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总集的汇编多人作品，别集更能体现作者的个体精神价值。从各朝的史书记载和现今遗存的别集情况来看，中国古代别集的编辑和出版是比较繁荣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在推动中国古代别集的编辑出版呢？细按历史会发现，以下因素曾对中国古代别集的编辑出版发挥过重要作用。
立言不朽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起源甚早，《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已经将其与立功、立德并列为“三不朽”。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书立说和两汉文士的大量著书活动，通过立言获得人生不朽的价值追求逐渐为许多士人所认可。汉末魏初的动荡时局，使这种意识得到凸显，魏文帝曹丕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典论论文》中，他将文章上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予以强调。在曹丕看来，人的年寿是有时而尽的，荣乐也仅止乎其身，只有文章能够传之无穷。而且，文章的传播不需要假借良史之辞，不需要借助权势，只要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就能做到。当然，曹丕所指的是那些能够成一家之言的文章。正是意识到立言在个体精神价值追求中的崇高地位，曹丕才会以帝王之尊勤于著述，并且将其作品予以编辑出版。《三国志 魏书 文帝纪》记载，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这是较早的自编别集。其弟曹植也著述颇多，并对其进行过删定编辑。至此以后，通过立言获得不朽，便成为许多文士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唐代的白居易曾自编《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后续集》五卷，共七十五卷，抄录五份，分藏于五个地方，以求流传后世。在阅读《汉书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时，宋代的欧阳修发现，并非所有的立言都能使人不朽，只有那些承载重大意义且具有文采的文章才能传之久远。同时，文章能否传之久远还与有无门生故吏和亲戚朋友予以编辑整理有关。比如，六经的传播离不开孔子的编辑整理，孟子、荀子、屈原的被接受离不开弟子们对他们思想的编辑传播，韩愈和柳宗元的不朽离不开李汉和刘禹锡对他们文集的编辑整理。可以说，欧阳修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编辑出版对于立言不朽的重要价值。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欧阳修晚年非常认真地修改自己的文章并予以编辑整理。
文化和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积淀为一种传统，后世的文化和文学创新往往是通过对既有传统的复兴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先贤在文化和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就具有榜样和典型意义，会引起学习者的推崇和敬重，方式之一便是对其遗文进行裒辑梓行。这种意识在唐代古文复兴运动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今天看到的许多唐人别集，大多是宋代士人在这种意识下裒辑梓行的。如宋代苏舜卿、王安石、王淇等对杜甫诗集的裒辑，穆修、欧阳修等对韩愈文集的裒辑，穆修、李褫等对柳宗元文集的裒辑，陈亮、周必大等对欧阳修文集的裒辑，朱熹对二程文集的裒辑等，都是在明确标榜继承相应的文统和道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说立言不朽偏重于从个体精神价值追求来考虑的话，那么，传承一定的文统和道统则偏重于从整个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大局出发，体现的是对某种文化和文学传统的坚守和继承。
从编撰者角度来看，别集有自编，有他编。在他编中，比较重要的是门生、朋友、子孙、亲戚等。在中国古代，门生和老师之间主要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恩义关系，门生传承师道和回报师恩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裒辑其师的遗文。宋初的张景裒辑柳开的文集，苏轼裒辑欧阳修的文集都出于这一动机。在中国古代，朋友之间最看重的是志同道合和同声相应，因此，裒辑朋友的文集来褒扬其德业和才华，也被视为珍重友谊的重要方式。柳宗元临终委托刘禹锡编辑自己的集子，欧阳修为好友梅尧臣和苏舜钦编辑集子，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的。在讲究孝文化的中国古代，裒辑先人的文集也被视作是发扬先人德行和光耀门楣的重要方式。欧阳发、欧阳棐为其父欧阳修编辑过《欧阳文忠公集》，邵伯温为其父邵雍编辑过《邵康节集》，王安石也为其父编辑过文集。子孙之外，较近的亲戚也是别集编辑的重要助手，李白诗集最初是由其族叔李阳冰整理的，韩愈文集最初是其女婿李汉编辑的，梅尧臣的诗集最早也是由其妻之兄子谢景初编辑的，黄庭坚的诗集最初是由其外甥洪炎编辑的。这些行为主要是建立在师友、子孙、亲戚间的情义之上的。
除此之外，还有奉诏编辑，作为谒见贤达之贽的编辑，地方官员为施行教化对乡贤文献的编辑，书商为牟利的编辑等。这些因素在当今的出版业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只是各种因素的重要性有了一些变化。比较明显的是，立言不朽在中国古代别集的编辑出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市场在中国当代别集的整理出版中占有较大比重。发掘推动中国古代别集出版的动力因素，不仅能加深对中国古代出版史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反思这些因素对当下出版界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