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坚：东南大学出版社
【摘 要】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知识服务转型应该以推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及科学评价体系为目标，对出版流程进行数字化重塑，建设以知识元数据为基础的学术内容数字资源库，构建与利益相关者协同互补的数字学术体系，形成内容聚合程度高、产品形式丰富、服务模式多元的学术出版知识服务体系，以更好地体现大学出版社的宗旨。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知识服务；数据决策；知识元；数字学术
我国大学出版社历来是学术出版的主体[1]，但是，囿于规模、体制、资本等的限制，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出版模式，数字化转型规划不够清晰，路径不够明朗。本文在简要分析知识服务与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契合性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的内容及前景，以为我国大学出版社根据自身特色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路。
1 知识服务是大学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知识服务的本质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对知识集群、知识体系、知识类型等通过按学科、分类型、找主题等方式可查、可逆的知识获取方式，基于用户目标驱动的，面向知识内容、解决方案及增值服务的服务”[2]，这与以学术出版为宗旨的大学出版社有着天然的契合。
1.1 知识服务能更有效地彰显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
大学出版社“在推进知识传播、反映创新水平、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思想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3]在“双一流”战略决策指导下，大学出版社更应该积极探索如何在信息化建设、先进成果发布、学校的国际影响力提升等方面为母体大学做好服务，而基于学术出版的知识服务则能使得大学出版社更好地服务于教学科研，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
1.2 知识服务能使得大学出版社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当前，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举措，而“中国学术的对外话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学术出版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不可或缺的平台”[4]。基于知识服务的学术出版能以数字化推动学术出版的国际化，实现国内国际出版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对接，进而提升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效果，大学社在这一国家战略中应该有所担当。
1.3 知识服务能够强化大学出版社的竞争能力
我国绝大部分大学出版社规模不大，难以在大众出版、基础教育出版等领域和地方出版社竞争。基于知识服务的学术出版不仅能够消除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盲点”和知识“断链”，还能以其多元的产品形式形成“长尾效应”，以专业化的深度开发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从而创造和放大自己的“利基市场”，出版社的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
2 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知识服务转型的内容
2.1 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和评价体系为目标
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知识服务转型应该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而学术出版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与平台，是突破西方出版机构话语权垄断的重要路径[6]，大学出版社应当在此进程中借助于数字化技术，建立各种学术成果发表和传播平台、知识组织和服务平台，与专家学者共建基于学科的联合科研机制等，致力于标准化的话语体系的建立、以研究当代中国为重点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以及以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为目标的学术体系的构建，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起建立的《基于引文索引数据库的人文社会科学双语术语库》即是为了使得学术研究有一个标准化的术语参考和引用平台，建立了学术翻译、中华文化“走出去”可资参考的标准。
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知识服务还应该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科学评价体系的建构。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服务平台不仅仅能够集聚大量的科研成果，还能通过被引、下载等因子的统计等推动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如中国知网已经具备了知识检索、知识集聚、文献数据评价、共被引分析等诸多功能。大学出版社能基于自身的专业特色和优势，自主开发或寻求合作，建立基于某一优势学科的集资源集聚和学术评价为一体的知识服务平台，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就是以CSSCI的相关数据为依托的涵盖学术期刊、集刊和专著等多种形态的，致力于推动建立学术规范和科学评价体系的数据平台。
2.2 塑造基于数据决策的学术出版流程
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活动中引入数据理念和技术，就是通过对用户行为、行业消费以及内外部数据的分析提升内容生产的质量和投放的精准度、分析创新营销策略、提升决策效率，以逐步完善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服务体系。首先，数据决策应该贯穿于学术出版的全流程。“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对学术出版物自身和学术出版场景的数字化解构和全息化重构，数据将成为学术出版服务的核心单元。它既可以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形态存在，也为实时、精准和个性化服务的开展提供方向性指导[7]；因此，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的选题开发应该基于读者的购买、阅读、评价等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基于对出版效果的评估和分析而不断完善策划和决策流程。数据决策还能应用于学术图书的生产，改变传统的作者—编辑—读者的线性流程，如斯普林格的内容生产管理系统（Sp Ace）平台就是集作者投稿、编辑加工和关键词标引以及技术人员进行辅助性工作为一体的共时性内容创造和生产平台，读者的需求针对性更强。
其次，基于知识服务的学术出版体系应该形成作者投稿、读者需求分析、学术成果的出版及反馈之间的闭环，实现用户需求和知识推送、搜索、导航之间的关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从2015年开始就致力于内容和技术同步建设，并通过数字化反向带动内容资源建设、实现两者联动发展的学术出版平台，在这一平台下，学术出版可以实现全面POD，实现出版成果的开放存取与发布，集聚图书和期刊内容资源，并根据读者的需求不断地改善服务功能，朝向一体化知识服务平台迈进。
最后，构建基于数据决策的学术出版流程还要重组现行的条块分割、基于学科体系的传统的编辑部门、技术部门、发行销售等部门，构建基于知识元数据的融数字学术内容的集聚、重组和传播等功能于一体的、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组织结构。在这一组织结构下，编辑、技术人员、销售部门紧密配合，可以同时进行纸质图书和在线产品的制作和发布，基于元数据的知识产品也方便技术人员和销售部门根据读者需求进行组织，读者的阅读等行为也能及时反馈至编辑，以指导数字化学术内容的更新和完善。
2.3 建设以知识元数据为基础的学术内容数字资源库
“知识元是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备知识表达的知识单位，是构成知识结构的基元。知识元的不同排列组合可构成不同知识单元，不同知识单元按照不同逻辑关系可组成不同的知识元链接,无数的知识元链接构成知识网络。”[8]知识元是知识构建的基础，知识构建是知识服务的前提。以知识元为基础的知识能突破以文献或知识属性或特征为基础的局限，可以通过动态重组的方式形成新的内容，也能通过标引增加数字学术内容的可发现性，还能与其他出版社、第三方机构建立起关联，提升学术内容的利用效率。
首先，大学出版社应有效盘活学术内容的存量并将其数字化。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反映我国各个阶段教育、思想和科技进步及成果的载体多样的出版物，这些资源是大学出版社数字学术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众多读者和各类机构迫切需要的知识资源。大学出版社可以借助于信息技术，对现有的内容资源进行流格化的数字化转化，并按内容、功能、产品形式、读者对象进行不同层级的标引，再按照知识分类进行结构化处理，构建可以重复利用的数字资源数据库，以对这些知识资源进行数字化盘活，发挥其最大价值，同时还能知晓进一步开发资源的空间和方向。
其次，大学出版社应该规划先行，按照知识服务的规划及目标需求做好在制和增量资源的数字化。基于知识服务的规划，大学出版社在进行在制资源生产和增量资源开发时，就可以有目的地按照预期对资源进行知识元的切分和标引，为知识产品的生产做好内容储备，“使得海量存储、按需调用、自由编辑以及低成本个性化的传播成为可能。”[9]
最后，利用知识元提升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和深度整合，拓展增值服务，基于知识元的资源库“可为用户获取关于某一知识元的静态和动态的信息集合及关联信息集合，将相关或相近知识元链接在一起，形成学科横向交叉和学科横向延伸的科学知识体系，从而激活、产生新的知识元。”[10]如中国知网知识服务系统中的知识元库通过对知识信息点的加工与概况提炼，能够帮助用户快速了解各学科基本内容及学科之间的关联，同样，大学社也可以借助于第三方技术力量建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知识元资源库，以供在知识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按需调用”。
2.4 构建与利益相关者协同互补的数字学术体系
数字学术的具体内容为：学术研究环境的数字化、学术研究过程的数字化以及学术成果的数字化[11]，因而这一过程必然要与知识生产者、组织者、用户以及技术服务提供者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利益攸关者至少涉及用户（读者）、图书馆、各类知识资源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各类知识服务系统），学术出版服务模式的创新“要充分发挥不同机构的独特优势，推动各自知识链的有效嵌套，满足用户知识创新的需求，共同推进知识服务价值的最大化。”[12]
首先，大学出版社可以基于“两微一端”开发基于单一学科门类的知识产品。基于“两微一端”的知识产品既可以是基于纸质图书的增值服务，也可以聚焦于某一学科热点搭建起专家、出版者和用户之间深度交流互动的平台，出版社还能借此发现新的热点，实现内容生产—传播—再创造之间的良性循环。
其次，大学出版社可以构建基于社群的知识传播和分享体系。移动互联时代，“一切产品都能够在社群中被堂而皇之地审视、解读甚至解构”[13]，图书也是如此，社群效应能够放大图书的单倍价值，给图书的传播创造氛围品牌，在集聚读者资源的同时提升在线营销效果；此外，出版社还能基于社群，尝试新技术，为读者提供集文字、声音、视频等为一体的多维阅读体验，而读者基于社群的反馈和UGC也能反哺出版，推动出版社在垂直细分领域的深度开发。
最后，大学出版社应该构建基于科研用户需求的融组稿、知识组织、知识获取、知识挖掘、知识共享、知识再创新、知识评价等为一体的知识服务平台。学术出版的数字化生产应该起于组稿，出版社可以按照知识聚类的方式将不同的知识单元组织成“模块”，在平台上及时发布和传播，这些“模块”还可以根据需求重组，也可以印制成纸质图书；在此过程中，出版社还能根据读者（用户）的反馈，及时调整生产内容和组织形式，或者基于知识元数据链接至图书馆或第三方服务平台等，增加知识产品的可发现性，改善消费体验；不同的用户之间还能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知识，激发知识的再创新；知识成果发表后，作者还能通过专业机构和用户的评价知晓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和社会效益，如北大法宝智能型法律信息一站式检索平台既能提供法律法规条文案例检索，还能链接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条文释义、法学期刊、案例和判决文书等等，帮助用户在检索的基础上能进一步理解、研究和利用法条，实现了从高水平知识汇聚到实际应用的有效转化。
3 结语
在E-only和开放获取渐成趋势的背景下，大学出版社要积极利用新技术，整合资源，强化与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合作，在优质资源的集聚和深加工、知识服务的场景应用及嵌入、知识服务与增强现实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匹配应用上下功夫，因地制宜，不断提升知识服务水平，以摆脱当前以“资源预装式”为主的、对用户的深度需求反馈较弱的知识服务产品形态，以最终形成内容资源互补、产品形式多元、知识创新持续的知识服务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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