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飞逝如电，倏忽已70有余，古稀已过而耄耋之年将至。在此番年纪，往往心境古井不波，少有事物能够让人感到出乎意料。然而年前，浙江人民出版社致电于我，言及修订再版《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传》（出版于2001年），这桩突如其来的“意外”，却是十足送了我一份非同寻常的惊喜。
搁下电话，脑海中首先回忆起来的，是37年前（1983年6月）与常老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时初次相遇的情形：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倍感新鲜，彼时又堪称“年轻力壮”，于是一早起来在香山宾馆花园溜达，却不料迎头碰到一位霜鬓鹤发的老人，精神矍铄，略有老态但不龙钟，手拄一支红木手杖，若有所思地在庭院中踱步。
从胸前的名牌上（那时候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会议证件，往往都是一张胸卡，写有委员代表的组别和名字），我得知面前这位老者便是景仰已久的常书鸿先生——早在1962年，我拜读过《人民文学》第2期上另一位浙江老乡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写的就是常老。从那时起，常老的大名就长驻我的内心深处。
作为“小字辈”的我，怯生生地向常老致意道：“常老，您好！”常老停下脚步，看了一眼我的名牌：“你好……你也是文艺组的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一名作家。”
常老似乎马上来了兴致：“你是作家啊？那你有没有去过敦煌？”我回答说还没有机会去。
“那你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敦煌！”常老干脆利落地说道。这就是常老“言必称敦煌”的谈话风格。
有时候，人生所有的不期而遇，在日后看来，都似乎是别有深意，似命中注定。
有关敦煌和常书鸿的写作，使我有机会再次学习和了解祖国文化最博大精深的艺术宝库敦煌；学习了用毕生心血守护敦煌艺术的常书鸿先生的一生以及曾经与常先生一道工作过的无数文化英雄们。他们崇高的精神和极富魅力的文化品格，极大地感染并鼓舞了我；他们忘我而极其出色的工作，使我在深入采访时，就像始终被敦煌烈焰炙烤一样，燃烧着欲罢不能的创作热情。
于是，从接受任务开始，我在酷暑中再次踏上西行路，在滚滚沙尘中再度来到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从兰州到敦煌再到党河边，我访问了一群和常书鸿同具品格的民族文化英雄们。对他们的访谈记录，是我行囊中渐积渐满的宝贵财富。仲秋时节，我力排冗务，受省领导指派去法国访问。于是，我徜徉于巴黎和里昂的博物馆，亲见被收藏的常书鸿的精品画作……在那些紧张忙碌的白天和黑夜，那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惊，使我一次次地经历了“灵魂受洗”的感觉。在面对这些感动和震惊时，我觉得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也经受着煎熬和升华。
“大也，盛也”的敦煌，与敦煌共一份炽热肝肠的“守护神”，犹如悠悠传送的敦煌天乐，使我借力无穷。深入采访，反复研读有关资料，几经修改，我终于在两年后完成了初稿。我为将卸下这座珍贵而沉重的文化大“山”而如释重负。
我所面对和跋涉的，的确是一座了不得的“山”——无与伦比的敦煌艺术，是中国文化最为璀璨而厚重的大山。如果将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群民族文化英雄纵横捭阖地写下来，那是写上几十万、上百万字都难尽意的。
曾经有人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看了敦煌后，会无动于衷。而我在写完此书和这篇后记的第一个念头和最后一个念头，始终都是：但愿没有一个人看了此书后，会对常书鸿无动于衷！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 叶文玲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