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张炳旭：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任白涛是民国时期民间新闻学人的典型代表。他的学术历程及著作出版遭遇表征着中国早期新闻学者在历史时代下的挣扎与浮沉。作为中国第一部实用新闻学著作，《应用新闻学》从刊行东京未果到接洽商务印书馆被拒，再到坚持自费出版体现的是任白涛为追逐理想的抗争精神。从被公然抄袭的"无处申诉"到再版出现转机后的"无奈接受",又说明了任白涛在"冰冷"现实面前的妥协姿态。《应用新闻学》的出版历程只是中国新闻史瀚海中的"点滴",但折射出任白涛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与不轻言弃的出版决心，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书刊文献的出版现状。
【关键词】任白涛；《应用新闻学》；早期新闻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历程
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实用新闻学方面的开端之作，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然而在时代环境和个人处境的双重挤压下，这样一部填补中国新闻学空白的著作在出版过程中却几乎面临夭折的命运。在民国时期跨越十五年的时间里，《应用新闻学》连续出版六次，累计发行万余册。这雄辩地证明，对于关心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读者来说，《应用新闻学》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可读性；对于出版业者、书店经营者来说，《应用新闻学》是有利可图的。它曲折的出版遭遇，今天看来既令人唏嘘又发人深思。目前学界关于任白涛的研究，仍然停留在零碎和浅显的阶段。对任白涛的这部新闻学代表作《应用新闻学》的创作过程及出版经过更是未有详细论述。因此本文努力在新闻史研究范畴内对此问题进行深挖和细考，既是探寻任白涛个人的出版遭遇，也是窥斑见豹，审视以任白涛为代表的一类民间新闻学人在现实困境面前的坚守与抉择。
一、《应用新闻学》的成书过程
在近现代之交，随着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立，中国开始新闻学的系统研究阶段。在经历由潜科学向显科学的转变进程后，中国新闻学进入到一个波澜起伏的理论和史论发展时期，一批描叙新闻学专业理论、实用知识、史实流变的新闻学专著不时涌现。就在此时，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作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系统讲述实用新闻学的专著倏然问世。在教育家王拱璧的心中，同乡知友任白涛的这部新闻学专著地位甚高，认为它是“中国新闻学的头生儿”[1]。
辛亥前夕，刚逾弱冠之年的任白涛只身前往河南开封，不久便被《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新闻报》等报聘为驻汴特约通讯员，正式投身新闻界。[2]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任白涛开始萌发研究新闻学的想法。为借鉴前人研究，他曾在回忆中如是称：“我这时候最需要一本新闻学书，但是我这个愿望终于失望。”[3]实际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在1903年刊行过一本由日本人松本君平所著《新闻学》的中译本。但从任白涛上述的话来推测，他当时并没有接触到这本译著。既然未能寻得前人成果，那就只有自己动手收集整理史料。这种情况下，任白涛在工作之余，“若于新闻杂志中见有涉及新闻纸及新闻记者之事，无论残简零篇，更悉珍重收藏。私愿于他日为一书，初未知有所谓‘新闻学’也”[4]。由于同为《时报》的特约撰稿人，任白涛对名记者黄远生的新闻通讯可以说是相当熟悉。在任白涛看来，“远生的北京通信，实在可以取法”[5]，故黄远生发表于《时报》上的“北京通信”是任白涛剪贴、整理的主要对象。这项工作为他后来撰写《应用新闻学》提供了巨大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任白涛不失为中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的先知先觉者。
1916年，任白涛东渡日本，进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虽然专业方向是政治经济学，但他的兴趣实际上是新闻学。对于赴日留学的直接动因，任白涛坦言是由于“感觉着新闻学和外国文等的必须修习”[6]。到日不久，任白涛便参加了“大日本新闻学会”，成为该会首届会员。课余，他于日本各类大小书肆遍搜新闻学史料，正式开始新闻学术研究及撰写工作。是年冬，任白涛开始着手撰写《应用新闻学》，历时一年半，于1918年夏在东京告竣。从酝酿于国内到写成于东京，这部书稿历经六七寒暑，这似乎预示着它的出版过程也将注定要遭遇一番磨难。
二、《应用新闻学》初版时的曲折经历
中国新闻学术史上的首部主要论述实用新闻学的专著可以说是谋于中国，而作于日本。当《应用新闻学》在日落成，这部具有“哺育同胞”[7]作用的新闻学专著正面临如何出版的艰难处境。此时的任白涛正多方奔走、辗转周旋于他的这部新闻学处女作的出版事务之中，迫切希望能够早日顺利问世，然事与愿违，《应用新闻学》在出版过程中却几经波折。
1.刊行东京未果
1918年，“五七”国耻前夕，中国留日学生因《中日共同出兵之协定》的签订严重有害国家主权，遂组织学生救国团干部在东京神田区“维新号”中国饭馆秘密集会，商讨回国挽救国族之事。不料事情败露，在场集会的46名中国学生被日警逮捕，遭到野蛮殴打、审讯和凌辱。[8]此时正在日本潜心撰写新闻学著述的任白涛也被裹挟入这次留日学生运动中，并与直接参与此次运动的同乡王拱璧时常往来。艰难处境下，任白涛在这年夏将书稿草就后，便毅然返国，向上海、开封等地各界人士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行径。受此次事件影响，尽管《应用新闻学》书稿已经完成，却未能提上印刷出版日程。
1918年，大批留日学生集体返国，遭到政府当局严令斥责，连颁布告敦促归国学生“一律离京，尅期东渡”[9]。无奈之下，留日学生只得忍辱重行东渡，“据此数日中，学生之抵神户者，达三百余人云”[10]。任白涛在国内奔波数月后，同样再次返回日本。尽管置身“学潮”，任白涛仍然心念《应用新闻学》的出版事宜。此番重行日本他就有正式出版该书的想法：“一度返国之后，更番东渡，欲刊此书于江户。”[11]恰巧此时又逢“五七”，留日学生得悉日本当局将是年“五月七日”定为庆祝太子冠礼之日，“当我全国同胞骇汗挥泪奔走号啕之时，正三岛全国君臣上下宴乐欢腾之时”[12]。我国留学生为反对日本当局于我“五七”国耻之日举行庆典，召集全体在日学生游行示威。由于任白涛对日本新闻事业及对华新闻政策素有研究，自1918年夏始便与知友王拱璧停止课业，专门对日本新闻宣传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共同发誓：“不和日本帝国主义新闻政策斗争到底，决不罢休！”[13]结果，《应用新闻学》的出版计划再遭搁浅。
这场“五七”学生运动对任白涛《应用新闻学》的问世造成直接影响，也成为该书艰辛出版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当《应用新闻学》于1922年定稿后，任白涛在序言中不无感慨道：“未几，学潮勃发，踉跄西归，是为吾书出版之一大顿挫。”[14]更为遗憾的是，此次风波也使《应用新闻学》错失成为中国第一部由国人撰述的新闻学著作的机会。
2.接洽商务印书馆被拒
1921年任白涛从日本回国，《应用新闻学》的出版工作再次提上日程，然而国内的出版环境似乎也并不乐观。这可以从出版家张静庐的一段忆述中得到深刻体认：“到了民国十九年的秋季，仅仅我们联合书店一家，就收到了有十七种社会科学书查禁的训令。只有一年历史的小书店（指联合书店），总共出版不到三十几种新书，内中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学一类的冷门货，一次就查禁十七种，变成为好销的书没有了。”[15]张静庐可以说是民国时期中小出版业的领军人物之一。[16]他的描述反映了当时中国出版业态的三个特征：其一，国民党当局查禁社会科学一类书籍；其二，生存是中小出版业首要考虑的问题；其三，新闻学类书籍是没有市场的“冷门货”。
面对令人几近绝望的出版环境，对于任白涛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闻学者来说，他的出路在哪里，《应用新闻学》的出路又在哪里？在他询问的大书局和大出版社中，商务印书馆成为首要之选。在1926年《再版的话》中，任白涛对这段经历作了清楚交代：“在这书脱稿乃至大样完成之后，我都向所谓大书馆或大书局者，直接或间接地问过津”，可是结果却甚为凄凉，“得到的回敬，都是一样味道的闭门羹”。[17]尽管任白涛主动与王云五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接洽出版事宜，但最终还是未被接受。后来在与胡适的信件中，任白涛无奈道：“出版者不认识著作者，著作者实在也难以摸得着出版者的脉搏”，痛陈这是“中国出版界不景气的原因之一”[18]。从任白涛的角度来看，《应用新闻学》的出版又一次遭到无情打击。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内的出版环境似乎比国外更为糟糕，对出版界失望之余，也让他重新思考和评估《应用新闻学》顺利问世的可能途径。从商务印书馆的角度来看，首先，“教科书一直都是商务的主要业务和重要盈利来源”[19]，对新闻学类书籍本极少涉及；其次，新闻学书籍又是一类无利可图的“冷门货”；再则，凭任白涛的社会地位，不太可能会得到王云五这样“社会名流”的高度重视。据此而观，商务拒绝任白涛的出版请求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3.坚持自费出版
几经挫折之后，《应用新闻学》的出版似乎已临穷途末路。然而任白涛却从未放弃让这部新闻学专著问世的希望，誓与命运抗争到底。此种对出版著作的执著精神与任白涛个人性格特点有着直接关系。抗战胜利后，任白涛曾经为了修补和重印《综合新闻学》，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有如是之语：“无论如何，我也要逞这点强，争这口气，来把这书修补完成。”[20]尽管这段话并非在出版《应用新闻学》时所留，但借此可见任白涛坚忍不拔的个人特质，充分说明他对中国新闻出版事业与新闻学术研究的热爱与坚守。
既然借助大书馆、大书局等“外力”出版著作已成奢望，那么全部希望就只能系于自己身上。1921年回国不久，任白涛便离开上海去杭州创办了中国新闻学社，这是一个个人研究所性质的新闻学术机构。而任白涛创办中国新闻学社的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出版《应用新闻学》，“所以把‘出版’当做学社唯一的，也可以说是生命的事业”[21]。这样中国新闻学社就成了《应用新闻学》的发行机关，任白涛既是著作者又是出版者。以一人之力而创办具有如此响亮头衔的“中国新闻学社”，不难猜想任白涛此举具有向中国新闻界乃至出版界抗争的意味，只是这种声音在当时来看还很微弱。
中国新闻学社的创立意味着任白涛已经开始自起炉灶出版《应用新闻学》。先前与商务印书馆的协商其实并非一无所获，事实上得到了商务印书馆方面代为印刷的许诺。最终，任白涛自筹经费，托商务印书馆的承印部印刷出版了一千部。于是，《应用新闻学》也许竟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部“自费出版”的新闻学专著。奈何由于经费有限，只与商务承印部订立一百中页的印刷契约。为不超过合同所定页数，任白涛只得大量删减内容，压缩篇幅，最终成书体量同原稿相比竟有近一小半之差，[22]这就破坏了《应用新闻学》在内容上的完整性，使该书的学术造诣和历史影响都打了折扣。这不仅是任白涛的遗憾，同样也是中国文化学术界，尤其是新闻学术界的遗憾。尽管历尽千辛万难，但在任白涛的执着与抗争中，《应用新闻学》终于出版行世了。
三、《应用新闻学》再版时的独特际遇
在任白涛自费出版的情况下，《应用新闻学》方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在《再版的话》一文的开首，任白涛毫不遮掩地直陈，“尝过多少苦味，经过多少难关”[23]，这部著作才得以出现在中国新闻学术界。可见，尽管《应用新闻学》顺利问世，但这也几乎穷尽了任白涛所有心血和积蓄。对于该书的再版过程，显然在任白涛的意料之外。
1.“一波三折”：《应用新闻学》被公然抄袭
虽然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应用新闻学》才得以勉强出版，但笼罩在它头上的阴云似乎并未就此消散，《应用新闻学》竟被公然抄袭。由正规且具影响的大出版社刊行无疑是对一部著作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一种重要提升，这也可能是任白涛最初执着于选择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商务方面还是为《应用新闻学》的代售提供了方便。1925年1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留美学者”伍超的《新闻学大纲》一书。由此，而引发了中国新闻界中的一桩“抄袭公案”。伍超的《新闻学大纲》出版不久，李民治在1925年5月30日第一卷第二十五期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出版界的怪事》一文，揭露商务印书馆所出伍超的《新闻学大纲》对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有抄袭之嫌。在该文中，李民治分析了伍著与任著雷同的四种可能：其一，“任伍两君同以外国书为底本，同的地方是译的”；其二，“任伍两君同以中国书为底本，同的地方是抄的”；其三，“任君抄伍君的”；其四，“伍君抄任君的”。经过逐一考证，李民治最后得出，“照逻辑定理，第四个推测，我可以不证而断为是事实”，[24]从而将《新闻学大纲》对《应用新闻学》的抄袭事实判为定论。此事一经报道，便引起新闻界尤其是新闻学术界的一片哗然。当时有媒体曾调侃称“伍超应易名伍抄”[25]。任白涛核对之下，发现伍超的《新闻学大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直接抄袭《应用新闻学》。任白涛随后致函商务印书馆进行沟通，只是此事在当时暂未得到圆满处理。至于商务印书馆为何选择出版伍著而舍弃任著，或许就如任白涛所言是因为摸不到出版者的脉搏而产生的“不幸事件”。
2.“因祸得福”：《应用新闻学》出现再版转机
就在任白涛一筹莫展之际，《应用新闻学》却行将迎来再版转机。1925年，任白涛寄寓杭州西湖大佛寺，碰巧胡适亦来杭州游览，于是任白涛得与胡适及其表妹曹珮声三人结识并相约于西湖南高峰一同欣赏日出。[26]晤谈之下，原来胡适早已从《现代评论》上得悉出版界的这桩“怪事”。任白涛遂将《应用新闻学》先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拒一事经过述说一番。爱打抱不平的胡适得知此事之后，颇为愤慨，随即致函王云五，并得王云五回信。[27]有胡适的这层关系，商务印书馆方面当然引以高度重视。最终经过胡适出面斡旋，商务印书馆做出“停止重印，销毁纸版”的承诺。但在此事处理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方面未与当事人任白涛有过直接对话，也未在报端见有任何致歉性质的只言片语。商务印书馆能做出如此“让步”，可以说是主要看在胡适的面子上，而任白涛及其《应用新闻学》却始终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此番境遇也让任白涛感叹：“正在发育成长时期的中国新闻学界生出的一个小瘤，算割去了。”[28]从任白涛的话中，不难体味他无奈与无助的心情。在胡适的调解下，任白涛最终选择了妥协，中国新闻学史上出现的这桩“版权纠纷案”就此告终。
这次事件对任白涛最为利好的一面不是伍超的《新闻学大纲》停印、毁版和版税补偿，而是《应用新闻学》即将迎来再版的机会。为任白涛踏实的治学态度和著作的出版遭遇所感，胡适再一次对《应用新闻学》施以援手。同样是在他的介绍下，任白涛又与亚东图书馆创办者汪孟邹、汪原放相识，亚东方面欣然同意接手《应用新闻学》的出版发行工作。对于胡适的所作所为，任白涛颇为庆幸和感激，他在写给胡适的信函中称：“我那本小册子——《应用新闻学》，蒙你嘉奖，这是我到西湖，尤其是会着你的时期的记录中一段最重要的事实！但我总期望你指正若干处，以便再版改修。”[29]也许是先前连番的挫折和冷遇造成任白涛对“靠得住”的“权威”的渴望，在信中任白涛还拜请胡适在北京为《应用新闻学》寻找代售处，他甚至亲切地称胡适为其著作的“爱人”。至此可见，在胡适的帮助下，任白涛对先前遭遇的种种挫折与委屈的接受与妥协现在看来显得更加心安理得。此时《应用新闻学》的再版问题已经成为任白涛与胡适紧密联系的一个纽带。当该书已由亚东再版之后，任白涛在1927年5月23日致胡适的书信中向其特别告知：“承你的推荐，我在亚东出的几本书，我的几个重要的工作，算是已经完全告成。”[30]结合任白涛当时的处境，胡适雪中送炭般的关照对《应用新闻学》的后续影响无疑意义非凡。对于此点任白涛有着深切的认识，在此后写与胡适的信件中，他再次直言：“若是我那本《应用新闻学》不侥幸地碰着你，恐怕到今日还找不着出路吧！？”[31]从任白涛前后的措辞来看，尽管在与胡适的往来中他力图做到不卑不亢，但这番话多少含有恭维的味道。从任白涛的角度来说，毕竟胡适的帮助在先，同时与胡适的偶遇并由此为其著作带来的再版契机更使得他必然要精心维护和升温两人之间的关系。
从1926年6月至1937年2月的近11年时间，《应用新闻学》先后由亚东图书馆再版五次，共出万余册。这种成绩在当时同类著作当中应是首屈一指的，以往“冷门”的新闻学类著作或许由此而成为畅销书籍。
四、结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抗争与妥协
从《应用新闻学》初版时所遭遇的两次挫折来看，任白涛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界环境起初是怀揣美好愿景与想象的，但对现实却做了错误的估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并未让任白涛轻易屈服，而创办中国新闻学社则是他对残酷现实环境的正面回应。此时任白涛热爱与坚持新闻学术研究的理想顽强地走在了冷酷的现实之前。
如果说任白涛此刻对理想还有几分坚守，实际上这种坚守比看上去的要脆弱得多。在面对《应用新闻学》被伍超公然抄袭、在面对自己权益被公然侵犯，任白涛的做法是除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抱怨以外，并未在任何媒体为自身维权。若不是李民治在《现代评论》上将此事披露，恐怕中国新闻学界的这桩“版权纠纷案”将永远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以任白涛的个人社会地位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即便他如何想竭尽全力地反抗，也会在巨大的现实困境面前产生“理想妥协于现实”的失望。胡适的援手又让任白涛对这番“无奈的妥协”从心理上得到些许安慰。
居今识古，对《应用新闻学》出版经过的考述，除了丰富对任白涛的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任白涛的个体浮沉，反映了与任白涛相类的一批中国早期新闻学人在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中的坚守与抉择。回顾当下，相比任白涛所处的时代，如今优越的出版环境和条件为学者们提供了纵横学术的广袤空间。这得益于出版者与著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平等对话。任白涛坚韧不拔的治学态度，鼓舞着今天的新闻学者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精神去从事新闻学研究。任白涛的出版实践则对如何繁荣当代出版事业提供了一个反思与借鉴的有益案例。
参考文献
[1]王拱璧.写在任著新闻学的上头[A].窦克武主编.王拱璧文集[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209.
[2]任嘉尧.任白涛[A].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1:59.
[3]任白涛.爱读切合身心和生活的书[J].青年界,1935(1):53-56.
[4][11]任白涛.应用新闻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序1,序2.
[5]任白涛.爱读切合身心和生活的书[J].青年界,1935(1):53-56.
[6]任白涛.我的一段记者生活的实录[J].青年界,1936(3):82-84.
[7]王拱璧.写在任著新闻学的上头[A].窦克武主编.王拱璧文集[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208.
[8]王拱璧.七年五七之前夕[N].天津益世报,1920-05-07.
[9]教育部布告第七号[N].政府公报,1918-05-30.
[10]留日学生纷纷返校[N].时报,1920-09-23.
[12]王拱璧.八年五七之巷战[N].天津益世报,1920-05-07.
[13]窦克武.王拱璧传略[C]//窦克武主编.王拱璧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7.
[14]任白涛.应用新闻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序2.
[15]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M].上海:上海书店,1984:139.
[16]王鹏飞,乔晓鹏.抗战时期张静庐的出版活动与出版理念[J].新闻界,2018(9):94-100.
[17][21]任白涛.再版的话[A]//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1,5.
[18]任白涛信三通•三[A]//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合肥:黄山书社,1994:162.
[19]张伟.长尾雨山与商务印书馆[A]//马长林等编.民间影像•第2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182.
[20]任白涛.“综合新闻学”搁浅记[J].春秋,1949(2):33-37.
[22]任白涛.综合新闻学[M].香港:商务印书馆,1941:2.
[23][28]任白涛.再版的话[A]//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1,8.
[24]李民治.出版界的怪事[J].现代评论,1925(25):15-16.
[25]KK.三日报告一[N].晶报,1926-02-18.
[26]胡适.南高峰看日出[A]//胡适.尝试后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98.
[27]1906年秋胡适入中国公学读书,王云五时任英文教员｡1921年胡适向商务编辑主任高梦旦推荐王云五到商务主持编译所工作,因有师友之谊｡选自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13-114.
[29]任白涛信三通•一[A]//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合肥:黄山书社,1994:152-1532.
[30]任白涛信三通•二[A]//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合肥:黄山书社,1994:158-159.
[31]任白涛信三通•三[A]//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6.合肥:黄山书社,1994: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