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常江：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田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从新闻生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相关理论文献和代表性案例的分析，解读建设性新闻理念在新闻生产实践领域发挥作用的方式，并探讨新闻业借助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体系更加有效而深入地介入全球社会变革的潜能。通过对生产主体、生产逻辑和文本取向三个维度的剖析，可以认为建设性新闻理念旨在以"介入性"取代传统新闻专业理念的"客观性"价值内核，因而具有颠覆经典新闻学体系的理论意图。研究者应当看到建设性新闻在核心理念上与传统新闻学的根本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重塑未来新闻业的可能。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新闻生产；新闻实践；新闻学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新闻生产模式的深度数字化，全球新闻业进入剧烈的边界调整和生态变迁时期。新的媒介生态不仅要求新闻业对传统新闻生产程式进行优化，对新闻生产机制中各元素的相互关系进行调整，更期望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能够在新的新闻生产实践中对既有的新闻理念进行重新审视，于总体的认知层面锚定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为新闻理论体系的革新打下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及行业背景下，近年来各种形式的“新新闻”层出不穷，其中肇始于北欧国家的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具有突出的代表性。
其实，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新闻理念”的崛起与近一个世纪来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具有相似特征的新闻实务运动密切相关。2008年，时任丹麦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门负责人的乌尔里克·哈格鲁普（Ulrik Haagerup）发表了题为《建设性新闻》的专栏文章，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以“建设性”为主导的新闻价值标准对传统的新闻价值进行修正，他尤其强调有关死亡、破坏与社会问题的事实报道可以由致力于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或其他具有建设性效应的报道形式进行平衡。[1]该建议在北欧新闻业内引发热烈的讨论，“建设性新闻”作为一个术语或口号开始为人所知。随后，记者出身的丹麦新闻学者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Cathrine Gyldensted）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持续推动建设性新闻概念体系的发展，成为这一理念最知名的倡导者，推动了旨在对业界的建设性新闻实践进行指导的概论性著作的不断出版。2014年，吉尔登斯特德与玛琳·比耶尔（Malene Bjerre）合著的《建设性新闻手册》（A Manual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一书为这一新闻运动赋予了学理上的合法性。哈格鲁普也于2014年下半年出版了《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News）一书，将自己对建设性新闻的主要思考加以概括。建设性新闻理念开始国际化。
尽管建设性新闻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学者论述中具有不同的意涵，但其“面向公众、面向未来”的积极取向，和对社会变革有意识的介入是没有争议的，正如吉尔登斯特德在其著作中所强调的：“新闻业有着改善社会的重要作用”。[2]
目前，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和实践仍局限于北欧、西欧与美国等地区，但对于一些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地区，如中国、阿拉伯地区、非洲等，也开始有新闻学者和从业者去探索这种“新新闻”对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文化潜能。尽管建设性新闻的具体实践仍不成熟，尚未形成可供新闻从业者采纳的通行规范，[3]但学界已普遍认可建设性新闻有可能发展为一套有别于传统新闻专业理念，可同时涵盖新闻实践、新闻教育与新闻研究的完整体系。因此，即使是从具体的新闻实务的角度切入，我们对建设性新闻的思考和讨论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理念、体系和生态层面。
本文主要基于新闻生产（news production）的视角，结合业已出版的相关文献和代表性案例，通过对建设性新闻所倡导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的分析，对“作为新闻生产实践的建设性新闻”做出带有探索性色彩的解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从新闻业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地位危机”出发，探讨建设性新闻在经典新闻学体系的革新乃至颠覆的过程中所具备的潜能。
一、建设性新闻理念的由来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理念的崛起，与学界将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引入新闻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麦金泰尔（Mclntyre）和吉尔登斯特德就以积极心理学为认知路径，将建设性新闻定义为“努力创造富有成效和参与性的报道，同时也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的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4]这种新闻理念十分强调新闻从业者的具体能动性和新闻业的具体实践程式，而较为回避过于抽象的认识论之争（如“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客观”）。
目前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仍然较为有限，且往往将其与20世纪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其他类型的“新新闻”，如行动新闻、解困新闻或和平新闻视为一脉。[5]然而，通过对不同新闻生产理念之间的异同的对比考察，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建设性新闻对于某些特定价值符号的强调，以及其作为一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复杂性。换言之，我们可以将建设性新闻视为一种有别于“正统”新闻的另类新闻理念，在过往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积累合法性、最终实现部分体系化的结果。哈格鲁普对此做出过清晰的归纳：这些实验性的运动包括行动新闻、解困新闻、参与式新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促进更多解决问题的报道的产生”。[6]
行动新闻（action journalism）早在20世纪初就已作为有别于主流事实报道的新闻类型出现，在全球战乱频仍、社会危机频发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新闻理念的核心在于唤起公民参与社会的主动性，进而推动社会问题的实际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建设性新闻最初的雏形。[7]美国新闻史上“黄色新闻”的集大成者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和他的竞争对手普利策（Joseph Pulitzer）都是这一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前者甚至声称“行动新闻代表了现代新闻业发展的最后阶段”。[8]在英国，著名新闻人斯泰德（William T.Stead）则是行动新闻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提倡行动新闻理念。[9]
20世纪60年代后期，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去殖民化浪潮，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诞生的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发展新闻学通常被视为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建立直接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实践模式，实现对殖民主义的抵抗，并促进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10]虽然发展新闻容易被当地权力精英所垄断，但在徐小鸽看来，其在总体上仍然有助于促进政府和民众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注，也十分强调新闻媒体对政府的建设性批评以及针对解决方案的报道。[11]
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理念则呼吁新闻报道活动应努力维系和平的社会关系，并推动在和平的框架内寻求解决社会冲突。[12]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在工作过程中摈弃“消极”行为，尤其要遏制有可能违背和平准则的破坏性行为，而应更多提出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13]作为和平新闻的支持者，约翰·加尔东（Johan Galtung）认为：“和平新闻试图通过多维度展现各方力量以消除极化现象，并呼吁在报道中对暴力、和平和解决问题的手段给予同等的关注”。[14]这表明和平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理念，其关注的范围往往超越具体的国家和单一的社会范畴，而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结构性的冲突作为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存在着过于抽象、脱离具体社会情境的问题。
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则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的一种新闻生产理念，其主要诉求在于新闻机构不仅需要传递信息，更要实际推动公民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在方兴未艾的数字技术（包括便携式的图片和视频摄录设备和宽频互联网的普及等）的支持下，参与式新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范围的成功实践，如CNN的iReport项目等。在支持者看来，参与式新闻是一种完全基于新闻业的社会责任，且具有民主化架构的新闻模式，它反对传统新闻业对政府与专家（作为权威信源和生产写作者）的角色的过分重视，强调普通公众在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潜能，要求公众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新闻的社会角色中，以更强的参与行为实现对新闻业的社会价值的确认。[15]
同样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解困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则将“积极介入”的新闻理念进一步具体化。解困新闻不甚关注理念上的争论，而往往聚焦于具体的社会问题，主张新闻生产通过对特定社会问题的回应来推动社会在不同细微层面的变革，以改变公共话语的基调。[16]在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解困新闻强调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五要素之外增加“现在怎么办”（what now）这一新要素，从而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回答。[17]建设性新闻在日常生产规范的设计上，直接继承了解困新闻的观念遗产。
经上述梳理，不难发现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新闻生产理念，实际上是在过往一个世纪里某个在逻辑上一脉相承的新闻运动沉淀、积累、不断体系化的结果。这场新闻运动强调新闻对社会变迁积极而主动的介入（intervention），呼吁赋予非专业人士和非建制性权威以新闻生产的权力。尽管其支持者从未明确表达对传统新闻客观性的否定，但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策略。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作为当代新闻业的价值内核，无疑是这场新闻运动最基本的诉求。接下来，本文就从生产主体、生产逻辑、内容取向三个角度，对“作为新闻生产实践”的建设性新闻理念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借助对现有建设性新闻报道实践的呈现，探讨这种新新闻理念对于主流新闻生产实践的发展可能具有的意义。
二、建设性新闻的生产主体
在经典新闻学体系里，专业化的新闻从业者在对媒体机构与社会的关系的把握中进行信息筛选与把关，是具有排他性的新闻生产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新闻从业者既被期望扮演社会运作的有力监督者，也被视作应被特定行业规范和专业信条规训的权力精英。
建设性新闻的生产理念为我们探讨新闻生产主体的边界和角色定位的诸种新形式提供了可能。总体而言，建设性新闻允许新闻从业者通过撰写“引人入胜”（而非冷峻客观）的新闻报道参与对各类社会问题的改善，强调新闻在价值层面的终极使命（推动社会进步）的充分发挥。[18]在建设性新闻的支持者看来，新闻从业者应当在很大程度上反思业已僵化的传统新闻观念，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选择报道的具体问题，还要通过有策略、有意图的报道行动使事件变得更具可见性。通过这种方式，新闻从业者的主体性体现在其积极和深度介入社会问题的发展与解决过程之中，这就对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准则和身份边界进行了扩充，亦即新闻从业者的生产行为“应该激发可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机制”，而不仅仅是呈现事实、监督权力机构而已。[19]从“监督者”到“参与者”的角色定位，一方面要求新闻生产主体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在实质上推动社会变革，是一套价值和结果导向的身份认同准则；另一方面，在操作的层面上，也鼓励新闻从业者去探索更具有吸引力的报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客观性理念加诸新闻文体的种种限制。[20]
建设性新闻理念对生产主体的重新界定，显然也为新闻从业者的日常生产实践设定了新的行为逻辑，“变动”作为一种常态为全行业所普遍接受，而静态的新闻评判标准和生产程式则变得过时。吉尔登斯特德便认为，建设性新闻绝不是一套静止不动的理念，而是会随着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演进，这要求新闻从业者持续用新想法、新问题、新角度和新方式展开各种类型的“新闻实验”。[21]新闻从业者在日常生产实践中，须自觉将种种体现“建设性”目标或导向“建设性”变革的文化和心理元素纳入自己的报道行为之中，令新闻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实在在的路径。
在新闻生产主体和新闻受众（用户）的关系上，建设性新闻主张的也是“行动逻辑”而非单纯的“认知逻辑”，也就是说，新闻不仅要为公众提供信息和知识，令其了解“媒介化的社会发展建设过程”，更要为其提供采取实际行动的事实依据和话语空间。[22]因而新闻受众也应该是社会进程的积极参与者。
三、建设性新闻的生产逻辑
对社会问题的充分挖掘和建设性解决，是建设性新闻理念最基本的生产逻辑。[23]具体而言，建设性新闻主张深度关注具体和结构性的社会冲突对民众、社会与新闻业本身造成伤害，并主张新闻报道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实践”。一些小规模的实证研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建设性新闻能够促进大众的社会参与程度，推动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稳定社会关系并塑造社会团结。[24]正是在这一生产逻辑的支配下，建设性新闻在新闻价值体系和新闻操作规范两个方面，对新闻生产过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建设性新闻主张以新的新闻价值体系引领新闻报道活动。一方面，尽管在欧美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关注始终是新闻选择的支配性框架，但建设性新闻倡导新闻生产立足于积极心理学，将“消解负面情绪”作为一个现实的价值目标，主张建立以“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s）为骨架的合作性（cooperative）新闻价值体系，并藉此推动以新闻为中介重构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另一方面，建设性新闻并未像解困新闻那样过于具体地规划新闻选择和编排过程所遵循的价值律条，而是侧重于在理念层面强调：新的新闻价值体系应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探寻社会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预留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的策略——与经典新闻专业理念的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而非彻底决裂是一种更加务实的选择。例如，一些学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仍会强调建设性新闻“应客观表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非明确阐释主观立场”，这实际上也为建设性新闻贴上了“改良”的标签，避免新闻的过度情感化（尽管这一过程已经发生），使其更容易为接受传统训练的新闻从业者所接受。
其次，在具体操作层面，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通过不同方式去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建设性”标准的生产规范，以实现理念的“落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吉尔登斯特德援引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新闻系的课程体系所提出的六大建设性新闻生产要素：①解决方案：解决问题时，还应提出面向解决方案的新闻框架；②未来的方向：在传统的新闻问题框架（5W+1H）中增加一个“接下来怎么办”（what now）维度；③包容性和多样性：在新闻中包含更多的声音和观点；④赋予人们权力：提出多元化的问题，并包括多种选择，问题应涵盖可能的资源、合作、共同点和解决方案；⑤解释新闻并给出背景：使用数据创建清晰的信息图形，解释新闻；⑥共同创造：与公众互动并对其赋权，与公民共同创造新闻内容。[25]这些操作规范正是围绕着吉尔登斯特德所提出的建设性新闻的核心意涵——通过对有吸引力的新闻报道的生产以建设性地介入社会变革——所进行的具体设计。尽管上述生产规范尚未在主流新闻实践中赢得共识，但建设性新闻显然已形成包含生产理念、价值标准和操作规范的完整新闻学体系的雏形，体现出以“介入性”逻辑取代“客观性”逻辑的范式革新意图。
四、建设性新闻的文本取向
通过对现有理论文献和案例研究的分析，我们得以从新闻文本的角度对建设性新闻的取向做出归纳。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建设性新闻普遍存在如下三种取向：在宏观层面，期望主流新闻内容以建设性的未来为导向，为多方协力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媒介支持；在中观层面，要求日常新闻报道积极介入具体的社会议题，并动员公民参与；在微观层面，呼吁具体新闻报道重视对大众积极情绪的发掘，塑造健康的新闻心理。
“以建设性未来为导向”意指新闻文本应于总体上深切关切社会在未来发生变革的可能性，而不能仅将目光置于当下发生的事情。简而言之，新闻应该在内容上“拓宽自身的维度”。[26]虽然建设性新闻并不要求新闻报道对所有社会问题都能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但自始至终新闻文本都应当包蕴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即对认知意义上和结构层面上的社会问题的发现和挖掘。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最为积极的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也从未提出“新闻报道应当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建设性新闻理念并非要求作为个体的新闻从业者在日常新闻生产过程中直接提出对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将带来严肃的伦理问题），而是期望通过一种宏观的新闻生产机制的设计，来促进民众、专家和决策者共同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新闻报道的角色，始终是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媒介支持”。
“日常报道积极介入具体社会议题”则强调新闻机构的日常报道活动应当准确而针对性地回应当下的实质性的社会冲突，并在报道文本中为民众参与提供信息和路径上的支持。例如，在报道一起工业企业污染环境的事件时，新闻记者既应当针对事件本身展开具体而深入的调查，在报道中准确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和语境信息，同时也应想象自己对面的广大新闻读者的能动性，为其提供理解这一事件必要的科学知识和介入这一事件必要的政策知识。简单来说，新闻报道应作为积极调节者参与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共同构建过程。[27]在这个层面上，一则新闻报道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吸引甚至动员民众参与的能量，而将新闻读者“转化”或“培训”为某种独特类型的新闻生产主体，一直是建设性新闻理念所鼓励的。[28]
“新闻报道重视对积极情绪的挖掘”，则旨在强调建设性新闻生产在微观层面上应立足于积极心理学效应，不止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制造“介入”“参与”和“解决”的媒介条件，而且也要在微观层面为读者带来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换言之，新闻业应借鉴积极心理学等行为科学，以减轻社会问题给大众带来的焦虑和逃避等情绪。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确凿无疑地表明：在新闻中增加建设性元素会显著提升读者的积极情绪、减少其消极情绪，使其保持乐观的心理状态；[29]以“面向解决方案”的思路组织具体报道，也能显著提升读者的积极情绪，极大提升新闻传播的效果。[30]因此，我们不妨认为建设性新闻是积极心理学借助新闻的路径对社会心态的总体性改造。具体而言，积极心理学对新闻报道的操作性建议包括：在新闻故事中唤醒积极情绪；多提建设性的采访问题；在报道中融入对方案的讨论；有意识地调用“PERMA元素”（积极情感、参与融入、和谐关系、集体意义和行业自律）；立足于阐释世界的“幸福模式”以及实现这一模式的种种协作性方法，等等。
五、建设性新闻的中外实践
现有建设性新闻的行业实践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西北欧与美国，在其他地区也零星出现。或许由于建设性新闻有别于传统客观性新闻学的“异类”色彩，因此对其产生兴趣并做出一定程度尝试的，多为新兴数字新闻机构和具有革新意识的精英新闻机构。
新闻机构的建设性新闻实践所采取的最主要的形式，是开设专门的建设性新闻栏目，并将其作为吸纳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以获取更高的用户忠诚度的手段。这样既确保了“实验”的空间，也不会与机构所奉行的“主流”理念产生直接的矛盾。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就在推出名为“影响”（Impact），“好消息”（Good News）和“行之有效”（What's Working）的建设性新闻栏目后，实现了访问量的极大提升；其“影响”栏目以提供社会问题的对策为目标，刊载了大量带有鲜明的建设性色彩的博客新闻。例如，该栏目在2020年1月15日刊登的《我们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热的十年》就不仅精确描述了极热气候形成的现象，直白地指出人类温室气体排放与化石燃料的使用是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为读者从这两方面入手采取行动提供的大量的知识性信息。《纽约时报》网站的新闻专栏“解决”（Fixes）同样强调通过新闻报道寻求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形式上也以博客新闻为主。此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包括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光明面”（The Upside）、丹麦的《政治报》（Politiken）、德国的《每日透视》（Perspective Daily）杂志，以及荷兰数字平台De Correspondent等。这些新闻机构的大多不会公开声称自己是建设性新闻的支持者，但它们的实践模式均大致遵循着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框架设计。如《卫报》的“光明面”的栏目口号是“用新闻来寻找答案、方案、运动和动力去回应那些困扰整个世界的难题”（Journalism that seeks out answers,solutions,movements and initiatives to address the biggest problems besetting the world），这几乎就是建设性新闻理念的摹刻。
中国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也在尝试与肇始于欧美的建设性新闻理念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这种实践模式主要体现在对外报道之中。有研究指出，中国新闻机构的海外报道活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正面报道”，而是遵循着某种具有建设性新闻色彩、有别于西方传统新闻理念的生产框架。例如《中国日报》在报道非洲埃博拉疫情时，即在新闻报道中探讨了针对相关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建设性意义；[31]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制作的新闻也以向非洲受众提供关于当地社会冲突和危机的解决方案的建设性叙事为主要形式，这体现了中国对外新闻报道遵循着（与西方）不同的新闻惯例，具有更加鲜明的建设性色彩。[32]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与其一味地反驳西方媒体的过分批评和政治偏见……中国的国家媒体正在努力探索一种自主性的报道框架。[33]
无论是欧美数字新闻机构的社会冲突报道，还是中国国家媒体的对外报道，其在现阶段对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实践都处在自发而非自觉阶段，建设性新闻仍然是一个理念发展超前于规则设计的认知体系。但从既有成功实践的经验来看，建设性新闻较好地完成了对行动新闻、发展新闻、参与式新闻等介入性新闻运动的体系化，在结构性危机深重（如种族冲突、环境污染等）的发达社会内部，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全球新闻实践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立足于理论文献和成功案例，分别从生产主体、生产逻辑和文本取向三个层面，对建设性新闻理念作用于新闻生产实践的方式和现状做出评析，并尝试在肇始于20世纪初的另类新闻理念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厘清建设性新闻所扮演的角色。作为一种理念，建设性新闻以“介入性”代替“客观性”作为当代新闻业的价值内核，这与传统新闻学体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建设性新闻所具备的新闻生产范式更迭的潜能，从长远来看，也将是颠覆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建设性新闻在当下存在理念超前于实践的“知行脱节”问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倡导者在难以获得改变新闻业属性的结构性力量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妥协性的话语策略。我们应当看到建设性新闻在核心理念上与传统新闻学的根本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重塑未来新闻业的可能。
建设性新闻的本质，并不是简单的“积极”“解决问题”“建设性未来”，而是试图重新界定新闻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使新闻业通过改变自身的定位和认同的方式，谋求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角色。这一理论意图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渐变中，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认知和实践逻辑。建设性新闻的理念由新闻学版图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过程，也正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在新闻业因日益僵化的客观性主导意识形态而逐渐失去生命力和进步性的历史趋势下，共同努力展开学科体系革新以实现“自救”的过程。
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清晰地勾勒出“作为新闻生产实践的建设性新闻”的具体存在方式，也无法就建设性新闻生产的规则框架达成共识——这还有赖更多取得持续性成功的报道案例的支持——但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到建设性新闻在特定的报道领域实质性地挑战（西方）经典新闻理念、以另类却有效的方式积极介入全球社会变革进程的可能。建设性新闻以“介入性”取代“客观性”的新闻体系革新，值得我们进行持续深入的观察。
参考文献：
[1][9]Bro，P.(2019).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ponents，precedents，and principles.Journalism，20(4)，504-519
[2][21]Gyldensted，C.(2015).From mirrors to movers: Five elemen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Lexington，KY: GGroup Publishing
[3]Wagemans，A.，Witschge，T.，& Harbers，F.(2019).Impact as driving force of journalistic and social change.Journalism，20(4)，552-567
[4]McIntyre，K.，& Gyldensted，C.(2017).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4(2)，20-34
[5][27]From，U.，& Nørgaard Kristensen，N.(2018).Rethink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by Means of Service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2(6)，714-729
[6][19]Haagerup，U.(2017).Constructive news: How to save the media and democracy with journalism of tomorrow.ISD LLC
[7]Bro，P.(2012).Historien om den nyttige nyhedsformidling.In En Konstruktiv Nyhed.Ajour
[8]Campbell，W.J.(2001).Yellow journalism.London: Praeger
[10]Domatob，J.K.，& Hall，S.W.(1983).Development journalism in black Africa.Gazette (Leiden，Netherlands)，31(1)，9-33
[11]Xiaoge，X.(2009).Development journalism.In: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NY，London: Routledge
[12]Kempf，W.(2007).Peace journalism: A tightrope walk between advocacy journalism and constructive conflict coverage.Conflict & communication online，6(2)
[13]Ahva，L.，& Hautakangas，M.(2018).Why Do We Suddenly Talk So Much About Constructiveness?.Journalism Practice，21(6)，657-661
[14]Galtung，J.，& Ruge，M.H.(1965).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1)，64-90
[15]Rosen，J.(1999).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McIntyre，K.，& Sobel，M.(2018).Reconstructing Rwanda: How Rwandan reporters us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o promote peace.Journalism Studies，19(14)，2126-2147
[17]McIntyre，K.E.(2015).Constructive journalism: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emotions and solution information in news stories (Doctoral 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8][24]Kovacevic，P.，& Perisin，T.(2018).The Potential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deas in a Croatian Context.Journalism Practice，12(6)，747-763
[20][22]McIntyre，K.，Dahmen，N.S.，& Abdenour，J.(2018).The contextualist function: US newspaper journalists value social responsibility.Journalism，19(12)，1657-1675
[23]Harcup，T.，& O’neill，D.(2017).What is news? News values revisited (again).Journalism studies，18(12)，1470-1488
[25]Hermans，L.，& Gyldensted，C.(2019).Elements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Characteristics，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audience valuation.Journalism，20(4)
[26]Hermans，L.，& Drok，N.(2018).Placing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context.Journalism Practice，12(6)，679-694
[28]Ahva，L.(2017).How Is Participation Practiced by “In-Betweeners”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11(2-3)，142-159
[29]Kleemans，M.，Schlindwein，L.F.，& Dohmen，R.(2017).Preadolescents’ emotional and prosocial responses to negative TV news: Investigating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constructive reporting and peer discussion.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46(9)，2060-2072
[30]Curry，A.L.，& Hammonds，K.H.(2014).The power of solutions journalism.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7
[31]Zhang，Y.，& Matingwina，S.(2016).A new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 The us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the narration of Ebola by China Daily and the BBC.African Journalism Studies，37(3)，19-40
[32]Zhao，X.，& Xiang，Y.(2019).Does China’s outward focused journalism engage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A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Xinhua News Agency’s English new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7
[33]Yanqiu，Z.，& Matingwina，S.(2016).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 new journalistic paradigm of Chinese media in Africa.In China's media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Palgrave Macmillan，New Y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