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谷征：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孙美玲：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摘 要】以时间为维度，我国图书读者调查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已经非常重视读者来信与读者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以及公共服务的发展，我国图书读者调查特别是大规模调查日益增多。从2007年开始，我国图书读者调查经历了从读者调查到全民阅读调查，从纸质阅读调查到数字阅读调查的转变。目前的读者调查、阅读调查都主要以解决各方需求为目的，而未来调查的发展方向在满足各方需求的基础上更应实现研究视野的拓展，除了对相关调查结果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更应该从战略或者更为宏观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
【关键词】出版；读者调查；阅读调查；数字阅读；阅读史
新中国成立前，尽管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都非常重视读者来信与读者工作，但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读者调查，只有一些教育学者做了一些较有规模的阅读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及公共服务的发展，我国图书读者调查日益增多，从读者调查、阅读调查之视角勾连出版机构、出版从业者、相关行业管理者与政府部门、第三方机构及读者各方关系，或许可以探索诠释我国出版业发展的另一思路。
一、我国图书读者调查的发展历程
1.新中国成立前：出版机构借助读者来信、读者调查表了解读者，教育学者对阅读调查研究较为重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口识字率较低，出版机构服务对象范围较窄，但一些成功的和进步的出版机构非常重视读者来信和读者工作。梳理当时的读者调查情况，总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民国时期，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全国性发行机构，大型岀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等）都是岀版、发行、印刷三位一体，中小型出版单位则一般也会以出版为主、自办发行，委托社会印刷厂进行印刷。这些岀版机构为了销售图书，非常重视联系读者、进行读者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同时，相比在各大城市设立分支和门市需要巨额资金、批销方式会拖欠书款，读者先行付款的邮购方式一直受到当时出版机构的高度重视，因此略有规模的岀版机构都会设有专门人员负责读者工作和邮购工作。
另一方面，进步出版机构一直以服务读者为其工作目标和宗旨。邹韬奋先生始终把读者放在重要位置，强调要为读者服务。1930年2月240,生活出版合作社在重庆举行第五次社员大会，会上将“发扬服务精神”定为生活书店的三大工作目标之一。[1]（139-140）抗战期间，生活书店总管理处曾创设服务部和读者顾问部，[1]（159-160）以更好地服务读者、解答读者问题。不仅总管理处如此，生活书店分店门市部也是书店向读者推荐图书、直接为读者服务的第一线，“在门市部把图书分类陈列好，能使读者能方便地选到要买的书，能使读者的询问得到满意的回答，能帮助读者选购好书，能使各式各样的读者都能得到热情与周到的服务，使读者书店互相成为朋友”。[1]（122-123）除了设立各类机构，生活书店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以保障为读者服务。如韬奋先生曾制订八道手续处理读者来信，书店处理国内外读者邮购函件也有固定章程，进行流水线作业。此外，他还要求把来信的读者变成卡片，填上姓名、地址及通讯往来记录等，以便保持联系。[2]读书、新知书店也有类似做法，都很重视读者工作，要求营业员熟悉读者。［3]（495）三家书店均非常重视邮购业务，这种做法不仅吸收了大量资金（预定款和邮购户结余款），也为新书印数的确定提供了可靠依据。[3]（493）1943年，陕甘宁边区书店在延安生产展览会和骡马大会搭棚售书，毛泽东亲自到书棚视察，了解老百姓喜欢什么书。[3]（519）可以说，这些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社的读者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归纳来说，这一时期图书读者调查与读者工作的特点有以下两点。
（1）出版机构主要通过读者来信、读者调查表了解读者。开明书店曾在出版的图书中附带读者调查表、本书勘误表和批评调查表。读者调查表不仅要求读者填写其姓名、别字、现在住址、永久住址、是否通邮等基本情况，还有购书状况以及阅读书店书目状况等问题。如果勘误表和批评表目的是让读者“对于书中瑕瑜尽情指摘，填写赐寄，俾便参酌舆论，于再版时改善订正”；那么通过读者调查表，“本店接得此表随时有新岀版消息报告，如阅过本店书目请在栏内填注书目期数以免报告重复或脱漏之弊”，书店便获得了读者的详细地址，可时常为其邮寄新出版书目，便于读者邮购。
（2）教育学者对阅读调查研究较为重视。除上述出版机构独立进行的小规模读者调查外，有教育学者进行过一些有一定规模的阅读调查，这些研究虽多限于个案研究，但在当时颇具开创意义。如20世纪30年代，徐锡龄对广州3000多名儿童的阅读兴趣进行的调查研究、蒋成塑通过邮寄问卷方式进行的成人阅读调查（合计收回730余份问卷），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属不易。上述研究均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当时有学者特别总结出阅读研究的几种常用方法：“一为内省法，二为实验法，三为问答法。”[4]
2.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科研机构深入基层了解阅读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出版管理体制迅速建立，国有人民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私营出版业通过公私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5]（466）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提岀出版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5]（466）新中国这一出版事业发展方针的确定，为后来出版机构的读者工作指明了方向。
1950年10月，出版总署公布《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根据该规定，1950年年底，国营新华书店总管理处一分为三，将出版与印刷业务划分岀去，改组成立新华书店总店作为国家发行图书的专业机构。之后，各地方新华书店也做出相应变化，分别成立独立的出版、发行、印刷机构。[6]（2,35-36）到1951年，我国开始全面实行图书出版、印刷、发行的分工专业化。出版、印刷、发行的专业分工，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这在当时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这种专业分工，也为出版机构近距离接触、了解读者设置了障碍。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图书供应不足。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岀现暂时困难，1961年出版用纸量锐减，新书不能足量订进，因此图书严重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文化部颁发试行了一直执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图书分配办法》。《图书分配办法》规定，不能充分供给的图书“按分配比例逐级进行分配”。[3]（599）可见，当年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出版业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增加出版物数量，满足人民群众的一般文化需求，这种需求之强烈显而易见，并不需要大规模调研才能获得。因此，尽管当时会有一些零星的读者调查，但也是临时性且不够科学全面的，倒是一些科研机构利用到基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间隙，对基层读者的阅读情况做了一些实际而具有科研价值的调研。
这一时期图书读者调查的特点包括两点。（1）科研机构深入基层了解阅读情况。这一阶段由于出版与发行的分离，出版机构缺少积极进行读者调查的动力，对读者的了解更多来自读者的主动来信。而科研机构在下基层的同时更深入地了解了基层读者的阅读情况，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寿县九里公社劳动实习队曾在1965年对安徽寿县九里公社四个大队的一部分社员有关文学作品阅读和评论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2）调查方法在某些方面不够严谨，但颇有创新。相比新中国成立前教育学者使用的问卷调查法，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进行的文学调查，使用了深度访谈、小组座谈、问卷调查等方法，甚至还使用了实验调查法，尽管调查条件较为艰苦，调查范围不大，但是相当深入。调研人员与当地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达一年之久，这种深度的田野工作相比那些蜻蜓点水似的研究更是难能可贵。[7]
3.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图书馆系统开启大规模读者调查序幕
改革开放，万象更新。实行了30年的岀版社管出版、新华书店包发行的分工专业化体制，日益暴露岀既不能调动出版社的出版积极性，又制约新华书店发行活力的弊端。于是在改革开放初，首先在图书发行领域进行了”一主三多_少””三放一联”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原来新华书店对图书发行，特别是批发的垄断；而出版社在一定程度上从新华书店收回图书总发行权的同时，也面临所岀版图书被退货的压力。[5]（530）另外，批发商逐渐向出版领域渗透，一些民营批发商开始与岀版社合作出版图书。[6]（290）在图书出版领域，1984年，文化部出版局召开全国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以提高出版单位经营的主动性……要使岀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6]（309）
这一时期图书读者调查工作特点包括以下几点。
（1）图书馆系统开启大规模读者调查。由于岀版社逐渐被推向市场以及民营书商的进入，了解读者需求成为出版机构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而不再是停留在嘴边的一个口号。然而由于具体到某一种书、某一个出版社，读者规模不大，调查费用有限，因此难以展开大规模调查。相比岀版机构，图书馆工作人员可以方便、准确、经常地接触入馆阅读的读者，为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向读者提供更优质服务，各类图书馆对其读者进行的调查日益增多。1981年6月至12月，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吉林省图书馆的支持下，吉林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对8538名经常在图书馆阅读的读者进行了调查分析，[8]（22）这是改革开放后对读者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调查。20世纪80年代末。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国社科情报学会和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联合组成课题组进行全国文献资料调查，这是对全国文献资源状况的超大规模调查研究。其中，除对文献资料的统计外，还展开了大规模的用户调查。1988年天津市南开区图书馆也进行了大规模读者调查。
（2）调查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吉林图书馆进行的读者调查主要涉及图书馆读者的基本情况、阅读情况、利用图书馆情况以及对图书馆工作的评价、对图书馆的希望和要求等内容。[8]（23-74）而全国文献资料调查的用户调查主要从文献利用角度进行，调查对象多集中于某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等研究型读者，主要测量内容是用户对本学科文献收集状况的评价以及对被调查馆情况和全国文献收藏状况的意见等，以弥补文献调查统计中数量统计、书目核对、引文分析等方法的不足。[9]这些调查的目的主要在于为图书馆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依据，因此对读者在图书馆外的阅读情况以及所读图书的关注不够，对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
（3）调查方法与抽样方法存在一些缺陷。这一阶段图书馆进行的读者调查大部分使用了更为客观的问卷调查方法，但由于缺少科学抽样规则，所得结果难以推及全体。“吉林图书馆读者调查”使用问卷形式，由图书馆工作人员从经常来馆的读者中选择调查对象，冋但4）规模大、范围广、参与人员多、样本量较大，时间也早于被誉为“受众调研里程碑”的“北京调查”。[10]但是此次调查在抽样、问卷设计等环节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抽样并非基于随机原则，问题编排较为混乱、不利于读者填写等。调查结果公布后，就有学者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意见。[11]
4.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三次全国性大规模调查相继展开
这一阶段，图书岀版发行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经过“三建二转一加强”等一系列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社普遍建立了发行部门，自办发行，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这一阶段出版社数量与图书品种也在飞速增长。在出版社数量方面，从1978年的105家增加到1999年的530家（不包括副牌社）。[6]（231,329-330）在新书品种方面，20世纪90年代，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使我国出版技术实现飞跃式发展，出书时间被大大压缩，岀版物的种数和印数大大提升。[5]（531）1999年出书品种已达14万种，为1978年（1.5万种）的9.3倍。[3]（646）当图书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一些出版社开始引入市场营销观念和市场竞争观念，更加重视读者、关注读者需求，并因此有所收获。
随着改革日益深化，出版业集体化建设提上日程。1998年，新闻岀版署批准成立广东省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岀版集团，作为全国出版改革试点单位。此后又批准成立辽宁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岀版集团和山东岀版集团等。与此同时，一些“书商”开始组建公司，以公司形式与出版社合作，民营书业渐成规模。[6]（242,312）
图书出版发行的市场化与集团化改革，使“书荒”成为过去时，岀版机构间竞争加剧。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出版领域市场竞争日益国际化并日趋激烈，岀版业更加认识到进行市场调查、研究读者的重要性。
也在这一时期，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1997年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岀版署等九部委联合提出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推进全民阅读工作。
鉴于对国家岀版产业发展和国民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参考作用，全国性读者调查工作呼之即岀。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卷公司分别进行了三次全国性大规模读者调查。这一阶段图书读者调查工作特点有以下三点。
（1）出版机构自主进行的读者调查未能完全满足需求，高校、科研机构和第三方市场调查公司成为调查主力，三次全国性大规模调查相继展开。20世纪90年代，一批岀版社更加重视读者，渴望了解读者，不少出版社进行各式各样的读者调查。金盾出版社通过“基层调查、读者来信、书市书展、报刊报道以及与作者交谈，及时获取大量信息，使出版物适销对路，很快占领市场”。[12]他们坚持心中有读者，眼里有市场，根据市场反馈、读者需求优化选题。[13]一时间，这一营销思路被称为“金盾现象”。但是这种调查还是规模不大，仅局限于某种书、某一出版社，在调查规模、调查方法上都存在一定局限。
从客观角度看，了解大众读者需求与消费情况单凭一两个出版机构，或者在某一个图书馆进行调查难以实现。高校、科研机构和第三方调查公司在20世纪末分别主导或牵头进行了全国性大规模读者调查。
1997年，全国新华书店举办了一次职工知识技能大赛，部分优胜者组成“新华书店班”被选送到北京印刷学院参加培训。学习期间，这些同学与其他在校学生一道，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对全国新华书店和图书市场进行了专题调研。[14]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则经过较为充分的计划在1999年启动"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
作为市场调查机构的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1999年进行了针对图书零售市场的读者调查，偏重市场研究。“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和开卷公司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解相关领域的重要的连续性数据。
（2）图书读者的消费与购买行为成为这一时期调查重点。改革开放后，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进行读者调查的目的更多地在于通过获取大量信息寻找适销对路的岀版物以占领市场，调查内容大多与此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几次全国性大规模读者调查（如北京印刷学院组织的全国读者状况、图书市场调查，开卷进行的“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读者调查”）都将读者购买与消费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调查之中。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前身“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也是如此，《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2002）》的序中明确指出：“岀版物市场调查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我们有责任承担起这一极具现实意义和长远作用的工作……从1999年开始，我们自筹资金，来进行这项较大规模的出版业基础数据调查，以’为出版管理服务，为岀版生产服务’。”[15]单从项目名称可以看岀，“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诞生之初，就将读者购买行为与习惯作为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出版业发展。
（3）调查方法和抽样方法更为规范和科学。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一些大规模读者调查依然并非基于完全的随机原则进行，难以推及全体，开卷公司使用的是较为方便快捷的街头拦访式调查。但一些行业内部科研机构进行的调查则吸取了其他媒介受众调查的经验教训，在调查方法上更为规范。“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得到了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和央视市场调查咨询中心（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的支持，问卷设计与抽样方法较为科学。
5.2007年至今：从读者调查到全民阅读调查，从纸质阅读调查到数字阅读调查
自1999年首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以来，数据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率逐年下降，1999年为60.4%,2005年降为48.7%,虽然有统计口径变化问题，但依然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开始提速。2006年3月，由新闻岀版总署图书管理司提出和发起，中宣部出版局组织协调的11个部委，联合倡导“全民阅读活动”。[16]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之际，调查的侧重点也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在相关政策支持下，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强劲。随着PC、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数字阅读载体的普及，网络在线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iPad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方式发展迅猛。数字阅读催生了数字阅读调查的兴起。
（1）从满足商业需求到满足政府和公共服务需求，从读者调查到全民阅读调查。岀版机构虽有了解读者的需求，但大部分出版社体量较小，难以承受大规模调查费用，因此商业需求增长乏力。根据2019年中国编辑学会对上海各岀版社的调查数据，只有不到40%的岀版社设有读者服务部门。另外，图书并非首选的广告媒介，缺少广告主为相关调查数据买单。为更好地服务与支持“全民阅读活动”，“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更明确地更名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聚焦国民的阅读行为与习惯调查，增设了有关阅读活动开展等方面的调查内容，并自2007年起获得财政部公益项目资金资助，改为每年进行一次。该项目还于2008年增加了对未成年人阅读情况的调查。截至2020年4月，已经进行了17次国民阅读调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特点，目前共设计18周岁以上、14—17周岁、9-13周岁、0—8周岁四套问卷）。除了全国范围的国民阅读调查，江苏、浙江、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湖北、福建、山东、陕西、吉林等地都进行了本地区的阅读调查。
（2）从纸质阅读调查到数字阅读调查。数字阅读日渐增多，对阅读调查方法提岀新的挑战。一方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等调查在问卷中及时加入数字阅读方面的问题，在调查方法上也尝试引入数字化手段。开卷公司从2010年开始将调查分为地面访问和网络访问两部分，其中网络访问通过搭建网络调查平台，邀请网络购书者自填问卷的方式开展。[17]另一方面，数字阅读平台、听书平台掌握各类后台数据，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读者的阅读情况。目前，咪咕、掌阅、网易云等数字阅读平台、听书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记录读者的全部阅读行为，但仅限于平台内部。为弥补这一各自为政的缺点，依然需要在调查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面向全国十余家主流数字阅读企业进行了数据釆集与深度访谈，连续发布了《2016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2017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2018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二、我国图书读者调查的发展趋势
通过梳理图书读者调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读者调查到全民阅读调查，都主要以解决各方需求为目的，既有出版市场的商业需求，也有政府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而未来调查的发展方向应该在满足各方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研究视野的拓展。如果说之前是从微观视角进行分析的话，那么接下来更应从战略和更宏观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
1.广度上，媒体融合导致受众的融合，受众在不同媒介间游走，同步使用已成常态，调查应将阅读行为还原于不同媒介交替使用实践之中
作为数字时代的读者，阅读不再局限于纸质读本，阅读行为与其他媒介使用行为的界限日渐模糊，读者在进行阅读的同时可能也会观看视频或者收听音频，或者由数字阅读直接进入其他应用（如分享、游戏等），抑或相反。
因此，从读者调查到阅读调查，特别是未来的调查活动，更应展现读者的全方位媒介实践，勾连不同媒介使用特点。从商业角度，打通各媒介的区隔，既能增加出版机构对读者的了解，为其提供更多信息；同时，将之作为受众众多媒介接触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孤立起来，加大阅读与其他媒介接触行为的互动，可以增加出版产业在整个传媒行业的话语权与存在感，提高出版企业的市场价值。此外，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各级政府部门，也能通过了解融合受众的各项媒介接触行为，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2.深度上，调查不仅要描述目前读者及其阅读行为的现状，更要挖掘这些行为背后的深层次意义
调查工作即是阅读史的当代记录，书写图书读者的阅读实践，应引入阅读史及其他研究视野。德•赛托认为，当实践这一概念日益成为关注对象时，读者已经成为旅行者，尽管在生产层面，读者是“无权的和有依赖性的”，但在符号阐释层面，读者宣扬的是自身意义，而非文本生产者的意义，读者拥有其自主性，这种他称之为“偷猎”的模式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动性”。[18]（19）库尔德利则更进一步提出“媒介实践”和“数字媒介实践”的概念。[20]目前的读者调查、阅读调查更偏重计量与统计数字，有关阅读的统计数字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冰冷数字后面的各种关联。今后可参考美学的读者接受理论以及传播学受众理论，更多关注阅读行为后的互动与反映，还原真正的阅读实践。
此外，目前的阅读史研究也不应仅是记录“谁在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间读”，而更应回答“为什么读”“如何读”，0）“弄清什么人在读书、读的是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和什么时候读书这类问题”。[22]（132）还应讨论阅读群体的身份认同、阅读习惯、阅读策略等问题，[23]比较不同区域、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如果说研究过去的阅读历史，需要计量史学，需要查阅图书馆借阅记录、订书单和公私书目、物资及遗产清单等历史遗存，[22]（137-142）那么今天阅读调查正可以记录当下的历史。“史料文献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阅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读者当时究竟是怎样理解文本的。”[22]（132）但是阅读调查可以更多地记录当今读者的所想所思，大数据甚至可以挖掘出读者自己都不清楚的各种关联。传统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更多的是根据名人笔记，换言之，之前的阅读记录更多发生在知识阶层，但实际情况则是有很多底层民众的阅读行为（比如听书）并未记录下来。而当阅读已成为一种大众行为时，这种通过名人阅读轨迹勾勒阅读史的做法亟待更新。
记录当代读者阅读情况的读者调查、阅读调查同时也应有能力深度挖掘大众阅读的行为和轨迹。比如目前调查内容经常忽视对阅读形式的考察。民国时期蒋成塑先生的阅读调查曾将阅读形式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阅读形式是时代变迁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前，阅读形式经历了从朗读、诵读、精读发展到默读、泛读的过程，变化较为明显。从精读到泛读，是因为经典地位下降无需精读，还是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图书数量成倍增长，书籍不再匮乏而无暇精读，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而数字时代，阅读形式的变化再次岀现，调查时不仅应关注阅读载体的变化，是纸质图书还是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iPad,更应该关注这些载体变化背后从读书到听书，从精读、泛读到快速浏览的转变及原因。当然也包括数字阅读带来的便捷性、随意性到底为阅读者在阅读形式变化中带来了哪些感受。
再如，还应关注阅读的私密性与社交性问题。数字时代，相比传统纸质图书，使用各类电子阅读设备进行阅读，更具私密性。然而，针对线上阅读分享行为的增多以及线上、线下各类读书会组织的涌现，也应将读者作为一个阅读群体考察。这一点已有研究者开始注意，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印刷学院在2018年至2019年对全国读书会组织进行了调查。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共同体，还应有针对各种无形共同体的研究，如夏蒂提埃所认同的将拥有共同阅读习惯（如兀自大声朗诵或为他人大声朗诵与无声阅读、私下阅读与公开宣读、宗教阅读与凡俗阅读、精读与泛读）的读者作为一个群体，“要收集某些个人陈述中的实际阅读和读者共同体建构的实际阅读”。[24]
今后的读者调查、阅读调查在目前问卷调查与行为记录的基础上，可尝试使用观察法、深度访谈、数据挖掘等多种方法，引入当前阅读史研究及其他阅读研究的前沿理念，既能够为岀版机构或者政府部门相关需求提供阅读情况数据，为行业内部更深刻了解读者、了解阅读提供一个参考，也可以作为阅读史的当代书写，为更好地书写阅读史进行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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