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欧阳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出版是现代文学制度中的重要一环，现代出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出版与文学互动而生。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做过6年的全职编辑，他的翻译创作与世界书局密切相关。文学制度视域下，朱生豪的经济生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自我资助”和“寄食”于世界书局。由于世界书局编辑所英文部主任詹文浒的鼓励，朱生豪方得以从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世界书局的总经理陆高谊与朱生豪有学缘关系，基于这层关系以及朱生豪自身的才华，朱生豪才得以“寄食”于世界书局，在1942—1944年期间全身心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关键词】文学制度；世界书局；朱生豪；莎士比亚

　　“好的文学翻译等于创作”[1]，而好与不好的标准正是译本能否给读者带来绝妙的阅读审美体验。翻译文学的经典化既有赖于源文本自身的经典地位，更有赖于译者在译文中所展现的表达方式、思想与视野。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1912—1944年）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27种（朱生豪生平共译出31部半）。时至今日，朱译本仍然拥有广大的受众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文学是一个环流圈，作者、作品、出版社及读者是圈中元素。“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了一套文学体制，如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证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导的作用。我们可称之为‘文学制度’。文学制度的建立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2]出版是现代文学制度中的重要一环，现代出版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出版与文学互动而生。出版对文学有培育、扶持和推动作用，现代出版为文学提供了创作动力和生活资源。[3]

　　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做过6年的全职编辑，他的翻译创作与世界书局密切相关。最为突出的便是借由世界书局这个平台，他获得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主要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为他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从经济生活层面来讲，本文认为朱生豪的翻译创作得以顺利进行，正是基于作为文学制度之关键因素的出版（世界书局）。总的来看，文学制度视域下，朱生豪的经济生活大致分为两个阶段：“自我资助”和“寄食”于世界书局。上述两阶段朱生豪的经济生活状况及其对译莎工作的影响，正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之所在。

　　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个体的经济生活，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编辑出版人的经济生活主要围绕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而展开，其经济地位、收入状况、消费方式等均是出版人经济生活史的研究范畴。[4]本文主要从经济收入和消费方式两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经济生活。

　　一、“自我资助”：以编辑为主业时的经济生活

　　作家何以为生？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问题。法国学者Robert Escarpit认为，作家谋生的手段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依靠版税；另一种则是寻求资助，其又可细分为自我资助和寄食制两种形式。寄食制，就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来养活一个作家。而自我资助则主要通过作家本人从事“第二职业”来体现，这种职业一方面比较悠闲，空余时间很多，另一方面对文学创作所需的物质及精神条件适应起来也并不十分困难。[5]事实上，第二职业是自我资助的典型形式，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深谙此道，作家们的第二职业往往是编辑、记者、教师等职业中的一种或多种。

　　关于“第二职业”对于作家自身的意义，叶圣陶（1894—1988年）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认为：“凡为文学家，必须别有一种维持生计的职业，与文学相近的固然最好。即绝不相近的也是必须，如此才得保持文学的独立性，不至因生计的逼迫而把它商品化了。”[6]

　　本文从双重视角考察朱生豪的职业身份：他既是世界书局的编辑，又是一位文学翻译家。1933年夏，21岁的朱生豪进入世界书局英文部任编辑，此后直到1935年春，他的第一职业也是唯一职业为“编辑”。自1935年春天始，朱生豪着手准备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文学翻译创作”逐渐成为他的第一职业，而“编辑”则实际上退而成为他进行“自我资助”的第二职业。概而言之，自1935年春至1939年11月[7]，编辑工作表面上是他的主业，但实际上编辑工作在绝大程度上为他的译莎工作进行“自我资助”。

　　（一）初入世界书局时的“中产”水平收入

　　世界书局由沈知方（1883—1939年）创立于1921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知方是闻名上海出版界的“经营怪才”。在创办初期，沈知方瞅准商机，与鸳鸯蝴蝶派文人展开密切合作，世界书局一度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的出版阵地，为书局发展壮大积累了大量资本。短短数年之后的1925年，世界书局的资本从成立时的2.5万银元增至65万银元。就资本规模而论，世界书局已然成为民国时期的第三大出版企业，次于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500万银元）和中华书局（200万银元）。

　　对于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来说，能在世界书局做编辑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因为它的薪资水平较高。尤其是在沈知方主持时期（1921—1934年），他为编辑所同人提供了优厚待遇，如1928年他为了招揽当时已颇有名气的徐蔚南（1899—1953年）任书局秘书长，开出了每月400元的高薪，而同时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月薪也才300元。

　　至于世界书局普通编辑的经济收入，可以以朱生豪的经济收入为参照。朱生豪于1933年夏进入世界书局编译所，月薪为70元。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来看两则资料。①据茅盾回忆，1916年他初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月薪只有24元，“一进来就享受五十元以上高薪待遇的，那都是已在社会上做过事”[8]。1912—1937年间，中国社会的物价极为稳定。据当时的财政部统计，相比于1926年，1936年的上海物价总指数只上涨了13%。[9]可知在此期间，月薪50元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属于高薪了。②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一个四五口之家，月收入60多元即为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80元便为较为宽裕的中产阶级生活。

　　由此可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入职场，能够拿70元的月薪，算是很不错的了。朱生豪年幼时父母双亡，而且还欠下了外债。从中学到大学，他在经济上所凭依的仅有其母留下的一笔1000余银元的小遗产。因此，朱生豪在求学期间长期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到他大学毕业时，那笔遗产已经用空了100余元。[10]刚毕业就能进入世界书局，对于朱生豪来讲，经济上的重担可谓是卸下了不少。月入70元的朱生豪在经济上是比较宽裕的，当时他每月要寄给姑母30多元：一是请姑母帮助偿还外债，二是补姑母生活之需。除去日常开销外，他每月能存下一些钱，偶尔能借一些钱给友人。

　　从1933年夏至1935年初，朱生豪的月薪为70元，此外还有数额不等的稿费收入，总体而言，他的经济生活是比较充裕的。虽然这一时期朱生豪并未进行系统的文学创作（翻译）活动，但他的日常消费生活处处折射出文学光谱。在之江大学求学时期（1929—1933年），朱生豪曾加入之江诗社[11]，平时极少与人交往，慎交不泛，所知皆深交，之江诗社有社员20余人，他引以为挚友者不过数人，盖因意气相投。因此，大学时期，他的交往生活带有浓厚的诗词底色。在世界书局工作初期，他的交际圈缩小了，但是消费生活中的诗词底色更为凸显，一个表现就是他几乎每周都要去逛书店买书，所购书籍又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如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集为主[12]，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价格不菲的英文原版书。近代中国许多诗人从外国诗歌中寻找诗思与现代经验[13]，朱生豪也不例外，朱译版莎士比亚全集的诗思与现代经验尤为突出。据此而论，朱生豪诗人气质和审美品位的延续与升华离不开经典的支撑；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种近乎不计成本的方式购买英文经典，主要原因便在于世界书局为他的消费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书局危机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按照正常情形，工资应该随着年资的增长而增长，可是在世界书局却出现了反常情形：自1935年2月起，书局裁员减薪，普通编辑的月薪从之前的70元降至50元。原因在于书局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经营危机。“世界书局的经营危机发生于1934年。书局当时资本才71万，而其储蓄部和世界商业储蓄银行（由世界书局开办）吸收的存款竟高达180余万元。是年，由于政府教育政策变更造成世界书局大量教科书报废，损失惨重；再加上沈知方投资房地产生意失败等多重因素，储蓄部的储户陆续提存，进而导致世界商业储蓄银行的存户跟进提存。书局生产造货资金断流，储蓄部和世界商业储蓄银行被迫停办，之后书局内部进行改组，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改任监理。”[14]这次危机对世界书局的影响非常深远，经济上的影响是此后十多年直到1954年世界书局解散，书局的利润率都没能恢复到顶峰时期1932年的利润率。

　　后来世界书局得以度过危机，总经理则由沈知方换成陆高谊。之后，书局进行全面的裁员减薪，朱生豪虽然被留用，但月薪却从70元降至50元，而且时常不能全额发放，通常是以八六折标准发放。他在1935年写给宋清如的一封信中对书局的减薪做法表达了不满。[15]

　　无论如何，明年下半年一定得别寻主顾……

　　虽然朱生豪对此强烈不满，但最终“书局方面再三挽留，他就只得硬着头皮挨下去”[16]。其实，朱生豪之所以能够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局的总经理陆高谊是他的大学时代的老师，陆高谊深知朱生豪的才华，基于学缘关系和自身的才华，朱生豪才得以在世界书局安身。可知，减薪对朱生豪的经济生活的影响不算太大，他的生活也还尚能维持，但是却极大地降低了他对编辑职业的认同感。

　　减薪后朱生豪的经济生活状态如何？我们可以从一份“账单”中窥知。在1935年4月写给宋清如的信中，朱生豪详细列出了自己三个月（1935年2月—4月）的收支账单[17]：
 

　　从这份“账单”中，可以发现朱生豪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在于“浪费”，而“浪费”的项目主要是看电影和购买书籍。“浪费”实质上是文化消费，这是他日常消费的主要支出所在，同时也是他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从1935年2月至4月，朱生豪在看电影和买书方面支出近50元，平均每月17元左右，占月薪的三分之一。朱生豪精神世界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每月固定的薪水之外，朱生豪的其他收入主要有稿费和年终奖金。朱生豪在世界书局编辑所的日常工作是译注英文文学书和工具书，如《鲁滨逊漂流记》之类，这些译注工作是要算稿酬的。1935年上半年，朱生豪有100元的稿费收入；也是在这一年，朱生豪不仅偿清了父母所欠的债务及自己读书所欠的债务，而且还有了200多元的积蓄。[18]

　　1935年春，正当朱生豪为书局的裁员减薪做法而耿耿于怀之际，世界书局编辑所英文部主任詹文浒（他曾任职于朱生豪就读的高中），察觉到了作为自己下属的朱生豪处于郁闷之中，他也深知朱生豪的才华，遂鼓励朱生豪尝试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对于这段往事，朱生豪曾在1944年写的莎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提及：“廿四年（按指1935年）春，得前辈詹文浒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1936年，朱生豪与世界书局正式签订了“译莎”合同。

　　翻译莎士比亚戏剧集，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若缺少机构或个人的赞助，译者想要凭借个人之力完成这项翻译工程，难度极大。前文述及，全职作家大多难以为生，主要还是得靠自我资助，而自我资助则主要通过作家本人从事“第二职业”来体现。从1935年春至1936年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朱生豪陆续购买了200多种价格不菲的英文文献，以备译莎之用，费用全部由自己出；而1936年秋签订正式合同后，则在工资之外多了一项稿酬收入。朱生豪曾期许，在“编辑工作+翻译创作”模式下，不出两年他便能完成这项工程。[19]朱生豪之所以如此自信，绝大程度上是基于上述“自我资助”模式能够从经济上保证他后顾无忧地进行翻译创作。

　　概而言之，1935年初世界书局裁员减薪后，作为文学制度之体现的世界书局曾一度令朱生豪深感失望，但是随着与书局签订译莎合同，他强化了对“自我资助”模式的认同。

　　从1933年7月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前夕，这是朱生豪在世界书局全职当编辑的第一个时间阶段。“八·一三”之后，朱生豪回乡避难，直到1938年下半年方又重返世界书局任职，1939年11月辞职，这是他全职编辑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在上述两个时间段里，从经济生活角度来看，他的翻译创作乃是基于“自我资助”模式。

　　二、“寄食”于世界书局：以翻译为主业时的经济生活

　　前文述及，文学领域的寄食制，就是指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来养活一个作家。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工作了两年多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中美日报》解散，朱生豪失业，但与世界书局签订的译莎合同仍然有效。从1942年开始，朱生豪闭门不出，致力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直至1944年12月他在贫病中离世。此一时期，朱生豪“寄食”于世界书局以进行翻译创作。在他翻译莎剧期间，最多时家里有五口人（爱人、幼子、弟弟、姑母、表姐）需要他养活，全家人日常生活所凭借的主要是世界书局支付的稿费，此外还有亲戚偶尔提供的接济以及少量的房租收入。

　　（一）何以能“寄食”？

　　在物价飞涨、出版业惨淡维持的非常时期，朱生豪毅然决定以全职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志业，原因主要有二：①译莎已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难以割舍；②世界书局总部仍在上海，并未撤离[20]，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是朱生豪的学长，书局能够为他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可以说，若无陆高谊及世界书局的赞助，朱生豪难以在非常时期以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为志业。诚如胡山源所言：“在书局的当局还是本着救济他的心念而给他继续翻译下去的，否则也早就和其他的编译一般，都归停顿了。”[21]只是，在当时风雨飘摇的环境下，世界书局的支持力度显得太过微弱，而朱生豪则承受着旁人难以想象的贫病苦难。

　　战时生活极为艰困，不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在国统区和解放区，“有饭吃，活下去”，都成为当时普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的头等大事。

　　在沦陷区的上海，知识分子的处境更为艰难。抗日战争期间，舒新城（1893—1960年）滞留上海，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当属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在1942年以及之后的几年里，他的月薪最多时不过值一二石米价，最少时不及三斗米价，月薪所得远不足以支持全家人生活，得另外靠变卖历年所积的中华书局股票及书籍，方能勉强度日。[22]出版界高层人士的生活尚且如此之艰辛，那普通编辑及作家饱受饥饿贫寒之煎熬就可见一斑了。

　　非常时期的普遍情况是全国绝大多数的事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从业人员也大多挣扎在温饱线甚至生死线上，作家更不例外。朱生豪能够“寄食”于世界书局，尚属幸运，只是世界书局的“资助”力度实在太小。1948年，值朱译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际，朱生豪的同事兼学长胡山源发表文章纪念朱生豪，他认为书局方面苛待了朱生豪。[23]

　　而世界书局的老员工朱联保（1903—1988年）则认为此种观点有失偏颇，他为书局做了如下辩护。

　　大约在1957或1958年之间，曾见报上有人写文批评旧社会出版界苛待作家，以世界书局对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一书为例，说世界书局所送稿酬极微，以致朱生豪贫病交迫而死云云。以我看来，举这例子似不甚恰当。

　　……抗日战争前一两年，在书局工作时间内，（朱生豪）已把莎氏剧本译好数卷，存在虹口总厂编辑部内。抗战爆发，虹口沦陷，这已译好的稿本失掉了。朱生豪也于战事发生后到嘉兴居住，重新开始翻译，改为按字数取酬，并约定于出版后再按定价抽版税。自从1938年11月至1944年5月这5年多时间内，共译成31卷，计145.3万字，稿酬是依据当时生活费用情况陆续调整的。朱生豪不幸于1944年夏季生病，同年12月病逝。朱生豪正当中年，被病魔夺取生命，似不宜归罪于书局。[24]

　　揆诸史料，世界书局并没有苛待朱生豪，只是资助的力度太小，后文会详细论述。但是考虑到沦陷区的普遍生活状况，世界书局自身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书局对职工和作者的照顾难免不如战前，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客观而言，尽管世界书局为朱生豪提供“寄食制”资助模式受到争议，但是在战时的非常时期，朱生豪之所以能够全职从事翻译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寄食制”模式提供的有限保障。

　　（二）物价飞涨背景下近乎崩溃的经济生活

　　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最集中的时间段是1943年初到1944年6月，朱生豪共译了31部半的莎剧，其中绝大部分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的。

　　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体现在日常生活方面则是物价飞涨。1941年12月，日军进占租界后，《中美日报》解散，世界书局又被日军的宣传部门征用。朱生豪无处可去，只得在姑母位于上海的住处避居数月。斯时，较之战前，上海物价涨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1937年上海的大米均价是每石（78公斤）12.59元，而1942年上半年的每石均价飙升至299.20元，下半年的均价继续升至432.23元，1943年又狂涨至均价每石1445.08元。[25]1943年初，朱生豪携新婚妻子宋清如回到嘉兴，在老家东米棚下定居；随后接在上海的姑母和表姐回嘉兴。嘉兴毗邻上海，两地物价比较接近，1943年，嘉兴的大米每石均价1186.50元[26]，而1935年时每石均价仅10元[27]。短短数年间，作为生活指数第一要素的米价涨了100余倍。

　　朱生豪在1936年与世界书局签订译莎合同时，约定的稿费是每千字2元，这是当时的较为通行的标准。按此标准，当时5000字译文所得稿费即可换一石大米。到了1943年，嘉兴的大米每石均价接近1200元，按原来的稿费标准，朱生豪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考虑到物价腾贵，世界书局曾两次提高稿费标准，先是从千字2元提高到千字5元，再由千字5元提高到千字10元，但与米价相比，真是微乎其微。陆高谊在1943年6月14日致朱生豪的信中曾表示过稿费可酌情增加。[28]

　　生豪先生台鉴：

　　顷接六月十一日来函，藉悉。一是近来物价高涨，对于稿费，原应酌量增加，俾维生活。兹准自七月份起，改为每千字十元计算……为文化而劳苦，至堪佩慰。稿酬方面，日后生活上若仍感觉困难，请再函告情形。届时当再考虑调整，以副雅望也。

　　朱生豪译莎的态度极为认真，每月大概只能翻译6万字[29]，即以千字10元算，每月所得也才600元稿费，这在1943年还买不到一石米，生活之困苦由此可见一斑。虽然朱生豪每月所得稿费极少，但好在只要世界书局尚在，便算是有稳定的收入，且有少量房租收入和岳母时时接济，因此尚能勉强维持近乎最低水平的温饱。宋清如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当时除了逢年过节略备肉食外，平日的菜蔬，一般只是青菜、豆腐、大头菜、咸菜豆瓣汤之类，中午偶尔蒸上两个蛋。生豪从不挑剔，只感到愧对老人和孩子。”[30]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工作任务，严重摧损了向来体弱的朱生豪的健康。

　　到了1944年6月，朱生豪病倒了，无法再工作，不能交稿自然就没了收入，朱家人面临断炊的绝境。无奈之下，宋清如写信向陆高谊求助，请求预支稿费2500元及校对费1000元[31]。陆高谊接信后，深为同情，迅即对朱生豪进行扶助：一是根据生活指数大幅调整稿费，二是加送奖金5000元并校对费2800元。[32]1944年2月，嘉兴地区的大米每石均价尚为1500元左右[33]；到1944年五六月间，上海地区的每石大米均价暴涨至4500元[34]，嘉兴地区的米价当低于此数，但也低不了太多。陆高谊此举无疑是雪中送炭。

　　宋清如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那时物价飞涨，我们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支撑着过着日子。生豪既不肯为敌伪工作，也不愿向亲友告借，所以病越拖越重。”[35]到了1944年11月26日，朱生豪带着对妻儿的深深眷恋和对莎剧未完的无尽遗憾离世了，年仅32岁。

　　三、结语

　　1947年世界书局推出朱译版《莎士比亚全集》，这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文化界人士大感震撼。震撼之一在于，莎士比亚全集终于在中国落地开花了；震撼之二则是，这项浩大的工程竟然是由朱生豪这样默默无闻的青年人以燃烧自己生命的方式独自完成的；震撼之三则是，译文的水准竟然如此之高。

　　上述文化震撼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的一项重要命题：文学与出版的共生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色彩，现代出版则是现代文学得以发生的重要外部“装置”，二者之间具有强烈的共生关系。

　　实际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译莎”一直是文化界热衷的一项事业，其中主要有两条脉络：一条是“文学—出版”脉络，朱生豪遵循此脉络进行翻译创作；另一条是“文学—公益机构”模式，梁实秋遵循此脉络。1947年朱译版《莎士比亚全集》出版之际，文化界人士大感震撼，一方面原因就在于他们曾期许的译者是梁实秋，他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译莎”专项资助。1961年，有学者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赞助的低效“译莎”进行讽刺：“即该款成绩，最大开支，有《莎氏全集》者之计划，曾译出二本左右，然译出《莎氏全集》者，乃一未曾出洋之大学生朱生豪……也许朱生豪并未向庚款会申请。”[36]

　　从《莎士比亚全集》的受众接受广度来看，“文学—出版”模式显然胜过“文学—公益机构”模式，例证就是朱译版的读者人数远超梁译版的读者人群，当然，梁译版也有其学术上的优胜之处。朱译版在受众广度上的胜出，部分原因可以归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之间的共生关系。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具有产业属性，在文学的创作和过程中，经济效益逐渐成为文学创作者尤其是文学传播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向度，而出版机构则是文学传播的主体。朱生豪既是世界书局的编辑，又是世界书局的作者，他身上兼有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双重色彩，这本身就是文学与出版共生关系的一个注脚。

　　综上所述，文学制度视域下，朱生豪依托世界书局进行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工作。前期（1935—1941年）以编辑为主业，主要基于“自我资助”模式而进行翻译创作；后期（1942—1944年）以翻译为主业，主要基于“寄食制”模式进行翻译创作。较之梁实秋长达30多年断断续续的译莎活动，朱生豪的译莎活动体现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之间较为显著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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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之江诗社成立于1931年11月,有社员20多人,采用常委制负责具体事宜｡指导教师参加常委会｡参加者以本校师生为主,也吸收社会各界的诗歌爱好者,如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程天放,便是该社的成员之一｡之江诗社的指导教师有夏承焘､邵潭秋､钟钟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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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宋清如.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276.

　　[19]朱生豪著,朱尚刚整理.朱生豪情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73.

　　[20]同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均将总部迁到了大后方,在上海只保留基本的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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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嘉兴市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委员会.嘉兴粮食志(第二稿)[M].嘉兴:嘉兴市粮食局粮食志编纂委员会,1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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