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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趋势探讨

2020-06-02 来源:《出版广角》
  【作 者】徐东: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崔然:上海慕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摘 要】文章立足国际视角,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中国为例,探讨全球出版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的现状及特点,同时从顶层设计、理论研究、技术推动等方面出发,分析我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背景,并对未来出版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全球;未来趋势;路径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产业迭代升级,创新生产力推动了全球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1]。移动终端的普及和5G通信技术的发展,必将加速数字内容全媒体融合发展,促进更多的出版融合应用场景落地,拓展更大的内容价值空间。本文拟从全球视野梳理国内外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背景,探讨5G时代下我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一、全球化视野下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

  根据2019年“全球出版50强”排名,美国上榜9家,总数第一,德国上榜8家,位居第二,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上榜5家[2]。因此本文选取以上国家为代表,梳理目前全球范围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1.美国:数字化程度高,融合出版成熟

  美国的数字出版起步较早,整体发展成熟,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字出版生产和服务体系。随着数字出版的兴起,美国也成为媒介融合理念和实践起步最早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企业已经呈现集团化发展趋势,形成康泰纳仕集团、赫斯特集团等大型出版集团。这些出版集团通过专业化经营,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以及出版资源,并在杂志、报刊、电视、游戏等领域多元经营,实现了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全媒体布局。强强联手产生的集约效应,推动各类出版业务整合和拓展。可以说,美国出版企业的媒介融合实践,已经形成了涵盖文学、影视、动漫、音乐、游戏等多种媒介形式的产业链[3]。

  自2010年起,美国数字出版在内容生产、发行与营销上均已经实现全程数字化,移动互联网技术丰富了手机、平板、电子书等便携阅读产品的出版形态。其中,有声书是美国数字出版领域最热门的产品形态之一。根据美国出版商协会(AAP)报告,2018年美国有声书订阅量同比增长36%,销售额达到32亿美元,比2017年提高23%[4]。其中,企鹅兰登书屋2018年累计出版和发布了1400多个有声读物产品;亚马逊有声书平台Audible则占据了有声书市场的垄断地位,每月为会员提供免费阅读两本原版有声读物的服务。

  此外,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扩展现实等新技术的运用,也极大促进了美国融合出版的发展。例如,哈珀·柯林斯在Facebook账户中添加了两款图书推荐智能机器人,通过社交媒体推广图书以促进销售;美国维多利亚制作公司制作的Tagme3D图书,可以利用AR技术助力孩子语言学习。在新技术的支持下,美国出版传媒的经营边界得到进一步拓展,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商业模式和产品形态不断创新和完善。

  2.英、法、德:数字出版进程不一

  英国是一个数字出版强国,其出版业10年前就开始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呈现起步早、转型快、跨界融合活跃、业务全球化并引领世界数字化大潮的主要特征[5]。英国云集包括培生教育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全球知名的出版机构。这些出版社早已完成数字化转型并实现融合出版深入发展,尤其在数据库、在线教育、电子书、有声书以及数字版权经营方面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法国数字出版发展水平较美英有一定差距,呈现循序渐进、缓慢发展的特点。作为世界艺术之都,法国人对纸质图书依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因此在数字技术冲击下,尽管法国整体图书市场下滑,但纸质图书依然占据主流市场。在出版转型方面,法国的学术书、专业书和教材较早实现了数字化;在数字平台建设方面,法国拥有Numilog、Eden-Livres等数字分销平台,其中Aquafadas公司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数字产品已逐步融入AR、VR等新型技术。

  德国是传统出版强国,出版业生态呈现多元化发展,既有大型出版机构,也有不少内容精致的小型独立出版商,经常举办丰富的大型书展和图书活动。作为世界较为传统的出版市场之一,德国同样受到数字化技术冲击。2019年,德国最大的图书批发商和分销商KNV公司申请破产,德国传统出版业进入寒冬。

  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字革命,德国保持一贯谨慎态度,整体呈现保守稳健的发展态势。兰登书屋20世纪末就积极探索数字转型方向,目前已初步形成电子书、有声书、游戏和影视四大数字出版板块。近年来,随着德国不断推行数字化政策,电子书销量稳步提升。GfK针对2万名消费者所做的消费者调查显示,2018年电子书在大众市场的收入增长了9.3%,占比从2017年的4.6%增至5.0%[6]。德国在有声书领域发展较早,位居世界前列。

  3.日本:传统出版持续下滑,ACG数字出版发展向好

  日本作为出版大国,同样面临数字革命冲击。伴随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趋势加重,经济衰退等问题,日本的图书、杂志销售额从2004年开始连年下降,纸质图书出版市场连续15年负增长。与纸质图书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9年日本电子漫画的销售总额达到2593亿日元,同比大增29.5%;电子书的销售总额为349亿日元,同比增长8.7%,日本电子出版物的销售额达到了3072亿日元[7]。

  一直以来,日本出版业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出版业定位以大众文化为主,其中ACG(动画、漫画、游戏)出版是重要支柱,也是日本数字出版的主要力量和各种新技术的试验田。以日本出版巨头集英社为例,其拳头产品“JUMP”系列漫画周刊从2014年起逐步上线移动APP,读者可以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阅读。动漫出版还带动了周边产品如玩具、文具、食品、服装、游戏的发展,凸显了融合出版的长尾效应。

  此外,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方面,日本出版社也有所探索。如讲谈社与3D动画公司合作推出的Hop Step Sing!设计了VR虚拟偶像,受众可以通过VR眼镜仿佛身临其境般观看偶像表演;日本的人工智能小说创作研发团队曾发布4篇由人工智能撰写的小说,有些作品还通过了比赛初审。

  总体来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日本出版行业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虽然传统出版市场受到较大冲击并持续下滑,但依托ACG文化的兴盛,日本数字出版发展向好,并天然具备强大的融合拓展能力。通过不断引入新兴技术,日本ACG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

  二、我国数字出版向融合出版转型背景

  1.顶层设计优化推动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传统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8]。2013年和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遴选出两批共170家出版单位作为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借助新技术、新形态和新媒介,我国出版业在内容生产、品牌建设、运营模式等方面持续探索,围绕融合出版进行规划布局[9]。经过10年的发展实践,我国数字出版产品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为未来进一步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在顶层设计的不断推动和优化下,我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有了更清晰、更明确的部署和规划。出版单位在政策引导下,积极探索,锐意改革,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完善产业链条,优化资源,使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具备了进入深化阶段的基础条件。

  2.理论研究聚焦融合发展

  笔者以“数字出版”和“融合出版”为关键词,以2005—2019年为范围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发现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从研究数字出版转向聚焦融合出版。从2005年开始,数字出版相关研究开始兴起,相关文献数量一路上扬,到2014年达到顶点,共1833篇,随后研究热度开始下降。见图1。同样,从2014年开始,融合出版作为新的课题成为学者聚焦的对象,研究热度至今一路攀升,见图2。

  图1数字出版主题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图2融合出版主题文献发表年度趋势图

  笔者以为,未来融合出版的发展不仅依托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平台和工具,还将融入区块链、增强现实、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通过整合出版领域资源,在内容生产和制作过程中使编辑策划价值得到最大化体现,以实现出版内容的多元化、专业化和科技化。

  3.5G技术推动业态创新

  我国5G商用时代已经开启,5G技术环境将为富媒体内容生产和传播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支持,多元的数字内容和服务模式与日益升级的数字内容消费需求相匹配,尤其是短时长的视频内容占比将大幅提升。5G技术不仅具有高速率、低延时、海量连接、开放灵活、扩展性高等特点,还能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内容创作方式,创新数字内容的传播模式。

  如在大数据产品方面,人民法院出版社联合多家相关单位搭建了“法信大数据”平台,知识产权出版社开发建设了我国首个知识产权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DI Inspiro™;在AR图书出版方面,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不少出版单位结合教育信息化环境策划出版了相关AR图书,取得较好的市场反响;在数字教育出版方面,内容载体由PC端向移动端演进,出现了电子书包、富媒体图书、智慧课堂等多种形态。

  4.融合出版优势初现

  相较传统出版,融合出版优势越发凸显,不仅内容承载量大幅提升,形态更丰富多元,与读者的互动性大大提高,而且出版流程缩短,提高了出版的时效性。2020年春节期间,我国突然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很多出版单位数字出版平台快速响应,直接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电子书、数据库等产品的制作发布,省略了印制、运输和上架等人工环节,并在线上开展各种优惠和免费活动。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疫情暴发一个月内,已经有超过110家的知识服务机构积极响应开放各类线上资源,免费为不同行业不同读者提供内容丰富、专业精准的知识内容。

  本次“抗疫”出版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数字内容生产链完整,时效性提升。不少出版单位已经自建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实现数字内容的策划、编辑、制作、上线、销售一气呵成,形成完整的产业闭环,在应对突发情况和市场变化时更加灵敏、便捷,大大提升了内容生产效率。第二,跨行业互动融合,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在围绕“抗疫”主题的内容生产过程中,不少出版单位与喜马拉雅、蜻蜓等互联网平台跨界合作,推出包含抗疫知识、心理辅导、健康科普、公益责任等内容的融媒体产品,通过有声书、电子书、闯关游戏、在线问诊等多种形式普及抗疫知识,获得用户和读者的喜爱。第三,内容权威科学,具有教育意义。融媒体出版物充分发挥了出版单位在内容策划和制作方面的优势,在短时间内充分调动专家、学者等作者资源,推出更具科学性、权威性的内容,在信息冗杂的特殊时期发挥了教育引领作用。

  三、我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趋势展望

  1.内容、技术、渠道融合三位一体

  随着各类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出版媒体发展的核心建设问题。学界和业界此前常常为“内容为王”“渠道为王”还是“技术为王”争论不休,实际上,在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出版产品的成功与否早已不再是单一维度可以主导的。

  从内容上看,无论是传统出版还是数字出版,无论是通过内容聚集用户还是依托流量进行定制化生产,内容都是最核心的基础资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传播介质和载体如何更迭,经典内容往往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提升内容价值始终是出版的核心工作。在融合出版的维度里,内容建设必须满足受众需求,使内容生产与技术手段、营销渠道相匹配。

  从技术上看,出版融合要从“融”科技入手,出版工作者不仅是内容观点的传播者,也是技术手段的实践者和集成者:通过新技术为内容生产赋能,大大提高了优质内容的创作效率和表现方式;通过建立数据平台,不断增强优质内容的聚合能力;通过升级传播技术,提高优质内容的分发质量和效果。

  从渠道上看,随着新一代读者知识付费习惯的养成,虽然在线课堂、抖音、头条等新型产品对传统出版造成了冲击,但也提供了更多内容变现渠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少出版单位将纸书优质内容与线上变现渠道对接,既改变了纸书销售的单一变现方式,也促进了纸书的销售。因此,实现内容、技术、渠道融合三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是未来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最关键的一步。

  2.注重加快复合型人才培养

  许多出版单位虽已搭建了数字出版流程和框架,但总体尚未形成专业化、特色化的融合出版业务体系,从而导致编辑在融合出版工作中存在理念落后、技术受限等问题。出版融合急需既懂得出版规律,又熟悉互联网技术和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仅要精通编辑业务,具备产品理念和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还要拥有多元化的知识结构[9]。

  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产学界力量联合:出版单位要积极吸纳高校培养的出版专业人才,建设编辑新人轮岗制度和出版融合岗位培训体系,夯实编辑基础;高校要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的功能和优势,联合出版单位开设数字传播和互联网技术领域的相关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跨学科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

  从2018年开始,我国全面实施“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并研究制定了《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课程体系》。为了培养出版从业人员的媒介融合素养与互联网思维,各种出版融合与编辑创新培训班层出不穷,加快了复合型编辑队伍人才培养,成为出版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

  3.完善融合出版保障体系建设

  2017—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一系列数字出版关键标准立项,包括《内容资源数据化加工》等10项国家标准、《数据加工规格》等12项资源加工行业标准、《数字出版产品内容标引规范》行业标准以及《新闻出版知识服务系列标准》等[10]。2019年,依据国际标准管理的有关规定,我国数字出版领域已形成若干团体标准草案,完成若干团体标准组织化建设,标准工作体系化建设基本实现[11],为数字出版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版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版权保护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如有的自媒体账号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私自将出版单位优质内容转化为多媒体形态发布并进行收费,而相关出版单位和著作权人未能及时发现侵权行为,遭遇维权和追责困难等问题。国家及政府主管单位应结合新的数字媒体环境,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加大对数字版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为融合出版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四、结语

  通过对中外融合出版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国内出版在融合发展的深度、广度方面与英、美等国相比还存在差距。未来,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还应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是避免“新瓶装旧酒”。将同质化的内容搬到不同的数字平台并非真正的融合之道,出版单位而应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经验,从出版管理、组织形式以及出版价值链的重塑等方面,实现内容、技术、渠道的高度融合。二是要辩证看待新旧媒体的关系。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融合并非相互替代或零和博弈,技术发展本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出版单位在进行产品策划时要注重不同载体的差异化,通过内容资源和技术的整合以及业务联动,形成新老出版形态互相支撑、共生共赢的局面。

  笔者认为,无论出版怎样发展和演进,关键在于其所传递的内容价值。内容始终是出版物的灵魂,先进的信息技术可以让内容更有效地生产、展示和传播,但出版活动的核心价值始终在于持续创造优质的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网信网.CNNIC发布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9-08-30)[2020-02-28].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9590.htm.

  [2]贺敏,易图强.美国出版业媒介融合的三大层面[J].长沙大学学报,2018(6).

  [3]李钊平,任彦宾.美国的媒介融合与出版创新[J].中国出版,2019(9).

  [4]王一木.对英国数字出版转型的思考[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2).

  [5]陆云.年度国际出版趋势报告•德国/法国分报告[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8-08-21.

  [6]戴铮.日本纸质出版连续十五年衰退[N].中华读书报,2020-02-05.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10-09-28)[2020-02-21].http://www.gapp.gov.cn/news/1832/113636.shtml.

  [8]李婧璇.出版融合转型:六大成果和五大问题[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6-17.

  [9]张彤,李月华,刘丹等.媒体融合背景下科技期刊复合型编辑人才梯队建设研究与实践探索[J].编辑学报,2018(S1).

  [10]《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业年度报告》解读[J].出版参考,2018(8).

  [11]中国数字出版业年度报告课题组,等.迈向纵深融合发展的中国数字出版——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业年度报告(摘要)[J].出版发行研究,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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