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方红：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是第一个完整译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对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立足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1920年《共产党宣言》首个完整汉译本出版发行，百年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被反复译介阐释，经由不同主体出版传播，彰显了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共谋发展的命运走势，也见证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本文梳理了1920-2020年百年来《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发行情况，并对各译本成书及传播影响进行了考释，通过系统化考量《共产党宣言》的历时出版及传播有助于在新时代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历史价值及时代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汉译出版；译本考释；百年传播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宣言》于1848年2月问世以来，已有200多种语言出版的1000多个版本，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著作。《宣言》最初以德文出版，并在文中宣称同时“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1]。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至1893年间又先后为《宣言》撰写了德文版（1872年）、俄文版（1882年）、德文版（1883年）、英文版（1888年）、德文版（1890年）、波兰文版（1892年）和意大利文版（1893年）七篇序言，补充说明了不同阶段及不同语境下《宣言》的内涵，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由此可见，《宣言》包含的理论思想具有普遍真理性与适用性，同时对《宣言》的实践运用又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宣言》从其出版传播之初就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特质。
《宣言》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始于20世纪初期的片段摘译，[3]并在随后的十数年间反复被国人间接、零碎地译介选择。[4]直至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发行，标志着《宣言》开始在中国主动、完整传播，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化的译介出版历程。作为最早在中国完整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宣言》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已经历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来，《宣言》被不同主体反复译介阐释，共有十余个译本、数十版次出版发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广、受众最多的经典文献。《宣言》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触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也是最先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对国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立足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宣言》的百年汉译出版传播彰显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共谋发展的命运走势，同时见证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历史进程，对其进行历时的系统化梳理与考释，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重温《宣言》的历史价值并深入理解其时代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百年汉译出版考释
《宣言》的创作并非一蹴而就，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传播也是层层推进的。《宣言》的主体部分与七篇序言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是《宣言》思想不断充实发展的体现。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宣言》的主体与序言部分并非同时译介出版，而是在不同时期经由译者选择经历了由分到合、由散及整的主体规划。
同时，正如王保贤所指出的，关于译著的不同译本，无论是出版界和图书馆界的学者和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通常都是按译者的不同来区分的：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本书，就是这本书的不同译本；至于同一译者的译本在不同时期或者经过修订，或者没有经过修订，或者由同一个出版社连续出版，或者更换了出版社出版，那就是这个译本的不同“版本”和“版次”了。[5]本文对《宣言》的百年汉译考察正是以不同译者为划分标准，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从译介背景、译者身份、出版机构、版本版次等方面梳理考释《宣言》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出版情况及其经典化传播脉络。
（一）新中国成立前《宣言》汉译出版情况
《宣言》在新中国成立前共有6个汉译本公开出版，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与徐冰译本、博古译本、陈瘦石译本、莫斯科译本，这些译本“恰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缩影”[6]。
1.陈望道译本
1920年8月，《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该译本由陈望道（1891—1977年）根据《宣言》英译本及日译本译出，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印刷发行。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接触过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回国后应《星期评论》杂志约稿翻译《宣言》，“此译本经过中共早期领导人李汉俊和陈独秀先后校阅后正式出版发行”[7]。陈望道译本只有《宣言》主体部分，没有翻译任何序言，这或许是受翻译底本限制，也可能在当时《宣言》的主体内容更为需要。
该译本第一版为小32开竖排版，封面底色为红色，中间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封面上端从右至左注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并标明“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字样。因为该版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遂立即重印第二版，除将书名改正外，封面底色也调整为蓝色。该版印数共千余册，很快赠售一空。同年9月，该译本再版，此后该版本一再翻印，流传甚广。据统计，先后有人民出版社1921年版，上海平民书社、社会主义研究社、上海书店、同光书店、太原晋华书社1924年版，广州国光书店、上海平民书社1925年版，上海平民书社、广州国光书店1926年版，汉口党化社、汉口长江书店1927年版，上海春江书店1933年版，江西瑞金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4年版，汉口人民书店1937年版，延安青年出版社1937年初版、1938年再版，上海新文化书房1938年末版。[8]其中，仅1926年1月至5月间该译本就再版了10次，至1926年5月已至少出版17版次。“将当前没有发现，但从版权页能够推断而知的版本合加起来，陈望道译本至少应该有25个版本之多。”[9]此外，为了避开北洋军阀及反动统治者的禁控，“该译本的书名、译者名字和出版社名字更换多次”[10]。如译者陈望道被改为“陈佛突”“陈晓风”“仁子”，甚至干脆省去译者；书名除了《共产党宣言》，还有《宣言》《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宣言》《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宣言》等。总之，该译本不但版次多、发行量大，而且传播广泛、影响力大，在《宣言》汉译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
2.华岗译本
1930年初，华岗（1903—1972年）翻译的《宣言》译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该译本根据《宣言》1888年英文版译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出版且由中共党员翻译的首个《宣言》译本。华岗1925年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团中央和党的宣传组织工作，1928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华岗接到中央任务重新翻译《宣言》。华岗译本首次收录了1872年、1883年和1890年三个德文版序言，并在文后附有恩格斯校阅的《宣言》1888年英文版，这是首次在中国出版的英文版《宣言》，同时这种英汉对照版的《宣言》也是首次面世。
华岗翻译《宣言》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氛围中，因此该译本的初版及各版次多以伪装本发行，且华岗的名字也并未以译者形式出现。该译本初版书名为“《宣言》”，并没有“共产党”三个字，封面全部是中文，出版社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该译本发行后反响积极，后多次再版。同年3月，华岗署名“潘鸿文编”编辑了《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该书将《宣言》更名为《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宣言》，连同三篇序言收入书中。华兴书局是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于1929年在上海创办的地下发行机构，其在1930年曾印过一份书目广告，寄往各地，其中列有《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并做了重点推介。1934年2月，该译本在苏区再版，书名为《共产党宣言》，该版本除了《宣言》正文及三篇序言，还增加了恩格斯未发表的两封信，这也是华岗译本的另一版本。1938年5月，《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在汉口再版，出版地从上海移至汉口，主要是与华岗工作变动及被捕入狱有关。1939年3月，《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由上海健全社再版，该版本内容不变，但署名为“彭汉文译”，这也是目前所见华岗译本的最后一种版本。该译本所处历史时期特殊，译本、译者都“隐姓埋名”，但该译本在上海、汉口多次再版，不但是苏区军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在当时国统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成仿吾、徐冰译本
1938年8月，成仿吾（1897—1984年）、徐冰（1903—1972年）合译的《宣言》译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译本从《宣言》的德文版译出，是我党在解放区组织翻译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也是首次从德文原版译介《宣言》。成仿吾于1928年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以德文版《宣言》为底本，参考英、法译本翻译过《宣言》，但译稿没有留存下来；徐冰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德国、莫斯科留学。1938年5月，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下设编译部，这是我党第一个马列著作编译机构。成、徐二人时任陕北公学校长及《解放日报》编辑，由于二人的留德背景，编译部选中他们合译德文版《宣言》，以期得到比转译自英、日译本更为准确的译文。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党中央在延安领导敌后战争，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武装与力量，已有的《宣言》译本难以为用，《宣言》新译本的出版迫在眉睫。成、徐二人将《宣言》分为两部分，成仿吾翻译前半部，徐冰翻译后半部，该译本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于1938年8月出版，书中除了《宣言》正文还收入三篇德文版序言，初版封面还配有德文书名“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同年9月，我党在武汉和上海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江淮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机构将该译本再版发行，其中，新文化书房出版的版本还首次刊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照片，即今天常见的马、恩标准像，这无疑对人们直观了解二人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各版本除竖版外，也有横排版，在语言和形式上更靠近现代书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译本还在1947年10月由中国出版社首次在香港出版，该版本由乔冠华根据《宣言》英文版校订，并在文尾附有“校后记”，落款为“一九四七，十月，乔木”。该版本作为“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在香港出版，至1949年6月，共发行三版。尽管高放[11]、陈加新[12]、陈红娟[13]等学者都将此版本视为独立译本，并对比查证该版本对成、徐原译本的一百多处改动。但本文认为此版本并不算独立译本，一方面，以英文版去校订译自德文版的《宣言》译本势必会存在语言偏差，这种校订的意义必不在译文理解的准确性，更多在于表达的顺畅性。正如乔冠华在“校后记”中所言：“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的校正并不足以说明原译者译错了，只是因为原译者太忠实于德文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而至于有使读者发生误解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版本更像是对原译本的润色，而非彻底的修正。另一方面，该版本的署名译者仍为成、徐二人，从传播史角度看，这应是成、徐《宣言》译本的不同版本。总之，成、徐译本在抗战时期传播甚广，不但在延安是干部的必读书目，还在国统区广为传播，甚至流传到日伪区，扩大了《宣言》的影响。
4.博古译本
1943年8月，博古（1907—1946年）的《宣言》译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博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苏联留学，他在延安创办主持《解放日报》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宣部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以大量出版马列原著，博古作为委员会成员，接受了根据俄文版《宣言》校译《宣言》新译本的任务。博古根据俄文版《宣言》对成、徐的《宣言》译本做了重新校译，除三篇德文版序言，又增译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且译法表达更接近于现代汉语。
该译本初版封面上除了标明原著者和出版社外，印有“博古译，《共产党宣言》校正本”字样。俄文版序言最初是马、恩二人用德文为《宣言》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不过俄国及前苏联出版的《宣言》俄译本都收录了该篇序言及三篇德文版序言，博古应该是根据俄文版将其译出。而且，博古译本不仅将《宣言》中恩格斯的加注增到21条，还首次将俄译本中的18条注释译出。该译本出版次年，即被中共中央列为高级干部必读的5本马列原著之一。该译本出版发行量极大，“不仅广泛流传于解放区，还流传于国统区、敌占区，仅我们亲眼看到的该译本的翻印本就有几十种，其发行量自1943年到1949年估计在上百万册”[14]。但这一数字或许存疑，因为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间，解放社出版的12种“干部必读”丛书，博古译本在这套从书中共印行9次，发行约18.1万册，加之之前所有发行的版次，“《宣言》博古译本出版数量大约为622500册”[15]。该译本版本众多，出版机构除解放社、各地新华书店、冀鲁豫书店、新中国书局、学习出版社外，还有我党军政机构如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华东区海军政治部等，地域分布更为广泛，涵盖全国十数个省市。总之，博古译本的出版发行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几个汉译本的总和，是新中国成立前印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宣言》译本。
5.陈瘦石译本
1943年9月，陈瘦石（1908—1976年）翻译的《比较经济制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作者是美国学者洛克斯（W.N.Loucks）和霍德（J.W.Hoot），1938年8月由美国哈普尔公司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宣言》收录为下卷第一个附录。该书作为“中山文库”丛书之一，由设在重庆白象街的“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上卷于1943年9月出版，下卷于1945年4月出版，因此，严格来讲，陈瘦石《宣言》译本的初版时间应为1945年。陈瘦石时任国统区资源委员会秘书，该译本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个由非党人士翻译的版本，也是国统区唯一出版的《宣言》译本。
陈瘦石《宣言》译本初版是作为《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下卷的附录被译出。当时国共关系愈趋紧张，蒋介石集团大肆攻击打压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都要无条件地禁止”[16]。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接译介《宣言》在国统区刊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声望，与政府关系密切，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出版了一些略显进步的书籍，《比较经济制度》就是其一。该书以“经济学思想文献”之名通过审查，成为国统区唯一“隐蔽”发行的《宣言》译本。如今，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陈瘦石《宣言》译本是翻印的单行本，上面没有注明出版时间和地点，只在封底左边印有一排小字“摘自比较经济制度”。该版本64开，竖排版，封面中间印有竖排的书名《共产党宣言》，左上部印有红星和中国共产党党徽，右部是“陈瘦石译”字样，全书用铅字印刷且纸质低劣。陈瘦石译本是所有《宣言》译本中发行量最少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国统区对报刊书籍的出版实行“管制”“封禁”，因此翻印出版及传播《宣言》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当时的解放区已有四个完整《宣言》译本，尤其是博古的《宣言》译本被定为“干部必读”书籍，所以即使陈瘦石的译本传到了解放区，也不可能替代已获官方认可的标准版本。该译本附在学术专著中出版，加之其阅读对象多为受过教育的学者和学生，这无疑在客观上丰富了《宣言》的传播路径和受众群体。
6.莫斯科译本
1948年，为了纪念《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出版了《宣言》百周年纪念版汉译本。该译本系按1848年德文原版译出，包括《宣言》正文和所有7篇序言，还添加了编者注，对《宣言》历次再版情况进行了说明。该译本没有注明译者，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集体翻译的成果。但从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1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卷末的“重印后记”[17]可知，谢唯真个人负责校译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译本，或“将百周年纪念版称为‘谢唯真译本’才更为准确”[18]。谢唯真（1906—1972年）早年被中共党组织保送到苏联学习，1937年开始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曾担任中文编译部主任，翻译过大量马列著作。该译本参考了之前国内出版的汉译本，语言流畅准确，更符合现代汉语规范。
该译本为竖排版，印刷和纸质都很精致，封面印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并列头像，中央有一颗红星，下面印有“百周年纪念版”字样。扉页上用红色字体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书名页前印有列宁和斯大林论《宣言》的文字，书名页后有马克思、恩格斯像各一页。1949年该译本在莫斯科再版，并于同年运送到中国，1949年11月解放社在北京再版发行了该译本，《再版例言》中说到：“本书本版是根据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所出最新中文版翻印的。”据王保贤考证，“很多报道和文章都说‘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是1949年年初运到中国的，而且从同年6月起，各出版社就相继重印该书。这一说法也是错的，中国最初出版的‘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就是上述解放社1949年11月的重排本”[19]。该版本出版后，“干部必读”书目中的《宣言》译本才由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代替了博古译本。“莫斯科译本”不但是当时内容最为完整、翻译质量最高的《宣言》译本，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取代其他译本广为流传，并为后来的编译局译本出版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6年，谢唯真从苏联回国后开始担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校审主任，这使得他校译的莫斯科译本在后来再版时被认为是编译局译本之一，但从译本传播溯源的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莫斯科译本”的再版及修订版仍属于该译本的不同版次，而非独立译本。不可否认的是，该译本出版发行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且译文更为准确流畅，为《宣言》译本的历史过渡及模式转换起到了重要的链接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后《宣言》汉译出版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宣言》的翻译出版更具系统性与规划性，从个人翻译行为过渡到国家翻译实践，从理论普及上升到学理探究，从溯源原著深化为译本阐释，《宣言》的出版传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宣言》译本经典化历程。这一时期《宣言》汉译出版主要分为三类：早期译本的修订及重译，编译局译本，少数民族及港台地区译本。
1.早期译本的修订及重译
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广泛传播，以平装、精装、丛书等形式再版印发十余次，北京时代出版社还依据该译本于1954年7月出版了《宣言》俄华对照版。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汉译两卷本，谢唯真对其中《宣言》译文做了校订；次年，苏联开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共中央编译局也随即着手翻译该版本，并在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收录了谢唯真的《宣言》校订版。1959年8月，人民出版社还根据此版发行了《宣言》的单行本，并多次重印，但其版权页上从未有过“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的署名。由此可见，“1958年译本不是编译局译本，而是唯真译校本”[20]，当时全国流传的《宣言》译本基本上是按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及后来的修订版翻印的，“这个印本很重要，但仍属于新中国成立前‘百周年纪念版’的修订版”[21]。
此外，成仿吾在新中国成立后两次修订了自己早年的译本。1953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出版了成仿吾的《宣言》校译版，该版本序言增加到7篇，修订工作由成仿吾一人完成，仍标注为“成仿吾、徐冰合译”，此版本是早期译本的修订再版，并不算新译本。1978年11月，《宣言》发表13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根据德文版《宣言》重新校译的版本。此版本修订至出版历时三年，成仿吾在中央党校的支持下成立了修订小组，除坚持以1848年德文版《宣言》为底本，还添加了大量注释，译文质量相比之前有很大提升。此版署名为成仿吾一人，且译文修改较大，因此，该版本可视为一个独立的新译本。
2.编译局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受到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并于1953年将两个机构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宣言》的译介出版开始进入有计划、有系统的传播，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出版的《宣言》译本统称为“编译局译本”。
编译局译本最早出版于1964年，是人民出版社于当年5月发行的供老干部阅读的大字本，这也是最早署名“中共中央编译局译”的译本，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宣言》该译本的单行本。从“校后记”中可知，该译本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译本为基础，根据《宣言》1959年德文版并参考英、法、俄文版本修订，同时参考了陈望道、成仿吾和徐冰、博古、谢唯真的译本，集体校订、集体定稿而成。该译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国内流传广泛且比较稳定的版本。此后在1978年、1995年6月及2009年12月，编译局又分别重新编译校订《宣言》的新译本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每个译本又由人民出版社或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纪念版或珍藏版。这些译本都是中央编译局集体翻译和定稿的，虽然内部人员在流动，但是编译局译本产生的流程与模式基本稳定，因此，尽管“中央编译局译本单行本版本群出现版次标识混乱的现象”[22]，但这些都是修订校译新版本的体现，以上四个译本及其翻印再版的各版次都可称为“编译局译本”系列。
当然不同时期编译局译本的修订变化也值得关注。仅注释数量就有不同的调整，而且修订校正也体现了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主题变化。目前，最新的《宣言》编译局译本收录在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2014年12月，人民出版社根据该译本出版了《宣言》的单行本，不仅收入7篇序言，正文前还有一篇很有分量的《编者引言》，且附录中收入了多篇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这也是迄今为止文献最多、质量最高的《宣言》译本。毋容置疑，编译局译本目前已成为《宣言》在中国流传最广、最为权威的汉译本，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编译局译本也将推陈出新，不断完善。
3.少数民族及港台地区译本
《宣言》百年汉译进程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宣言》的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及在港台地区出版的汉译本等。1955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成立，“下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七个翻译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七种民族语言版本”[23]。1971年，民族出版社用蒙、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文出版了《宣言》的少数民族语文本，后来还出版了彝、壮文的《宣言》译本。此外，1968年和1971年，上海和北京的盲文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盲文版《宣言》。这些译本并非译自外文版《宣言》，而是译自同期流行的《宣言》汉译本，因此，也是《宣言》汉译的延伸与拓展。
1969年，台湾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党原始资料选辑》（第一集）收录了《宣言》，“这是目前为止在台湾地区见到的最早公开出版的全译本《宣言》”[24]。据高放考证，近年在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还出版过至少6种汉译本。[25]其中，1998年香港新苗出版社、2003年台湾启思出版社、2005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宣言》译文都是根据中央编译局1995年译本修改而成，台湾《当代》杂志1998年发行的“《共产党宣言》150年专辑”中的译本也是根据1958年谢唯真译本修订而成。2001年7月，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唐诺翻译的《宣言》译本，这是一个中英文对照版，书中附有译者所写题为“先知的文件”的说明，长达88页。2004年6月，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还出版了管中琪、黄俊龙译自德文的《宣言》译本，作为该社“人类的经典”丛书第34种。此外，2014年，麦田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地区《宣言》的最新自主译本；同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的最新版《宣言》译本。港台地区《宣言》的出版传播有限，但这些译文是《宣言》汉译传播的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
总之，通过以上梳理可见，百年来《宣言》在不同时期由不同译者经不同源头译入中国，《宣言》各译本的更替及众多版本版次的发行重印，一方面见证了国人不断深入理解阐释《宣言》思想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同命运、共成长的中国化传播历程。《宣言》的百年汉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立足的缩影，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与重生的典范。
二、《共产党宣言》百年译介传播脉络
《宣言》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是以译者为主体、以出版发行组织为依托、以时代需求为导向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建构起《宣言》翻译、传播及其中国化的“三位一体”关系。
（一）以译者为主体的《宣言》翻译
译者是《宣言》翻译的主体，译者的立场与觉悟影响其翻译策略，同时，《宣言》翻译实践反向塑造译者甚至读者的身份认同。百年来，《宣言》译者由个体到集体、由进步知识分子到中共党员、由早期马克思主义探索者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与实践者，见证了经由翻译不断深入探索《宣言》思想的译介过程，也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伴随《宣言》翻译的成长与发展历程。
《宣言》在中国的传播以翻译为起点和载体，译者的翻译选择及概念阐释决定了《宣言》在中国的话语体系建构。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准确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还要精通英语”[26]。可见，《宣言》的译者们除了具备语言能力，还需再现原作风格，同时，其翻译策略还受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及其赞助人影响。百年来，《宣言》汉译经历了从日、英译本间接转译到直接译自德语原著，从只译《宣言》正文到译出全部序言，从译名术语的个性化表达到统一、明确的体系化建构的过程，译文质量不断提高，体现了《宣言》翻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时兼顾译文的‘可接受性’和‘充分性’，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注重译文的‘充分性’的过程”[27]。《宣言》翻译曾受共产国际的支持，并在中共的组织与领导下持续推进，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中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部分。尤其进入新时代后，《宣言》翻译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是国家规划的集体行为，《宣言》话语体系渐趋稳定并呈现大众化趋势，其“学理性”探究与“实践性”应用并重，深刻影响并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体系的话语建构。
（二）以出版发行组织为依托的《宣言》传播
出版发行组织是《宣言》传播的依托与媒介。《宣言》汉译传播推动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出版机构的发展，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及影响力。
陈望道《宣言》译本完成之初曾面临无处刊发的问题，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受经济问题制约及出于政治考虑，无意出版这种进步书籍。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陈独秀等人建立了小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发行出版了首个《宣言》汉译本。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从此拉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出版《宣言》等马列著作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和国统区建立众多出版发行机构，积极推动了《宣言》的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批准下建立了中央编译局这一专门机构负责译介出版马恩著作，《宣言》的出版传播也更全面、更深入。
《宣言》在中国的出版传播有赖于现代书报的影响，“这不仅在于传递内容，更在于形塑民众接受外界信息时的倾向”[28]。而且，出版发行机构还适时刊发图书广告，推介《宣言》译本，这无疑都扩大了《宣言》的受众传播范围。百年来，《宣言》的不同译本、诸多版次的出版发行，及至当代从单行本到收录入马恩全集和文集，再到各种形式的《宣言》注释研究本，可以说《宣言》的传播有体系、有规模，其出版发行“是中国编译出版史上的一个高峰，也是我国出版技术迅速提高的标志”[29]。《宣言》的传播离不开出版发行组织的策划与推动，而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宣言》的出版传播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三）以时代需求为导向的《宣言》中国化进程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0]。《宣言》能在中国被不断重译正是因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契合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诉求与展望，在反复阐释中建构并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系。
《宣言》的百年译介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及成长为执政党的历程相伴相形。《宣言》首个汉译本影响并培养了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宣言》各译本为成长中的共产党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信念，并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马恩著作的译介主体是中央编译局等专业机构的专职译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迫切要求”[31]，由此，《宣言》译本具有政治上、学术上的权威性，成为执政党的理论旗帜。
此外，《宣言》的百年译介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宣言》首个汉译本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运动的新思想，充当着文化启蒙与实践引领的角色，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及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宣言》思想重心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且每个阶段《宣言》译本的修订“都是建立在国家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较大发展基础上”[32]。总之，《宣言》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也是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实现其中国化的历程，《宣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并在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的时代发展也必将赋予《宣言》新的内涵与使命。
三、《共产党宣言》汉译的历史担当与时代价值
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精神镜像。《宣言》百年汉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成长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坚定信念、开拓创新的博大情怀。正如习近平所说，《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常读常新。《宣言》的每个译本都曾肩负历史担当，而今重读《宣言》更见其时代价值。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浓缩精华，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理论指导，为中国革命指明前途。从没有序言、间接转译的首个汉译本到今天的《宣言》权威译文，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语境下解读《宣言》思想，探索其普适性的理论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是《宣言》思想在中国的新发展，也是共产党人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坚守信念的新航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33]《宣言》的译介出版关乎学习、研究、发展其思想的成效，更关乎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建构。《宣言》的百年译介传播印证了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焕发新生的特质，展望未来，《宣言》必将继续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以其民族性见证其世界性，开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5.
[3]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宣言》片段初入中国载于1899年《万国公报》121和123期刊载的《大同学》一书的章节译文,但经笔者考证,《大同学》译自1894年出版的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所著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一书,原书中脚注及参考文献都未提及《宣言》,而是反复提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资本论》,因此不能断定书中所引马克思主义思想源自《宣言》,但这无疑是中国最早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片段｡
[4]关于《宣言》在1920年前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情况,可参见:方红,王克非.《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J].外国语文,2011(6).
[5]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8-19(6).
[6][10]杨金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55,58.
[7]佟景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版本考证及实践影响[J].出版发行研究,2015(10):104.
[8]范强鸣.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19-35.
[9]陈红娟.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释[J].中共党史研究,2016(3):83.
[11]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2):5.
[12]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8):128.
[13]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2):78-79.
[14]杨金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61.
[15]张远航.《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文本溯源与传播新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1):74.
[16]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下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578.
[17]原文为:“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有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纪涛､杜章智､张企､屈洪､尤开元五人在苏联同志乌拉洛娃和索洛维也夫协助下集体译出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44.
[18]谭渊.《共产党宣言》汉译历史与译本演变[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5.
[19]王保贤.《共产党宣言》“莫斯科百年版”译本的几个问题[N].中华读书报,2011-08-03(14).
[20]王保贤.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4):114.
[21]杨金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65.
[22]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2):82.
[23]葛艳玲.管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及当代意蕴[J].临沂大学学报,2014(1):65.
[24]张守奎.《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J].现代哲学,2019(2):14.
[25]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2):3-7,17.
[26]林放.科学的态度严谨的译风——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的学习札记[J].中国翻译,1985(5):3.
[27]王传英,田国立.马恩著作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的社会学分析[J].河北学刊,2017(2):196.
[28]张国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出版:基于传播学视角的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5):189.
[29]孙玉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J].新闻出版交流,2003(4):51.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31]王传英,田国立.马恩著作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的社会学分析[J].河北学刊,2017(2):196.
[32]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2):82.
[33]杨金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头一瞥——从《共产党宣言》重要语句的中文翻译说开去[J].党的文献,2011(6):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