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方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常规学科必然有其学科范式。对处于"前学科"时期的出版学，加强学科自身的范式研究非常重要，它能规制学科发展，助力学科走向成熟。文章阐明了库恩范式理论应用于出版学科范式研究的可行性，指出"学科独立性"和"学科共同体"是出版学科范式的两大学理基础，建构了出版学科范式构成的内容体系，并逐一分析阐释了构成这一内容体系的"核心概念""价值取向""经典范例"和"方法论"各要素的含义和价值。
【关键词】出版学；出版理论；学科范式；学科基质；研究范式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 S.Kuhn）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简称《结构》）的出版，将“科学范式”（Paradigm）一词推向了神坛。今天的科学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科学史研究，乃至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涉及学科基础理论或方法论时，言必称“范式”。事实上，“科学范式”只是库恩“科学革命”理论的“副产品”，是支撑其“科学革命”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范畴。“科学革命”理论的奠基之作《结构》出版后，“科学范式”引发的学术影响甚至远盖过了“科学革命”理论本身。“科学范式”的“火爆”虽不能说是库恩栽下的“无心之柳”，但其“火爆”的程度却绝非库恩“意料之中”。应该说，库恩“科学范式”本身也自成体系，其意义或价值不在“科学革命”理论之下，所以有“范式理论”之称。库恩的“范式理论”在科学史上的确有着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对科学发展具有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科学有“科学范式”，作为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学科同样也有一个范式问题，即学科范式。对处于“前科学”阶段的出版学而言，其学科范式尚处于形成之中，至今还在为生存而战，学科共同体为学科建设疲于奔命，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出版学科发展以及争取科学界的认同，或许有某些参考价值。基于这一朴素的认知，笔者不揣冒昧，拟就出版学的“学科范式”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范式”的含义、应用及其对出版学的启示
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大致可以这样表述：常规科学有其共同体普遍认同的“学科范式”，科学活动就是在此范式下得以运行；当既有“科学范式”难以解决科学中的新问题时，“范式转换”就成为必然；“范式转换”将直接导致“科学革命”的发生，经过科学革命，“常规科学”就演变为“新的常规科学”，新的科学范式得以产生。[1]可见，“科学范式”不仅是与科学革命相关的，而且还是科学活动的一种规制机制。它对科学革命以及科学活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规制作用。
这里我们不妨简要介绍一下“范式”含义、“范式”在科学活动中的应用及其对出版学的启示。
（一）“范式”的含义
到底什么是“范式”或“科学范式”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在《结构》的第一版中，因其使用语境的不同，“范式”含义也不完全相同。英国学者玛斯特的统计显示，库恩在《结构》中对“范式”一词有21种不同的用法。[2]既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援引者就只能自行解读了。结果，解读变成了“误读”，甚至还有刻意曲解库恩本意的。由于“范式”概念被广泛“误读”，库恩在《结构》第二版的后记中专门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将“范式”与“科学共同体”联系起来，并用解释学的方法定义了这两个概念。“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3]甚至试图用一个全新的术语“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来代替“范式”一词。然而，这样的矫正并没有带来多大助益，“范式”这个词依然在不同的领域被时髦地使用着。感觉对“范式”的使用已经失去了控制，库恩自1969年之后就很少再使用“范式”这个术语。[4]
那么，到底什么是范式呢？我们不妨从现有研究成果中摘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供大家自行判断。这些观点包括：
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5]；是“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6]；是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科学实践活动的一套认知规范[7]；是“学科基质”，即一个学科的符号概括、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价值和范例[8]；是“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9]，等等。
除进行描述式的界定外，库恩还详细罗列出了范式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是：信念、世界观、行为规范、科学成就与科学理论、教科书或经典著作、符号、科学仪器和设备。当他试图以“学科基质”代替“范式”时，他同样罗列出来“学科基质”的构成要素，分别是“符号概括”“信念承诺”“价值”和“范例”四项主要内容。[10]当然，弄清了“范式的构成要素并不等于理解了范式本身。范式并不是诸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意义远远超过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11]。
应该说，通过上述这些定性的概念描述以及组成要素的罗列，“范式”的基本含义应该大致是清晰的，即“范式”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的，对科学发展具有规范意义的一系列科学要素，如核心概念、信念承诺、行为规范或范例等。
（二）范式的应用
在库恩看来，范式是科学的范式，科学是范式中的科学。科学总是在一定的范式中发展和进步的，范式则是伴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形成并实现转换的。范式对于科学发展意义重大，没有形成范式的“前科学”应努力完善和建立学科范式体系；业已形成范式的“常规科学”则应该在范式框架内开展学术科研活动，遵循范式的规范性要求；当范式难以适应学科发展时，就应该寻求建立新的学科范式，确保学科的更大发展。
建立和完善学科范式体系，是处于“前科学”阶段的学科发展的需要。从范式理论视角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科，具有完全不同特点和学科发展诉求。学科处于“前科学”阶段，往往表现出与“常规科学”格格不入的诸多特征，如学科研究对象不明晰、学科边界模糊、研究内容不系统、学科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尚未形成、学科的社会认同度低。基于这样一些特征，其学科发展的核心诉求是要凝聚学科共同体的共识，找准学科发展定位，提升学科发展水平，推进学科尽早进入常规学科发展阶段。建立和完善学科范式体系，提升学科发展的规范化水平，正是适应处于“前科学”阶段的学科发展特征、满足其学科发展诉求的有效举措。建立和完善学科范式体系，有利于学科共同体凝聚共识，促进学科精准定位，助益学科进入新的常规发展阶段。
遵循学科范式的规范性要求，则是“常规科学”发展的需要。“常规科学”业已形成体系化的学科范式，其核心概念、价值取向、经典范例和方法论体系完备，学科发展在既有的范式框架中运行。对处于“常规科学”发展阶段的学科而言，学科共同体成员完全按既有范式框架开展学术科研活动，严格遵循既有学科范式的规范性要求。
当常规学科出现科学危机时，既有范式就可能制约学科的发展，产生科学危机，因此，寻求范式突破，实现范式转换，完成科学革命，建立新的学科范式，学科得以进入新的常规学科发展时期，从而实现学科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可见，对任何学科而言，都存在着一个学科范式的建立（含完善）、遵循和突破并建立新范式的循环与螺旋上升的过程。学科的发展阶段是必须与范式的演化过程相匹配的。学科发展阶段与范式的错配，将严重影响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三）对出版学科的启示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在自然科学，还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表现出良好的学科发展指导意义。对出版学科发展而言，范式理论显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首先，出版学科共同体应该充分认识库恩范式理论的普适性及其对出版学科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范式理论虽然主要是基于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却是不分学科的，对出版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仍然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其次，出版学科共同体应该认清出版学科所处的“前学科”发展阶段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及学科发展诉求。出版学科现阶段的任务是努力建构体系化的学科范式。我们既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以遵循，更没有突破既有范式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共同体成员共同努力，不断凝聚共识，促成出版学科范式的早日养成。然后，结合学科建设实践，积极探索养成出版学科范式的路径和策略。对于出版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问题，聂震宁先生[12]、周蔚华教授[13]、吴赟博士[14]、王鹏飞博士[15]等都有过相关呼吁，但对如何建立或养成出版学科的范式问题还很少有所涉及。
二、出版学“学科范式”的学理基础
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着眼于整体科学发展史，但它仍然具有指导具体学科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学科虽然是一个领域概念，指向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围，但它毕竟是整体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科学发展演进的一些特征或规律，在具体的学科发展演进过程中也应该会有所体现。
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出版学虽然具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同样具有整体科学和其他独立学科所共有的共同属性与特征，自然也应该遵循整体科学和其他独立学科所普遍遵循的发展演进规律。
目前，出版学科尚处于库恩定义的“前科学”阶段，离“常规科学”尚有一定距离。库恩关于“前科学”发展阶段的相关理论正好适用于当下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其关于“常规科学”发展的理论，对出版学科的发展也具有某些启示作用。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库恩“科学范式”中支撑科学发展的两大理论基础，即“学科独立性”和“学术共同体”，对出版学科发展的启示或意义。
（一）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
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是一个科学史命题，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哲学层面，但从实践上看，其学科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它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建设应该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其范式理论虽在很多方面颠覆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发展理念，但是，传统科学哲学追求学科独立性的这一核心诉求，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或继承。
在《结构》第二版中，鉴于其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广泛“误读”，库恩专门做了一些澄清和补充论述，特别强调了其理论的学科指向性。一是明确了科学革命中“学科”概念。他曾试图用一个全新的术语“学科基质”来代替“范式”这一被广泛“误读”的概念。在“学科基质”这个新的概念中，“学科”取代了“科学范式”中的“科学”。这一变化表明，科学革命的发生不仅仅是针对整体科学而言的，同时更是针对具体学科的。二是进一步强调了“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学科专业范畴。他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它们都经历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学科的界限，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16]。从“学科基质”中的“学科”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学科的界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的范式理论并非一个笼统的科学史概念，而是具有其现实的学科建设指导意义的。
眼下的出版学科建设问题，其核心就是一个学科独立性不足的问题。我们在文献调研时发现，在关于出版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大多都意识到了编辑学、出版学或编辑出版学等的学科独立性不足的问题。如刘兰肖指出，当前我国“出版学专业尚不具备独立地位”[17]。赵树旺教授指出，“编辑出版学还远未获得其学科独立性”[18]。田建平教授等指出，“把该学科（指出版学科，作者注）纳入传播学的门庭之中，从而抹杀了该学科自身的独立性”[19]，等等。可见，学科独立性问题业已成为困扰出版学发展的痛点或瓶颈。
学科的不独立使得出版学科长期游离于新闻传播学、文学、图书情报管理等不同的学科门类之间。对这些性质全然不同的学科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出版学科的自我发展，影响了其自身学科范式的养成，滞后了其迈入“常规学科”的发展进程。
客观地讲，无论是从出版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版现象”应有的社会地位，从出版业所履行的文化与经济功能，还是从其学科研究所奠定的学术或理论基础来看，出版学科基本满足了库恩“科学范式”或“学科基质”之规定性的条件或要求，完全具备了成为独立学科所必须的主客观条件。现在最紧迫的问题，已开始从学科共同体的共识转向了“官方”的认可。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成了出版学科获得学科独立性难以逾越的最后一道“门槛”。然而，要跨过这道“门槛”，单靠出版学科共同体显然是力有不逮的，还需要出版主管部门的努力方可玉成。这算是库恩范式理论强调学科独立性对出版学学科建设的一点启示吧。
（二）出版学的学科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是英国哲学家布朗依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这样的一个群体就称之为学术共同体。[20]其价值在于，他强调科学活动是一个群体的共同事业，需要大家围绕着共同的信念、价值和规范开展工作。库恩继承了布朗依的这一学术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范式理论中，与“科学范式”一道共同支撑着其“科学革命”的理论大厦。“科学共同体”是“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逻辑前提和科学的社会基础”[21]，是库恩范式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可以说，没有“科学共同体”，也就无所谓“科学范式”。
出版学的“学科共同体”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出版学科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且其成员的规模或体量还相当可观，但其向心力和凝聚力尚显不足。要达到库恩对科学共同体的要求，出版学科共同体还应在其向心力和凝聚力方面做文章。我们的研究发现，出版学科共同体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养成还面临着两个的困难。其一，学科发展阶段的问题。出版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尚处于库恩定义的“前科学”时期。在“前科学”阶段，各种假说和理论相互排斥，各种学派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信念。处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出版学科的学术建制尚不完备，学科共同体也不成熟，凝聚力或向心力也相对较弱，对学科发展的规制能力也较为有限。其二，学科共同体成员的背景问题。出版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出版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具有的复杂的从业背景。在当前相对松散的出版学科共同体中，其成员的构成异常复杂。至少涉及出版业界成员、出版学界成员和非出版领域的出版学研究者等三种不同的从业背景。在出版业界和学界成员中，业界成员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界与业界成员的比例严重失调，学界成员的话语权和话语声量相对较弱。这在当前我国出版学科的各类学科建制构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出版领域的出版学研究者主要来自新闻传播学界、文化产业界、文献学等领域，他们则更多带有原学科或行业“烙印”及诉求，学科价值取向多元。在这样一个学科专业背景结构复杂、组织松散的共同体中，期望短期在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方法论等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显然并非易事。[22]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出版学科需要花大力气强化其学科共同体的建设。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具有较强凝聚力或向心力的学科共同体，出版学科建设恐怕就只是一句空话。从科学史的角度看，虽然历史上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主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是，“二战”以降科学发展的建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在助力科学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作用。考虑到出版业在意识形态领域、文化强国战略、学术科技传播、大众文化消费等方面的重要社会功能，出版行业主管部门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促进出版学科共同体建设方面有所作为。这应该看作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强调“科学共同体”对出版学科建设的另一个启示。
三、出版学“学科范式”的内容构成
既然科学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23]，我们也可以将出版学的“学科范式”理解为出版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这种所谓共有的东西，当然是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现象”及其他基本学科问题的共性认知。这种共性认知对出版学科共同体成员的学术科研活动有某种程度的规范作用。出版学科范式一旦形成，学科共同体成员就应遵循它，并在该范式框架内开展出版学术科研活动。
出版学科范式的内容构成虽然可以参考库恩的范式理论，但却不必拘泥于它。因为库恩著作的导读者伊安·哈金（Ian Hacking）本身就讲过“范式不是死的框架，而是活的可以完善的模式，是具有弹性的一套结构，由多种元素构成”[24]。我们认为，出版学科范式大致可以包括出版学科的核心概念、价值取向、经典范例和方法论等内容。
（一）内容要素之一：核心概念
库恩“科学范式”中的“符号”和“学科基质”中的“符号概括”，蒋楼等[25]将其理解为那些已经在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普遍共识和达成一致的，并且很容易用逻辑形式表达的“公式”或自然科学中可以符号化的概念或范畴，但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因为概念才是“学科基质”的第一种要素。
对一个学科来讲，概念是最基础的范畴，是关于学科研究对象认知的最精炼的概括，也是学科共同体交流对话得以实现的最基本学术单元。“将现象（过程）概念化，是理性思维、直觉洞察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理论、哲学创造中最关键的一步。命名过程就是创造过程。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只能用本质上的新概念来建构。”[26]因此，出版学科范式的培育，最首要的问题便是核心概念的凝练，或者说实现核心知识的概念化。
然而，在出版学研究实践中，核心知识的概念化却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研究表明，出版学的一些核心概念仍然未被清晰界定，需要重新定义。如吴赟博士指出，“出版”“出版业”“阅读”等基础概念需要“重新界定”[27]，并撰文《“出版”概念的生成、演进、挑战与再认知：基于概念史视角的考论》对“出版”概念的生成、内涵和外延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28]事实上，出版学科核心知识的概念化要走的路还很远，一些核心概念甚至多是借用自其他学科，并未经学科化界定就直接纳入出版学科体系的，如“图书”“读者”“发行”“版本”“版权”等概念的出版学“学科化”问题就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2011年成立的“编辑出版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试图拿出一个学科名词术语规范，但前后快十年了，仍然难以拿出可以示人的结果。
出版学科的核心概念有哪些呢？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讨论，方能求得共识。我们认为，核心知识的概念化大致可以围绕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出版现象”的“价值”“要素”“作业”“管理”和“时空”这样五个维度的核心知识来遴选，并且首先需要就这个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然后才谈得上借用概念的“学科化”、核心知识的“概念化”。
实现学科核心知识的概念化，并不要求学科共同体成员对核心概念达成所谓完全共识或一致认同，而是指学科共同体要意识到核心概念探讨的意义和价值，要围绕核心概念展开研究甚至争鸣，形成对核心概念的若干清晰认知。在学科共同体进行沟通和交流时，彼此应该清楚地理解各自对所用概念的理解。如果学科共同体内部的学术交流都是处于一种“鸡同鸭讲”的状态，那么谈什么学科地位、告别“前学科”进入“常规学科”等，都只能是一种“奢望”而已。
可见，核心知识“概念化”是出版学科范式养成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应该引起出版学科共同体的高度重视。
（二）内容要素之二：价值取向
库恩虽然没有直接将“价值取向”明确定义为其范式体系的内容构成，甚至并不直接使用“价值取向”这一概念，但是，其理论中却充斥着“世界观”“信念承诺”和“共有价值”等与“价值”范畴密不可分的东西。《结构》的导读者伊安·哈金指出，大家“看到的现象是一样的，但解释方式是不一样的”，“一旦认知图式、价值模式转换了，我们对对象的解释就会变得完全不同”。“范式”的“硬核”就是其“不可互换、不可重叠的——理论、观念、信念”。[29]毫无疑问，“理论、观念、信念”“世界观”“信念承诺”和“共有价值”等这些东西，正是以“范式”的名义规制着科学共同体成员科学活动行为的“价值取向”。学科中的哪些问题值得研究、该怎么研究、成果该如何评价等，都是由范式中共同体成员的“理论、观念、信念”“世界观”“信念承诺”和“共有价值”等来决定的。
范式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如杨怀中教授等就曾指出，库恩范式理论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三大功能”，其中，“范式的价值观功能既能在维护共同体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上确定科学共同体的最终研究目标，也能赋予科学工作者通向微观研究领域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共同体和科学家的日常观察、研究和决策等具体行为”[30]。孙启贵先生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空间”[31]。可见，将价值取向理解为范式的蕴含内容应该是有其学理依据的。
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指学科共同体成员追求学科发展精准定位的一种价值立场，是对学科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一个范式要素。价值取向的作用体现在定位学科发展方向、凝聚学科共同体成员、评价学术活动及其成果等方面。其中，以对学科发展精准定位的意义最为突出。
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精准的学科定位意义重大，而价值取向则直接关乎学科发展的定位问题。以经济学为例，早期的重商主义，关注的是金银财富，主张发展对外贸易，重点研究流通过程。其后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则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研究重点由流通过程转移至生产过程。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学的价值选择，而古典经济学则是在重商主义难以适应日益壮大的企业家利益诉求且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与政治家势力抗战所做出的一种经济学的价值选择。可以说，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从关注流通过程到强调生产与分配的这种学科发展定位的变化，实际上是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转向使然。同样道理，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学科价值取向上的区别，前者追求自由市场，后者在此基础上关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见，价值取向对学科定位的影响，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出版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版现象”，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意识形态问题更是其无法回避的基础性议题。研究对象的多元属性，为出版学科发展的精准定位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学研究的学科定位就一直游移不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文革”爆发前，新中国出版学发展处于起步时期，学科定位尚未提上议程。“文革”期间，出版基本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此间的出版学研究不自主地选择了与时局相应的价值取向和学科定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重新定位了出版业和出版学科的发展，经济效益和产业导向彻底改变了出版学科的研究基础和思维方式，出版学大致沿着产业经济学的思路发展。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出版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属性得到强化，出版学科研究在继续关注其社会经济功能的同时，更加突显其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方面的议题，主题出版、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农家书屋、全民阅读、出版“走出去”、“一带一路”出版等，越来越受到出版学科的关注，出版学科发展又面临一次定位的调整。
在这几个不同时期，出版学科的研究议题变了，学科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变了，学科发展定位变了。我们认为，研究对象所处发展环境变了，改变学科研究议题和学科关注点是由出版学科的社会科学属性所决定的，是完全正常的合理的。但是，由于议题或关注点的改变就轻易改变学科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甚至改变学科的发展基础和定位、改变学科范式，则是不合适、不科学的。学科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学科发展的定位，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不应该随着议题的变化就轻易发生改变。它们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学科范式的改变，也就是库恩所讲的“科学革命”。这几个时期，出版学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不停地切换研究议题、转变价值取向、改变学科发展定位的现象，完全不同于前述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古典经济学或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的变化。它们是学科基础与价值取向转变带来的学科范式的改变。
出版学科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学科发展定位问题，再不能随着研究议题的改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随意切换学科定位（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三选一）。基于从库恩范式理论中获得的启示，我们认为，找准出版学科定位的关键，应该是首先明确出版学科共同体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傲立于经济学丛林之中，正因为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2]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进而确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区别于庸俗经济学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即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然。因此，对出版学科而言，凝聚共识，形成学科共同体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应是当务之急。
当前，学科和从业背景复杂的出版学科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取向虽未凝成共识，但前景却并不悲观。从出版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看，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多元价值融合的学科取向开始显露，即使从单一价值维度研究出版议题的成果也开始出现了对其他多元价值关照的现象。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从这种态势看，出版学科共同体在价值取向上形成共识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三）内容要素之三：经典范例
库恩曾经强调，范例是范式的典型体现，是范式的类存在，学习者是通过范例来理解和把握范式的，即使在更大的意义上，共同体的范式也可以通过成员提供的范例来体现。如共同体的范式可以通过个体成员提供的代表性作品（教材）来体现。[33]他在定义“范式”时，还曾明确了构成“范式”的七个要素，其中，“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就是七要素之一。
学科范例与前述“核心概念”“价值取向”以及后面拟探讨的“方法论”等不同，它既不是玛格丽特·玛斯特曼[34]所说的“形而上学或元范式”（如信念和世界观），也不是“社会学范式”（如行为规范），而是“人工范式”，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客观化”亦或“物化”的成果，也可以称作“成果范式”[35]，如教科书或经典著作等。也就是说，在库恩的范式构成体系中，范例算得上是最明确的一类存在，基本没有“误读”或想象的空间。
库恩学科范式中的范例完全适用于包括出版学在内的学科范式建设。我们认为，出版学科范例一般应该具有经典性和示范性两个方面的规定性要求。
学科范例的经典性是学科范例的学术质量与认同度标准，它通常体现为范例对学科研究对象的洞察深度以及学科共同体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度。出版学科的经典范例，应该是一定时期的出版学科学术成果中经过学术洗礼和实践检验的少数代表作及其蕴含的学术思想。近40年来，我国出版学科学术成果数量不少，但真正可以称其为出版学科范例的应该不多。我国几千年的出版史，尤其是新中国70年丰富多彩的出版实践活动，为我国出版学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科素材，自然也为我们产出高水平的出版学理论成果，形成具有普遍学术意义的出版学科范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我们的出版学科范例探讨，就是要从这些成果中找出符合经典性要求的学科范例。
在界定学科范例的标准方面，笔者不能完全认同库恩关于“科学研究只是极少一部分精英的事，普通人已无法进入这个神秘的世界”[36]的观点。老一辈编辑出版人宋木文、刘杲、蔡学俭、林穗芳、邵益文，发行人汪轶千、郑士德，中壮派两栖出版人聂震宁、郝振省、刘建生、魏玉山、于殿利，出版学人肖东发、罗紫初、王振铎、赵航等精英的学科代表作虽然具有成为出版学科范例的潜质，但也不应该排除在那些从事出版学科研究的“普通人”的成果中产生出版学科范例的可能。界定出版学科范例的标准，应该是成果的学术价值以及学科共同体的认同，而不是贡献者的身份。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向来就有学科推荐书目的传统，作为《出版科学》的主编，笔者曾试图“鼓捣”一些专家以其个人身份拟就出版学科推荐书目在刊物上发表，但策划多年至今仍不见书目的影子。去年，万安伦教授编了一套《中外出版原著选读》，虽然所选作品是否称得上是“学科范例”并无定论，但总算是开了个好头。这项工作是出版学科共同体共同的责任，期待有后续探讨积极跟进。
学科范例的示范性是学科范例的功能性标准，是指学科范例向新的学科共同体成员或后学传承传播学科理念和学科知识的一种功能属性。库恩的范式理论与传统科学哲学在方法论上存在显著的区别，它极力否定传统科学哲学基于方法论规则的科学认知活动，强调范例的认知价值。他认为，真正引导科学家团体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不是传统科学哲学家所抽象出来的明确的方法论规则，而是基于范例或案例的学习和模仿。[37]由于学科的开放性，其共同体成员始终处于流动或迭代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共同体成员对学科范例的“学习和模仿”将起到极大的作用。如《中国出版通史》这样一部出版史教科书，就可以向新成员展示我国出版活动发展的历史脉络、特征和规律，呈现出版学科的历史图景。这便是出版学科范例的示范性。我国的出版学著作数量不少，堪称出版学著作之出版大国。但是，学科共同体认同的具有学科范例品质的成果并不多。以出版学本科专业教科书为例，很少有哪一种教科书能够被60%以上的高校同时选用。通常情况下，各个高校出版学专业一般都习惯本校的自编教材。这就是出版学学科范例建设的现状。对处于学科发展初期的出版学而言，其基础理论课教材、史学教科书、作业标准或流程手册等重要学科范例，最好在学科建制内集中力量进行集体创作。由国家出版职业技术资格考试委员会组编的考试教材，在出版行业中的示范性认同度就比较高，示范功能也落到了实处。类似做法值得高校出版学专业借鉴。
（四）内容要素之四：方法论
方法和方法论本就是内化于学科的东西。恰如大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从人类文明史和学术史上看，理论和方法是同时产生的，并且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的，就学术理论而言，“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38]。这正是科学哲学以及各门具体学科都普遍重视方法和方法论的原因。
回顾科学史不难发现，科学自从走出神学与形而上学，以实证主义形态出现开始，就被自然科学所主导，社会科学被拒之于科学范畴之外。19世纪，实证主义入主社会科学，社会现象被视同于自然现象，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之路。20世纪中叶，现象学、解释主义、批判主义兴起，社会科学因此而进入到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并行发展的时代。可以说，正是方法和方法论的进步，才成就了今天的社会科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的世界观，更是一种全新的科学认知方法论。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哲学的依赖于方法论规则的另类认知模式”[39]。说白了，就是它忽视科学活动中传统科学哲学依赖方法论认知规则的做法，强调对范例的模仿、习得过程所呈现的科学认知功能。这样一种新的科学认知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学科，还对包括出版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同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正如《结构》总序中所指出的，方法“通常并无学科的意味，原则上说，同一学科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40]。
就出版学科而言，方法论的不严谨是困扰其学科发展的一个非常严重问题。不少学者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如王鹏飞博士所分析的编辑学研究“范式危机”带来的“研究不能深入的困境”和“学科合法化的普遍焦虑”等现象，正是针对编辑学（出版学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言的。[41]我们分析发现，出版学科的方法论问题，不仅体现在出版学研究未能科学理解和严格遵循传统科学哲学基于规则的方法论要求，而且对库恩的“范式”认知方法论也存在严重的“误读”。
在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中，无论是传统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等实证主义方法，还是现象学、批判理论、建构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都有其严格的规范和要求。以案例研究为例，在出版学的研究中，它就被普遍“误读”。案例研究有一套完整的设计与操作规范，其中，“提出假设”是案例研究的基本前提。然而，从我们看到的出版学案例研究中，能够基本遵循这一要求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通常的做法是，先搜集关于案例的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了事。严格意义上说，这根本就不是案例研究，因为它连案例研究的基本规范都未得到遵循。与对案例研究的“误读”一样，其他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规范，在出版学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视。对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而言，其方法的规范性正是研究结论可靠性的基本保障。忽视其方法的规范性，就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库恩的范式理论，其方法论意义来源于学科共同体对范例的共同认知。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就是一个将标准范例植入未知世界，并在其中寻找“相似性—相异性关系”从而认识未知世界的过程。不同于任何已有理论，正是由于高度抽象性和纯粹性，范例成为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认知工具。同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一样，作为方法论使用的范式理论，也有规范性要求。这个规范性要求主要体现在范例的“共有”或“标准”两个方面。作为学科认知工具的范例，必须是“共有范例”或“标准范例”。没有获得学科共同体认同的范例或不能反映研究对象本质规律的不具有“高度抽象性和纯粹性”的范例，均不能用作范式研究之用。库恩的范式理论研究方法在出版学教育和研究中均有应用。但是，符合“共有”或“标准”两个规定性要求的出版学科范例，还值得出版学科共同体花些功夫和精力进行认真细致的甄别或遴选，以免不符合条件要求的范例误导了出版学科的发展。
四、结语
学科范式是学科发展中难以规避的议题，对处于“前学科”阶段的出版学而言，加强学科范式研究有助于学科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同，助益出版学科早日走向成熟。出版学科范式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规制学科学术科研活动的规范体系。学科范式体系的建构和维系是出版学科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出版学科共同体的成员既有责任和义务共同努力建构并完善这一规范体系，又有责任和义务在学科实践中遵从和维护这一学科范式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陈丽杰.模糊的“范式”——再论库恩的“范式”[J].理论界,2017(7):35-41,28.
[2]崔伟奇,史阿娜.论库恩范式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运用的张力[J].学习与探索,2011(1):40-45.
[3][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8,9-10.
[4][8]陈丽杰.模糊的“范式”——再论库恩的“范式”[J].理论界,2017(7):35-41,28.
[5]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8.
[6]郏斌祥.试论库恩的科学社会学思想[J].自然辩证法研究,1986(6):25-33.
[7]黄宝臣,戚陈.库恩范式理论的微观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2):85-91.
[10]蒋楼.“科学范式”理论内涵的哲学启示[J].哲学基础理论研究,2016(7):145-155.
[11]张新华.社会学视野中的库恩理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6):30-36.
[12]聂震宁.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之研究[J].现代出版,2012(4):5-9.
[13]周蔚华.网络出版的兴起与出版的范式转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112-118.
[14]吴赟.出版学往何处去?——出版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革新路径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3):15-23.
[15]王鹏飞.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也谈编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深入[J].河南大学学报,2009(1):147-152.
[16]陈丽杰.模糊的“范式”——再论库恩的“范式”[J].理论界,2017(7):35-41,28.
[17]刘兰肖.“三十未立”的出版学——从2009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谈起[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6-19.
[18]赵树旺.反思编辑出版学:历史､学理与现实[J].现代出版,2012(6):76-80.
[19]田建平,黄丽欣.出版学学科属性新探[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0-106.
[20]陈玉国.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防范体系的构建——基于学术共同体视域[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11):1133-1138.
[21]张新华.社会学视野中的库恩理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6):30-36.
[22]方卿.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J].中国出版,2020(3):15-23.
[23]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M].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88.
[24][2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5.
[25]蒋楼.“科学范式”理论内涵的哲学启示[J].哲学基础理论研究,2016(7):145-155.
[27]吴赟.出版学往何处去?——出版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革新路径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3):15-23.
[28]吴赟.“出版”概念的生成､演进､挑战与再认知:基于概念史视角的考论[J].中国编辑,2018(10):21-27.
[29]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3.
[30]杨怀中,邱海英.库恩范式理论的三大功能及其人文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8(6):101-104.
[31]孙启贵.库恩“范式”的文化涵义[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29-32.
[3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3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9,115.
[34]吴彤.库恩与科学实践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1):19-23,18.
[36]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
[37]王荣江.库恩对Paradigm一词的使用､理解及其中文翻译[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9):113-120.
[38]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7.
[39]王荣江.库恩对Paradigm一词的使用､理解及其中文翻译[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9):113-120.
[4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总序.
[41]王鹏飞.编辑学研究的范式危机——也谈编辑学研究为什么不能深入[J].河南大学学报,2009(1):147-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