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陈印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摘 要】出版合作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领域和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发展迅速。呈现出版权贸易不断扩大、多层次合作格局成效明显、合作形式多样、人员往来频繁等特点。本文旨在梳理我国与沿线国家出版合作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完善机制、扩大参与主体、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人员交流以及树立精准思维等促进出版合作的设想，为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出版业共同发展、促进文化交流、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建设作出探索。
【关键词】“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带一路”倡议是作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的核心和关键。
经过几年不断的努力，截至2019年7月底，我国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4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我们致力于将其建设成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文明之路。”[2]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有序进行，出版合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文化软实力、讲述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引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成效显著。随着倡议不断推进，我们要不断探索与沿线国家出版合作的新方式，为文明之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努力。
一、“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出版合作发展
据统计，2016年我国大出版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3万亿元同比增幅达9.0%。[3]同时，出版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水平不断提升，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表现尤为突出。出版合作作为文化领域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一）版权贸易增长明显
版权贸易是出版合作发展的风向标。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以年均20%的增幅发展，占中国版权贸易总量比例由2014年的5%提高到2016年的15%。”[4]版权贸易活跃，版权贸易量也从2014年的2300多种增加到2018年的7100多种。我国已与8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图书、电子出版物、网络文学等方面的版权贸易，涉及语种多达50多个，合作国家涵盖各大洲，合作国家数量占据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总量的三分之二。同时，版权贸易涵盖了各种产品类型和品种，如图书、电子出版物、影音像、影视、软件等。版权贸易数量规模、内容质量不断提升，图书作为核心产品，占比超过90%。国内29个省市区224个出版行业机构与83个国家或地区的200多个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版权贸易十分活跃，如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达成版权贸易5200多项，其中，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3244项，达成引进协议2018项同。从版权贸易格局来看，我国整体版权贸易处于逆差状态，但与沿线国家的版权贸易则为顺差。
（二）多层次出版合作格局初步建立
1.政府主导的出版合作开展顺利
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设立系列官方资助项目，如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学术外译项目等，按照政府资助、企业操作等方式将优秀图书进行互译发行。目前，与我国签署并开展政府间互译协议的沿线国家多达29个，硕果累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三大出版工程推动了与沿线不同语种国家的出版合作。
2.出版机构合作日益活跃
出版机构是出版合作最重要的主体和实施者，国内绝大多数出版机构都参与了出版合作。时政类出版单位及早谋划、主动设置出版合作议程，推动时政类出版物的对外合作；学术、科技类出版单位将工具书、科技人文等出版领域与“一带一路”概念相联通，不断创新出版合作形式；语言类、教材类出版机构发挥优势，在语言类、教材类出版市场上捷报频传。此外，各省市区或行业、区域出版单位以联合或单独等形式积极探索出版合作新形式，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
3.国际书展作用突出
国际书展作为行业交流、贸易往来的主要平台，是出版合作、交流、贸易的主阵地。近年来，我国累计参与40多场次沿线国家相关图书展（节）等活动。作为主参国参与印度、罗马尼亚等7个沿线国家的书展。而北京图博会吸引累计40多个沿线国家参加，每年还都邀请沿线国家作为主参国参展。“40多个国家的70余位汉学家、译者参加本届图博会寻找中国故事，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6]
（三）合作出版形式多样化
近年来，联合开发选题、合作翻译出版逐渐成为合作新趋势，成为继版权贸易之后推动出版交流的主渠道。[7]三大出版工程成效初现，目前我国与50多个沿线国家合作翻译出版的图书种类越来越多。形式来说，出版合作经历了早期单一的图书翻译出版，再到后来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打通海外销售渠道、参展参会、学术交流、数字出版等“内容+技术+渠道”的融合合作模式。而图书“走出去”更是发展迅速，据统计，2015年出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多达52项，参与的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有37家，覆盖沿线22个国家。[8]
（四）出版业人员互动频繁
近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通过政府高层人员互访、出版人才交流互动等扩大人员往来。首先是行业人员往来频繁，通过相关人员出访、洽谈、交流等，与沿线国家出版机构、科研单位等进行沟通，探索出版合作新模式。其次加大对沿线国家相关出版合作人员的激励，近年来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已经颁给33位沿线国家的汉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作家。他们也在我国政府邀请支持下，积极来华参加出版交流活动，推动了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再次通过新设机构尤其是海外机构扩大人员交流。目前，我国出版机构在沿线国家已经设有各类出版机构20余家，加大了人员往来和出版业务合作。
二、“一带一路”出版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战略愿景更是具体实践，基于倡议的出版合作成效显著，但置于“五通”的宏大倡议而言，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出版合作的发展不仅影响着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通，更会对倡议的整体推进和效果有积极意义。
第一，合作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目前与沿线国家出版合作基本上以“政府扶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为主。国家层面而言，随着对出版合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形式多样、平台丰富、格局初成。而各出版机构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成本高、难度大。出版企业在实施出版合作的过程中就需要借助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同时，出版合作成效必然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当前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不足、政策衔接不畅、合作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当然，出版合作体制机制涉及领域广泛、利益复杂等因素也是合作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第二，合作内容与沿线国家受众的需求之间还有巨大空间。出版合作不是单向行为，“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基本的两个方向，而无论哪个方向，受众和市场环境都是要慎重考量的。出版合作本质上是跨国界、跨地区的文化交流，而内容是其核心。[9]所以，出版合作的内容既要符合和满足国际受众的需要，又要考虑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问题。文化差异在出版合作中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市场的供需矛盾。目前来看，介绍性出版合作内容偏多，而深度出版合作尤其是关于价值观、文化等方面明显不足。市场上文化对话、深层次文化交融的出版产品与受众的期望存在较大距离，应不断增加出版合作有效供给，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人才队伍建设与出版合作之间的需求鸿沟亟待解决。人才是出版合作的核心问题，是化解出版合作中文化差异、法治体系、技术平台、贸易经营等关键问题的根本。目前，我国出版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任务艰巨。一方面，国际化出版人才要求高、专业性强。既要对国际出版了解颇深，具备进行市场操作的技能和专业性；又要兼具外向型和复合型素质，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思维，掌握相关专业技能和沟通技巧。另一方面，出版合作的发展与人才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人才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出版合作的重要因素。“世界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对国际合作出版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知识结构、文化素养和管理能力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10]
第四，出版合作方式相对单一。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形式就成为合作效能的重要决定因素。对文化差异明显的国际受众来说出版合作方式尤为重要，受众和市场反应往往与合作方式的多样化成正比。目前，“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出版合作方式与途径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依赖于版权贸易。”[11]在信息与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对出版业的影响巨大，出版合作必须深度融合互联网发展趋势，不断探索创新合作模式。
第五，出版合作效能有待提升。倡议实施以来，尽管出版合作发展迅速，但出版合作的社会效益、文化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等都与预期还有较大差距。对我国而言，更为核心的是出版业的“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任重道远。首先出版的标准化问题，如数字出版、知识版权、商业模式等与国际规则和惯例之间还未实现良好对接。其次“出版+”模式的建构与市场和受众需求之间的不对等。出版已经不再单纯以纸质或数字出版为单一内容，而是文化、娱乐、教育、信息等内容的综合，即“出版+”的形态。再次出版合作主体能力不足影响出版合作效能。尽管多主体、多层面的出版合作格局逐渐建立，各出版主体积极行动，但“多是各自为战，渠道分散，尚未真正进入海外主流市场。”[12]
三、打造出版共同体，促进出版合作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要实现出版合作更深入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尝试。我们要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创新经营合作模式，从机制体制、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着力，打造出版共同体。
一要完善沿线国家政府间出版合作机制。政府间合作与支持是出版合作机制的核心和基础，政府可以且应该发挥在促进民心相通、保障合作共贏、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以出版业为媒介，反过来又可以推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互鉴互学。首先加强协调，探索出版合作长效机制，其中政策沟通是关键。我国已经制定了若干促进出版合作的政策，沿线国家也大多各有政策，但政策的衔接和相通是未来出版合作中优先考虑的方向；此外，各国政府部门和出版行业协会也要注重统筹协调、引导和合作平台搭建等工作。其次要不断深化出版业管理体制改革。围绕建立统一开放的沿线国家出版业合作联盟，不断调整政府职能，以“政策灵活、市场开放、管理高效、合作有序”的合作态势，激发出版业合作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要支持鼓励多主体参与。“出版机构和企业是国际合作的主体和主力。”[13]在具体合作行为中，各出版机构和企业可以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参与，实现错位经营和发展。如实力强、基础好的大型出版企业可以优先选择沿线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出版合作的内容、渠道和技术上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深度合作提供经验。中小企业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在机制体制灵活、专业性强、自身优势明显的领域专心经营、发展壮大。政府要切实为出版机构和企业的出版合作提供支持，“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具有实力的出版企业提升国际出版合作的内容、形式、范围和层次，以帮助这些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4]
三要创新商业模式。基于成功商业模式的合作是出版合作成败的关键。创新商业模式首先要有多样化、高效能的渠道平台。当前，首要是搭建合作出版、贸易交流的激励服务平台；发挥并提升国际书展在合作中的作用；丰富完善基于共赢、互利、开放的出版营销网络和渠道；开展深层次的资本合作、技术创新合作等。其次要培育持续开展且不断创新的合作项目。应该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和专业精神，推进项目合作。“同时，在政府合作项目的引领下，各国出版行业协会、出版机构之间也要共享资源，做到互通有无和优势互补，使本国出版资源价值最大化。”[15]
四要重视人才交流和培养。就我国而言，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国际化的专业出版人才队伍迫在眉睫。首先要根据国情确立领军人才、专业人才、梯队人才等人才培养体系，从政策、资金、管理使用上促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其次鼓励支持合作主体间开展自主性人才互用、互培活动。共享先进人才或企业在选题策划、市场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创新人才使用、培养机制，“不为所有、但为所用”。再次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人才资源库共建、共享，实施国家出版人才资源库工程，建设包括作者、语言类、经营类等人才的人才库。
五要推进精准合作，提升出版合作效能。精准出版合作与精准文化传播内在逻辑是统一的。与沿线国家出版合作应依据国别、国情、需求的差异而不同。与发达国家的出版合作应该采取企业为主、政府服务的高市场化、商业化方式；与发展中或者不发达国家宜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非贸易化方式进行。要注重发挥本土化传播优势，如将选题、编辑、制作、营销等环节与合作国家文化、政治、经济等融合，根据受众需求提供精准产品或服务；在市场化运作中通过开设机构、资本运作、内容合作等形式实现机构、资本、内容等的本土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化形势下，要加快“出版+”布局，以互联网思维促进出版合作。内容上大力发展移动阅读、数字出版、在线教育、知识服务、文化传播等；形式上注重与沿线国家出版机构协同创新、新技术应用，推进“内容资源+技术合作”共同发展，建构以传统图书出版和新兴数字出版的融合业态。以出版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而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注释：
[1]习近平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18/c_1121821003.htm.
[2]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http://www.saic.gov.cn/ltb/zcfg/ywzd/201705/t20170522_265272.html.
[3]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EB/OL].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govpublic/6676.shtml.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版权贸易高速增长[EB/OL].http://paper.ce.cn/jjrb/html/2017-08/23/content_342388.htm.
[5]中外版权贸易协议达成5262项[EB/OL].http://paper.ce.cn/jjrb/html/2017-08/28/content_342784.htm.
[6]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版权输出协议同比增长5.5%[EB/OL].http://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70827/31202278_1.html.
[7][15]吴尚之.共同开创“一带一路”出版合作新未来[J].中国出版,2017(19).
[8]钱风强等:国新闻出版企业对外投资运作模式与策略选择[J].出版发行研究,2016(08).
[9]刘少华.新闻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应对策略思考[J].管理观察,2017(12).
[10]曹继东.国际合作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出版广角,2016(16).
[11]刘少华.新闻出版"走出去"问题与应对策略思考[J].管理观察,2017(12).
[12]钱风强.图书走出去效果评估,几大核心要素你知道吗?[J].中国出版,2017(13).
[13]柳斌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出版国际合作[J].中国出版,2010(17).
[14]本刊评论员.充分利用国际合作促进出版企业成长[J].中国出版,20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