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地方叙事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的一个重要叙事模式，在激发家国情怀、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无论是从现实合理性来说，还是从发展现状来看，地方叙事有理由，并且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的一个挖掘方向。地方叙事主题图书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帮助读者完成自我认同、满足其信息需求天性中的“近身信息”需求、完善其主题阅读知识树。在策划地方叙事主题图书时，需找准立足点，朝着仰视、俯视、平视、发散四个面向进行深挖，并注意统合好多元的地方力量。
【关键词】主题出版；地方叙事；选题
主题出版自2003年提出至今，“本地资源立体开发型”和“党政读物创新型”“治国理政学术型”“文学市场创新型”“科技与当代中国发展型”“走出去与主题出版结合型”“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传统文化升华型”[1]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的八种模式。“本地资源立体开发型”注重开发“带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本地资源”，是一些地方出版机构在进行主题图书策划时的重要方向，一大批地方特色鲜明的主题图书取得了双效丰收。在学术界，不少权威媒体和学者亦注意到这一主题出版现象，在论述中提出“深挖地方资源”[2]“应注重彰显地方特色”[3]“挖掘地域优势”[4]等措施建议，倡议在从事主题出版活动时凸显“地方性”。上述“开发本地资源”“深挖地方资源”“彰显地方特色”“挖掘地域优势”等不同表述的背后均蕴含了一个意思，即主张在进行主题出版活动时开展“地方叙事”——把地方的人和事作为主题图书的叙事对象，进而将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进行勾连，达到国家叙事的目的。
但是，从当下主题出版的实践和研究来看，地方叙事这一主题出版模式的细分模式还未被研究，其学理依据尚未坚实，实践方向亦不够明晰。因此，有必要对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的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并对其实践方向提出建议。
一、地方叙事：国家叙事重要组成部分及发展现状
从主题出版的历史发展来看，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其“内容由纪念性话题为主转变为多样化多层次的主题”[5]，包括地方叙事在内的多样化多层次主题的孕育和明晰，显示出主题出版这一自上而下的出版活动朝着细致分众化和下沉深入的良好态势发展，说明地方叙事作为主题出版的组成部分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从发展现状来看，地方叙事在体制支持和运作实操方面日趋成熟，已成为主题出版的一个挖掘方向，显示出巨大的发展空间。
1.地方叙事：务实策略与合理建构
主题出版指的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6]。其运作思路是通过图书出版，“用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大众化方式，‘转译’执政党的新思想”[7]，填补“阅读受众的需求和执政党的诉求”之间的鸿沟，实现意识形态的传达与读者的接受，进而实现国家认同。但由于国家叙事选题资源有限、出版社的“转译”能力不足、国家叙事人才分布不均匀等原因，使得基于国家叙事的主题图书出现“选题重复”“只接天线，不接地气”“把握和处理内容的方式较为生硬，编写格式化、空洞化、口号化”[8]等一系列负面现象。这会给读者造成一种主题出版活动是一拥而上式的“低级红”的印象，从而减弱重大主题思想的传播效力。所以，为破解选题焦虑和人才方面资源短缺的难题，地方叙事作为一种务实性的策略，成为一些出版社，尤其是地方出版社的选择。不少出版人调整思路，下移视线到地方叙事，使主题图书整体上呈现出家国叙事共荣的面貌。
“地方叙事”指的是“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以地方为主体和自我完整单位所完成的叙事”[9]。其中，地方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政权体制和行政层级管理结构的次级行政单元，是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定面向和执行主体。地方作为国家的物质组成基石和意识形态延伸，承担着支撑国家的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国家意志。地方的建设也就是国家的建设。因此，以地方为叙事对象、以服务地方建设为目的出版活动，也应该纳入主题出版范围。一些成功的实践者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当下有一种误解就是服务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选题不属于主题出版[10]。只有地方叙事丰满，国家叙事才能丰满。当然，出版人也不能忽略，过度的地方认同建构会给国家认同带来“某些消解”[11]，所以，在从事地方叙事主题出版活动时，应进行整体规划，同时，注意将地方叙事嵌入到国家叙事之中，将地方叙事当成是对国家叙事的深化和完善，强调家与国的共生共荣性关系，强化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的正向同构关系，以此激发读者的家国情怀，进而达成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2.发展现状：体制支持和运作成熟
从发展现状来看，地方叙事主题出版已经在宏观的体制环境支持和微观的运作实操层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央地体制支持
在中央层面，形成了“普通年份普遍支持”结合“重点年份重点支持”的扶持框架。根据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历年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目录，2016—2019年每年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入选比例在10%左右。而在2015年，由于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和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比例更是高达20%（见表1）。
表1 2015—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及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物统计表（种）
| 年份 | 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 | 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物数量 | 占比 |
| 2015年 | 125 | 25 | 20% |
| 2016年 | 120 | 11 | 9% |
| 2017年 | 97 | 9 | 9% |
| 2018年 | 81 | 9 | 11% |
| 2019年 | 90 | 8 | 9% |
| 合计 | 513 | 62 | 12% |
在各地层面，一些省市区出版主管部门注意到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的作用，并投入专项资金予以调控和引导，已经有普遍化的体制运行。像安徽省以省财政厅、省委宣传部的名义下发《安徽省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12]，使地方叙事主题出版得到顶层设计的资助；北京市自2017年设立“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明确提出对“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精品力作”[13]的挖掘；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自设立以来到2019年已经开展了13批[14]，培育出版了大批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物；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的项目申报指南明确规定“重点支持定位于打造传世精品、代表上海以及国家出版和文化水平的大中型出版工程”“重点支持某一领域在全国处于一流水准、能代表上海和国家水平的学术出版中心或专业出版中心”[15]，除了致力于打造具体的高水平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物，还注重对出版运行机构的孵育。地方层面对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的支持来自不同的部门，设立时间都各有长短，但是都显示出极大的力度。
（2）实操运作成熟
在运作主体方面，不同类型的出版社参与了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出版，形成了以地方出版社为主，中央出版社次之，大学出版社为辅的力量格局。以前述2015—2019年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中的62种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物为例，其中地方出版社出版了37种，占了60%（见表2），中央出版社出版了22种，占35%，大学出版社出版了3种，仅占5%。地方出版社占据了绝对主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出版社在全部的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中占比的势弱，“纵观2015—2019年的选题目录，地方出版社占比都没有达到50%。”[16]可见，在地方叙事主题出版领域，地方叙事作为地方出版社的一大优势，或许可以作为一些地方出版社开展主题出版的主要模式，成为破解其选题焦虑的突破口。
表2 2015—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主题出版物选题中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物出版社类型统计表（种）
| 地方出版社 | 大学出版社 | 中央出版社 | 合计 | |
| 2015年 | 11 | 2 | 12 | 25 |
| 2016年 | 7 | 1 | 3 | 11 |
| 2017年 | 6 | — | 3 | 9 |
| 2018年 | 8 | — | 1 | 9 |
| 2019年 | 5 | — | 3 | 8 |
| 合计 | 37 | 3 | 22 | 62 |
| 占比 | 60% | 5% | 35% | 100% |
在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的叙事模式方面，其细分运作模式业已成熟，出现了较多的成功案例。按照题材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模式：一是地方党政治理经验的总结：如《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五水共治——浙江治水集结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中国有个滕头村》（宁波出版社，2018）、《“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等；二是地方经济建设的成就宣传，如《镜头中的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辉煌成就》（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中国少数民族省区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亮丽内蒙古（大型画册）》（民族出版社，2017）、《上海改革开放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等；三是地方故事的文艺化展示，如《雨花忠魂——雨花英烈系列纪实文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重庆之眼》（重庆出版社，2017）、《梁家河》（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雪山上的达娃》（明天出版社，2019）等；四是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整理，如《经典回放七十年——内蒙古民族歌舞乐作品集萃》（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2015）、《中国共产党东北早期党组织简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16）、《长征在贵州——伟大的转折》（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浙江省文化资源数据库”等。
二、地方叙事主题出版读者接受的学理探究
从当前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双效收益来看，有像《之江新语》、《读懂“八八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等取得不输于国家叙事主题图书的销量成绩，赢得巨大经济效益的，也有像《山东人的云南血脉》（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9）激发鲁滇两省建立多层次互动交流机制并获得高层领导“点赞”、《记住乡愁》（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掀起古镇探寻风潮，引发广泛文化共鸣的。地方叙事主题图书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样式，需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而这些取得双效丰收的地方叙事主题图书，正是精准地把握了读者的接受心理，故而有必要对此进行学理探究。地方叙事主题图书以地方为叙事对象，可以从“地方”和人的关系、信息和人的关系等角度切入探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读者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支撑
尽管“地方”一词有“中央下属的各级行政区划的统称”[17]的行政层面意义和“本地”的地理层面意义，但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中具有远超这两个物质层面意义的内涵。“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从出生、生活到死亡的方式和文化精神活动的内容，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文化气质。故而，“地方”部分地回答了“我是谁”这一有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根本性问题。由地方产生的地域认同作为个人的深层次情感需求，“影响着个人和群体对自身生存空间的情感归属和忠诚”[18]。人对于地方的探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情感归属”的追寻和自我认同的构建过程。中国自古传承的方志编修行为，即表征了中国人千年以来对追寻和建构自我身份的不懈努力。
地方叙事的图书承载着大量有关于地方的信息。读者在这些图书中探寻地方的碎片，拼凑成完整的地方形象，进而帮助读者支撑自我认同。这种心理动机构成了读者的阅读行为。这些对“我是谁”这一问题关注的群体构成了主力消费人群。像《我的海岛我的家》（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以烟台长山岛为背景，讲述了一群跟随军人父母驻守海岛的孩子们的生活、探险、成长的故事，为具有类似生活经历的读者追寻人生童年经历提供了诗意的想象图景，被资深少儿出版人海飞评价为“用海岛文学之美彰显了崇高的家国情怀”[19]。近现代以来，移民现象加剧，更加促进了居民为探寻自我身份而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消费。像《山东人的云南血脉》叙述中华民族框架内移民的发生、发展与交融，为读者探寻“我是谁”提供了答案。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鲁滇两省设立“山东云南寻根研讨会”，拉开了两省官方和民间跨省多层次互动的序幕，促进更大范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2.读者信息需求天性中的“近身信息”
从进化史的角度说，人类如果不能记住自身周围大片地区地形的信息以及和其他人类进行信息交换，将无法获得更加广泛的生存空间和食物来源，也就不能提升繁衍的成功率。可见，信息需求，尤其“近身信息”需求，是人类的天性。人类媒介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对这一“近身信息”需求的天性：在媒介的发展历程中，有两条线一直贯穿，一是对遥远信息的需求：纸张、印刷术、邮政、报纸、无线电、电视，乃至物联网为人类获取更为遥远的信息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这一直都无法取代另一条发展脉络：人类对“近身信息”的需求。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板报、涂鸦、传单、茶馆、咖啡馆、地方新闻媒体、局域网等同样在繁荣，人们会关注与自己生活有关联的事物和空间范围。这呼应了人类来自于天性深处的“近身信息”需求。
所以，读者会想要去了解自己所在地方的事情，如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过什么大事，该地方的历史人物有哪些，它的特点集中在哪些方面，它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读者会通过互联网迅速获得一些本地信息。但是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近身信息”依旧得通过图书来了解，这构成了读者对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购阅欲望。像《老街漫步——哈尔滨历史建筑寻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记录了读者每日经过的街道和建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在取得良好市场反应后，出版方又于2017年面向外国侨民英译重版了本书，为其了解城市风物提供了窗口。《敢教日月换新天：武汉70年巨变》（长江出版社，2019）展示了读者所在地方70年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成果，满足了读者对来自历史和现在的“近身信息”需求，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3.读者主题阅读知识树的生长方向
知识树是指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信息中，存在一种类似于树叉结构的衍生关系。以一本书为节点，就可以关联方方面面的内容，形成知识树。根据完形心理学理论，“通过部分的基础要素感知后，人会存在着一种完形心理机制促使部分自发完形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20]。在完形心理动力下，读者会沿着完善知识树的方向拓展自己的知识，这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原始冲动和遵循路径。在图书选题领域有一种“学科目录树”方法，可以帮助编辑“熟悉一个学术领域的源流演变，根枝关系以及各个演变的节点的重要程度”[21]，还有主题出版领域的“溢出效应”——“一个好的主题出版选题能够衍生出许多新的选题，形成持续的支持体系”[22]，两者本质上就是利用知识的相互衍生关系来丰富图书选题的做法。
在主题图书的阅读中，读者会有沿着与这本书的知识树生长的不同方向去获知相关知识的欲望。由于主题图书讲述的是中国人的故事，记录的故事发生地点在各省级、地级行政区上，所以每一本主题图书包含了若干个地方叙事的片段，这些地方叙事的信息和知识，构成这本主题图书的知识树。这提醒出版社如果能围绕主题图书的知识树来策划地方叙事主题图书，将满足读者进一步的求知欲，形成购阅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动力。像《长征在贵州——伟大的转折》一书呈现了黎平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三大会议和突破乌江、攻破娄山关、二进遵义、四渡赤水等战役，描述了长征这一伟大历程在贵州发生的来龙去脉。对长征有了解和兴趣的读者，往往会去深入了解长征在各个省份的具体历史细节，继而去阅读《长征在贵州——伟大的转折》一类图书，以使得自身对长征这一知识树更为完善。《记住乡愁》更是一口气展示了200多个中国村落，使得以“中国人的乡愁”这一原点生发的知识树朝着200多个方向生长。在读者对中国众多古村落兴趣的呼唤下，《记住乡愁》的多部续集也陆续出版。
三、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的实践方向
在夯实地方叙事主题出版读者接受学理的基础上，需要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实践建议，以使得地方叙事这一主题出版模式能生产出更好的图书成果。其实践方向可以从出版生产的选题面向、合作主体两方面考虑。
1.地方叙事主题出版选题策划的四个面向
在进行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策划时，从“地方”这一叙事对象生发，可以形成四种选题面向：仰视面向、俯视面向、平视面向和发散面向。四种面向的主体阅读人群均是与叙事地方有地缘关系的读者群体，如本地原住民、新移民、外迁移民等，但是读者的拓展群体会略有不同。
一是仰视面向。仰视面向的策划思路是以地方的人和事为叙述出发点，体现地方经验对全国建设的借鉴作用。如《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一条大河波浪宽：1949—2019中国治淮全纪实》（安徽教育出版社，2019）、《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分别讲述了养老、改革开放、水利建设、脱贫致富等领域的地方经验。这些主题图书寄托了出版机构欲将地方优秀经验普及全国的希望。所以，在读者群体方面，这种仰视面向的地方叙事主题图书的消费人群还包括想要了解该地域优秀经验的外地域读者，如外地域的执政者群体。像《之江新语》最初就是获得了几个省份党委书记的青睐才逐渐打开市场销路，成为全国公务员群体的经典读物。
二是俯视面向。俯视面向的策划思路是关注国家叙事在地方的发生和发展，展现重大主题在地方经历的片段。像“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与中亚研究”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中国共产党东北早期党组织简史》、《红军长征在四川图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知识库”（重庆出版社）分别讲述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党史、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重大主题在新疆、东北、四川、重庆等地的发展片段，可以归入这一俯视面向的主题出版之列。由于这类图书在叙事上细化历史，对读者的前期知识储备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这一面向的主题图书也会吸引相关领域的学者群体。
三是平视面向。其思路是将地方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和事当做叙事对象，突出其在形塑本地精神价值上的重要作用。像“江苏文库”“燕赵文库”“荆楚文库”“巴渝非物质文化数字出版平台”等一批保存本地重要历史文献的集成类文库和《敢教日月换新天：武汉70年巨变》、《哈尔滨铁路百年史话》（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等主要以地方读者为目标受众的图书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主题出版物。
四是发散面向。其思路是将全国范围不同地方的碎片进行集锦式叙述，拼凑出国家叙事的整体呈现图景。像《记住乡愁》、《乡愁中国》（北京出版社，2016）搜集了上百个中国古村落作为叙事对象，《国家版图知识读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8）细述了各省市区的版图知识。这类地方叙事主题图书与前三种面向的区别在于涉及的地方多、范围广，故而拥有较为广阔的读者受众，但也因此其叙事主题会较为浅显。
2.地方叙事主题出版的合作主体拓展
在策划地方叙事的主题图书时，需要沿着知识树的方向思考选题。知识树的结构类似于我国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分类结构。这提醒编辑，可以联合不同部门的力量，来作为出版活动的主体。这些横向的部门包括了党委的宣传、党史、党报、档案等部门，政府的文化旅游、方志、民族宗教、社科研究、文博展馆等部门，政协的文史委。以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为例，每年要出版一批服务地方工作的图书，如“讲述哈尔滨自己的故事系列丛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14—2016）、《哈尔滨历史上的今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哈尔滨汛资汇存》（内部出版，2015）等。其中中俄双语版的《哈尔滨观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作为市政府公务用书在中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被送到中俄两国领导人手中，并在中央书店、果戈里书店等“网红”实体书店的进门展柜进行销售，获得了双效丰收。这些地方叙事的图书，发挥着宣传、资政和教化，甚至外事的作用，可以被出版机构纳入主题出版的范畴。一些出版机构在联合不同部门方面有一些实践。如宁波出版社与宁波市党史研究室合作推出的《京城活雷锋孙茂芳》（人民出版社、宁波出版社，2013）、与海曙区委宣传部合作出版的《一个都不放弃》（宁波出版社，2014）。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撰编了大量地方叙事的图书。笔者统计了2016年1月的《中国版本图书馆月度CIP数据精选》，发现全国以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为著作人出版的图书达108种，由此大致推断出年均公开出版的地方叙事图书应在千余种。可以想见，将横向的政府部门当做主题出版的合作对象，有非常大的潜力可挖。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部门的多元，主导出版的图书力量分散、规划和管理不一致；在出版方式上因经费等因素，有的内部出版，有的公开出版；图书选题会有交叉重叠、同质化的现象；质量参差不齐；后续宣传推广能力弱。出版社要通过顶层设计，统合这些部门的力量，朝着系统化、精品化的方向打造，利用好这一“身边的选题富矿”。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深重，往往将家与国放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审视。每一位读者既是国家的，也是地方的。地方叙事作为“家”的代表，支撑了“国”的内涵，拉近了主题出版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在塑造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相信在地方叙事主题出版这一领域，出版人一定能创造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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