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方卿：武汉大学；张新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出版业面临的时代课题。基于出版的意识形态、文化、产业与技术等多元属性，提出并论证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品质、要素和服务四个基本面向。指出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正确的导向为引领，以提升品质为目标，以关键要素的体系化构建为动力，以促进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型为抓手。
【关键词】出版业；出版属性；高质量发展；出版导向；出版人才；出版技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开始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出版业作为兼具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产业属性和技术属性的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同样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势。回应高质发展需求，交出时代答卷，出版业可以在导向、品质、要素和服务四个方面下功夫、花力气，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导向
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正确的导向为引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内容导向和价值取向，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是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出版属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也是出版业的根本属性。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首要在于解决好导向问题。导向问题是旗帜，是方向，是谋篇布局、举旗定向的根本问题。导向正确与否，是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本质性问题。导向一旦出现偏差，不仅解决不了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反而会导致满盘皆输的局面。实践中，不乏出版企业在与民营文化公司的合作中整体基调灰暗、政治导向错误进而导致停业整顿、领导停职的情况。这都是没有把握好导向所致。
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其内涵包括：
其一，出版业应该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出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传播的重要渠道，是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的重要抓手。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表现，是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总结、创新和传播。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体系，丰富传播内容、创新传播体系、革新传播方式、重塑媒介形式是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任务。做好新形势下出版业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始终坚持党管出版的原则，牢牢掌握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权，这决定着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二是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武装头脑和教育人民，这是出版业的根本政治任务。三是落实落细出版企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主管主办原则、属地管理原则，并贯穿于内容策划、编辑加工、印制发行全过程，贯通于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两种业态，确保出版阵地守好筑牢、可管可控。
其二，出版业应致力于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包括出版在内的各种手段和方式加强对我国的价值观渗透，极力宣扬和兜售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宣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导向诉求。正如文献所指出的“培育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出版传媒业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1]。然而，出版实践中，未经仔细鉴别而一味引进带有西方价值观烙印的著作并在国内出版的情形时有发生；网络出版企业为博眼球而上架、传播淫秽色情、低俗、庸俗、媚俗网络小说等有害内容，公然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被党和政府主管部门约谈的情况也不绝于耳。之所以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缺位、意识淡薄所致，进而在出版行为中有所体现。在教育、大众、专业、数字出版等全领域，传播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战胜、驱除错误价值观的侵袭和推销，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队伍，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重要体现和应有之义。
其三，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应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业，应该更多反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表达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取材于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名义，传播人民的声音，这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出现的少数企业的少数出版行为，宣传网络大咖或意见领袖的观点，传播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内核的思想文化，等等，严重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与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背道而驰、反向而行的。
其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应坚守正确的效益观，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化社会效益的刚性约束，不做市场的奴隶，不唯利润而出版。出版业存在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杂草丛生、大量跟风出版、同质化出版程度严重”等现象，其根源在于，出版过程中，没有树立正确的效益观，没有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没有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收入、利润置于社会效益之前，把出版仅仅作为赚钱的工具。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出版行为的发起、出版物的生产传播首先要起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作用，起到积极社会影响的效果，在这个前提之上，再谈码洋、实洋、营收利润，才有价值和意义。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高质量出版体制机制，也深刻反映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党和政府文件精神之中。
2 品质
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提升品质为目标。出版业，从本质上讲，属内容产业范畴，内容为王，品质就是生命。“要强化精品意识、坚持质量第一，以推进出版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原创能力，培育发展新型出版业态，着力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好书力作。”[2]提升品质是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提升出版品质，一要优化行业产品结构，解决好产业内部的结构性品质问题；二要打造精品力作，发挥工匠精神，提升单品品质。
宏观层面看，优化行业产品结构主要涉及出版物的供求结构、数量与质量结构、传统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结构等。
先谈供求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物总体供求结构经历了从短缺匮乏到供给充裕富足的历程，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这是有目共睹的成绩。然而，解决数量问题的同时又衍生新问题。其一，出版物由供不应求走向供给过剩、供过于求，“中国图书出版业一度库存和销售比高达98%，动辄数百亿码洋图书化为纸浆”[3]。这显然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不符的。因此，提高动销率，减少库存，提升出版物的产销比，优化出版产销结构，是改善出版宏观结构品质的不二选择。其二，出版物供给结构不合理，面向特定群体、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因此，优化供给结构也应该成为改善出版宏观结构品质的诉求。
再看数量与质量结构。数量的问题解决了，质量问题却日渐突出。如何提升高品质出版物总体比例和数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与日俱增的个性化、多元化、高品位的出版物需求，正成为出版发展的更高目标与追求。以科技出版为例，我国科技出版规模与数量发展较快，应该是世界科技出版大国。但是，我们的科技出版单位、科技期刊，在国际科技出版市场的竞争力都很低。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或竞争力的名刊我们几乎没有，平庸期刊多。这完全满足不了高水平科技成果出版或发表的学术诉求，造成大量高水平科技原创成果外流。以至于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没有高质量科技出版，缺乏高质量的科技期刊，怎么能够留住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呢？
最后再看传统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结构。出版的质量结构是一个整体，只有各组成部分的质量同时提升，才有出版整体质量或水平的提升。近些年来，我国数字出版发展迅猛，规模扩张快，体量远远超过传统出版。然而，数字出版的质量却未能同步提升，甚至某些方面还有所下降，从而严重影响或拖累我国出版物的整体质量和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数字出版。只有提升数字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才能从总体上提升我国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
微观层面看，提升单品品质主要涉及内容品质、编校质量、装帧设计和印装质量等。长期以来，出版产品结构不合理，工匠型产品缺少、原创性产品不足、“高峰”式作品更是少之又少，这已是出版界公认的现状。如何处理好“良”与“莠”、“高峰”与“高原”、“卓越”与“平庸”的产品品质结构性问题，成为出版业亟须提交的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出版物单品种品质的提升，一则在出版源头，注重培育和发现优秀作者，引导、鼓励和督促作者以“久久为功”“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作经典作品、不朽作品；二则在编校过程，充分调动和发挥编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编辑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提高作品的附加值和含金量，对作品进行质量提纯、提炼和提升。编辑，不仅仅是“为人作嫁”的角色，某种程度而言，由作品到产品的过程，是编辑和作者共同完成的，是将“璞玉浑金”的作品雕琢为“金缕玉衣”的过程；三则在设计印装环节，凝聚工匠精神，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专注严谨的职业习惯对待产品设计、印制封装，以求装帧设计优美、印装质量过硬。单品品质的提升，在特定出版领域，有特殊的要求。大众出版，应注重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不断推进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的产品研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积极、健康、向上、个性化、高品位的精神文化食粮；学术出版，应提高原创性和创新性作品比例，致力于生产和传播原创型、前瞻型科技创新成果；教育出版，应强调教书育人导向，强化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意识，通过高质量的教材教辅出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
3 要素
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关键要素的体系化构建为动力，面向人才、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进行体系化建构和市场化配置。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基于出版人才、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关键动能要素体系培育壮大的全方位发展，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深层次发展，是通过要素体系化构建和市场化配置而引起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高水平发展。[4]
劳动力和人才要素。出版业是创意产业，是智力密集型产业，人才是第一资源。出版业，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5]提升创意赋能水平，提高创意策划能力，是出版业走向创意经济时代的应对之举。作为创意产业的出版，核心竞争力在内容，内容的发现、挖掘、创新、再造，高度依赖智力资源，依托于强有力、高精尖的出版人才队伍。人才，对创意产业，对出版产业而言，是极端重要的第一资源。那么，出版业的人才现状如何？一方面，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出版业是高度重视人才的。在党和政府的人才政策中，“四个一批”暨“文化名家”“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才”“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等一系列人才工程或项目的推出，形成了浓厚的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尊重人才、肯定人才的理念氛围和制度氛围。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晋升、评价和激励工作往往跟不上理念和制度的步伐。这一点，在国有出版企业更加凸显。优秀出版人才走向互联网产业、加入民营书业、流入外资传媒企业，每每见诸报端，动辄引起热议。究其根本，在于出版业劳动力和人才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没有确立。要解决实践和制度脱节的问题，适应高质量发展系统工程的要求，出版业人才应对策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注重专业化能力建设。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提升编辑队伍的专业能力，包括高品质内容挖掘能力、精细化编校能力、精准化传播营销能力等，保障出版产品的编校质量、印装质量和传播质量。其二，注重创新性能力提升。变图书理念为产品理念，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拓宽新视野，提升出版人才对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学习能力、把握能力和运用能力。其三，建立复合型人才体系。形成包含战略、管理、内容、技术、营销、资本等全要素、综合型、协同化的人力资源体系。其四，培育国际化人才，以国内国际两个事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切入点，着力培养能够驾驭国际内容生产组织、国际传播发行的人才队伍体系，以不断强化我国出版业的国际话语权、国际传播能力。其五，在企业层面，真正将激励机制落到明处、落在实处。物质激励到位，创新性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薪酬机制，制定实施与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相适应的薪酬体系，以引进、使用和留住人才；精神褒奖到位，落实落细事业激励、荣誉激励、晋升激励、行业评价、产业褒奖等精神机制，以认可、肯定和尊重人才。其六，在政府层面，创新职称评价体系，以职业能力为核心，打破户籍、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开辟民营企业、社会组织、自由职业等人员的职称考评通道。这一点，北京市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自2016年起面向广大新媒体从业者开展数字编辑职称评审，就是很好的开端。
技术要素。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是技术要素赋能的过程，是技术要素转移至出版产业的过程，也是技术要素与知识生产、传播深度融合的过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出版业的发展史，是一部“笔与纸”“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的发展历程，历经手工抄写阶段、手工印刷阶段、机械印刷阶段和电子出版阶段，目前已步入智能出版时代。这个古老的产业，每一次的跨越式发展、大踏步前进，都是借助技术之翼，都是吸收了最新的科技生产力。因此，有人指出“出版的发展史是积极应用科技成果的历史，以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应用是当前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新机遇”[6]。具体来讲，新机遇体现在若干方面：其一，更好的内容呈现，以赋能力更强的AI、AR、VR、5G等先进技术，辅助作品呈现出更多的美感、科技感和时尚感，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其二，更好的用户体验，由单向、单一的知识灌输和传递转为双向、交互的知识互动与反馈，提高用户体验的友好感、舒适感和享受感；其三，更精准的服务，能够在精准用户画像的基础上，根据用户消费偏好、消费频次、消费额度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阅读服务和知识服务；其四，更高的效率，内部优化业务流程，提高编校印发各环节的效率，外部改善服务，强化市场与出版企业的互动，以更快改进产品、优化服务。那么，如何实现出版与新技术的有机融合？现代技术在出版业的创新性应用须遵循技术洞察和学习、技术原理把握、应用场景探索三个阶段。对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洞察和学习是推进出版业迎接高质量发展的必备前提条件；技术应用原理和应用场景，则是“出版+技术”、“出版×技术”的内核所在、硬核所在，是出版与技术深度融合、科技与出版紧密结合的策略机枢。《关于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分别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融合体系、宏观调控机制、文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给予了部署[7]，更是将出版高质量发展推向了深度融合的新高度，也是为解决传统出版、新兴出版“两张皮”“两股道”问题所提出的实质性融合的战略层面的解决方案。2020年3月30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所提及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市场化运营、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内容，对于加快著作权、专有出版权等要素市场发展，推动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出版产业与科技、金融等产业深度融合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
数据要素。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数据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强化数据思维、确认数据资源价值、发掘和运用数据这一数字经济新型生产要素的过程。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信息或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突显。出版业，既是一个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行业，又是一个高度依赖信息或数据支撑的行业。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只能是基于信息、数据保障的发展。以数据要素视角重新审视出版业，存在的问题有：其一，数据思维弱化。在绝大部分从业者意识中，“整本图书、整本电子书”是主要的数据形态，基于碎片化拆分、知识化标引、数据化加工的条目数据资源、图片数据、视频数据、音频数据、三维模型等数据的价值既没有被意识到，也没有被发掘出来。其二，数据治理缺失。宏观而言，政府数据、产业数据、学研数据没有形成体系，出版行业大数据应用工程的推进步伐缓慢；专业出版、大学出版、地方出版“条、块数据”分割、林立，导致一个一个的数据孤岛的出现。微观来看，数据质量不高、数据规范性差、数据产品贫乏，数据采集、存储、标引、计算、（二次数据）生成、服务的数据治理流程没有确立。其三，数据产业链缺位。数据拥有者、数据技术商、数据中间商、大数据专家的链条中，出版企业至少占据数据拥有者和数据专家两个环节；但是用好数据产业链进行提质增效、将数千种、数万种图书数据倍增为数十万条、数百万条、数千万条数据，进而产生出版数据产品和效益，这个数据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的链条没有形成。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出版业信息数据保障体系，才能促进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以现代企业治理的视角来看，出版企业在对待数据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思想上重视不够，信息、数据意识不强，信息服务业态没有形成，信息辅助生产与服务的制度缺位，用好信息新动能对内提高效率、对外优化服务的实践案例寥寥无几。鉴于此，应该建立起能够发挥信息作用的出版管理与运行体制机制，例如，制定出版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设立首席数据官制度，进行出版企业信息生产、使用、管理的顶层设计架构，用以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研发行业或企业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数据内容资产管理系统、营销决策分析辅助系统等，用以协助选题策划、有效维护读者关系、有效管理作者关系等。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转变观念，确立信息、数据思维，以信息、数据思维重新审视出版产业链，运用“条数据、块数据”“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的数据思维，精准进行产品研发、精细化分析用户类型、精确研究交互数据，在此基础上，为用户提高碎片化、个性化、定制化、高品位的精神文化食粮。
4 服务
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要以促进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型为抓手。出版业不是传统的文化工业，更不是低端的文化产品加工业，而是文化服务业。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应该选择以服务为抓手，立足于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出版服务，满足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不是坚守所谓的产品或生产导向，走出版产品生产和销售的老路。
我国在成为出版大国的过程中，出版业在发展速度、规模上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在服务意识、服务方式、服务水平等方面却与现代服务业相去甚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提质增效。
首先，角色转型。从产品生产商转型为知识服务商。在“十三五”规划以前，出版机构一直自发或自觉地将自身定位为图书、期刊产品提供商或生产商，这一点可从各出版社、杂志社官网的战略定位中加以体现，大多是“图书出版商、信息服务提供商、图书提供商”。产品提供商或是产品生产商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出版机构的出版行为呈现单一型、单向性的特点，所提供的服务大多局限于或者是全部限定于图书、期刊产品的制作和发行，服务的主动性、交互性不够。一旦进入发行环节，便如石沉大海，销往何处、销给何人、销售反馈等数据无法实现回溯，出版机构既不能也不愿得到精准的销售数据。出版机构的角色定位，应由出版产品提供商转变为知识服务提供商。知识服务是一个方向，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目标定位。
其次，内容升级。从文献服务、情报服务到知识服务。印刷时代，出版主要通过书报刊等有形的文献产品来提供服务，文献即产品、即服务；信息时代，“出版主要通过图书数据库、论文数据库和其他商业数据等无形的情报产品来提供服务，情报即产品、即服务”[8]；而今，智能时代，出版即知识生产与传播，知识即产品、即服务。出版社提供知识服务的过程，是“围绕目标用户的知识需求，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提炼知识，通过提供信息、知识产品和解决方案，来解决用户问题的高级阶段的信息服务过程”[9]。知识服务的内容不再局限于有形的书报刊，也不再局限于无形的知识库，而是成为包含信息服务、知识产品、知识解决方案在内的多层次、综合型的服务体系，服务形态也扩展到出版智库、知识付费、在线课程等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类型体系。从产品到服务，从有形到无形，从无形到多元，恰恰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内容升级方面抽象和提炼的写照。
最后，服务平台的搭建。优化供给个性化、精细化、高品位的精神文化食粮，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所在、担当所在。出版机构知识服务角色的转型、服务内容的升级，有赖于使用便捷、体验友好、技术先进的服务平台搭建。海德堡在2016年展会上，率先描绘了“一键式印刷”的愿景：“未来，印刷就像自主驾驶汽车一样简单，一键完成所有客户订单的生产。”自推进转型升级以来，出版业研发的服务平台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呈现“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态势，但其提供的数字书报刊、数字资讯视听等知识服务数量有限、质量欠佳、效益尚未显性化和规模化。高质量的服务平台搭建，须沿着一站式服务的方向优化，对内，基于选题组稿、编辑加工、印制发行等出版内部流程平台，着力构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一体化、协同化、同步化的生产管理流程；对外，通过平台的搭建，为作者投稿、大众阅读、学术研究提供更便捷、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知识服务。高质量的服务平台搭建，应按照精准化服务的路径完善，以助力精准策划选题、精炼发现作者、精细编辑加工、精确用户画像，精准开展营销，为目标用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定制化的知识服务。
5 结语
出版，其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导思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保障；要致力于宣传、阐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重教育引导和实践养成；要坚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发声、以人民为中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沦为市场和金钱的奴隶。其文化属性，决定着高质量发展要优化供求结构、产品结构和单品品质，多生产传播“高峰产品”、精品力作。其技术属性，引导着高质量发展要运用数据思维，借技术之翼，进行技术赋能，培养专业化、创新性、复合型、国际化人才队伍，要推动新旧出版的深度融合、实质融合。其产业属性，决定着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产品生产商向服务提供商的角色、从文献情报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型。
总之，出版的多元属性，决定着、包含着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面向，揭示了出版业要以导向为引领、以提升品质为目标、以关键要素的体系化构建为动力、以促进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型为抓手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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