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沈艳波: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摘 要】201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可量化、可操作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这对于指导我国图书出版单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深入贯彻与落实中央的统一部署,需要各图书出版单位进行不断的探索。本文通过笔者所在图书出版单位自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点以来四年的探索与实践,详细论述了如何才能更好地把这项工作做实做细。
【关键词】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由此,中央对全国所有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大幕正式拉开。《办法》的核心要义是推动图书出版单位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出版业繁荣健康发展。《办法》不仅从宏观上为图书出版单位指明了今后的发展路径,而且从微观上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和实施细则。《办法》指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是指图书出版单位通过以图书为主的出版物和与出版相关的活动,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和影响。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主要考核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基础上,把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占比权重提高到50%以上,可以说,这是全方位的综合性考核,对于图书出版单位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办法》实施一年多以来,从网络上一些图书出版单位公开的资料来看,很多进行年度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单位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所有的出版单位都深刻认识到《办法》的实施对出版行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都自觉在出版理念、工作思路、流程规范等各个层面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主动适应中央乃至全社会对出版行业提出的新要求,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早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联合下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并于2016年开始在图书出版单位进行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点。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社)有幸成为第一批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点单位,通过四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细化了各项评价考核指标,逐步建立了企业内部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机制,使得电子社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从2016年的良好,到2017—2019年持续三年的优秀,为电子社今后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握好出版业发展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作为出版单位内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细则的主要制定者,实施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组织者和牵头人,在推进评价考核的过程中,有一些体会和经验,希望和同行们共同分享和探讨,为进一步做好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凝心聚力。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要求贯穿于图书出版全流程
《办法》中提到,开展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生产导向,遵循出版生产传播规律,推动图书出版单位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建立健全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出更多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一系列要求明确告诉我们,我国的出版工作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工作,不论出版体制机制怎么转、怎么改,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提高政治站位,旗帜鲜明地讲政治、讲大局、讲导向,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3]
电子社党委始终重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强化政治导向和出版导向。党建工作形成了以社党委为引领、支部书记为桥梁、全体党员为基石的工作和学习结构,全面强化落实“一岗双责”,部门负责人担任支部书记,每年年初,社党委及时与部门负责人签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书》《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责任书》《落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责任书》,将意识形态管理和社会效益考核指标列入各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中。使部门负责人不仅抓业务,也同时抓党建,抓意识形态,抓出版物的政治导向,带领全社员工始终绷紧“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根弦,确保出版物的社会效益不断提升。根据《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中央企业党委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意见》要求,党委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进入管理层,其中,党委书记兼任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其余党委成员任职副总经理、总编辑、副总编等职务。从图书出版的源头——选题开始,到各项编辑出版业务实行选题论证制度和总编办公会制度,对于重大选题进行集体论证,对涉及编辑业务的相关问题通过总编办公会先行讨论研究,对其中涉及内容导向管理的重大事项,提交党委会或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策。党委书记作为各环节中的重要成员参与其中,切实履行了内容导向第一责任人职责。把“质量第一、社会价值优先”的经营理念和要求逐一落实在各环节和各项规章制度中,对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出版物内容质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把控作用,守住了出版的底线。[4]
二、制定出版社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细则,将考核指标分解到出版社内所有部门
电子社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点期间就出台了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细则,随着《办法》的发布,又对考核细则进行了及时的修订和调整。在制定考核细则时,重点突出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等参数的考核权重,并根据不同部门和岗位,分门别类地制定考核指标,既有激励性指标,也有约束性指标,设定的考核指标不仅与图书编辑出版部门息息相关,也与职能部门、业务支持部门等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的年度考核紧密挂钩,在部门年度绩效考核中将社会效益的占比提高到55%。
(一)基本原则
1.质量为先原则
图书质量是出版单位的生命线,是出版单位的立社之本,任何时候都要全力保障。在《办法》中,仅“出版质量”一项就占50分。所以,在设计考核细则时,把出版质量设计为“重中之重”的指标,[5]将《办法》中“出版质量”的5条评分标准细化为9条。对图书出版部门的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直接定为不合格;对于出现各类质量问题的出版物,都在《办法》规定的分数基础上按高限扣分。同时,对于“出版质量”指标的考核,除对部门进行评分之外,还会依据社内出版物处罚管理规定,对相应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2.合理设置原则
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多个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又分解为众多二级指标,在设计时既要让考核体系符合出版社发展思路,又能让一线的编辑有章可循,有目标可抓,有动力去做;既要有科学性,定性和定量结合,又要权重合理,简单易行可操作。[6]
3.统筹兼顾原则
出版社内部各部门之间岗位职责不同,定位也不同,在制定考核细则过程中,不仅对图书编辑出版部门设立了考核指标,也对职能部门、业务支持部门等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设定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即便同为图书编辑出版部门,也会因各板块业务的差异化而设计不同的考核内容和评分标准。[7]
4.层层落实原则
自《办法》实施以来,出版社负责人薪酬、职工工资总额和社会效益均与考核挂钩,评奖推优、出版资源配置、政策资金扶持也会因评价考核等级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由此看来,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既不是出版社负责人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某个职能管理部门或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的任务,而是需要全员参与,层层落实。[8]
(二)具体做法
1.加大各项考核指标的权重
《办法》中的考核指标是针对出版单位的,如果照搬过来对出版单位内部各部门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会有失公允。为了加强正向引导,激发各级人员的工作热情,在考核细则中对许多加分的考核指标评分标准进行了加权处理。在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的“文化和社会影响”考核指标下,把二级指标“重点项目”“奖项荣誉”“国际影响”都提高到10分,其中具体项目的分值也同比提高3—5倍。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的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入选中宣部组织的精品出版工程的图书,由每种1分提高到每种5分;确定为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的重点出版物,由每种1.5分提高到每种5分;列入教育部义务教育教学用书目录的图书,由每种1分提高到每种5分;本科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由每种0.5分提高到每种2分;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由每种0.25分提高到每种1分;入选省部级重点项目的,由每种0.5分提高到每种2分;对获得出版界三大奖和国家级行业性奖项、全国优秀出版物的,由每种1—3分提高到每种2—10分;对版权输出的出版物,由每种1—3分提高到1—10分。但“文化和社会影响”这个一级指标的总分上限不变,还是23分。这样,对于不同的图书编辑出版部门来说,就可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专业出版部门可以多争取国家重点项目、获奖图书;擅长出版店面畅销书的,可以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专注于原创出版的,可以继续加大版权输出的推广力度。不仅能让这些编辑部门保持自己原有的优势,又能激励他们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2.增加主管部门和出版社考核项目
近几年,为了不断加强出版物管理,电子社及其主管部门工信部和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也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每年组织一次或多次优秀出版物评选、图书成品书质量检查、重点项目推荐等,各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的出版物如果能够入选主管部门和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和重点项目系列,也给予每种1分(最多不超过3分)的考评,而且把这些图书作为重点图书培育,在报送国家级奖项或重点项目时优先考虑。同理,如果在主管部门和出版社组织的各项图书质量检查中发现问题,也会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扣减相应分数,对于出版社内图书成品书质量检查中发现内容质量问题的,每种扣3分;对出版社内终审检查中发现内容质量问题的,每种扣2分;对出版物因编校质量差错被工信部认定为不合格的,每种扣4分;对出版物因编校质量差错被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认定为不合格的,每种扣2分;对出版物因编校质量差错被社内成品书质量检查认定为不合格的,每种扣0.5分;对出版物因编校质量差错被出版社内终审检查认定为不合格的,每次扣0.1分(最多不超过4分)。在扣分的同时,还督促所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及时整改。
3.明确需要提供的支撑材料
为了确保考核客观公正,在考核细则中明确规定了各类考核指标尤其是加分项指标所需要提交的证明支撑材料。材料的真实性和可获得性成为影响考核质量的重要基础。材料应当客观真实,如实反映被考核部门的社会效益表现,无虚假记录、无浮夸现象。考评小组会对所有材料逐一核实验证。这样,不仅确保材料的准确性,也会节省出版社报送主管部门年度考核报告时准备材料的时间。
4.设立各考核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如前所述,在制定的考核细则当中,不仅对图书编辑出版部门设立了考核指标,也对职能部门、业务支持部门等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设定了不同的关键考核指标:对人力资源部门重点考核规章制度的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对总编办公室重点考核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和落实;对党群工会部门重点考核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公益情况;对融合发展部门重点考核数字化成果转化进展;对市场营销部门重点考核市场推广力度和对出版物的宣传报道情况;对印制部门重点考核图书印装质量;对物流储运部门重点考核样书缴送情况等。这些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的考核指标虽不如图书编辑出版部门多,但细则设计时还预留了一些关联指标,即这些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最终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分数还有一部分和全社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的平均考核分数相关联,这样,就会时刻督促这些非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竭尽全力、积极主动地为图书编辑出版部门做好支撑和保障工作。
5.确定考核结果与奖惩、绩效工资挂钩
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评价考核工作不是仅仅依靠一个考核细则就能完成的,还要有配套的奖惩机制和绩效管理机制,把考核结果真正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才能真正发挥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作用。为配合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电子社制定或修订完善了30多项制度,确定考核结果与奖惩、绩效工资挂钩。对于社内部门来说,部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分数越高,那么部门的绩效考核结果越好,从而会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倾斜。这样往复,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增强文化自信和出版自信。
(三)配套措施
针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四项一级指标:“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电子社分别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成效。
1.加强质量管理,建设质量保障体系
近几年电子社围绕质量管理所做的工作最多,从导向管理、选题管理、流程管理、质量管理及制度管理入手,出台一系列措施,奖惩并重,全面加强图书质量把关和导向管理。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1)持续加强选题策划工作,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图书质量的提高首先取决于选题的优化,优化的第一步是要做好选题的策划工作。电子社始终坚持选题论证会制度,每月召开两次全社图书选题论证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社重点选题及中长期选题规划的文件,有力加强对原创选题和重点选题的支持,努力培育筑就“高原高峰”产品。出台关于加强社选题论证工作的决定,在坚持选题论证、加强选题管理的基础上,督促编辑做好“田间”管理,将质量检查关口前移。同时,根据图书市场变化,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对图书选题的最新要求,及时把握图书选题动态,强化正确出版导向,严格实行政治导向问题一票否决制,明确“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双效统一”。
(2)严格三审工作,突出内容导向管理。从2018年开始,电子社着重加强对书稿三审工作环节的要求和管理。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书稿三审工作的决定,对三审工作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明确三审各环节的责任人及岗位职责。在书稿初审方面,为使编辑能切实对书稿中的内容政治导向问题进行把关,制定关于确保图书内容政治导向正确的规定,为图书初审工作提供有益的指导。在书稿复审方面,要求由具有副编审及以上职称的部门负责人担任本部门书稿的复审责任人,借助复审工作在部门内部建立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机制,提高图书质量。在书稿终审方面,专门成立图书质量评审委员会和质检中心,制定图书终审审稿细则,在终审图书的同时,对图书进行质检,优化出版流程,加强质检力度,切实提高图书质量。
(3)落实责任编辑制度,明确岗位职责。为进一步强化落实责任编辑制度,明确责任编辑在图书出版工作中的重要责任,切实提高图书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责任编辑制度的决定,再一次明确图书责任编辑在图书出版全流程工作中的相关责任,并对聘请的文字编辑协助编辑加工稿件的情况进行规范,明确文字编辑的署名规则,界定文字编辑与责任编辑之间的责权关系,有效杜绝有些责任编辑只挂名不负责的现象,对切实落实责任编辑制度,提高图书质量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4)改进校对工作,提高工作成效。设置专职校对岗位,实行责任校对制度,负责社内稿件的校对和管理工作。对社外校对人员加强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准予登记备案。积极开拓社外校对公司资源,招标成规模、有能力、重质量的编校公司为我社校对工作服务。积极推进三校工作“上线”管理,将原来纸质存档的校对工作流程嵌入到管理信息系统中,使校对工作纳入计算机流程管理,禁止少校次、质量差的校对稿件流入下一环节,切实执行“三校一读”制度。
(5)完善制度建设,为提高质量提供保障。近几年,电子社围绕“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修订完善或新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与图书质量相关的文件及规定20余项。这些制度明确各个环节中的相关责任人,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明确具体工作方法,明确具体规范要求,在图书出版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6)建立质量管理知识库,加强培训和交流。制作“每周一例”,把日常审稿工作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制作成质量学习案例,一方面每周以邮件的形式发到全社,供编辑及时学习参考;另一方面,整理汇总形成知识库,在信息管理系统中开辟专栏,供编辑随时查阅。每个季度组织一次质量培训交流会,每次一个主题,由总编、副总编及资深顾问等和编辑、审稿人员一起交流分享在工作中遇到的与质量相关的问题,共同学习和交流最新的国家政策文件精神。将质量培训工作贯穿到平时工作之中,有效地提高了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
(7)加大图书质量检查力度,改进质量通报机制。坚持图书质量抽检机制,每季度开展定期的常规检查和不定期的专项质量检查,对抽检不合格图书予以相应的处罚。实施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以来,把每年一次的质量问题出版物处罚,改为每月一次,对问题出版物及责任人进行全社通报,做出惩罚决定,以起到警示作用,提醒编辑要不断提高质量意识,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切实把好质量关。
2.培育精品项目,扩大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体到出版业,就是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把精品意识贯穿于发展战略之中,贯穿于出版实践之中。只有立足精品出版,才能带动品牌建设,提升出版社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9]
(1)持续加强重点选题建设。电子社每年年初在社内发布重点选题开发指南,明确当年重点选题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重点方向;设立工业和信息产业科技与教育专著出版资金,将专著出版资金出版项目和社内重点选题评审相结合。
(2)注重品牌培育,实行奖项和重点项目预申报制度。对各图书编辑出版部门相关品牌进行梳理,制订各品牌的培育计划,出台品牌建设方案;实施国家出版基金预申报制度,提前确立本年度基金申报项目;针对各类奖项,制定获奖图书培育方案,提前做好备选项目。
(3)修订优秀出版物奖励制度。为进一步强化激励机制,鼓励全社员工增强出版物的质量意识、原创意识、精品意识,修订出台优秀出版物责任人奖励管理规定,加大出版物奖励力度。
(4)加强作译者资源建设。每年都会组织召开作译者交流会,通过深入交流研讨,让作译者更加深入了解电子社在出版领域的地位与影响力,为作译者树立创作信心。
(5)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着力加强出版走出去。电子社每年实现版权输出百种以上,除亚太地区外,近两年深入挖掘欧美市场,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家达成输出合作,与全球著名专业科技出版公司完成系列图书输出项目,实现与海外同步出版。
3.突出专业特色,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是非常重要的考核维度,这也是出版单位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1)制定体现专业特色的中长期选题规划。中长期选题规划是指导编辑出版工作持续、有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把握正确出版方向、制定选题开发策略、出版精品力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电子社每年年初发布近三年的中长期选题规划,包括各业务板块的年度选题方向、重点项目、品牌策略等方面,每年持续滚动更新,并适时跟踪选题规划执行情况。
(2)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产品线。专业出版紧密围绕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等国家战略,加强原创和高层次资源开发,创新与高水平机构、专家的出版合作模式,打造有规模、成特色的品牌产品线,提升为工业和信息化行业提供支撑服务的能力。
(3)推进实现数字化转型,加快融合发展步伐。搭建融媒体平台,通过项目建设与产品运营,实现两手抓,双见效,把“悦”系列知识服务产品全面推向市场,与纸质出版形成良性互动。
4.完善制度建设,加快人才队伍培养
出版单位完善的管理制度,会为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保驾护航。[10]为进一步做好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电子社出台或修订了30余项规章制度。
(1)规范审稿、编辑、校对工作人员及社外特约编审校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加强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管理。
(2)出台导师制实施办法。在一定时间内,由社领导及社内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组成成长导师和业务导师队伍,为新编辑及需要培养的人员在职业发展和编辑业务能力提高等方面予以针对性培养指导。
(3)实施新时代名编辑与出版家的培养计划。用简单且易于识别的量化标准作为准入条件,用可衡量的成果作为结果评价,名编辑与出版家的培养分为培育期、成熟期和提升期三个阶段,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才,坚持实践培养、循序渐进成才,结合编辑的岗位晋升、职称评定促进编辑能力全方位提升。
(4)打造员工教育培训品牌“出版业务大讲堂”,有效促进员工教育培训与业务发展双提升。
(5)深入推进员工轮岗和干部轮岗。为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工作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增强干部员工多项工作技能,电子社从2018年开始深入推进轮岗工作制度,并取得明显的效果,干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大幅提高。
三、对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建议及下一步工作展望
电子社四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加强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打造中国特色的出版传播新业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最核心的挑战是如何准确把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即如何确保社会效益能够真正落地,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和《办法》如何真正完整准确地体现社会效益的实现程度。这些挑战既涉及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和《办法》的细化完善,也包括出版机构落实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机制,需要从政策设计和实施过程两个层面继续优化完善。
(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建议
1.补充完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
在图书出版质量符合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标准的前提下,阅读范围和数量就成为表征出版物社会效益的关键指标,也是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最后一公里”。当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中的“重点项目”“奖项荣誉”等主要侧重于出版物选题质量和出版质量的考核,缺乏对读者阅读使用效益的考核,建议补充发行量、再版次数和阅读量等流通指标,应着重考虑三个方面:①通过网络和实体书店实现的单体销量;②图书馆和机构通过馆配商和自采实现的出版物采购量,可以与国家、省、市公共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少儿图书馆合作获取出版物流通数据;③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本质,建议重点增加全民阅读推广效果的统计和调查,选出真正被读者认可和喜爱的优秀出版物。同时,由于各出版单位出版定位和选题方向不同,受众范围和数量也不同,因此,应以每家出版单位出版物发行量、阅读量占该领域全部出版物发行量和阅读量的占比为计量指标。
2.进一步强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社会效益不会因出版领域不同而不同,尽管《办法》中突出强调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但是,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缺乏更加详细的可操作办法,甚至导致部分图书出版单位片面追求“获奖”“立项”,出版一些忽视读者需求、发行量和阅读量不高的“睡美人”出版物,立项出版和评奖后即无人问津。因此,建议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补充增加与经济效益考核的关联融合,体现经济效益(发行码洋)所代表的出版物社会接纳度和流通率,是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3.强化社会效益读者考核指标,补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最后一公里”
读者是检验出版物社会效益的根本主体和最终检验者,是否受到读者的认可和欢迎是衡量和评价出版物社会效益的最核心和最本质的指标。建议在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过程中除专家评估外,补充来自读者的评价,主要方法是以“发行量”“图书馆借阅量”为基础设立“阅读指数”,并联合书商和图书馆设立畅销排行榜和阅读排行榜,某一出版物在销售和阅读排行榜上的位置即代表了该出版物的社会接受度,也表征了该出版物实现的真实社会效益,规避“睡美人”出版物。
(二)下一步工作展望
尽管电子社在四年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在今后的工作中持续改进。
1.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遵循出版规律,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在实践中践行“四个自信”,自觉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机制,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出版更多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优秀出版作品。
2.确保出版导向不偏不移,进一步提高出版质量管理水平
(1)加强选题和作者的全方位论证,严把政治导向和内容质量。坚持选题论证会制度,确保出版物导向正确,加强对作者政治素养、意识形态、专业水平等全方位评估,对有可能出现导向问题的图书在选题阶段即“一票否决”。
(2)不断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促进出版物质量提升。进一步加大质量检查力度,强化三审三校人员责任心;对质量保障体系的各个环节进行摸排梳理、查漏补缺,及时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为提升出版物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3.聚焦专业定位,加强精品出版
(1)强化科技出版定位和面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出版特色,深入挖掘专业细分领域选题,立足学术发展前沿和科技发展趋势做好产品建设,对已有品牌进行升级再造;强化选题的计划性,加大重点选题库建设、落实中长期选题规划,培养精品力作。
(2)推进资源建设,培育获奖图书。加强原创和高层次出版资源的开发和建设,进一步发挥工业和信息化出版专项资金作用,全力争取国家及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的出版专项资金支持,梳理国家图书奖项、国家重点规划和社内各版块重点项目,针对不同奖项做好精品图书和获奖图书的培育,全力培育获奖图书。
(3)持续加强行业支撑,形成出版优势。继续加强对中宣部、工信部工作的支撑,集中力量争取国家出版资源;探索建立学术出版联盟组织,广泛参与和开展学术交流、出版交流,开发学术出版资源;积极培育、孵化一批原创作者,充分挖掘作者资源与潜在合作平台,尝试新的合作模式。
4.注重数字成果转化实效,加强融合发展
完善融合产品开发模式,加强融合产品精细化运营,探索融合产品变现模式;提升融合产品市场运营能力,强化市场导向和用户思维,促进数字产品销售转化。
5.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专业人才培养
加强引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相关专业的人才;严格按照制度规定展开任职资格管理工作,持续提高编辑人员持证上岗比例;落实导师制和名编辑与出版家培养方案,加快培育专家型人才;扎实开展“四力”教育实践活动,提升编辑队伍整体水平。[11]
四、结语
出版工作任重道远,图书出版单位只有自觉遵守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原则,牢牢把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至高准则,才能在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中,在满足读者多元化阅读需求的大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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