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玉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去年，《党建》杂志《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我应约写了《新中国70年出版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并就出版学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方向提出了10个方面的想法，虽然写了10个方面，但归纳起来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中国，出版学概念的提出有近90年，真正开展较为系统的、规模化的、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研究大约有40年。虽然40年的时间很短暂，然而却取得了可喜的、开创性的成果，包括出版了一批研究论著，初步建立了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初步扭转了出版无学的尴尬境地，等等。但是如果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中国出版学的研究也还面临许多的问题。从理论研究来看，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基础研究很薄弱，与新闻学、传播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仍然不够成熟；从实践研究来看，是没有充分地反映快速发展的中国出版业，没有充分地反映科学技术与出版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出版研究滞后于产业发展。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出版研究领域，国外的出版研究也是如此。
出版学要真正成为一个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学科，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要有自己的概念、术语、方法等，要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出版学研究可以借鉴、参考传播学、新闻学、经济学等理论、方法，但不能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出版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一定要与不断发展的出版实践紧密结合，避免脱离实践，甚至与实践相背离的闭门造车，避免为了理论而理论；一定要既要基于实践又要高于实践，理论是对已有经验、做法的总结归纳后的提炼，而不是对经验、做法等的简单描述，要从感性认识上升至理性认识；一定要既体现出版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能够体现中国出版业的特点，出版业无论是作为经济活动，还是作为文化活动，都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实践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容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既讲了理论的重要性，又讲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当成为我们开展出版理论建设的基本遵循。
出版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它与哲学、史学、文学等基础学科不同，出版学研究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行业需求，出版活动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营息息相关，与国际文化与贸易交流息息相关。出版学研究要面对活生生的出版实践，要融入出版实践，出版理论不仅要指导实践，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出版学研究必须观照不断发展的、不断变换的出版实践，要回答实践之问，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
要回答实践之问，首先必须要深入出版行业一线，仅仅在书斋是不能作出回答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者提出“四力”要求的第一点就是脚力，要走下去、走进去。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些话都是强调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深入出版行业一线，怎么能知道行业呼声？要进行理论的创新，就离不开实践的深入。其次，要盯住主要问题，抓住主要矛盾进行研究。出版活动丰富多彩，出版产业链不断延展，由此带来的问题形形色色，出版理论研究要重点破解全局性问题，而不能被局部问题缠住，要把根本性的问题找出来，而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再次是既要研究老问题更要研究新问题。在出版业发展过程中，新老问题交织存在，老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迫在眉睫。一些老问题在新时代又有新的表现形式，一些新领域又出现了老问题，更有新发展引发的新问题。出版研究不能因为是老问题而熟视无睹，不能因为是新形式而被迷惑，同时要更加重视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等新发展所引发的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