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明时期文人日记盛行，对于日记作者创作和出版动机的研究有利于后人对当时社会风尚的了解，也有利于后世对于传统文化脉络的梳理。晚明日记创作内容和审美意识的倾向变化，表明其时文人文学活动频繁，思想上较之前更多元化及开放化。对晚明日记的传抄、刊行之风的研究，能够理解虚实交错的晚明日记，这也是晚明诸阶层心态最精彩的呈现。
【关键词】晚明日记；文学；创作；刊行
晚明日记创作蔚然成风，如冯梦祯、袁中道、李日华、文震孟、祁彪佳等著名文人都有日记行世。较之前代所不同的是，晚明的日记更加倾向日常化、私人化，内容涉及写作者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啻为作者的一部生活实录。然而矛盾的是，晚明的不少文人将自己极其私人化的日记借诸友朋传阅、抄录。自己或后人在整理文集时，也常常将日记纳入其中，刊刻流行。因此，深入了解晚明日记创作和刊刻的情况，理清创作与刊刻的关系，对于我们了解晚明文人文学活动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晚明日记创作的日常化私人化倾向
日记的创作在宋代已然兴起，《宋史·艺文志》中便著录有赵概《日记》、司马光《日录》、王安石《舒王日录》等多种。时人周煇的《清波杂志》卷第六中亦有“元祐诸公日记”一条，谓：“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1]
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涉及作者私人日常生活的内容并不多。以王安石的《荆公日录》为例，据岳珂《桯史》一书记载：“《日录》一书，本熙宁间荆公奏对之辞，私所记录。……建中靖国初，曾文肃布主绍述，垂意《实录》，大抵以依据。”[2]《日录》所记的内容多是君臣之间的对话，甚至可以成为国家《实录》依据，非私人化、非日常化的特点昭然。再如司马光的《温公日记》一书，《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道，“司马光在熙宁朝所记。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后奏对、上所宣谕之语，以及闻见杂事皆记之”，[3]所记同样多为家国大事。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煇在《清波杂志》中对元祐诸公日记的内容作了概括之后，特别提到了“向于吕申公之后大虬家得曾文肃子宣日记数巨帙，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4]正是由于曾布的日记内容写到了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等日常琐事，才让周煇感到它的别致，在同时代的日记著作中别树一帜。
然而，时至晚明，日记的内容较之宋代日记的创作有了较大的不同，上述日记中让周煇感到别致的日常化、私人化，已经成了一种趋势。以周煇的《北辕录》及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为例，更为具体地展示这一转变。周煇《北辕录》本身即是使金所作，创作的主要背景便具有经国之大业的色彩，因此其所记的内容很少涉及自己的私人琐事，整篇文字类似于游记，所载内容皆为沿途之所观感。例如其详细记载所见建筑古迹、男女衣着等，而最后的“谓之‘蹋鸱’”一语，更可以看出这篇文字更关注的是知识性内容的记载和展示，可以看出周煇在写作《北辕录》是面对着很多“隐含读者”的。
然而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早，新姬至卧前恶语相加，怒而殴之。余最善藏而暴发如此，亦以‘女子，小人难养’，不能戒坚冰于履霜耳。今岁春首殇女，康秋哭四弟，冬仲哭长女，丧变频仍，觉损老欢耳。最喜辟邪，冬间读书有进，角孙聪黠，翩翩膝前，良为喜慰。”[5]所记录的则是打老婆、哭孩子等内容，文字所述也多是较为私密的家庭日常琐事，即所谓儿女情长、凌杂米盐者是也。
二、晚明日记创作的审美化倾向
据学者考证，日记的起源之一为使臣出使所作的记录，如汉代时“陆生使越，苏武使匈奴，张骞寻河源，陈汤、甘延寿定郅支，博征约记，史佚之耳”；而唐代时“韦执谊使西突厥。会石国叛，道梗三年不得归，裂裾录所遇诸国风俗、物产，为《西征记》”。因此，日记通常被认为是记录风俗物产乃至上文提到的朝廷政事的资料，或者是便于查阅的档案。
至于日记自身的文学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所忽略，直至晚明日记创作者渐渐发现了日记的文学价值。如袁中道的《游居杮录》便在记录日常生活的同时非常注重文笔，善于营造艺术意境：“天霁。晨起登舟，入沙市。午间，黑云满江，斜风细雨大作。予推篷四顾：天然一幅烟江幛子。”[6]这段文字只寥寥数语，便刻画出极为美妙的烟雨江景，确是传神写照的高手，细细涵泳，一种烟雨迷离的感觉似乎凸立纸上，扑面而来。
晚明日记审美价值的发现，还表现在日记的风格方面。较之前代的日记，晚明日记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有长编，也有短篇；每日下笔千言，或数千言，做大块文章，也有像《世说心语》那样，寥寥数十字，信笔写来，出之以简赅，但特征之一，往往带有小品文的趋向。”[7]这种小品文的创作倾向，使这一时期的日记有很大的可读性，试举《味水轩日记》一段为例：“二十五日，雨。亭午雨歇。鸟声甚繁，枯草复萌，泥融地湿，宛然仲春之初，不知其为穷冬夜。”
短短一行文字写得风神摇曳，不禁使人联想到《与陈伯之书》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无怪乎后人将晚明日记看作文学之快读。清人王端履在其《重论文斋笔录》中谈及《味水轩日记》云：“嘉庆戊寅二月六日，小雨。墙隅红梅正开，小病噉粥，阅此拨闷。”[8]
三、晚明日记传抄、刊行及其兴起的原因
晚明书籍刊刻风气盛行。时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谓：“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崇祯年间的曹溶也写道：“近来雕版盛行，煤烟塞眼，携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晚明刻书极度繁荣，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日记刊刻逐渐兴起。
较之前代日记多载朝廷政事，晚明日记资于经国大业的考证价值已经微乎其微；而且随着私人化程度的加强，其所关联的群体不断缩小。如此一来，日记刊刻出版理应衰落，当时却出现了大量的日记传抄、刊刻现象。究其原因，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印刷条件改善
明人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有这样一条材料：“闻天顺间，有老内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闻之故老云：洪武年间，国子监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鳌山烟火之费，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搒纸为之，其费可胜计哉。世无内官如此人者，难与言此矣。”[9]
这则材料较为生动地描写了朱明政权下纸张生产状况的变迁。日记通常是卷帙浩瀚的文本，而晚明日记的逐渐日常化更使其规模不断膨胀。例如《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赵概《日记》仅为一卷、司马光《日录》仅为三卷，多者如王安石《舒王日录》亦不过十二卷。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有八卷，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有十四卷，文震孟的《文肃公日记》竟达十四册之多。规模如此庞大的著作刊刻行世，必定需要大量的纸张、刻板以及刻工劳作。到了晚明纸张的成本逐渐降低，刻工价格亦相对低廉。因此，不少文人都可以承担起如日记等书籍的刊刻。
2.标榜的社会风气
印刷出版技术的改进，只是晚明日记刊刻出版的物质基础。深刻把握晚明日记创作的兴起原因，必须进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体味时人的心态，才能寻找到更深层的原因。
晚明处于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时期，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商品经济兴盛、消费活动蓬勃发展的社会。庶民尤其是商人的地位较过去有较大的提高，开始影响到了士人的社会地位，造成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特别是下层的士人阶层，除了对文物艺术品的拥有充满着焦虑感之外，还得面对商人与庶民纷纷模仿士人的穿着、旅游与书房家具等现实，使原本象征他们身份的东西逐渐消失，威胁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因而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危机意识。”[10]
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记录晚明文人生活的日记，多是以山水游览、书画鉴藏以及家居布置为主要内容的原因了。他们尝试着在自己经济能力所及之下，发展自己特殊的消费文化，借此重新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推动之下，项鼎铉模仿《味水轩日记》写作《呼桓日记》时，便自觉地将笔墨集中于“自己特殊的消费文化”，如卷二所载：“七日，晴，晚雨。母舅屠敏澜见遗宋高宗临《黄庭》一卷。本先祖少溪公所藏物。跋云：‘向闻唐临《黄素黄庭》为江南法书神品，每恨不获一见。迩来故老无存，欲洵其梗概亦不可得，今观此本，以书法考之，当是光尧御笔所摹无疑……江南屡经兵燹，若此者所藏无几，藏着宝之。严陵后学邵亨贞拜题。’……”[11]
日记里关于珍贵书画鉴藏的记录颇为丰富，足见项氏之文化品位。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记中记载了很多有特色的瓜果以及食谱。这些时新瓜果、特殊的食谱，同样体现了晚明的文人通过发展特殊化的文化，将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他们透过创作食谱，宣扬自己特殊的味觉观，形成一种特殊风格的“文人化食谱”，以利于和其他社会群体作区分。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日记的传抄、刊刻流布，甚至文人在整理文集时，常常将日记归入其中的现象了。因为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游览、书画以及器物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文字所呈现给人们的精致、美好乃至巧妙，能够很好反映出日记创作者的品位，凸显出其士大夫群体的身份和地位。
3.文学思潮的熏染
晚明盛行的小品文，其风格以简洁、自然、潇洒为主，“它流露出晚明文人性灵与真情，富有生活情调”，“不但走出‘文以载道’的轨辙，而且逸出古文体制，以悠然自得的笔调，以漫话和絮语式的形态体味人生”。[12]小品文的特点与日记的行文风格有不少相同之处，有论者即指出日记实是晚明流行的小品概念之一种，欧阳俊在《论晚明人的“小品”观》一文中指出，晚明的“小品”不仅仅指集部中的一部分作品，还包括子部的笔记体小品，其中便包括日记体。
晚明小品文风的盛行，无疑增加了此季文人对日记的阅读兴趣。李日华在《六研斋二笔》记载明高宗阅读黄庭坚日记的爱好：“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高宗见其真本，爱之，日置御前。”
除了阅读前人的日记，晚明文人之间相互传阅日记，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李日华曾抄录自己的日记给项鼎铉阅读，他也曾向自己将要远行的朋友预约其漫游时的日记：“龙水客以万历辛亥三月初七日，奉使守庆远之命，四月十七日还里。……余历膳仪两副郎，先后十二改岁而有是命，……李君实以范至能《骖銮录》来赆，曰君逾岭而《后骖鸾录》成，应早寄我。”所谓的《骖鸾录》即范成大于乾道八、九年间由吴兴至广西的日记，岳和声的《后骖銮录》正是仿效《骖鸾录》的日记作品。在岳氏即将奉旨去岭南之时，李日华便要求其将此行的日记给他阅读，由此可见届时阅读日记风气之盛。
四、日记传抄、刊刻对日记创作和整理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历代日记作者是写给自己看的，可以直抒胸臆，畅言无忌，臧否得失，毫不掩饰确是一种较诗文更为直率地表达作者自己观点和感想的文学体裁，往往言出由衷、不加雕琢的至情至性之作品。”[13]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一般意义上的日记较其他的文学体裁的确显得更加直率和真实，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日记的刊刻时，所谓的“至情至性”便显得不确定了。
以袁中道《游居杮录》为例。在他给钱谦益的信中曾提到：“弟前岁一病几殆，故取近作受之于梓，名为《珂雪斋集》……近转觉冗滥，正思取一生诗文精警者，合为一集。时方令人抄写，完后当寄一帙受之，为我序而传之可也。日记系另一书，目下亦未可出耳。”[14]
袁小修之所以认为日记“目下亦未可出耳”，其真正原因很可能日记中有过多“直抒胸臆，畅言无忌，臧否得失，毫不掩饰”的话语，将其刊刻流行势必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他必须对日记进行删薙、润色。作为一部原生态的日记，其中不可能详细表述每个人的姓名、表字，况且对长辈呼其名也是绝对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日记的传抄、刊刻使日记文本的隐含读者发生变化，创作者在创作日记的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到日后日记的出版问题。如项鼎铉《呼桓日记》所记最后一条为万历四十年九月四日事，而序言则落款为“月之重九”。由此可见，这本日记刚写完，项氏便开始着手出版的事情。因此，日记的刊刻必然贯穿于他的创作之中。日记文本的隐含读者发生变化，则使日记创作要在私人化与公开化当中寻找一个巧妙的定位。日记的私人化与读者的公开化在晚明日记创作和刊刻中交织在一起，创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能表现自己生活品位的片段，并将这种选择的痕迹消弭在私人化当中，使读者信以为真。由此看来，日记创作潜在读者的介入，正是晚明文人通过日记进行标榜的重要手段。
晚明日记创作与刊刻的互动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现象，其中有诸多问题尚未受到关注。譬如，上文虽探讨了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日记的刊刻出版，然而从现在保存的《玉华堂日记》手稿来看，该日记所用的纸张同样是专用的日记写作用纸：“是书版匡刻定二叶，适供一月之用。每叶十六直格，前叶第一格稍低刻一月字，预备填写某月。其余每格之前，刻定日期自初一日以至十五日。后页自十六日以至三十日。第十六格空白。每日记一格，如逢小建，则三十日下空去。中缝鱼尾下刻日记二字，平线下刻玉华堂三字。”[15]从描述中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相当标准的日记用纸，颇类似于当时流行的功过格，这同样得益于当时的印刷。
总之，晚明的日记创作与传抄、刊刻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关系。而这种虚实交错的晚明日记，才是晚明社会风气的最本真的记录，也是晚明诸阶层心态最精彩的呈现。
附录一
晚明部分日记传抄、刊刻情况表
| 作者 | 生卒年 | 书名 | 最早刻本（迄清亡为止） |
| 沈自邠 | 1554—1589 | 《日记》 | 未详 |
| 冯梦祯 | 1548—1595 | 《快雪堂日记》 | 万历四十四年（1616） |
| 潘允端 | 1526—1601 | 《玉华堂日记》 | 未刊 |
| 王穉登 | 1535—1616 | 《客越志》、《荆溪疏》 | 万历年间 |
| 袁中道 | 1575—1630 | 《游居杮录》 | 万历年间（1614—1620） |
| 李日华 | 1565—1635 | 《味水轩日记》 | 光绪九年（1883） |
| 项鼎铉 | 未详 | 《呼桓日记》 | 万历四十年（1612） |
| 浦祊 | 未详 | 《游明圣湖日记》 | 光绪七年（1881） |
| 文震孟 | 1574—1636 | 《文肃公日记》 | 未刊 |
| 岳和声 | 未详 | 《后骖鸾录》 | 康熙四十四年（1705） |
| 徐弘祖 | 1587—1641 | 《徐霞客游记》 | 乾隆四十一年（1776） |
| 龚立本 | 1572—1644 | 《北征日记》 | 未刊 |
| 祁彪佳 | 1602—1645 | 《祁忠敏公日记》 | 未刊 |
| 叶绍袁 | 1589—1648 | 《甲注日行》 | 未刊 |
注释：
[1]周煇,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8
[2]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128
[3]陈振孙,徐小蛮等点校.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1
[4]周煇,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8
[5]冯梦祯撰､丁小明点校.快雪堂日记[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56
[6]袁中道,刘如溪､谢蔚点评.游居柿录[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5:11
[7]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33—34
[8]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M].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38
[9]陆容.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3
[10]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北京:中华书局,2008:295
[11]古籍出版社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432
[12]吴承学,晚明小品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2
[13]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4
[14]袁中道,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15]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M].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