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梳理了20世纪50-70年代末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历程，评估了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各地的传播效果，指出以毛泽东著作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21世纪中拉政治、经济发展关系。这种跨文化传播是成功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关键词】毛泽东著作；翻译出版；书籍史；中国道路
毛泽东著作的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与发行，缺乏系统研究。一些零散的研究成果，[1]有的侧重在党史领域，[2]有的是以当事人的回忆录方式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片段呈现，[3]有的作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的一个部分，并没有单独以语种特征去探讨。[4]与英语、俄语、日语的翻译出版相比，相关研究成果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发行研究，涉及中国外译事业的发展历程，而且与20世纪中拉党际交流、政治外交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毋庸讳言。本文即是在传播学视野下的一种尝试，将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视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重新评估以毛泽东著作为核心的新中国书刊在拉美各地的传播效果，从而总结经验，获得启示。
根据相关史料梳理，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的翻译、出版、发行，大体上可以分为1950—1960年的起步期、1961—1977年的快速发展期、1978年后的调整期。以下分别详述之。
一、翻译队伍的来源、特点
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翻译人才队伍构成，大体上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外聘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外籍友好人士，包含拉美各国的共产党人、左派人士，这是起步期的特点。根据1960—1978年始终参加毛泽东著作翻译，1980年后任哥伦比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恩里克·波萨达·卡诺（Enrique Posada Kano）的回忆，他在20世纪60年代携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华工作，在北京友谊宾馆集中参加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时，见到了120多名拉美人士。其中还有他的哥伦比亚同乡——福斯托·卡夫雷拉（中联部西班牙语专家），阿方索·格拉尼奥（外文局专家），古斯塔奥·巴尔家斯（外文局专家）全家，以及里卡多·桑佩尔·卡里索萨（新华社任西班牙语专家）。[5]
二是从零组建西班牙语教学团队，自己培养人才。根据庞炳庵的介绍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南京、上海的个别高校作为第二外语开设西班牙语课程，没有系统的专业语言教学，几乎没有中国自己培养的西班牙语人才积累。1952年10月，借助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之际，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直接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北外”）筹建西班牙语专业，培养西语干部。1953年1月，北外西班牙文组正式成立，1953年2月3日正式开课。[6]从1953年到1958年，北外开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西语班，共培养西语干部72人，他们都成了新中国在外交、经贸、文教、新闻等西语工作岗位上的第一批骨干。
三是已有外语干部队伍的培训和提高。中联部和全国总工会在1964年9月合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受训人员包含中共中央编译局、高等教育部、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人员。起初只设西班牙语一个专业，教员和行政干部是从各个部门抽调的，还配有两名外籍教员：穆纽斯（厄瓜多尔人）、米丽亚姆（智利人）。中联部和拉丁美洲研究所专门派了6名人事干部和外语干部到上海、江苏等地选拔了60名德智兼优、工农出身的高中毕业生。1965年10月，从全国各大学俄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中选调了40名来这里改学法语，于是外训班开设了第二个专业——法语。同时充实了教职员队伍，又聘请了法国人儒尔盖夫妇作教师。[7]可以说，毛泽东著作的西语翻译，直接推动了中国西语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步伐。
经笔者搜集，1961年至1978年的18年间，参加毛泽东著作翻译（第一卷至第五卷）的西语组人员前后有38人。[8]这些西班牙语专家，分布在外交部、中联部、编译局、新华社、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外事、外宣单位等多家机构。他们不仅精通西班牙语，还熟悉了解西班牙以及拉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除此之外，西班牙文版翻译组成立的时间晚于英文组和俄文组，工作流程直接借鉴他们的做法。即要有初译、改稿、核稿、初定稿、外国专家通读、改稿、统一、集体讨论、解决疑难等工序，翻译原则是以我为主、中外结合的翻译思路。系统、规范的翻译工作制度，再加上一流的西班牙语译者队伍，使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翻译质量，无论在语言表述层面还是在跨越文化差距层面，都创造了中国对外翻译事业的新高度。
二、翻译出版的品种、数量
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出版品种，中方外文出版社从1956年至1979年，累计出版了230种，西班牙以及拉美各国从1954年到2017年，累计出版117种。中外合计翻译出版了347种。
1.中方的翻译出版情况
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了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230个西班牙文版的出版时间、版本、装帧和印发数量。[9]最早的一本出版于1956年，到1960年已经出版了60种，出版能力提高很快。西班牙文翻译组成立后，出版数量迅速增加，到1977年已经出版了168种，整个17年时间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1978年后迅速下降，仅出版了1种；1979年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28开本，以精装（定价1.15元）、平装（定价0.65元）两种对外印发2万册，此后再没有新的品种翻译出版。
中方翻译出版有三个特点。
一是《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为对外翻译出版的核心。1960年中文版《毛选》四卷出版后，明确将翻译出版《毛选》多个外文版作为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毛选》英文版早在1950—1953年由徐永煐等牵头组织翻译完，授权英国共产党主办的劳伦斯出版社出版，后来又无偿将版权赠送。英文版《毛选》四卷在1961年春完成，然后重新修改前三卷英文版翻译。因此包含西班牙文翻译组在内的其他18个文种，都是按照英文翻译组的程序，最先完成的也是《毛选》四卷。《毛选》四卷西班牙文版1962年完成，外文出版社当年出版发行，首印3万册，此后8次再版印刷。《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西班牙文翻译却因为各种原因，直至1968年才全部完成并出版，均为23开本，分别以平装、羊皮和漆皮精装三种形式装帧，印刷数量都在12万至20万册之间。1977年《毛选》第五卷翻译完成，1978年对外出版发行，首印册数超过12万册。《毛选》第一卷至第四卷累计翻译的文种有18种，只有第五卷的文种为6种。
二是在翻译《毛选》的同时，根据国际政治斗争的形势需要，择机选择了一些单篇著作翻译出版，配合国际政治斗争。如1964年1月9日，巴拿马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罢工、罢课、罢市活动。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指出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10]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英文版（发行1.52万册）、法文版（发行1万册）、西班牙文版（发行1.6万册）等多个语种的单行本，配合国际政治斗争。此时巴拿马与中国并没有建交，但是中国政府支持巴拿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干涉的正义斗争，赢得了包含巴拿马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人民对于新中国的好感。
三是针对拉美国家寻求民族独立斗争的需要，翻译出版了相应的著作，特别是一些军事著作发行量较大。如《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都属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适应拉美各国寻求民族独立的需求，印发量较大。如《〈共产党人〉发刊词》1957年西班牙文版出版，先后7次再版重印，分别以32开、54开、64开对外发行，1969年总印数为10万册；《战争和战略问题》1959年出版西班牙文版后，先后在1960年、1961年、1965年6次重印，精装、平装两种形式，总印数达11万册；《毛泽东军事文选》1967年出版西班牙文版之后，32开精装、平装两种形式，首印册数达18万册。
2.海外出版情况
笔者根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数据库和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的“西班牙出版书籍数据库”（Base de datos de libroseditadosen Espaa）[11]截至2019年12月提供的官方信息发现，西班牙语世界署名毛泽东著的品种117种，1954—2017年，由西班牙和拉美各国53家出版社出版。
海外1950—1960年仅有4种图书出版，其中3种为毛泽东著作。最早的一种是1954年出版的书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由智利的陶斯·格拉夫斯·劳乌塔罗（Talls.Gráfs.Lautaro）出版社翻译出版，出版地为智利的圣地亚哥。该社在1955年还出版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成立于1952年，发起人有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和后来担任智利总统的阿连德等友好人士。第三本是由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墨中友协”）署名翻译出版的图书。第四本是阿根廷劳太罗（Platina）出版社在1959年翻译出版的《毛选》，出版地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该社由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社长阿尔多·豪尔赫曾在1956年应邀访华，就翻译出版中国图书问题与中方进行过商谈。[12]
在1961—1977年间，出版毛泽东著作品种快速增加。除1964年、1968年两年没有数据之外，其他年份均有品种出版。如1963年出版了2种；1965年、1966年、1967年分别出版了1种；1969年出版了3种；1970年出版了4种；1971年出版了5种；1972年出版了6种；1973年出版了11种；1974年出版的最多，达到了30种；1975出版了11种；1976年出版了17种；1977年出版了5种。从出版时间看，毛泽东著作的出版与同一时期中拉关系发展逐渐升温，最终达到官方建交高潮有直接关系。
出版品种最多的一家出版社是格里哈尔博（Grijalbo）出版社，出版了30种毛泽东著作。根据网站说明，该出版社创始人胡安·格里哈尔博（Juan Grijalbo Serres）是西班牙人，二战后流亡到墨西哥，1939年在墨西哥创办该社，其目前属于兰登集团的一部分。笔者查阅中方档案得知，该社曾经接受当时苏联政府的资助，编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著作，196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设立分支机构。就其出版的品种来看，不仅出版苏联方面的图书，也出版中方的毛泽东著作。如1969年出版了《矛盾论》，1974年在墨西哥、马德里同时再版；1969年出版了《艺术、文学与新闻》，收录的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1973年在墨西哥、马德里再版；1973年在墨西哥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种，1978年出版了中方关于国际共运的论争文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其次是西班牙的范达门托斯（Fundamentos）出版社，出版了16种毛泽东著作。根据网站说明，范达门托斯出版社是西班牙戏剧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出版商之一，注册地为巴塞罗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女性的人权和边缘地位，有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等方面的系列图书出版。[13]笔者发现，该社1974年出版了《毛选》第四卷、《毛选》第三卷、《毛选》第二卷等13种；1975年出版了《社会主义建设》（1977年再版）；1976年出版了《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本《毛泽东作品选集》，出版地为马德里，时间不详。从书名来看，该社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毛选》，一是基于外文出版社的四卷本，属于翻印；二是依据英国劳伦斯出版社的英文底本转译成的西班牙文版本。
再次是西班牙的安纳格拉玛（Anagrama）出版社出版了7种，西班牙的阿卡（Akal）出版社出版了5种，阿根廷的武装玫瑰（La Rosa Blindada）出版社出版了4种，西班牙的R.托雷斯（R.Torres）出版社、西班牙的屋艾木（Huemul）出版社分别出版了3种，其余如墨西哥的瓜哈拉多（Guajardo）出版社、阿根廷的二十一世纪（Siglo Veintiuno）出版社、委内瑞拉的文化部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墨西哥西塞罗自治大学和雷纳西米恩多（Renacimiento）出版社等35家出版社分别出版了1种。
根据中方档案记载，1968年《毛选》第一卷至第四卷西语全部出齐后，为了扩大宣传力度，只授权过三家出版机构或个人在拉美各地翻印、发行。一是乌拉圭的维森特·罗维塔（Vivente Rovertta）在乌拉圭创办的新生书店（Natina Libros）。它在20世纪60—90年代是中国书刊在乌拉圭的核心代理机构，并为1988年中乌建交作出了贡献。1968年翻印《毛主席论文学与艺术》《毛主席语录》；1969年翻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73年翻印《毛选》第一卷；1974年翻印《毛选》第二至第四卷。二是墨西哥的东方书店，1968年受中方委托翻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1969年翻印《毛主席语录》。三是阿根廷的贝尔多·克尔顿（Bernardo Kordon），为阿根廷中国人民之友协会主席，1964年应邀访华。受中方委托组织翻译《反对党八股》《矛盾论》（1966年出版）等。
从53家出版社出版的品种来看，其中不乏中方委托的三家机构再次委托当地的出版机构或个人进行翻印，以扩大毛泽东著作的影响。但总体上看，有相当一部分出版社是把毛泽东著作作为畅销图书来出版的。如有一定规模的格里哈尔博出版社出版了30种，范达门托斯出版社出版了两个版本的《毛选》。这些数据足以证明毛泽东著作在当时西班牙语世界的影响程度。
1978年之后的西班牙和拉美各地，仍然延续了1961—1977年的出版热，除2种出版时间不详外，仍有14个品种分别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等地区出版。其中有4个新品种，其余都属于1977年之前品种的再版或者修订。
三、发行传播的阶段、特点
以毛泽东著作为核心的中国书刊在拉美的发行传播，在三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60年代的发行传播起步期。当时负责新中国书刊对外发行的机构——国际书店（1964年更名为“中国国际书店”，1982年更名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有一个团队专门负责中国书刊在拉美地区的发行。在起步期主要依靠拉美地区参加国际共运的党派、组织，如马列主义政党，倾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组织所开办的一些左派书店和友好人士建立联系，大力发展中国出版的外文书刊个人订户、代销户，很快在拉美的一些国家打开了局面。
如墨西哥共产党主办的人民文化基金社在1959年10月一次定购外文出版社的西语版各类毛泽东著作1000册；[14]乌拉圭共产党主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1960年翻译出版了西语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理论图书；劳太罗出版社的西语版《毛选》（二卷本）批发价格为5比索，零售价格为7比索；委内瑞拉市场上，仅委内瑞拉共产党主办的玛格利哈发行社一家就销售了400多部，在整个加拉加斯市，各家书店销售册数至少在1000部以上；古巴1960年革命胜利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成为了古巴干部必读文件之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到普遍欢迎，而《毛选》第四卷在古巴成为了最珍贵的礼品。[15]1960年哈瓦纳市场上的西语版《毛选》（二卷本）半个月内就销售了300部，同时还有300部采购订单，每一本售价为8比索（当时合计约为8美元），这是一个较高的价格。据说还有的书店售价达到12～15比索的。其他西语版单行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论游击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也卖得很快。
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中期中苏共运大论战公开化，拉美左翼党派发生分裂，从老党派中分裂出来并重新组建的党派机构，承接了第一时期的书刊发行任务，这一阶段中国书刊在拉美发行数量很大。
在墨西哥，专门批发中国书刊的墨西哥国际补偿公司，在1968年中方《毛主席语录》西语版出版后，曾经订购一批在墨西哥销售，1972年中墨建交后数量增大，1974年进口20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批发量达到8万册；1975年为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达到10万册。墨中友协在墨西哥影响较大的报刊《至上报》刊登广告，征订中方的《人民画报》等西文三刊；1972年5月订购《毛主席语录》100册；1973年10月又一次性购买1万册，含《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2000册，在墨中友协成员中广泛散发；1974年又订购中方的《毛选》1000册；1975年以后每年订书款都超过1万美元，1981年书款为1.57万美元，这在拉美各国中是很少见的。
其他国家如哥伦比亚1971年出版发行各类西语版图书达41.89万册、期刊47.8万份，1977年从哥伦比亚寄往中国的来信数量为6124封，发行图书为37.9万册，其中各类毛泽东著作单行本、《毛主席语录》等达到了超过历史纪录的9.3万册。智利在1971年图书发行数量达到25.82万册，主要品种是毛泽东著作的西语版单行本和马列著作。在秘鲁，出版发行数量由1971年的5750册增长到1976年的31.7万册，期刊由1.1万份增加到74.2万份。
除上述国家外，在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波多黎各、玻利维亚、牙买加、巴拿马、圭亚那、多米尼加、苏里南、美属维尔京群岛等地，中国书刊都有发行。这一阶段，以毛泽东著作为标志的中国书刊在拉美各地的传播范围、传播力度都是空前的。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急剧变化时期。此时中方政策发生变化，具体有如下两点。一是大幅降低政治理论图书发行比例，一些拉美党派无法理解中国所发生的政策变化，一些党派书店不再与中方往来。二是中国西语版书刊提价。20世纪80年代正值拉美经济危机，一些国家通货膨胀严重，中国书刊提价再加上逐步回收书款政策的执行，导致1977年之前20多个国家的800多个相关经销机构，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80个，《人民画报》等西文版三刊从1977年平均期发量1000册下降到几十册。一些机构以组织来华旅游和销售中国工艺品等为主营业务，彻底失去了书刊发行网的原本意义。
根据中方档案记载，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后，只有一条毛泽东著作的发行推广记录，是1985年墨中友协新改选的主席何塞·拉蒙，将墨西哥青年大学生欢迎的《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用西班牙文版翻印，销售很好。
四、基本结论
从1954年智利圣地亚哥出版第一本西语版毛泽东著作开始，至2017年马德里再版《毛泽东语录》，60多年后评估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三点。
第一，作为中华民族站起来成功经验结晶的毛泽东著作，在拉美世界的传播是成功的。20世纪50-70年代，在古巴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拉美各国普遍要求民族独立、摆脱美国控制。新中国抓住这一历史时机，及时组织翻译力量、建立书刊发行网，大力宣传和推广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各类书刊，前30年在拉美的发行数量累计超过1700万册，包含《人民画报》西文版三刊在内的中国期刊超过3000万份，成绩卓越。对于与中国相隔遥远的拉美大陆而言，中国一直是遥远、神秘莫测的古老大国。新中国成立后，拉美各国的政党、友好组织、工会、学校等，以各种方式订购中国书刊，从中了解新中国的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中方的西语版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被拉美许多政党、左派机构作为组织学习材料，学习、研究和讨论并被广泛散发。一些新成立的政党和组织都受到了毛泽东著作的影响。《论持久战》《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等被拉美许多大学选为必读教材，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畅销不衰，直至21世纪仍然被翻印再版。
第二，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中国书刊在拉美的传播，推动了中拉关系70年发展，堪称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思想价值观的认同。事实证明，毛泽东著作对拉美国家一些领导人的影响较大。1959年4月，时任新华社记者、后成为新华社副社长的庞炳庵与同事孔迈采访格瓦拉，2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格瓦拉一再声称“我是毛泽东的学生”。他喜欢读毛主席的著作，还根据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加上对古巴革命游击战争的回顾与总结，编写了《游击战》及其续篇《游击战：一种手段》等两本著作。[16]除格瓦拉之外，智利在争取民族经济独立的过程中也明确提出，把中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学习中国的热潮就是由阿连德总统一手推动的。圭亚那、牙买加等加勒比海国家纷纷将外国控制的种植园、矿业公司收归国有，或者争购其半数以上的股票；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坚持石油收归国有，1976年委内瑞拉结束了美国控制石油的历史，将其收归国有。[17]在拉美各国整个20世纪维护民族经济利益、争取自主发展的斗争过程中，不止一次地看到其受到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主张的影响。
第三，60多年后在重新评估毛泽东著作传播效果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廓清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认知。这一点，既是教训也是启示。跨文化传播是需要投入的，而投入与回报之间，并不一定是即时的，有时需要很长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跨文化传播的本质认知仍然不甚清晰。1980年之后，中国社会对之前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没有及时总结和评估，一些政策的改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前30年投入巨大人力、财力建立起来的拉美书刊发行网。
总之，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版的翻译、出版和发行，利用行政组织手段，以国家财政为后盾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地一一实现了预定目标。跨文化传播是成功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当然也有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是深刻的。
注释：
[1]亘火.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佚事[J].档案春秋,2009(6)
[2]李君如.外国学者论毛泽东,1卷[M].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48
[3]刘习良.追忆“毛著”翻译[J].中国翻译,2009(5)
[4]尹承东.从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谈建国以来的中译外工作[J].中国翻译,2009(5)
[5]郭存海.我们的记忆——中拉人文交流口述史[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9:64
[6]庞炳庵.新中国怎样向西语世界敞开大门[J].对外传播,2012(5)
[7]参见:吴锡山,王玫:《自己培养人才的尝试——记我部外训班的始末》,选自内部资料《中联部四十年(1951—1991)》,第322页
[8]毛泽东著作西班牙文组翻译名单,由自始至终参加翻译工作､后又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尹承东先生提供——笔者注
[9]参见何明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9)》(上,下册),学习出版社2013年出版｡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方的西语毛泽东著作数据,均来自该书——笔者注
[10]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337
[11]参见网站:https://www.culturaydeporte.gob.es/cultura/libro/
[12]参见:内部资料《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纪念文集》,第97页
[13]参见网站:http://www.editorialfundamentos.es/
[14]本文数据来源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内部文献《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拉美发行基本资料》——笔者注
[15]贺双荣.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11
[16]切•格瓦拉的中国往事:曾与周恩来“争论”[EB/OL].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0/11/c_129718341.htm
[17]方连庆.国际关系史(战后卷),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