13]施晨露.2017上海书展:从“图书大卖场”到“文化大磁场”,书香里那些最美的遇见[EB/OL].(2017-08-17).https://www.sohu.com/a/165226523_119707.
[14]樊锦诗.敦煌学的历史､传承和突破发展[N/OL].光明日报,(2016-06-28).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0628/c22219-28503229.html.
[15]吴健.多元导构的数字文化——敦煌石窟数字文化呈现与展示[J].敦煌研究,2016(1):127.
[16]王歧丰,刘远富,王征,等.守初心担使命传承莫高精神——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EB/OL].(2019-09-16).https://www.sohu.com/a/341183156_120029063.
[17]顾村言,徐佳和.敦煌想开门办院,但迟迟下不了决心,国际化一定是双向的[EB/OL].(2015-08-05).https://www.jinchutou.com/d-36772182.html.
[18]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