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金华、耿文秀：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作为集中表达无产阶级政党初心和使命的经典著作，《为人民服务》在革命时期先后刊录入《战卫报》《解放日报》和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建设时期在1963—1971年间陆续以专著、单行本、合本、合著、语录等形式大量发行;改革发展时期在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和1991年《毛泽东选集》中重新修编。进入新时代，重新厘清《为人民服务》的版本变迁，既彰显经典著作久经实践检验的旺盛生命力，也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提供精神动力。
【关键词】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版本；初心使命
《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了“人民性”的价值立场，“向人民负责”的价值承诺和“为人民谋利”的价值旨归，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经典化马克思主义巨著。《为人民服务》发表76年来，主旨内容始终不变，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其版本源流和传播发行几经变更。《为人民服务》的版本变迁是不同历史境遇的映射，寻求版本变迁的深处动因，把握不同时期《为人民服务》代表性版本的不同命运，是吸取经验教训，坚守初心使命的必然选择。
一、经典的诞生：《为人民服务》的1944年通讯稿版
1940年前后，日军实施疯狂的“三光”扫荡和“清乡运动”，国民党加紧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共产党葬送中国革命，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经济生活深陷空前困境。缺衣少食的生存窘况让不少人缺乏斗志、思想迷茫，部分干部工作方法过于粗暴，导致群众不满情绪日甚，军民团结和干群和谐严重受损。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烧炭时不幸殉职，有人因此质疑大生产运动的必要性，并认为历经长征洗礼的张思德“死的太不值了”。为纠正错误认识，统一军民思想，毛泽东参加张思德追悼会时，以《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演回答理论与现实之问，号召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锤炼道德品质，自觉以艰苦奋斗谱写为人民服务的英雄赞歌。
毛泽东的即兴讲话蕴含深刻思想，追悼会一结束，李克农立刻安排罗青长、许立群等人整理讲话稿，整理后的讲话稿刊发于中央警备团团报《战卫报》。后因《解放日报》欲转载，叶子龙又将其送呈毛泽东审阅，经毛泽东认可后，《为人民服务》以通讯稿的形式，标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以下简称通讯稿）的题目，刊登于1944年9月21日的《解放日报》第一版。虽然，目前《战卫报》版《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容仍未可知，但通讯稿既是转载必依据忠于《战卫报》版，因此众多学者通常视通讯稿版为《为人民服务》的原版和母本。
通讯稿全文1239字（含标点符号），详细介绍了追悼会的情况，并引述了毛泽东讲话内容710字（含标点符号）。综览通讯稿版《为人民服务》全文，第一段，开宗明义确立宗旨：“彻底的为人民利益工作”；第二段，要求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死”的生死观；第三段，明确是非观和具体做法：“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第四段，从队伍内部提出要求：“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第五段，上升至制度层面：用开追悼会的方式团结“整个人民”。这五段内容语义分明、逻辑严谨、层层递进，树起全新的价值丰碑，把为人民服务上升到共产党人终极关怀的理论高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文化殖民和国民党专制独裁阴影弥漫全国，《为人民服务》的出版发行处处受限，甚至被视为毒品列为禁书，但《为人民服务》不仅影响深刻而且传播广泛。《解放日报》发表后，各根据地报纸相继转载，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让《新华日报》转载后通过外国记者转至国际刊物，《为人民服务》开始向全世界传播。[1]《为人民服务》刻画了战士从“太不值了”到“够份了”的思想轨迹，塑造了干部从“不大安心”，到参会后制定“争当模范”计划的行动轨迹，谱写了从“延安→全国→国际”的传播轨迹。《为人民服务》以全新的价值界碑，为全党全军配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器，是有效克服生存困境，及时剥除思想迷雾，坚定必胜信念的思想号角，是共产党人甘为人民利益，一往无前、不懈奋斗的磅礴之力和光辉旗帜。
二、经典的完善：《为人民服务》的1953年《毛泽东选集》版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一致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全面指导毛泽东选集的选编、整理、出版工作。1951年2月初—4月底，毛泽东借河北石家庄“休养”之期全力修编《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以通讯稿版为基础几经修改，由毛泽东亲自校阅、审定、提写标题后，“先在《人民日报》刊载，再出单行本”[2]，最终收录入1953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第一版32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第1025-1026页。1953年5月，《为人民服务》文末新增“注释”两字后，收录入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的北京第二版32开本《毛泽东选集》的第1003-1004页。由于北京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版《为人民服务》（以下简称“毛选版”）体例更完整、版式更规范，以后各版皆视其为基本模版。基于作者本人的直接参与、较多专家的通力合作、较长的编辑过程，1953年毛选版[3]因而最具权威性，其版本的综合质量、内容的丰富性和学术性水平等都远超通讯稿版。此后《为人民服务》虽多次修改、再版，但大多偏于技术性调整。特别是正文部分，除采用繁体或简体字、竖排或横排方式、更正少量错别字外，一字未变。
1953年毛选版《为人民服务》共1011字（包含标点符号），其中正文部分770字（包含标点符号），与通讯稿版的710字相比，主要通过规范化、艺术化处理，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思想。规范化处理主要包括版式上的学术化与内容上的准确化。一方面，通讯稿版《为人民服务》作为通讯稿的一部分，仅以转述的方式呈现，1953年毛选版将通讯稿版的内容，按学术规范单列汇整：新增文章的标题、发表时间、题解、注释，提供文章发表背景、文中所提到人物和所引用数字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毛泽东当时无稿、即兴讲演，所引数字的准确性难以保证，1953年毛选版遵照学术规范的严谨性，仔细核查后，将文中所指地域范围的人口总数由“八千六百万”更为“九千一百万”。艺术化处理主要包括语言技巧和书面语的使用。一方面，通讯稿版更注重精神动员和思想教育的实效性，用语较为直观和通俗，1953年毛选版利用语言技巧，进一步增强了语义表达效果。将开篇主旨句“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更改、拆分为语义层层递进，逻辑性更强，主旨更突出的三个句子：“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将“替法西斯卖力，为剥削人民”改为“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将“我们……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勇气”改为“我们……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运用类如“替……替……”“要……要……”式的排比结构，更增强语势，增加感染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通讯稿版中“土豪劣绅”等口语化语言适于延安时期军民联合、干群团结的需要，1953年毛选版基于经典著作的权威性，都改以较正式的书面化语言：将“总比为土豪劣绅而死好的多”概练为“就是死得其所”；将“团体”“鸡毛”“伙夫”换为“队伍”“鸿毛”“炊事员”。[4]
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全党全国人民视《为人民服务》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名片，将其置于最崇高的价值地位。1953年毛选版《为人民服务》一经出版，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强烈反响，带动、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一位老工人因购得《毛泽东选集》而兴高采烈：“早先我哪懂得‘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虽然上了年纪，但我还要好好劳动努力学习。”[5]《为人民服务》为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奠定思想理论前提，随后藏文、蒙文、俄文等少数民族语言和外文版毛选版相继出版，《为人民服务》在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同时，扩大并深化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人民服务》出版的曲折遭遇
三大改造的完成，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基于毛泽东思想普及化、大众化背景和特殊的历史阶段，当时《为人民服务》创下版本种类、发行数量、普及程度的历史之最。这一时期《为人民服务》的版本发行先后呈现前进和倒退两个阶段性特征。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为人民服务》以1953年毛选版为蓝本，接续修正后陆续发行选读本版和单行本版。在“文革”阶段，《为人民服务》或被夸大等同于毛泽东思想，或被肢解进《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各版本在极端泛滥中由前进走向倒退。
（一）社会主义探索阶段
受当时资料搜集条件和学术研究水平所限，1953年毛选版《为人民服务》出版发行后，陆续发现部分错讹，不少读者来信指出校正意见。并且《毛泽东选集》中的其他篇目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分散性单一解决，而须针对性集中解决。1962年8月，经毛泽东同意，田家英主持1953年《毛泽东选集》注释部分的修订工作，《为人民服务》也在修订之列。
1.1963年单行二合本
1963年3月，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活动蓬勃开展，学习雷锋以有限生命无限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精神，推动新一轮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热潮，迫切呼唤《为人民服务》版本的更新和发展。1963年10月，《为人民服务》收录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两篇文章并列提名的64开本单行二合本中的第7-11页。与1953年毛选版相比，1963年单行二合本版主要通过简化处理，契合其“为了适应广大读者学习需要”的出版目的：形态上，单行本所收著作较少，印制成本较低，十分利于凸显中心主旨，便于出版发行；开本上，64开本的幅面规格既具“袖珍”之便，又具“价廉”之优，不仅方便人们随身携带、随时阅读，又降低成本和书价，助益提高版本普及率；排版上，按现代通行排法横向排印，更适于现代阅读习惯；文字上，简化大部分繁体字，更助于扩大受众范围。
2.1964年、1965年选读版
由于《毛泽东选集》系列卷帙浩繁、篇幅较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田家英向中央建议出版选读本，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指导下，1964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32开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以下简称甲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32开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以下简称乙种本）。“甲种本的读者对象是一般干部和高等学校学生，主要在城市发行，也要有一部分供应农村；乙种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工农群众和中等学校学生，主要在农村和工矿区发行。”[6]《为人民服务》以繁简字结合横排法分别收录入甲种本（下册）第315-317页和乙种本134-136页。与1963年单行二合本版相比，甲种本版除简化注释编号外无其他显著变化。乙种本版为方便基层群众的阅读和理解，具体细化注释部分：新增加两个注释，详细介绍文中所引用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具体含义，和文中所提到的“精兵简政”的具体内容。[7]
1965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再版发行甲种本和乙种本，《为人民服务》分别收录于甲种本（下册）第325-327页和乙种本第104-105页。与1964年甲种本版、乙种本版相比，1965年甲种本版、乙种本版吸收最新校订成果，主要进行进一步的简化和正确化处理：全文全部采用简化字；注释部分吸收最新校订成果，将张思德参加革命的时间由“1932年”更正为“1933年”[8]。虽然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切断了新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但《为人民服务》的校订成果仍被吸收于1965年6月田家英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无疑促进了《为人民服务》版本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除了较为流行的1963年单行二合本和1964年选读版外，1955年11月，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藏文版单行独本版《为人民服务》，单行独本版多达40多种，其中汉文版22种，少数民族版2种，外文版11种，英汉对照版1种；1964年8月，民族出版社翻译出版蒙古文版单行二合本版《为人民服务》[9]，随后又再版1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2种外文版；此后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蒙古文、哈萨克文、藏文等少数民族语言版的甲种本版和乙种本版《为人民服务》，进一步带动并促进各族人民对毛泽东著作的深入学习和深刻理解。
（二）“文革”阶段
“文化大革命”阶段，《为人民服务》的编辑出版工作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误入登峰造极神圣化的歧途。“四人帮”利用《为人民服务》通俗易懂、短小精悍的语言特征，《为人民服务》的出版发行一度成为压倒性的政治任务。他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既以《为人民服务》冠名发行多开本的单行一、二、三、四、五、八合本等，又打着“活学活用”的旗号，将《为人民服务》视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肢解进多种开本的《毛主席语录》。
1.单行本版[10]
当时《为人民服务》的单行独本与单行合本版出版发行较多，其版本大多数依1953年毛选版、1965年乙种本版排印，包括2开、4开、32开、56开、64开、100开、128开、256开等多种开本。1966年4月，人民出版社新增《愚公移山》篇目，出版发行单行三合本[11]版《为人民服务》（又名《老三篇》）。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老三篇”最容易懂，却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搞好思想革命化。这一指示被大张旗鼓宣传后，只学、只背“老三篇”之风刮遍全国。单行三合本版《为人民服务》备受吹捧，相继出版多达51种，包括汉文版9种、少数民族语言版10种、外文版30种、世界语1种、盲文版1种。1966年10月，广西人民出版社新增《反对自由主义》发行单行四合本[12]版《为人民服务》，并陆续出版4种版本。1967年8月，武汉市新华书店发行（版权页无出版者）发行新增《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单行五合本[13]版《为人民服务》，随后陆续发行51种版本，其中汉文版20种、少数民族语言版6种、外文版23种、盲文版2种。1968年，青海西宁出版（无出版单位）以《毛主席的八篇著作》提名的包括五合本和《整顿党的作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八合本。1969年3月《为人民服务》还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合著《最高指示》[14]。
2.语录版
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和雷锋的共同身份是部队战士，因而全军《为人民服务》的学习热潮最甚。1961年8月和196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1953年毛选版排印出版分别供于战士、干部学习用的32开《毛泽东著作选读》（以下简称选读本）版《为人民服务》；1964年1月、1965年2月、1966年1月、1967年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25开、32开、32开、64开选读本版在全军发行，将它们与同期甲种本版、乙种本版、单行本版相比，却是一种退化版。仅以其发行最晚的1967年选读本版为例，收录于第230-232页的《为人民服务》，虽然内容上吸收了1965年乙种本版的校订与改进，但版式上仍以繁简字结合排版，退化于同期其他版本。1964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发《毛主席语录》，随后天津、吉林、新疆、宁夏等人民出版社相继据其重印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发行量、版本数、开本类创历史最高和最多，仅1967年就发行3.5亿册，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6.4%[15]；先后出版200余种版本，其中汉文版70多种、少数民族版30多种、外文版90多种、世界语版1种、盲文版7种，包括32开、50开、54开、64开、100开、128开等多种开本。《为人民服务》中“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句话被摘录于《毛主席语录》各个开本的不同页码。对这两句话的背诵和熟练程度一度成为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重要依据，其学习、普及程度可谓人人耳熟能详。
“文革”爆发后，中央专发通知要求各级学校教育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教学方针，教材须以《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泽东著作为主，《为人民服务》作为必修教材进入课堂。1967年2月4日和19日中共中央分别印发《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和《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明确要求：一至四年级须学习《毛主席语录》；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须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中学上课须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在这些硬性规定下，《为人民服务》一时成为人们的刚性需求——急学紧跟，不过夜学习，贯彻《为人民服务》态势不可逆转。《为人民服务》的发行和普及程度进入巅峰状态，其编辑出版工作进入求快求量不求质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
四、改革开放时期《为人民服务》出版获得新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客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以《决议》为指针，《为人民服务》版本发行步入正轨，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2开本的1986年9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与1991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完成修编订正工作。
（一）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版
“文革”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体例杂乱无章，被编辑得支离破碎，其版本发行量与版本质量成反比，与版本发行效果恶性循环。进入新时期，重修再版《为人民服务》的呼声日益高涨，需要日渐迫切。1986年9月9日，在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之际，《为人民服务》收录于选读本下册第587-588页正式出版。基于特殊的“文革”经历，1986年选读本版将《决议》中第七部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刊印卷首，主要通过客观化、具体化、正确化处理，以符合并体现《决议》精神：其一，删除“同志”“著名的”等主观性、评价性用语，进行直观、客观表述：将“毛泽东同志”“张思德同志”“著名的文学家”直接以“毛泽东”“张思德”“文学家”表述。其二，关于张思德、李鼎铭的介绍进一步具体化，新增人物的籍贯、生卒年信息，标明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具体时间、场合。其三，为保正确性，将可能性争议置换为确定性统一：由于司马迁生卒年尚无定论，而将“公元前二世纪”置换为“西汉”。其四，更正张思德生前所在单位：将“直属机关”“警卫团”更为“警备团”。[16]1986年选读本版《为人民服务》发行后，蒙古文、藏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版陆续出版。这些版本在海内外曾引起强烈反响：既满足了当时全国整党工作结束以后，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为人民服务》和毛泽东其他著作的需要，又承上启下，填补了“文革”结束十年以来《为人民服务》出版的空白，为1991年毛选版的出版发行奠定基础。
（二）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版
1990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抽调毛泽东生平著作研究组和注释组专业骨干集中开展编修、出版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在订正之列。1991年7月1日，在建党7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邓小平亲题书名的第二版32开本《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收录于第三卷的第1004-1006页。与1986年选读本版相比，1991年版《为人民服务》经参编人员的反复斟酌，再三校对，进行正确化、全面化处理后定版通行。其一，纠正时间偏误。将“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17]中的“解放区”改为“抗日根据地”。在时间上，《为人民服务》发表于1944年，华北、华中解放区建于1945年以后，华南解放区历史上从未有之，显然以1945年后才有或不存在的“各解放区”来备注1944年就有的《为人民服务》是不甚恰当的。根据相关史料，陕甘宁边区是1937—1949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中枢和总后方，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建于1937—1945年间，因而此处应保留“陕甘宁边区”，将“解放区”更为“抗日根据地”。其二，全面、综合借鉴之前所有版本。关于司马迁的注释，既以“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标注其身份，又增注《报任少卿书》的具体出处和引文原文[18]。自此，经过相继版本的陆续规范化、艺术化、客观化和全面化处理，《为人民服务》的通行本从此诞生并正式发行。
为便于学习和理解，中央文献出版社配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的第397—400页增加《为人民服务》的注释校订说明。并且，鉴于历史教训，中共中央于1991年7月4日同步发出学习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的指导通知，要求完整准确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科学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决避免和防止出现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此后，《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历史教育、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于锻造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品格和精神脊梁具有重要作用。
五、结语
总体而言，《为人民服务》的版本变迁中，技术性修改多，内容性修改少，实际践行愈发广泛深入。在《为人民服务》的众多版本中，有特殊意义和深远影响的版本主要有5个，即1944年通讯稿版、1953年毛选版、1965年乙种本版、1986年选读本版和1991年毛选版，它们分别是《为人民服务》的母版、校订版、普及版、过渡版和订正版。《为人民服务》的版本源流与传播发行的波浪式曲折变迁，表明其版本传播与文本精神的交互性作用。当《为人民服务》的版本更新、进步时，往往是正确领会、发扬其精神实质时，当其跌入倒退深渊时，通常是囿于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窠臼时。进入新时代，我们不应以现行的标准苛责过去版本的错误，而应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将其置于发展的视野，继续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提供精神指引。透过《为人民服务》的版本评介复现真实的历史情境，这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峥嵘岁月，把握沧桑正道，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参考文献：
[1]临青,魏亚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大型电视片解说词精选[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1:162.
[2]张治银.《为人民服务》文本考[J].出版发行研究,2014(5):101.
[3]基于本文对比不同时期“代表性版本”考虑,文中1953年毛选版指代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毛选版｡
[4]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N].解放日报,1944-09-2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02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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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136.
[8]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27;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105.
[9]二合本版以《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两篇文章并列提名｡
[10]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123,128,129,133,134,141,436,437,729.
[11]三合本有以《为人民服务》提名的,有以三篇并列提名的,有以《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提名的,所收录篇目一样｡
[12]四合本有以《为人民服务》提名的,有以《毛主席的四篇著作》提名的,所收录篇目一样｡
[13]五合本有以《为人民服务》提名的,有以五篇并列提名的,有以《毛主席著作》(五篇)或《毛主席五篇著作》《毛主席的五篇光辉著作》《毛泽东的五篇著作》等提名的,所收录篇目一样｡
[14]《最高指示》将《毛主席语录》《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五篇著作》和《毛主席诗词》合编在一起,参见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第135页｡
[15]根据国际统计局资料,1967年中国总人口为7.55亿｡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63-864.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1026.
[18]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