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次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已经造成公共危机，打破了日常状态的出版活动。为探究疫情防控期间的出版活动机制，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公共危机治理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党政机关主导、行业协会组织和出版机构协同的三种出版活动机制，分别对其主体地位、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进行考察，认为疫情防控时期的出版活动机制体现了多元主体的合作，但在应对公共危机时也存在一系列其他问题。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出版活动机制；新冠肺炎疫情
在我国，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出版活动肩负着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重任，同时具有鲜明的市场特征。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党政机关宏观调控、行业协会管理服务、出版机构自主生产相结合的出版活动运行机制，满足着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2020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造成一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出现，社会日常运行节奏被打乱，也影响了正常的出版活动。基于此，本文将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探究疫情防控期间的出版活动机制，对于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梳理公共危机出现时的出版活动机制。
一、相关概念界定
概念的明确是建立研究共识的基础，理论的使用是提高研究学理性的保证。基于疫情防控这一特殊的研究背景，公共危机治理与出版活动机制成为本文研究开始之前必须厘清的两个关键概念。
（一）公共危机治理
荷兰著名学者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认为，危机是“对—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公共危机是一种产生了影响社会正常运作的，对公众的生命、财产以及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需要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的紧急事件或紧急状态。[2]公共危机往往具有公共性、紧急性、突发性、破坏性、突变性等特征，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都属于公共危机。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也属于公共危机的研究范畴。治理就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3]危机治理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后，主要应用在企业管理中。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使学者将危机治理引入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公共危机治理的论文数量在中国知网上较之前有了近五倍的增长。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治理的目标是从根本上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它是多元的治理主体之间上下互动的过程，通过合作、对话、协商、伙伴关系、确认共同目标等方式形成集体行动而实施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并各有侧重地共同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4]该理论为进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出版活动机制的观察和反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抓手。
（二）出版活动机制
出版活动多是指以出版机构为主体，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前提下，自主开展的编辑、复制、发行等具体活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笔者认为，出版活动机制是指不同出版主体开展的出版活动及其运行方式。日常状态下的出版活动机制多指以出版机构为主体进行，党政机关多以宏观调度和监督管理为主，辅之以行业协会对会员出版机构进行管理和服务。疫情防控时期，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和出版机构分别组织出版活动，其关系和活动方式随之发生变化。
在非常态化的社会运行状态下，更能将出版业作为一个社会集体来进行研究，观察其如何参与社会活动，出版活动发生了何种变化。同时，体察特殊状态下的出版活动机制如何运行，并洞悉其出现的问题。
二、公共危机治理视角下的疫情防控时期出版活动机制观察
不同于传统的政府中心制，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主体构成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相互协作完成对公共危机的治理活动。出版活动机制中，主体包括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出版机构，三者有机组合开展出版活动。探究出版活动机制，即要体察出版活动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理论，疫情防控时期出版活动机制具体包括党政机关主导的出版活动机制、行业协会组织的出版活动机制和出版机构协同的出版活动机制三种，每种出版活动机制分别有各自的主客体、活动内容与活动方式，下文分别进行探析。
（一）党政机关主导的出版活动机制
1.主体地位
政府是治理公共危机的主体，同时也是权力中心。为保证决策和执行的及时有效，权力中心只能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一中心结构。[5]这种权力的来源是政府的权威和其他主体对其的信任。在我国，党政机关的权力地位一直处于公共活动的主导地位，统领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疫情防控时期的出版活动中，依旧是由党政机关宏观调整着出版活动的方向，提出具体要求，出版机构自发的出版活动要服从于党政机关的领导。此外，党委领导政府，中央政府领导地方政府，在不同的网络化治理中心又有各自主体，组织着各自的出版活动，整体上有机配合，形成多中心协同。
2.活动内容
疫情发生后，舆论宣传工作作为疫情防控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党政机关领导人的重视。2020年1月25日，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春第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要加强舆论引导”；随后在2月3日召开的第二次常委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精神文明教育、网络媒体管控等工作”。国家高层发声的政治动员带有社会总动员的性质，与此相关的行业都要做到闻令而动。作为新闻出版主管单位的中宣部，2020年1月31日在北京召开专题视频会议，强调做好疫情防控报道、知识普及等工作；2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界进一步从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精心策划安排战“疫”选题、加强网上出版传播、抓紧做好重点读物的印刷发行工作、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五方面加强出版服务。由于传统政治动员惯性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优势地位，一旦政治体系被动员起来，整个经济系统、社会系统被纳入政治动员轨道，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被打破。[6]中央高层做出指示，给各类出版机构明确的政治信号后，日常出版活动转向了抗“疫”主题的出版活动。作为出版活动机制多元主体中的一方，党政机关的主导地位得到彰显。
在各级党政机关组成的系统内部，垂直的和同级的管理体系同时运作。中宣部召开专题会议，新闻出版署提出明确要求，各省区市党政机关也随即传达部署这一政治任务。如中宣部出版局、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指导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联系各分中心、分平台和知识服务试点单位免费提供在线服务；天津市委宣传部部署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所属出版社，组织精干力量编写抗“疫”主题图书；全国58.7万家农家书屋自上而下、层层践行，各地农家书屋的基层管理员承担起线上线下的政策宣传等工作，组成了农村疫情防控的宣传战线。
受党政机关领导的国有出版社进行了体现其政治意志的出版活动，按照要求出版相关出版物，同时各类出版机构被要求免费提供相关资源，这也是疫情防控时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资源征用。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出版集团紧急部署，召开党委会议，成立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抗“疫”出版活动，精选一批优质文学、历史、社科、科普等方面的数字内容免费开放，更好地满足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3.活动方式
党政机关主导的出版活动体现了较强的政治性，是一种利用政治力量进行活动组织的方式。党利用国家权力体系与自身组织体系，以各种手段、方式获取社会资源（主要指人的资源）为其服务。[7]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通过召开会议、发表讲话、作出指示等方式，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要求受其直接领导的体制内成员和体制外成员都要服从统一调动，接受其领导。这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总动员，具有动员范围的广泛性。在党政机关内部，依靠垂直的管理体系，以下达政治命令、行政干预的方式主导出版活动。对于党政机关系统外部的出版机构，党政机关依靠直接的行政干预，调控出版活动的方向和内容。
（二）行业协会组织的出版活动机制
1.主体地位
非政府公共组织既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又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主要载体，还是公共危机治理多元主体之一。[8]行业协会作为一种非政府公共组织，通常是具有相似业务和利益追求等需求的个体自愿结成的公益性自治机构。它以自愿为前提，专业理想为纽带，促进共同发展为目标，在互动和协作中形成了一种情感连接。行业协会是多元治理主体之一，其与政府存在良性合作关系，两者的合作关系是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之上，且以二者各自的组织身份和相互依赖性为前提。[9]我国出版相关的行业协会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直接领导，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信息显示，其下属的新闻出版系统行业协会就有11家，此外还有这些行业协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和地方的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已然成为出版活动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活动内容
行业协会发挥自身的组织性，号召下属分会和会员单位开展抗“疫”主题出版活动。作为我国出版界覆盖面最广的中国出版协会，2020年2月1日，协会党政联合向各党支部、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分支机构发出《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就版协系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作出部署。同日，中国编辑学会印发《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措施》，学会所属各专委会及会员单位先后推出了各种防控疫情、心理调适、励志自强的出版物。地方行业协会也立即响应，如北京市新闻出版机构发起战“疫”“+我一个”行动计划，据不完全统计已有200余家企业参与，免费为公众提供在线教育、知识付费、有声读物等方面的优质资源。“凯叔讲故事”作为一家儿童内容教育品牌，1月24日起主动向全国用户开放10000余项精品故事内容；2月1日，再次响应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数字阅读工委联合发起的“战‘疫’免费听”活动号召，免费开放诸多原创版权的课程产品。这些数字内容资源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免费调用，说明了行业协会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行业协会都能在疫情发生后，较为有效地组织所属会员单位开展出版活动，为用户提供优质内容。
行业协会组织的出版活动除了生产传播和抗“疫”相关的内容外，还开展了捐款捐物等特殊出版活动。如中国出版协会不仅组织了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提供面向少年儿童的出版服务，还组织22家民营书业企业向湖北等地捐款200余万元，用于购买医疗防护物资。这些组织的成员通常共享特定的价值观，即更依靠价值信任而非科层权力来维系组织存续与发展。[10]因此行业协会组织的出版活动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由于成员单位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往往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3.活动方式
行业协会除了自主组织号召出版机构开展出版活动，也必须服务、响应党政机关的安排部署。行业协会作为市场中间组织，协调着政府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因此必然以协调和服务为基本职能，所发挥的功能也必须兼顾会员企业的利益和政府管理两方面的需要。[11]行业协会受党政机关的组织领导，也要响应其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总动员。
公共危机治理中，更多的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等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等方式建立伙伴关系来共同治理公共危机。[12]治理公共危机除了行政干预外，还依靠协商、合作等方式解决危机，行业协会即通过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号召会员企业共同战“疫”。如中国编辑学会电子网络编辑专业委员会发出倡议，数字媒体类理事单位纷纷响应，短时间内制作抗“疫”专题页面，受到用户关注和好评。
在行业协会系统内，有上下级关系的通过命令的方式，如中国出版协会安排部署各直属单位、分支机构，并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同级的采用协同的方式，通过不同区域主体的安排形成合力，如湖南省出版物发行协会和省民营书业工委在第一时间通过会员群下发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建立疫情通报和防控处置联络机制；上海市印刷、发行行业协会向全行业发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倡议。各级行业协会的自治或共治，共同促进了整体出版活动的有序运转。
（三）出版机构协同的出版活动机制
1.主体地位
出版机构是在各级政府领导下自主参与社会活动的市场主体，作为社会分工中的一环，其出版活动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主动性。同时，这种主动性体现着一定的党政机关意志和要求。因为在面对共同的疫情防控任务时，集体意识并没有被完全破坏，而是以某种渗透的形式和高度抽象的形式存在着。[13]在以出版机构为主的出版活动中，国有出版社、民营出版公司等出版机构是组织内部的主体，客体则是其员工，彼此之间既有隶属关系也以利益相连，日常活动中呈现垂直或扁平的管理模式。这些各自分散且独立的出版机构基于出版活动的目标的一致性，呈现出一种分散的团结。疫情发生后，各出版机构根据各方需求与其作为文化机构的基本职责对出版计划进行了适时调整，与抗“疫”直接相关的文化产品成为一致目标。
2.活动内容
公共危机治理的目的是通过多元主体的一系列行为消除危机，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我国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优秀文化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重任。疫情防控期间，不同主体出版活动的目的就是为公众提供科学优质的出版物，营造积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形成强大精神动力。虽然治理主体多元化，但具有一致的治理目的。
出版机构既有服从党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管理的义务，也有作为出版活动主体主动治理公共危机的责任。在一致性目标的指导下，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不仅体现在出版机构内部，也体现在不同出版机构之间。
（1）出版机构内部
出版机构内部组织的出版活动集中体现在供给优秀出版物，包括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等形式。
传统出版方面，出版物主题呈现明显阶段性，在抗“疫”初期，各家出版社着力出版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的科普出版物，而后开始关注心理疏导、运动健康等多样化的读者需求，读者对象也从科普图书的广泛性转向各细分群体。
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仅用时两天就成功发行，成为国内第一本专门针对此次疫情防控的出版物，免费为公众提供疫情防控的科普宣传。该书是疫情发生后出版机构自发的快速反应，充分体现了出版机构的选题敏感，也体现出其快速调动专业资源、系统生产专业知识的能力。党政机关做出政治动员后，从国家级出版社到地方出版社都陆续参与到疫情防控图书出版中。据中国版本图书馆截至3月18日的CIP数据显示，共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书目数据238条。出版的图书既有防疫科普、心理疏导，也有运动健康指南和《战“疫”家书》等温暖人心的文学、艺术作品。一些专业出版社发挥专业优势，为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出版发行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手册》；为少数民族群众出版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藏汉双语）（彝汉双语）等版本的电子书、有声书。此外，各出版社也调动相关资源，出版了《中国疫苗百年纪实》《中国抗疫简史》等图书。学术出版机构开展了联合主题征文，学术共同体发挥作用。学术出版进一步推动产学研融合，及时产出更多理论成果应用到实践中，体现了较好的组织协作。受制于发行渠道等客观条件，与此次疫情防控相关的出版物多采用先电子书、有声书，后纸质书的形式出版，且多为公益方式，免费上线供读者阅读浏览，纸质版图书在重点医院、社区开展免费赠书活动，惠及更多读者。
出版机构承担着教材出版发行工作，疫情发生在寒假，正值调运派送春季学期的各类教材之际，疫情带来的交通运输问题给发行部门带来现实困难。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报道，截至2月10日，湖北、浙江、江西等全国20余家发行集团大多数已完成2020年春季教材收发80%以上的任务。教材教辅通常由新华书店发行，因此在周转上具有较完善的调度统筹，全国、省市及各区县乡镇协调周转，保证了教材的及时分发。
数字出版方面，采用先开放已有适宜疫情防控期间阅览的内容资源，再结合疫情防控需要重新组合已有资源，或编发制作新内容的方式。这种内容供给的方式体现了主动策划和回应市场的结合，多元主体之间协同治理。
各出版机构整合已有数字出版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各类在线服务平台、专业知识资源库、数字图书馆、阅读APP等。如中国出版集团下属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人文读书声”30天月卡特权，未来出版社赠送喜马拉雅APP15天VIP会员，当当网免费开放30万电子书资源供读者阅读，中国工人出版社在“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3.0版”开辟“抗疫”阅读专区，限时开放1.5万本免费电子书。一些出版机构也利用自身优势，自发组织策划并提供了专业的知识服务，如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农技耘APP，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推出小律在线智慧防疫服务，为特定用户群体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
教育部1月22日提出“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出版业积极响应。全国各地教育类出版机构、大学出版社免费开放在线学习平台，主动承担服务教育的使命任务。教材适用范围较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所属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随即将各类数字教材和配套视频、音频微课程等所有数字教学资源全部免费开放；吉林教育出版社“高考语文·名师微课堂”和“吉教乐学”APP等资源免费开放；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K12鸿学堂”免费分享教学资源。可以看到提供免费数字教育出版资源的不仅包括国家级出版社，也有地方出版社，还有各类民营出版公司，多元主体共同提供抗“疫”期间的教育资源。
（2）出版机构之间
出于特定的疫情防控需要，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进一步打破壁垒，两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得到、喜马拉雅、樊登读书、890新商学（吴晓波频道）等平台纷纷通过赠送VIP会员或免费资源等方式，利用独家资源或联合光明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打造抗“疫”专题页面，为受众提供抗击疫情的相关知识。一些出版机构也进行了出版融合的转型发展，如《三联生活周刊》不仅发出100篇以上的报道，制作了152页的特刊《武汉现场》，还与旗下知识服务平台中读APP合作，将一线记者的采访制成“武汉肺炎亲历者口述”系列音频节目；邀请《学会幸福》等已有课程的主讲人，如徐凯文、严飞等推出“学者看疫情”专题音频课程。《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线报道首次出现了阅读量过千万的微信文章，在春节期间带来70万微信粉丝增长。[14]2019年，中读营收的20%来自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二者相互借力，既拓展了用户群，带来了实际收益，又展现了各自的专业实力，树立了品牌形象。
3.活动方式
出版机构协同的出版活动中，出版机构内部是纵向管理，出版机构之间是横向合作。
员工受雇于出版机构，因此要服从出版机构的工作安排。疫情防控时期的出版机构在组织出版活动时，对内主要采用内部动员的方式，通过下发内部文件等形式传达相关工作任务和要求。如要求员工从春节休假模式调整为工作状态，出版物也以免费形式赠予读者阅读。
受抗疫目标一致性的影响，出版机构之间从日常状态下的竞争对手关系转向合作关系。这种合作除了可以满足公共利益，也不违背出版机构的个体利益。疫情防控时期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社交活动，限制了人们的出行，为用户阅读使用相关出版物产品提供可能性，结合社交媒体的广泛宣传，或可解决日常状态下内容供给者的获客难题。持续不断的优秀内容供给，还可以培养用户习惯，培育潜在的长期用户。
三、公共危机治理视角下的疫情防控时期出版活动机制反思
综上所述，在疫情防控时期的出版活动机制中，党政机关、行业协会和出版机构三者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开展出版活动，契合了多元主体模式的要求。其出版活动起到了科普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较为有力的舆论支持。放眼整体的出版活动机制，呈现“两强一弱”的特点：党政机关就特定事件做出行政安排，组织出版机构自主的出版活动；行业协会通过号召等方式，突出发挥对于会员单位的组织调动；相对而言，外部力量对于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干预增加，其自主性相应减弱（见图1）。
图1 疫情防控时期的出版活动机制模型
公共危机治理要建立一个政府核心主导、第三部门组织化参与、企业制度化协同、上下互动的高度开放型组织网络。[15]这一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协作配合，呈现多中心的特点，形成合作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在多中心出版活动网络中，对不同出版主体的协同性要求更高，现有的出版活动机制模型中，三者的地位有着明显差异，缺乏上下互动的联动机制，高度开放型组织网络尚未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多中心协作网络系统有待形成。具体来看，各主体的出版活动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一）党政机关主导的出版活动
出版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既有事业性也有产业性，因此既要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主张，也要尊重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党政机关组织的出版活动具有宏观性和导向性，要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市场、思想政治工作等多种手段加强管理，不断推进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16]同时，要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兼顾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对于出版机构难以组织的出版物选题进行资源协调，同时对于教育部门的教育出版需求等进行有序对接。公共危机时期出版活动机制的不健全，暴露出出版活动在效度和深度上的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发声是对疫情防控下出版活动的政治动员，虽然出版业不是疫情防控的一线和急需投入战斗的重点，但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出版活动的组织也应完善公共危机时期的出版活动机制，及时研判分析，提高响应效率，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作开展。
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党政机关主导的出版活动既要在疫情防控初期快速响应，也要在疫情防控中不断跟进，及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做出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调度。如解决出版物跨省域交通运输等超过出版机构自身能力范围的问题。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在危机协同治理中充当着元治理的角色，是最高决策中心、资源保障中心以及信息发布中心。[17]党政机关在出版活动中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享有最强的组织调动能力。日常状态下出版行政管理除主题出版会提出较为具体的要求外，其他出版活动多只有方向性安排。对于疫情防控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主管部门等应加强统一的选题策划。二战时期，美国形成由政府和出版界共同组建的战时图书委员会，专门管理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图书出版活动。[18]疫情防控时期的部分出版活动机制也应加强更高层级的协调，统筹调度选题资源、作者资源，提高出版物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二）行业协会组织的出版活动
公共危机治理理论有公治、共治、自治等管理方式，行业协会既要担负起共治职责，又要做好自治。《出版管理条例》中规定，“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因此行业协会有责任，也有义务组织开展出版活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逐渐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出版行业组织必将成为重要的行业管理主体，承担自律管理的重任。[19]实现出版行业的自律管理，依赖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行业协会作为治理主体，应明确自律组织机制，规范自律管理章程，增强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意识和能力，既遵从政府管理，又体现会员单位需求，同时引领行业方向，发挥好桥梁和中介的作用。行业协会组织的出版活动反应速度较快，响应规模较大，但在与党政机关互补，与出版机构互动上仍存在一些不足。
1.各方供需对接不畅
疫情防控时期，出版活动供需对接不畅的问题体现在出版物生产和传播两方面。在疫情防控时期的出版物生产上，出现了非出版主管部门协调出版资源的情况。如具有实用价值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是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出面组织，协调高校、出版机构和技术公司共同研发的，类似这种供需对接工作完全可以由行业协会承担。行业协会可以发挥了解企业、和会员有良好情感连接的优势，利用“半官半民”的特殊性，搭建对话机制，对接各方的需求和资源。
当前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增大了用户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疫情防控时期加剧了这一现象，导致用户对信息的取舍更为谨慎。由于知名度有限，尚未建立出版品牌，一些民营出版文化公司难以传播相关内容。有学者将公共危机发生时公众的信息来源分为三类：权威信息、媒体信息和人们相互交流的信息，其中来自官方的权威信息在公众中可信度最高。[20]同时在我国，百姓对“官”的依赖性是民众传统心理的一种延续，[21]因此在疫情防控时期，政府的权威性愈加得到彰显，百姓更愿意选择政府提供的内容。行业协会可以对接政府、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从中搭建沟通桥梁，由政府出面为相关出版机构和出版物背书，或由行业协会及时向政府和用户推荐新颖、专业的优质出版物产品，助力优质内容资源的传播。
2.出版业自身的困难需要关注
由于疫情肆虐，发行部门和实体书店等受到严重影响，单向书店、南京先锋书店等多家不同体量的书店在努力自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开求援。可见当下的出版机构不仅是服务者，也是“受害者”，因此行业协会不仅要组织出版机构向社会提供出版物，也要关注出版机构自身的发展。行业协会与企业接触多，对于这些困难感触更强烈，应及时开展内部“救援”，同时将这些问题反映给相关政府部门，给予必要的临时性帮扶。要保证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业在追求私利与实现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均衡，为他们参与危机治理，追求公共利益，提供正向激励。[22]因此，行业协会也应建立或督促政府建立应急救援机制，应对公共危机的出现，保证会员单位的权益。
（三）出版机构协同的出版活动
疫情防控给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带来了影响，同时也带来了解决市场问题和观察市场反应的实验机会。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实践边界逐渐地模糊，正如卡斯特曾言明的，在信息时代中，全部社会形态都受到了网络社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它动态扩展逐渐吸收与制服了先前存在的社会形式。[23]而作为信息产业的社会组织一员的出版业也更加深刻地被网络社会趋势所影响。在当今社会，互联网与手机媒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版机构也将更加深刻地镶嵌在这个过程中，并发挥重要的作用。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疫情防控时期显得尤为珍贵。当前出版物市场信息异于日常状态，出版机构的出版活动反映了对市场信息的滞后性、片面性等问题。
1.选题同质化
疫情防控初期，公众出于自我保护的需求，急需了解疫情防控的相关知识，政府也需要传播疫情防控的科普知识，因此出版机构集中出版了一批面向公众的疫情科普类出版物。但出版机构不约而同地自主行动，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选题撞车。选题同质化的问题表现在出版物生产阶段选题内容的同质化和传播阶段目标读者的同质化。有关疫情的知识和信息是公开的，相关出版物的内容和来源趋同，因此被替代性较高，竞争比较激烈。出版机构在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自发集中出版热门选题，造成整个出版物市场的同质内容扎堆，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说明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政府出台干预政策，出版机构作为主体也可以进行自我完善。如进一步细分市场，走“专精特新”的差异化发展道路。
2.融合与合作有待增强
日常状态下出版机构各自为战，是利益相关的竞争对手，但疫情防控时期可以出于公共利益加强合作。国有出版社掌握较多版权资源，能及时生产内容产品；民营出版文化公司善于技术和运营，优势互补既可以生产出体现速度的产品，也可以对外展示出版业的整体形象。传统出版方面通常是以提供图书的PDF版为主，很难收集到用户反馈，难以和用户产生互动。而一些出版社主动尝试和民营出版文化公司合作，提供版权制作了音频版等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产品，实现互利共赢。移动通信工具和互联网的相互结合能够提供更高的能力和更有效的服务，建立互动的交流机制以方便及时沟通和协同。作为专业的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出版机构也应加强和政府、用户的互动合作，更应利用互联网等便捷途径，对接政府和用户的需求，生产体现政府主张和用户需求的出版物，引导政府和用户参与出版物传播，同时利用社群等建立反馈机制，及时对出版活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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