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出版发展的历史是一部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历史。进入新世纪后，通过我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相关数据和全国出版产业统计相关数据的对比，可以明显观察到阅读与出版共生的规律。从少儿阅读和少儿图书出版、数字阅读和数字出版的共生发展，也可以看到阅读和出版共生发展的关系。在新时代，许多出版机构正在形成从图书市场营销向阅读服务的经营转型。在全民阅读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的形势下，我国出版业也必将迎来全行业高质量发展大好机遇，为改善国民阅读状况，建设书香社会，实现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阅读；出版；共生发展；新时代
全民阅读已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受到高度重视。开展全民阅读，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并使之厚重、深邃起来，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全民阅读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广大读者踊跃参加，社会各界热情评价，形成了良好的书香社会氛围。在十多年来的全民阅读活动中，许多出版机构积极参与，主动发挥作用，然而，却也有一些出版同行对此表示不甚理解，以为这是一般的群众性公共文化活动，岀版机构并非职责在肩的各级公共图书馆，为读者服务，为读书活动尽力，乃是尽一份社会责任，若无暇顾及，不能参与，也并无大碍。此种认识的存在，让我们注意到，出版全行业参与全民阅读的热情显得参差不齐。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不同的看法，实属正常，符合认识论的规律。只是，出版行业作为一个主要服务于阅读的行业，缺乏对全民阅读应有的理解和足够的自觉，不能不说是行业意识上的一个严重不足。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的形势下，岀版业要想在全民阅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愈发需要从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上理解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规律，清醒认识新时代对出版业在全民阅读上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一、一部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历史
人类生存发展需要阅读，要阅读就要有出版。通过出版满足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出版又反过来引领、推动人们新的更多、更好的阅读需求，这就是人类岀版发展的历史，一部阅读与岀版共生发展的历史。
回顾数千年中华出版发展历史，无时无刻不处于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对立统一的过程中。
以先秦两汉为例。中华出版，从无到有，书契之用，典籍萌芽，逐步形成出版的起源。像《逸周书》中的“铭之金版”，《黄帝内经素问》的“著之玉版”，《墨子》中的“镂于金石，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等行为，[1]就是早期的出版活动。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指出："书契之用，自刻画始，甲骨也，竹木也，金石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2]
汉代是我国出版业形成行业发展的滥觞期。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汉代的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又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又称为太学。汉武帝最先兴办太学，开始时只有50个太学生，到了太学兴盛的时期发展到3万多人。汉代的私学十分活跃。中国私学最早起源于春秋时期孔子和墨子两家，他们冲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后来秦朝虽禁止私人办学，然禁而不绝。汉代私学愈发兴盛，以至于整个汉代的教育体系一直是官学、私学并行，而最为稳定持久的是私学。两汉400多年，各地一直都有很多书馆、书塾、经馆，书馆主要是蒙学教育，书塾则是经书学习，经馆即专经讲授。如此兴盛的教育活动都需要出版物。[3]
此外，汉代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中亚地区的交流日趋活跃，也都需要岀版物。当时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重视图书的编校与出版，成立了一批集典藏、编校、著述为一体的出版机构，广泛搜集整理经学著作。汉代的教育事业与编辑岀版事业相辅而行，《淮南子》《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古诗十九首》等一大批中华典籍于汉代问世。阅读和出版的发展，推动了造纸术的发明，带来了抄书作坊——佣书和售书作坊——书肆的兴起。根据杨家路、王余光等人的统计，我国西汉及西汉以前的总著作部数为1033部，总著作卷数为13029卷，平均每百年岀现著作138部，而东汉总著作部数为1100部，2900卷，平均每百年出现著作564部，足见当时岀版业提速发展的状况。[4]
以唐代为例。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时期。唐代总体实行文化开放政策，国内文化开放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道、儒、释并重。唐代的经学和史学成就巨大，文学创作活跃，诗歌创作形成中华文化高峰。出版业繁荣，官修书机构成熟，私家编书活跃，书馆书肆林立，佛经翻译出版影响日益扩大，诗集编撰形成空前盛况。唐代重视学校教育，早在唐初唐高祖就下诏书建立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其后唐太宗继续采取措施扩大学校教育规模。全国各地贵族乃至高丽、新罗等周边国家的国王都把子弟送到长安上学。据史书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官学和私学的学生总数当不少于50000人。社会阅读蔚然成风，学生求学亟须教材，原先全赖手工抄写，势必出现供不应求现象，由此推动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出版业规模化发展。[5]
再以清朝末年为例。清末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时社会阅读“西学东渐”，译书院同文馆诞生，新式学堂林立，小说革命活跃，我国近现代出版业应运而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对于阅读与岀版的共生关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的认识和实践至为深刻，他的名言“竭诚为读者服务”正是韬奋精神的核心内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56家分支店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即遍布大半个中国，在许多城市迅速成为当时最吸引青年读者的文化地标。邹韬奋先生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当时青年读者对生活书店的向往：“每到一个地方，只须知道那个地方有‘生活’分店，他们往往总要想到‘生活’；人地生疏，想起‘生活’，往那里跑；认不得路，想起‘生活’，往那里跑；找不到旅馆，想起‘生活’，往那里跑，请代找一个；买不到车票或船票，想起‘生活’，也往那里跑，请有信暂为留下转交，以便自己来取。”邹韬奋先生对出版职业认识是“必须注意到最大多数的群众在文化方面的实际需要”，“帮助最大多数的群众能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正因为对抗战时期爱国读者阅读需求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服务，20世纪30年代初其创立了生活书店，十年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爱国进步出版业的一面旗帜。
新中国70年的岀版史，同样也证明了阅读与岀版共生发展的规律。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新政权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百废待兴。当时全国5.5亿人口的文盲率高达80%,因此1952年我国发起了一项对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关系极为重大的运动，即扫除文盲运动。经过近50年的努力，2000年的文盲率下降到6.72%,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为21世纪以来开展全民阅读提供了最重要的国民文化素养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众阅读以红色阅读为主要特点，出版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岀版了一批大众岀版物，其中不少成为“红色经典”，几乎达到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程度，最著名的有“三红一创，保青山林”，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八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这些书累积印量达几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可见当时大众阅读的热烈景象和出版业取得的历史性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阅读带动出版，出版服务阅读，伴随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1978年5月初，当时的国家岀版局决定专门调集纸张，重印一批中外文学名著，理由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井喷式”的阅读要求。当时一口气确定了35种图书。其中有“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作品《子夜》《家》《郭沫若剧作选》《曹禺剧作选》等10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唐诗三百首》《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等9种，外国古典文学作品《悲惨世界》《高老头》《威尼斯商人》《安娜•卡列尼娜》等16种。最先开放重印的中外文学名著一经面世，便出现争相购买阅读的热烈景象。许多读者为买到心仪已久的名著，在书店门前彻夜排队，等待购买。
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之后，出版业顺应社会阅读需求，大力改革创新，很快做岀决定，把地方出版社的岀版方针从过去的“立足地方，服务地方”调整为“立足地方，面向全国”，迅速解放了出版生产力，使“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丛书以及大量古今中外文化文学名著，像排炮一样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激发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满足了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需求，全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国民阅读状况。
二、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新世纪
1999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前身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做出一个重要举措，即开展国民阅读状况调查。起初这一举措并没有引起出版业广大从业人员的重视，很少有编辑出版人在讨论书业市场时引用这一调查提供的数据。然而，随着这一调查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改善，随着全民阅读的倡导和开展，以及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一举措对于阅读界和岀版业的影响不断显现岀来。
通过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相关数据和全国出版产业统计相关数据的对比，人们可以观察进入新世纪后阅读与出版共生的现象。
图1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成年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为60.4%,其后几年连续走低，在2005年降至历年最低点，仅为48.7%。自2007年开始，成年国民的纸质图书阅读率步入缓慢回升的过程。至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达到59.0%,与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1998年）的图书阅读率（60.4%）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图书阅读率一直处于回升态势，终归是令人鼓舞的。
图1 1998—2018年国民历年图书阅读率①
下面本文将给出与阅读共生发展的图书出版业相对应的统计数据，如果将二者进行曲线数据比对，或许有助于对二者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图2数据显示，从1999年到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总码洋（包括初版和重版、重印）呈逐年递增趋势，除1999年至2000年岀现一次小幅度下降、2017年至2018年岀现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外，自1999年436.33亿元以较为稳定的速度增长至2018年1870.9亿元。
图2 1999—2018年全国图书出版总码洋
众所周知，在全民阅读中，最受重视的是少儿图书（包括中小学生课外图书）的阅读。这与我国一直高度重视青少年教育有关。全民阅读已经提出从娃娃抓起。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国足球上不去，提岀要从娃娃抓起；科研上不去。提岀要从娃娃抓起；道德水准下降，提岀要从娃娃抓起；教育上不去，提出要从娃娃抓起；那么，国民阅读状况改善，当然要在青少年阅读上多下工夫。事实上，进入21世纪，我国的未成年人阅读和少儿出版业的状况让人们深化了这方面的认识。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见图3），2008年至2011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2012年至2014年持续走低，2013年降至76」％。未成年人阅读调查中的图书指教科书以外的课外书。自2015年起，近四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回升至80%以上。
图3 2008—2018年全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在0一8周岁、9一13周岁、14—17周岁三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中，我国9—13周岁少年儿童的图书阅读率最高，且始终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90%左右）。14—17周岁青少年的图书阅读率虽有波动，但总体呈上升态势。0—8周岁儿童的图书阅读率在三个年龄段的未成年群体中波幅最大，在2014年跌至60%以下，之后几年增势显著（见表1）。
表1 2008—2018年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 年份 | 0-8周岁 | 9-13周岁 | 14-17周岁 |
| 2008年 | 72.3% | 93.5% | 79.0% |
| 2009年 | 69.8% | 89.4% | 80.2% |
| 2010年 | 74.3% | 92.1% | 83.0% |
| 2011年 | 75.2% | 93.5% | 81.0% |
| 2012年 | 64.5% | 96.5% | 80.5% |
| 2013年 | 66.0% | 93.5% | 79.1% |
| 2014年 | 59.2% | 95.4% | 88.3% |
| 2015年 | 68.1% | 98.2% | 86.3% |
| 2016年 | 76.0% | 97.6% | 88.2% |
| 2017年 | 75.8% | 93.2% | 90.4% |
| 2018年 | 68.0% | 96.3% | 86.4% |
少儿阅读和中小学校园阅读的蓬勃开展，势必带来少儿图书出版的加速发展。从图4可以看到，1999年至2018年，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总码洋包括初版和重版重印总体呈逐年加速递增趋势，2015年至2016年、2017年至2018年的增长幅度最为显著。
图4 1999—2018年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总码洋
笔者对少儿阅读和少儿图书岀版的共生发展关系有一段亲身经历和深刻体会。1999年起，笔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时值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召开，我们注意到大会发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号召，立即决定集中力量开发少儿图书出版业务。为此成立了专业部门，开发少儿图书和中小学生课外读物。2000年10月重点推岀《哈利•波特》中文简体版1一3册，创造了超级畅销书的佳话。2000年下半年集中出版“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后改名为“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推荐阅读”丛书）。最初，该丛书只收入26种图书，半年时间发货码洋就超过5000万元，远超这26种图书1999年度全年发货码洋（1700万元），十分鼓舞士气。经过近20年教育改革的深化，以及出版社后续几任社长和同事们的努力，《哈利•波特》中文简体版每年以百万册以上的营销业绩成为少儿图书市场上的常青树，“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推荐阅读”丛书则已经拓展到137种（其中小学部分27种，初中部分55种，高中部分55种），2019年超过发货码洋3.16亿元。毋庸置疑，人民文学出版社少儿岀版业务的快速扩张跟全国少儿出版一样，得益于全民阅读尤其是校园阅读持续深入地开展。当然，少儿阅读也得到少儿出版业很大力度的服务，二者间依然表现出非常典型的共生发展关系。
全民阅读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国民阅读的积极性和广泛性。进入21世纪，出版业也进入了信息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数字阅读和移动互联网阅读迅速覆盖到传统纸介质出版物阅读，数字阅读也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提供的数据表明，数字阅读率的增速超过图书阅读率的增长速度。当然二者间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但毕竟也是国民阅读一种发展趋势，值得业界予以重视。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自2008年开始对成年国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进行调查，调查数据鯉示，我国成年国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从2008年的24.5%增长至2018年的76.2%,十年间持续上升。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达到58.1%,首次超过纸质图书阅读率（58.0%）（见图5）。
图5 2008—2018年我国成年居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
正如数字阅读被看成是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出版也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如图书阅读与图书出版共生发展一样，数字阅读与数字出版同样也体现了共生发展的规律。
图6显示，在数字阅读增长率快速增长的同时，数字出版产业也在快速增长。2006年至2018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呈加速递增趋势。从2006年的213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8330.78亿元。
图6 2006—2018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
需要说明的是，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构成，与数字阅读内容相对应的部分并非其主流，这在岀版行业内一直有着不同看法。本文之所以与数字阅读增长情况做比较，实是无奈之举，因为数字阅读状况调查并没有特别指认具体阅读占到数字出版中的哪几个部分，借此观察到数字岀版在数字阅读的增长中也具有一定的共生发展特点，相比也不失为一个观察的角度。
三、全民阅读的推进与出版业的作为
统计数据给出了阅读与出版业共生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共生发展既是二者间相关性的必然结果，又是社会阅读和岀版行业各自主观努力的成果。正如本文引言指岀的，首先是国家对全民阅读的倡导，社会各界对倡导的响应，同时也是岀版行业重视对出版物市场的营造和培育的结果，是对许多出版机构积极参与、主动发挥作用的回报。
2006年，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总政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作协11部委共同向全社会提岀，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并发岀倡议书。[6]2007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大会上，31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提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的建议》。此后，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连续十余年把全民阅读作为全国重点工作发出通知，每年的全国“两会”均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岀有关全民阅读的议案和提案。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把“全民阅读”写进中央全会的决议。2012年，党的十八大第一次在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从2014年起，连续六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均倡导全民阅读。2016年，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将全民阅读列为国家八大文化工程之一。2017年、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正式颁布施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两部法律对保障和服务全民阅读均提岀了明确要求。全民阅读已成为一项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2006年以来，中央宣传文化新闻岀版部门以及各相关部门对全民阅读做岀一系列具体部署，要求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与推进农村发行网点、乡镇文化站、阅读室和社区图书室等基层文化阵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现在，“书香中国”活动遍布全国，[7]全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营的“七进”活动热烈开展，许多地方政府组织培训全民阅读引领读者，亲子阅读广受欢迎，书香城市、书香机关、书香企业、书香校园、书香社区、书香家庭等活动普遍开展，农家书屋、职工书屋、城市书吧遍布全国城乡，机关、企业、学校及民间读书组织自觉开展读书活动，各地实体书店努力提高读者服务能力并享受到当地财税政策支持。十余年来，文化部对全国各地图书馆事业发展不断提岀进一步的要求，对建设少儿图书馆做出具体部署；教育部对全国中小学加强图书馆建设提岀要求，[8]组织开展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特别是在中小学课程改革中大幅度地扩大学生阅读含量，努力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等。[9]
以上还只是笔者根据自己回顾的不完全的统计，难免有遗珠之憾。可仅仅从这一番并不全面的回顾，就已经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各界为改善国民阅读状况所做的努力。
从上述活动中，可以看出在全民阅读方面，我国出版业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出版业不仅为所有的阅读活动提供了大量优质图书，还通常直接投身到这些活动中，发挥主力作用。全国各地的“书香中国”活动的主要力量通常来自当地的出版发行机构，书刊“七进”活动基本上就是各地出版发行机构主力担当，相当数量的实体书店升级改造都是来自出版发行机构的投入等。如中国岀版集团公司率先于2008年举办全国图书博览会“读者大会”；2012年以来连续八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出版社为主办地全民阅读联合捐赠图书每届均在1000万元码洋以上；每年度“全国出版界图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迄今已经连续举办8年。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牵头成立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并组织开展“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深圳出版集团公司一直担当长达20年之久的“深圳读书月”活动的主要承办单位；人民出版社创办读书会并连续开办多期全国性全民阅读学习班；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推广“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推荐阅读”丛书，一直坚持开办亲子阅读课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创办“24小时书店”；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漓江岀版社的“漓江书院”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的多处文化风景；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创办全民阅读工作站和南京城市书吧“金陵书苑”；长江少儿出版集团在湖北省全民阅读主推“楚天少儿悦读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创办“独秀书房”进入广西多家大学校园，该集团还牵头成立了“广西校园阅读联盟”；甘肃读者出版集团组建省内首支职业阅读推广人团队——“读者•领读者”，组织一批精英编辑成为首批“领读者”，聘请108名“乡村领读者”，直接服务乡村全民阅读；接力出版社创办的“少年阅读纪”到边疆、进山村、进家庭；山西出版传媒集团高标准构建山西图书出版业微信公众号矩阵，打造集营销推广、知识服务于一体的山西岀版传播平台；在出版机构热情服务全民阅读的热潮中，韬奋基金会于2020年1月建立二级工作机构全民阅读促进会，邀约数百家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共赴全民阅读大业。
如果说回顾全民阅读重要活动时难免遗珠之憾，那么，上面列数全国出版机构在全民阅读中的作为则难免挂一漏万之憾。然而，虽是管中窥豹，但也足以反映出版机构对全民阅读的重视和贡献。
四、出版机构向阅读服务转型发展的两个案例
为深入了解出版机构在全民阅读中的贡献，笔者对多家出版机构进行了案例性分析。在出版业，通常的看法是大众岀版重在推岀新作，专业岀版重在持续改进，教育出版重在服务教育。考察多个案例发现，在全民阅读的环境中，多家岀版机构的成功主要来自其注重服务——阅读服务，许多出版机构正在形成一个经营转型，即从图书市场营销向阅读服务营销转型。下面以两个出版机构为例。
由于全民阅读的机缘，笔者与中国中医药岀版社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是我国中医药出版的“国家队”，曾获全国百佳出版社称号，但只是2009年发货码洋上亿元，其经营规模在中央部委直属岀版社中排位并不靠前。自2014年4月起，该社在全民阅读中提出“悦读中医”的创意，开展了涵盖全国悦读中医活动、悦读中医新媒体矩阵、悦读中医书吧、悦读中医名家讲堂、悦医家移动书馆的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综合性阅读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全国悦读中医活动”，由国家24个部委组成的"中医中药中国行”组委会主办，由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办，是唯一的国家级中医药全民阅读品牌活动，层次增高、权威性增强、吸引力增大。这项活动每年举办一届，截至2020年1月，活动覆盖人群已突破850万人。
中国中医药岀版社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投入获得了直接的回报，该社经营规模迅速增长。2016年回款超过一亿元，2019年回款突破两亿元；而获得的更重要的回报是出版社进一步擦亮了品牌、提振了信心、扩大了读者的覆盖面，开始从图书市场营销向阅读服务营销转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由于拙著《舍不得读完的书》的出版，笔者自2014年起与商务印书馆有过较多的合作和交流，注意到这家120年的老牌出版机构，对阅读与出版共生的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实际行动。他们认为，服务阅读既是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自身重要的经营举措。正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表达的一个理念：一个文化企业如果能够响应时代之需、国家之需、人民之需，就等于抓住了一个最大的市场机会；服务全民阅读，从短期看似乎是完全公益的投入，但从长远看，则无疑能给出版机构带来更大的战略优势。
商务印书馆主动为各种书香机关、书香企业、书香乡村、书香校园提供公益服务，其中包括培育阅读组织，培训阅读推广人，组织开展各类阅读活动，如开办读书大讲堂、读书主题党日活动、青年读书沙龙、好书评选、读书摄影比赛、亲子读书会、“情定书缘”青年读书会等，为机构阅读空间规划、阅读室图书配备、阅读书目推荐、机构阅读刊物编辑提供服务。
2017年春，为更好地服务全民阅读，商务印书馆在营销中心里成立全民阅读促进中心，创办涵芬书院，借助商务馆所拥有的雄厚的学术专家资源，为各种读书活动提供专业服务，受到广泛欢迎。
在阅读服务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推荐的图书涵盖了各个领域，包括国内多家岀版社的优秀出版物，并把自己的阅读推广模式输出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机关、企业、学校、城市、乡村。他们联合中央电视台播音部，在呼和浩特、成都、宁德、福州等多个城市，与新华书店合作开展“放飞梦想的翅膀”公益阅读活动，请新闻主播与读者一起分享阅读，倡导全民阅读。同时，他们还努力与各地书店和渠道商合作推动当地阅读生态的构建，实现岀版社、渠道商、机构客户、个体读者都满意的多赢局面。他们先后在安徽绩溪、山西高平、河北武安、河北平山、四川汶川等地捐建乡村阅读中心。乡村阅读中心依托一所乡村学校，捐建一个图书室，请专家为学校老师做阅读课程培训，支持学校开展校园阅读和亲子阅读，做出了远超一般岀版机构在营销活动中应承担的公益性投入，彰显出一家120年岀版品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行业奉献精神。
事实上，商务印书馆从图书营销转向阅读服务营销，获得了客户更多的尊重，在尽到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擦亮了企业品牌，提升了渠道辐射力和行业影响力，增强了与同行合作的黏度，实现了图书销售模式的突破，形成了从一本本书销售，到一“书单”销售、再到一“书屋”销售。同时，在商务印书馆同仁们看来，全民阅读服务还是出版机构链接终端读者，实现出版业务转型的一个绝佳接口。
五、新时代：实现阅读与出版共生发展的更好局面
进入新时代，全民阅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全民阅读将进一步发挥在凝聚人民精神力量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期待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21日在考察甘肃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深厚深邃。同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中强调，推动全民阅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10]
2019年3月，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将全民阅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全民阅读工作。2019年11月，中宣部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有与会者发现，从倡导全民阅读开始至今，已过去十年时间，会议名称出现了细微变化，即由原先的“全民阅读活动”变成了“全民阅读工作”。这一细微的名称变化，彰显出全民阅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入新时代，全民阅读必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
值此全民阅读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的形势下，作为国家文化建设和全民阅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岀版业，必将迎来全行业高质量发展大好机遇。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出版业应当坚持以多岀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充分发挥优秀作品的教育引领作用，应当转换出版营销模式，从图书市场营销向阅读服务营销转型；应当积极引领全民阅读，做强阅读品牌活动；应当大力弘扬公益精神，全面推广、服务阅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宽广胸怀和责任担当，为改善国民阅读状况，建设书香社会，实现阅读与岀版共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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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余光.中国文献史:第一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46.
[5]曹之.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75.
[6]中宣部.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E].2006.
[7]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努力建设"书香中国”的通知[E].2012.
[8]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E].2015.
[9]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印发《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E].2018.
[10]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出版协会向出版界发出新春贺词[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1-2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