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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英译出版及其跨文化交流考察

2020-07-11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
  【作 者】刘火雄: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暨出版研究院

  【摘 要】在毛泽东诗词英译出版发行谱系中,外文出版社1958年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976年版《毛泽东诗词》,以及聂华苓、许渊冲等"学人译本"各有其版本价值。前二者的出版发行,呈现出鲜明的"集体协作与联动"模式,中外学人的英译实践,客观上丰富了毛泽东诗词英译的文献资源,推动了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出版连同其日文、法文等语种文本的发行,建构起毛泽东作为国际知名诗人的形象。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英译出版;学人译本;跨文化交流;诗人形象

  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以诸多新奇的意象、语汇及艺术手法,拓展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力、感染力,历经时间的沉淀后,文学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美誉度。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请人给自己写过一幅《沁园春·雪》的汉字书法作品张挂在家里。[1]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曾表示,他喜爱毛泽东的许多诗词,其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的情感以及深刻的哲学思想。[2]古巴知名诗人尼古拉斯·纪廉访华时,中方译者问他该如何向毛泽东介绍头衔,“老人毫不犹豫地高声说,诗人,这是最美好的头衔,毛主席本人就是诗人”。[3]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毛泽东研究组副组长吴正裕考证,迄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真正属“旧体诗词”范畴的为数78首。[4]尽管总量并不居多,但毛泽东的许多诗篇早已为世人所耳熟能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国内外以毛泽东诗词为主题的各类注解本、译本、选本等,正式出版的已数以百计,建构起世界诗坛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综合权衡文献种类、发行面、接受影响等相关变量,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5]较之于法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语种外译作品更具样本意义。其中,“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合译本”“威利·巴恩斯通译本”“赵甄陶译本”“林同端译本”“许渊冲译本”“辜正坤译本”,以及外文出版社版《毛泽东诗词》(MAO TSETUNG POEMS),均各有代表性。尤其是外文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在编辑出版、发行推广及国际影响等方面别具一格,因而常被学界、坊间称为“官方定本”(或“官译本”)。[6]上述译本受到部分学人关注:何明星主要梳理了毛泽东诗词英译、俄译等外译本在国外的流传情形,只是略偏于概述式介绍;[7]张智中、李崇月等分别从“英译比较”等视角,对毛泽东诗词主要英译本作过分析。[8][9]其他类似成果大多集中于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策略”及各自译文优劣的对比解析层面,对“官方定本”、聂华苓等“学人译本”出版学维度的考察尚有拓展空间。基于上述情状和已有成果,本文参证叶君健、许渊冲等人的回忆文献,力求更全面地还原毛泽东诗词典型英译本的生成机制、流变及其跨文化交流接受效果。

  一、《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英译本的出版

  毛泽东较早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诗词,当属由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中译介的《七律·长征》。20世纪30年代,该书在欧美出版后,接连再版,斯诺称毛泽东“不但能领导远征,而且能创作诗词”[10],并附上了《七律·长征》的译文。20世纪40年代,对于毛泽东诗人形象的建构,英裔美国作家罗伯特·佩恩(一译“白英”)等同样发挥了作用。曾执教于西南联大的佩恩前往延安搜集过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他在《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向国外读者译介了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外对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总体较为零散。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大陆有组织的规模化译介活动应运而生。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七律·长征》《浪淘沙·北戴河》等旧体诗词18首。苏联《文学报》《外国文学》等报刊随即刊载了俄文版毛泽东诗词作品。当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单行本,该书由《诗刊》主编臧克家讲解、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室编辑周振甫注释,首印12万册。臧克家、周振甫后来均曾致力于毛泽东诗词的普及推广工作。臧克家所著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周振甫的论著《毛泽东诗词欣赏》,至今仍在流传。

  毛泽东诗词作品在国内外的发表、出版引起了《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副主编叶君健的关注。《中国文学》杂志作为当年对外传播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扇窗口,“订户和读者主要分布在亚非等第三世界”,后来逐步拓展到欧美,“刊物发行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12]经外文出版社英文组负责人于宝榘协助,叶君健等于1958年完成了18首毛泽东诗词的初译,并刊于当年《中国文学》第3期。经由《中国文学》推广后,毛泽东的诗词在国外已有一定的传播面了。

  外文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Mao Tse-tung Nineteen Poems)英译单行本,称得上是对《中国文学》所刊毛泽东诗词的“图书化”。该书增补收入了刊于1958年《诗刊》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由戴乃迭翻译,由此构成“十九首”篇目。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古诗十九首”为知名篇目,《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专门点出“十九首”之名,固然是所选篇目数量的体现,此外或许也有彰显其“经典”价值的寓意。该书封面书名中英文对照,书中正文(含注解)全为英文;其《出版说明》称书中前18首作品的“译者”为安德鲁·波伊德,目前论者多认为波伊德承担的是“译文润色”工作,之所以如此标注,有可能基于弱化中方色彩而便于国外人士接受译本考量;该书注解内容参考了周振甫注释、臧克家讲解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并于版权页明确标注。

  不难看出,《毛泽东诗词十九首》英译本实为集体成果。这种组织内的“集体协作”模式在后来译介出版“官方定本”时得到延续,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历时更久。并且,《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成了“官方定本”同题诗词作品英译的“文本雏形”,因为一些译文被直接沿用,有的词句则进行了增删修订,译文普遍更为简洁。

  二、《毛泽东诗词》(“官方定本”)的出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诗词作品陆续被整理、发表,英译出版工作相应跟进。及至1962年,经叶君健提议和推动,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袁水拍任组长,[13]“乔冠华、钱锺书和我为组员(兼做小组一切事务性的组织和联系工作),任务是修订或重译全部毛诗,最后出单行本”[14]。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成员有丰富的编辑、宣传、外事工作或翻译经验,互补优势明显。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发《毛主席诗词》,共收录诗词37首,其中新增《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10首未刊作品,该版本“平装”首印50万册,“线装”3万册,影响一时。为了全面修订旧译,增加毛泽东新作新译,毛泽东诗词英译小组成员增补赵朴初,由此形成了袁水拍、乔冠华、钱锺书、赵朴初、叶君健“五人小组”格局,并请美国专家艾德勒等协助译文的润色。[15]“五人小组”组建后,毛泽东诗词修订及英译工作继续推进。《中国文学》1966年5月号上刊载了毛泽东10首新诗词的英译文。1966年10月,中国外文局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审批《毛泽东诗词》英文版37首本的译文、中文注释、出版说明及装帧设计样本问题,但由于中国时局变动,毛泽东诗词英译和旧译修订的“整个工作停顿下来了”[16]。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整个访华期间,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中美双方政治互动的“媒介”。[17]游览长城时,面对北国风光,尼克松征引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应景,并表达了希望获赠英文版《毛泽东诗词》的意愿。外交部相关人员知会外文局,但外文局在图书馆、书籍室均找不到旧版样书。尼克松对毛泽东诗词颇为热衷,为促成“官方定本”的尽快诞生提供了契机。

  其后,袁水拍、钱锺书等人均从各自下放的“干校”重新返京,继续进行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相应地,叶君健写了汇报材料提交给外文局负责人,论及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等10种海外译本的得失优劣,并提及某些版本存在“抄袭”之嫌,进而认为出版毛泽东的诗词英译本已刻不容缓。

  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这两首新作被纳入英译本出版规划中,从而在原有“37首诗词”基础上,确定了“官方定本”为“39首诗词”的基本内容。中国外文局随即根据中宣传部指示要求,成立了包括法文、德文、俄文、世界语等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翻译班子,办公地点设在友谊宾馆,其中,除日文版出“42首本”外,其余各文种均出“39首本”。[18]多方的组织保障与协作,促成了《毛泽东诗词》的顺利出版。

  197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官方定本”五种版本即将面市的消息,包括小8开特种精装(甲本、乙本)、28开(精装本、平装本)和50开袖珍本。其中,“特种精装”本采用紫红丝绸烫金字封面,平装本封面采用银白色梅花底纹。“官方定本”的出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毛主席的三十九首气魄雄伟的诗篇,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波澜壮阔、天地翻覆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具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和巨大的革命鼓舞作用……”[19]“官方定本”总印数310448册,28开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同时发行,随后向国外发行。[20]《中国文学》同样刊发了“官方定本”出版的书讯。毛泽东、尼克松均收到了带有丝绸织锦函套的精装本,之后外交部长乔冠华又将“官方定本”作为“外交礼品”带往联合国。[21]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39首)英汉对照本当月付印,随即国内外公开发行。该书采取双单页英语、汉语对照的方式排印,因其英文依据“官方定本”排印,可视为后者的“变体”。至此,以“官方定本”为蓝本的英译出版发行掀起新一轮热潮,成为许多人缅怀毛泽东的纪念读物。同年9月,中国国际书店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展出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5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诗词作品,受到读者青睐。[22]英国国家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等均藏有“官方定本”。在坦桑尼亚,“《毛泽东诗词》等书已销售一空。购买这些书的人当中有学生、工人、政府官员、军人等”[23]。

  从1958年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到1976年版《毛泽东诗词》,中国外文局旗下外文出版社和国际书店承担了主要的编译出版和国际发行工作,中宣部、文化部同样进行了组织协调,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则参与宣传推广,并在当年技术条件下,实现了“图书出版、报刊译介(报道)、国内外书店经销”联动。“官方定本”更是成为日文版、法文版等外文版的“蓝本”。1978年9月,外文出版社推出《毛泽东诗词》(39首)法文版、德文版。

  三、毛泽东诗词“学人译本”的译介出版

  “官方定本”之外,聂华苓、威利斯·巴恩斯通、许渊冲等中外学人基于各自的翻译实践,推出了个性化的英译本,这些“学人译本”客观上丰富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资源。不过,在翻译缘起和译介策略的选取等方面,“学人译本”与“官方译本”旨趣有别。

  早在1972年,由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夫妻合作翻译的《毛泽东诗词》(Poems of Mao Tse-tung)便在纽约出版了精装本和平装本,出版方分别为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及戴尔出版公司。译本《前言》称毛泽东的诗词极可能已发行了5700万册,这几乎相当于有史以来所有英语诗人全部作品的总和。[24]聂华苓素有文名,她的丈夫安格尔也是一位诗人。两人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起创立“国际写作计划”,参与过交流的知名小说家、诗人有丁玲、萧乾、王蒙、郑愁予、艾青等。两人动念翻译毛泽东诗词,主要基于赴美后对毛泽东诗词的阅读和喜好,而非其他政治性目的,“纯属自娱自乐,也没想过发表”[25]。聂华苓试笔翻译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等诗词,译介时参考了斯诺、佩恩的作品以及外文出版社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等,译稿继而被出版社看中,译作由此得以顺利出版(含精装本和平装本),后又推出法文版。

  相较于聂华苓而言,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诗人威利斯·巴恩斯通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对毛泽东诗词产生兴趣。毛泽东生前与柳亚子有诗词唱和。翻译毛泽东诗词期间,巴恩斯通从柳亚子哲嗣柳无忌(曾执教于印第安纳大学)那里获悉了有关柳家的一些信息。应柳无忌之请,巴恩斯通于1972年访华时,特意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柳亚子墓前献花,[26]由此留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互动的一段佳话。因为在求学阶段曾向罗伯特·佩恩探讨、请教过与毛泽东诗词有关的议题,巴恩斯通后来将自己出版的译作题献给前者。翻译家许渊冲早年不但翻译了毛泽东正式发表的诗词,就连一些一度“传抄”的作品也进行了译介。他还将译稿寄转朱光潜请教,得到后者认可。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中译出版社(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许渊冲所译的《毛泽东诗词选》,颇受欢迎,2015年推出的“纪念版”在两年内加印至第三次。

  聂华苓、许渊冲等人基于自身兴趣的译介出版活动,客观上丰富了毛泽东诗词作品英译本种类。“官方定本”“聂华苓、安格尔合译本”采取散体译文翻译,“许渊冲译本”“辜正坤译本”则以“韵体”形式英译,试图保存格律方面的特色。许渊冲认为,在注重“意美”“音美”的前提下,可以从句子长短、对仗等方面传达毛泽东诗词的“形美”,“我希望《毛泽东诗词选》新译本的问世,会有助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欣赏中国诗词的意美、音美和形美”[27]。同样,“辜正坤译本”除采取中英对照形式、增加注解“副文本”以外,中文还一一标注汉语拼音,且为繁体字。作者认为,繁体的象形汉字或许更有助于激起生动的诗意联想。[28]聂华苓、许渊冲、辜正坤等学人的毛泽东诗词译本受到青睐,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他们跨文化译介的“认同”与“归化”的策略和实践。

  四、余论

  毛泽东诗词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影响,自然源于其作品本身蕴含的文艺价值。从《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官方定本”、聂华苓等“学人译本”的生成机制和发行影响来看,“集体协作与联动”模式促成了毛泽东诗词的流传与对外传播,知名译者(学人)的译介传播活动则更为个性化和灵活,且多少带有一定的“名人效应”。这些历史经验足以显示:以党政领导人极具个性的优秀作品为媒介,容易引发共鸣,从而有助于推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乃至外交合作。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出版及其他语种的外译传播,建构起他在世界范围内的诗人形象。在英美学者迪克·威尔逊、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相关传记和研究中,都曾征引毛泽东诗词展开立论。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人”,这甚至超出了他作为“国家主席”所代表的意义。[29]时下,毛泽东的诗词及其“本事”已基本定型,并由此催生了多种代表性英译本。在此基础上,译者、出版方、传播者如能博采众长,通过集注、图文搭配、多语种版本并出等方式,或融入新兴数字出版技术,重新整合资源(如毛泽东诗词的谱曲演唱视听作品),或许便于推出更多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精品,这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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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文所论“英译本”主要指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且公开出版发行的英文版或中英双语对照本,其中收录的诗词均为毛泽东创作并经中外译者英译,而不含其他作家诗词的作品集。

  [6]为便于论述的简洁,以下涉及“外文出版社1976年版《毛泽东诗词》英译本”时,如非直接引语等情形,均简称“官方定本”。

  [7]何明星.毛泽东诗词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6-30(9).

  [8]参见张智中.毛泽东诗词英译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9]参见李崇月.毛泽东诗词对外译介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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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许渊冲.原译序[M]//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24-27.

  [28]Gu Zhengkun.Poems of Mao Zedong:With Rhymed Versions and Annotations[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3:20.

  [29]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M].张会才,程麻,卢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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