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社"即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均成立于1950年春夏间，是新中国带有"新华""人民"字样的国家性直属机构。1950年12月，"三社"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转隶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分别通过编制教学地图、编纂《新华字典》和编辑《人民教育》，开创了新中国地图、辞书和教育宣传事业，为促进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繁荣文化出版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人民教育社；70年；人教社
1950年12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时，将其管辖的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以下简称“三社”）转隶于人教社。“三社”均成立于1950年春夏间，在人教社代管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分别通过编制教学地图、编纂《新华字典》和编辑《人民教育》，开创了新中国地图、辞书和教育宣传事业，为促进我国教育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繁荣文化出版等，都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在庆祝人教社和纪念“三社”成立70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一下“三社”是怎样成立的，为何转隶人教社，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变迁的？
一、“三社”的诞生及其历史背景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著名的讲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一批带“人民”字样的单位特别是国家性机构或组织便流行开来。同时，有别于旧社会的“新华”“新中华”取名也涌现了出来。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人民教育社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都是在这种情形下诞生的。它们都是共产党的种子、新中国的产儿，其事业都要扎根在“人民”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新中国成立前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不仅孕育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其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出版总署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1]1949年7月3日，这个教科书编审委的主任叶圣陶与副主任胡绳、秘书长金灿然，在谈到将来组建出版总署编审局（以下简称“编审局”）时，提出除了继续“编审各种教本”之外，还要“旁及社会教育用书及辞典字典年鉴地图等”。[2]这就为后来“三社”的创建打下了“伏笔”。由此也可见，在新中国出版事业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百废待举之时，首先应该统一解决的是1949年秋和1950年春教科书使用和学校正常运行，以及包括马列、毛主席著作在内的政治书籍和干部读物的出版，接着才是大众或师生需要的地图、字典、期刊等的出版。“三社”作为国家机关的直属机构，均于新中国成立半年后才正式成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实行出版发行专业化分工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出版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以及后来人教社成立的政策依据。胡愈之认为（1950年6月20日），“出版与发行分工以后，出版工作也要分工……最好的办法就是出版专业化，比如出版教科书的专门出版教科书，出版文艺书的专门出版文艺书，出版自然科学书的专门出版自然科学书……最近我们在南京建立了新华地图编刊社，本来这项工作可以放在编审局来做的，但是地图出版是一种专门工作，应当独立起来，请专家编，才能做好。将来还拟成立辞书出版社，专门出版供各方面需要的字典辞书”。[3]由此可见，创建新华地图社和新华辞书社是为将来成立专业的地图和辞书出版社作准备的。
1.新华地图社之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日报社接管《申报》，7月又将设在南京的《申报地图》编制机构改造成为该社的舆图部，交由《申报地图》主编曾世英负责。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国营地图编制机构。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地图编制出版事关重大，不同于一般书刊，应由国家机关直接领导。经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与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协商，该社舆图部移交出版总署，改名为“新华地图社”，具体由编审局（局长由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直接领导。1950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地图编制机构——新华地图社正式成立，曾世英任社长，工作人员有王锡光、章高炜、傅圣梁、徐树楠、傅德、黄剑书（女）、张国华、陈潮、张万金、范正一（女）、屠烈煊等10多人，并继续在南京宁海路2号（1951年年底迁至上海路206号）办公，主要工作是继续编制教学地图和中国地图。对此，《叶圣陶日记》有所记载。
2.新华辞书社之成立
新华辞书社成立的机缘则源于两位语文大家叶圣陶和魏建功多年的字典情结。叶圣陶早在开明书店任总编辑时，就想编一本适合一般文化程度使用的小字典，并一直寻找一位合适人选来主持这项工作。编纂一本大众需要的新字典，也是魏建功多年的夙愿，他在与北大同人商讨的基础上还草拟了一个“突破传统字典部首检字法，采取音序排列检字”的《编辑字典计划》。新中国成立后，也在出版总署编审局兼职工作的魏建功，与叶圣陶一拍即合，都认为随着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工作步入正轨，新中国得有自己新的普及性字典，于是他们决定在编审局再建一个以“新华”为字头的直属机构——“新华辞书社”，着手早有计议的小字典，即后来命名为《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1950年8月1日，辞去北大中文系主任职务的魏建功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辞书编纂机构——新华辞书社的社长。他召集萧家霖、杜子劲、李九魁、张克强、孔凡均等开始启动字典项目，确定了“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努力编纂一本既有注音又有释义和例句，且全用白话，还穿插配图，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市面上各种字典的新字典。
3.人民教育社之成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期刊共有200多种，文艺类占第一位，教育类占第二位，其中突出的有《中华教育界》和《东北教育》，但它们都因为地域和视野局限，不能很好地反映全国的教育情况。为此，在教育部工作、主要来自解放区的教育干部，于1950年5月1日创建了人民教育社和《人民教育》月刊，并成立以成仿吾为主任、叶圣陶和柳湜为副主任的编辑委员会。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湜兼任总编辑，并选调视导司编辑室副主任、曾在晋察冀边区办过《教育战地》的刘松涛担任编辑部主任（1960年4月任人教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还发表了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和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题字，以及诸多教育名人的文章，马叙伦还题写了刊名。柳湜在《为建设新中国人民教育而奋斗》的发刊词中说，该刊以“学习时事政策”“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总结解放前教育经验”“展开教育学术思想的批评”为主要任务。出版总署期刊司副司长傅彬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推荐《人民教育》，认为“拿这四个标准来衡量，这册创刊号是相当成功的”。[4]
二、“三社”转隶人教社后的发展
1950年12月1日，为了贯彻中央确定的中小学教材由全国统一供应和实行出版工作专业化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共同成立人教社，主要职责是编辑出版教科用书、一般教育用书。其出版部分由公私合营的华北和上海联合出版社（发行业务划归新华书店统一管理，私人股份全部退出）组成，其编辑人员来自编审局一处、四处（二处、三处并入人民出版社，编审局撤销）和教育部有关司局教材编审室的学科专家，“另外有三个单位附在本社，就是人民教育社、新华地图社、新华辞书社”。[5]因此，“三社”社长或总编辑曾世英、魏建功、柳湜（兼副社长、副总编辑）便与叶圣陶（社长兼总编辑）、刘皑风、宋云彬（兼副总编辑）、朱文叔、金灿然（兼副总编辑、秘书长）、吉少甫（兼经理部主任）一起成为了人教社首届社务委员会的委员。
“三社”成立时间、原有基础、业务范围，尤其是主管单位、办公地点等都不尽相同，对它们来说，人教社是后成立的新单位，且是个企业性的事业单位，所以当其转隶到人教社后，如何管理就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不仅如此，人教社作为一个“部署合组之企业部门”，非同于“总署之下直属企业部门——人民出版社”。[6]在人教社创立后几年内，其办公场所、主体人员、运作资金特别是人事财务均为出版总署管理。自1952年6月起，人教社编审部门搬迁至教育部院内小红楼办公以后，尤其是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销后，人教社就成为教育部的一家直属机构。这种情况对于人教社代管“三社”以及“三社”后来的变迁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下面，按照“三社”在人教社代管时间长短，也视人教社管理力度大小分列于下。
1.人教之新华辞书社（1950年12月—1954年12月）
新华辞书社从1950年8月创立起，到1957年7月合并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前后存在了七年时间。其中，隶属人教社是1950年12月至1954年12月，整整四年。新华辞书社归属人教社以后，其人财物和办公地与人教社融为一体，人员由原来的6人增加了一倍多，新入职的有李文生、朱冲涛、张乃芝（女）、李伯纯、刘庆隆、王蕴明（女）、刘洁修，以及缮写员游禹承、赵桂钧等。1951年年底“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社长魏建功因工作关系需回北大，其他人员都参加这一运动，而且通过思想改造学习，大家政治立场观点和政策理论水平有了新提高，对编好《新华字典》、统一思想认识、消除分歧和各自为战等，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52年新华辞书社随人教社编辑部由出版总署迁至教育部院内办公。同时，教育部进行机构改革，人教社编审部改称编辑部，原编审部下设各编辑组改为编辑室，其中新华辞书社改为辞书编辑室（但对外仍叫新华辞书社），魏建功任主任（兼职），日常业务由萧家霖（享受人教社室处长待遇）负责。叶圣陶一直分管辞书社（辞书室），对其主要工作《新华字典》的编写和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见图１）。
图1 1951年4月新华辞书社工作人员在出版总署院内合影
1953年1月，新华辞书社编写的第一本工具书《常用字用法举例》（1954年11月三版改书名为《常用字汇》）正式由人教社出版。同年10月，又出版了积三年之功、几易其稿的音序排列的《新华字典》，封面“新华字典”四个字由魏建功题写。1953年12月，人教社任命恽逸群兼任辞书编辑室副主任（辞书社副社长，1953年4月已任新华地图社副总编辑）。这样，魏建功和萧家霖便有更多时间用于部首排列的《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1954年11月，这个版本的《新华字典》也在人教社出版，并由魏建功题写书名。1954年12月1日，人教社辞书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整体划归文化部出版局管辖的古籍出版社。
2.人教之新华地图社（1950年12月—1953年4月）
新华地图社从1950年5月创立起，到1954年12月合并到地图出版社，实际上只存在了四年半时间。其中，隶属人教社是1950年12月—1953年4月，大约两年半。其与人教社的关系介于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社之间。一方面，新华地图社始终在南京办公，人教社对其异地管理、“遥控”领导，极为不便。加上政治学习活动受当地政府指导，地图编绘业务也相对独立。所以，人教社对新华地图社的管理远不如近在身边的新华辞书社方便、有效。但另一方面，新华地图社人事和财务关系则归人教社直接管理。[7]特别是其编绘和制印的地图，比一般书籍和教材技术复杂、生产周期长、成本高、投入大，都要与人教社本部密切联系。即便是地图社的政治学习活动，如参加“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等，也是由人教社联系并委托中科院南京办事处党组织代为领导，并且人教社还指派专人专程赴宁指导检查工作。此外，“‘新华地图社’题名即出自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叶圣陶手笔”。[8]
新华地图社归属人教社以后，工作人员有较大增加。笔者考证，1950年12月1日登记人员是14人，1951年、1952年分别调入6人，即赵群（女）、刘宗弼、李宝琴（女）、高昌玉（女）、杜祥明、沈寿徽与杨晋森、嵇寿康、汤锡光、林师炘、童家勇、刘宏谟，工作人员增至26人。当时新华地图社汇集了一批地图编辑和绘制人才，如王锡光、章高炜、刘宗弼、傅圣梁、徐树楠等。一些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如黄剑书、范正一、杜祥明、陈潮等在工作中得到锤炼，后来逐步成长为地图出版、测绘和科研部门的业务骨干和专家学者。其中，有两人（不含曾世英）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范正一）和全国政协委员（杜祥明），三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刘宗弼、范正一、陈潮），两位走上了国家地图出版和测绘研究单位的领导岗位（陈潮、杜祥明）（见图2）。
图2 1951年11月新华地图社工作人员在南京合影
3.人教之人民教育社（1950年12月—1952年11月）
人民教育社隶属人教社是从1950年12月至1952年11月，时间在“三社”中最短。与新华辞书社和新华地图社不同的是，人民教育社是人教社的非建制单位，工作业务相对独立，其所办《人民教育》为教育部机关刊物，特别是其人事、财务关系和办公地点也都在教育部院内。所以，人民教育社主要由教育部直接管辖，具体由其总编辑、视导司司长柳湜（当时人教社唯一的副社长，并兼副总编辑）负责，与人教社多为出版业务上的联系。如《人民教育》月刊从1951年第1期开始，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改由人教社出版，并发表不少有关人教版教材的介绍、研讨的文章和教育图书的广告；其选编的《人民教育丛书》及其1952年10月创办的另一份杂志《小学教师》也在人教社出版。
在人教社代管这两年，人民教育社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人民教育》月刊的地位显著提高。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要“办好《人民教育》月刊，并指导各地调整与改进教育刊物，使其互相配合，充分发挥对教育业务的指导作用”。1951年7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关于调整全国教育定期刊物的出版的决定》，对各省、市教育部门的教育刊物进行了限定，进一步提升《人民教育》月刊的地位，并确定其为教育部的机关刊物，教育部应通过这一刊物，对全国教育工作进行政策、思想和业务上的全面指导，并将其主要任务改为：阐述各级各类教育政策和决定，总结我国教育工作的重要经验，研讨教育理论和教育工作学术问题，介绍苏联教育工作的经验，以及评介全国教育期刊和论著（见图3）。[9]
图3 人民教育社编辑、人教社出版的《人民教育》和《小学教师》杂志
三、“三社”的主要工作和历史贡献
新华地图社之作为。新华地图社的主要任务是编制教学地图和一般地图，其编绘制印的第一本地图，是曾世英主编的《中国人民地图集》，也是前《申报地图》的继续订正和新版。这项工作起步于舆图部时期，于1951年3月完成，共计46幅，含总图18幅，城市图3幅，分省图25幅。其制版和印刷由人教社联系在北京新华印刷厂承担，并首次采用先进的玻璃板制版新技术。虽然该图集基本印制完成，但因中缅疆界未定而未能正式出版。1957年3月，经过中缅两国总理互访之后又多次协商和谈判，就边界问题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并于7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得以通过。因此，在《中国人民地图集》基础上重新改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编制）才能够于1957年10月出版（内部发行）（见图4）。
图4 新华地图社绘制的教学图册
编制教学地图是新华地图社的重点工作，也是其与人教社教材主业对接的一个管道。其南京办公时期的编绘成果18种，均署名“新中国地图社”，并由中华书局出版。[10]其中，1953年出版的《新华小学地图》（分中国、外国两册）、《伟大祖国的地形》（教学挂图），是新华地图社编绘出版的最早的教学地图。第一张参考地图是新华地图社与内务部合作编制、1954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第一张专题地图是与交通部合作编制、1954年出版的《世界海运地图》。还接手了陈述彭编制、1954年出版的《中国地形鸟瞰图》。此外，到1954年年底改称地图出版社前，新华地图社着手编制的教学地图主要有中学适用26开本《新华本国地图》《新华世界地图》《世界政区挂图》《苏联政区挂图》《欧洲挂图》等，参考地图有1：300万《中国地形挂图》（4全张，1953年）、《中国人口挂图》（4全张）、《越南地图》等共10多个品种。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统编教材制度，随着人教版通用教材覆盖面的逐步扩大，新华地图社与教材配套的教学地图十分畅销，如1953年出版的《新华小学地图》第一版就发行了50万册。而且与新中国成立前比较，作为国营机构的新华地图社的地图质量也有较大提高。比如，《新华小学地图》内容简明、体系完整，附有互补色地球外形图和中国地图，用红蓝眼镜阅读，具有逼真的立体效果，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1：400万比例尺的《伟大祖国的地形》和《伟大祖国的政区》挂图，图幅较大，线条粗放，色彩鲜艳，对比强烈，远视效果较好。《中国地形鸟瞰图》（20幅图）7色套印，“将地面绘成立体的，就各方面表示，附有说明文字及生活之照片，用意甚佳，于观者印象至深”[11]（见图5）。
图5 新华地图社绘制的教学挂图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人教版中小学和工农历史、地理课本及教学参考书中的地图插图绘制，并非由新华地图社承担，而是由人教社地理编辑室的侯峙、马宗尧、成为本负责，且主要为手工绘制的黑白单色地图。
新华辞书社之作为。《新华字典》是新华辞书社的主要工作和代表作，也是人教社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字典。从1950年7月底开始启动，到1953年7月中旬交稿付印，前后编写了整整三年时间。这部精品力作由魏建功主编，叶圣陶终审，新华辞书社10余人直接参与，多次征求多方意见，克服了种种困难，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精益求精，终于问世。其工作量之大、编写难度之高，历程之艰辛和复杂，可想而知。《新华字典》编写过程主要经过了框架设计、“部分油印本”“写定之字典稿”（初稿）、“写定之字典稿”的修订、“重新改定之字典稿”（二稿）、“重新改定之字典稿”的修订（定稿）六个环节。后期的出版和印装工作也不简单，比如，在叶圣陶、魏建功召集辞书室、总编室、出版部等10多人参加的《新华字典》排印出版协调会上，对版式、装帧、插图、校对、宣传各方面皆有计划和要求，特别强调：“字典是典范性书籍，这又是新中国第一本字典，不能有丝毫差错。”[12]当时是传统手工铅字排版印刷，装订除了订书机和切纸刀是半机械化作业，其余基本上都是手工作坊，耗时费力又分散，很容易出错，尤其是在最后印装过程中，还差一点犯了政治性错误（不是出版而是编辑责任）。署名“新华辞书社编”、由魏建功题写书名的《新华字典》初版50万册均为布脊纸面精装（精装书），由人教社出版后不到半年即销售一空。修订的第二版也一样供不应求且反响极大，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国内外辞典和图书编辑出版的典范。《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既是魏建功先生主持的新华辞书社为人民为社会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是叶圣陶先生领导的人教社为新中国奉献的除了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之外的又一份厚礼（见图6）。
图6 新华辞书社编、人教社和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新华字典》
人民教育社之作为。人民教育社在名义上隶属人教社两年期间，主要工作：一是编辑《人民教育》月刊（人教社出版），担负着为教育部服务，对全国教育工作在政策、思想和业务上进行全面指导的重要职责。二是于1952年10月创办了另一份杂志《小学教师》（人教社出版），这是当时唯一的面向全国农村小学教师和教育管理者的全国性教育刊物。三是以“人民教育社”的名义组织编写了《人民教育丛书》6册，即《农民识字教育的领导问题》《干部带头和模范教师》《农民识字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较好的东学和常年民校》《杜威批判引论》《苏联的初等教育》，均于1951年由人教社出版。此后，又编辑出版了《小学教师的前途问题》《中小学劳动教育和参加劳动生产问题》《正确教育品学不好的学生》《教育事业的新阶段》《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经验》等（见图7）。
图7 人民教育社编辑、人教社出版的图书
四、“三社”的结局和变迁
“三社”附设在人教社的时间大约在三年左右，其中人民教育社两年，新华地图社约两年半，新华辞书社四年。“三社”脱离人教社后不久也都分别与同行或同业合并成立新的单位，并更改了原有称谓，但其为新中国奠基的教学地图、辞书字典和教育期刊事业并没有间断，而且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53年4月，新华地图社又回归出版总署领导，由社长负责制改为总编辑负责制，并由从人教社调回出版总署出版局任副局长的金灿然兼任总编辑，曾世英、恽逸群（12月又兼任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副主任）为副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新华地图社（26人）迁至北京，在朝阳门外杜家楼14号办公。1954年8月，出版总署召开署务会议，“决定接受私营地图出版社之申请，改为公私合营，与地图编绘社合二为一”。[13]同年12月，新华地图社与上海私营的地图出版社合并改组为地图出版社，曾世英继续任副总编辑，直至1963年10月。[14]合营后的“新华地图社”的名称一直沿用到1957年12月底，后经文化部批准，自1958年1月1日起，内外统一使用“地图出版社”这一名称（1987年又更名“中国地图出版社”）。
1954年12月，人教社辞书编辑室（新华辞书社）整体划归文化部出版局管辖的古籍出版社。辞书室全体人员魏建功、恽逸群、萧家霖、杜子劲、孔凡均、李九魁、张克强、朱冲涛、李伯纯、刘庆隆、李文生、王蕴明（助编）、赵桂钧（缮写员）、刘洁修（1954年10月入职）等14人全部调往古籍出版社工作，他们又根据《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对《新华字典》音序本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1956年7月，辞书编辑室（新华辞书社）又并入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并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辑人员和语言所部分人员一起成立了词典编辑室，从此投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已存在六年的新华辞书社的完结，《新华字典》也由人教社转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新1版）。
1952年11月，人民教育社在“三社”中最先独立出来，成为教育部的一个直属单位。1958年4月，合并高等教育部的新教育部下设人教社、人民教育社、教科所、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函授师院、普通话语音研究班6个直属机构。其中，“人民教育社”是由原《人民教育》《高教通讯》《中等专业教育通讯》《扫盲通讯》和《学前教育》5个刊物合并组成的。[15]《人民教育》杂志从此转变为主要以基础教育工作为主的教育刊物。
注释：
[1]郭戈.为新中国教科书奠基——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考述[J].课程•教材•教法,2019(11)
[2][6]叶圣陶.叶圣陶日记(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123,1189
[3]胡愈之.出版工作的一般方针和目前发行工作的几个问题//胡愈之文集(第五卷)[C].北京:三联书店,1996:362—380
[4]傅彬然.推荐《人民教育》月刊[N].人民日报,1950-05-17
[5]叶圣陶.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大会讲话[J].出版情况,第1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内部刊物1951年1月15日)
[7]陈潮.国营新华地图社的开创历程//陈潮.图情六十年[C].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355
[8][10]陈潮.新华地图社始末[J].地图,1992(3)
[9]参见: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教育部办公厅1958年6月印行本,第126页
[11][13]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篇(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15,442
[12]方国楣.新中国第一本字典——《新华字典》首版印装记[EB/OL].http://old.pep.com.cn/zt/60zn/hgp_1/jdcpdsqhg/xhzd/201012/t20101210_985936.htm
[14]中国地图出版社五十年(1954—2004)[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274
[1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1(中)》(1982年油印本),第193—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