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李孝弟：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学报 》；杨霞：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大学报》
【摘 要】中国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从未像最近20年来如此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该走向何方，学界及期刊界同仁意见纷呈，各执一词。唯有贴近并尊重学术期刊自身发展特点及规律，着眼于世界学术期刊发展大势之下的建设性改革意见，才有助于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健康发展，也才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朝健康、良性的方向前行。在网刊的发展及其转型升级过程中，域出版理念的提出及实施高屋建瓴。但是，在其整个推进过程中也呈现出夹缝性存在的特征。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学术公益性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将域出版扼杀于摇篮中。基于此，网刊的转型升级成为所有期刊人必须面对且深入思考的话题。
【关键词】域出版；网络出版；夹缝性生存；学术公益；学术资源；经济利益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期刊①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从未像最近20年来这样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无论是身在其中的专职学术编辑，还是身处其外而又与之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学术共同体，抑或高高在上的管理部门或行政主管部门，均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学术期刊的办刊现状提出意见和建议：指责者有之，如学术共同体；改革者有之，如国家出版行政管理机构；改良者有之，如高校学报主办单位的行政管理机构，即教育部；反思者有之，如学术期刊的专职学术编辑。在诸多意见中，唯有贴近并尊重学术期刊自身发展特点及规律，着眼于世界学术期刊发展大势的建设性改革意见，才有助于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健康发展，也才有助于推动我国学术研究朝健康的方向前行。基于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发展规律、面对的问题，学术期刊主体即主编、编辑们，尤其以《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清华大学学报》主编仲伟民、《四川大学学报》主编原祖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叶娟丽、《新华文摘》前总编张耀铭以及青年编辑才俊桑海等为代表共同策划设计的“域出版”理念及思路，成为当下学术期刊改革的首选之策。2016年10月20日，由超星数字出版集团主办的“媒体融合？域出版平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将理念及思路落地为现实，并预言期刊“域出版”智能平台的诞生将推进我国期刊媒体融合步入发展“快车道”。此后，超星集团不断推出“域出版”的相关活动，并在全国各地借助各期刊协会的活动作大范围推广。客观而论，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域出版已由一个陌生事物成为学术期刊界从业者耳熟能详的事件，实现了普及；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域出版的工作与进程似乎进入了瓶颈期，没有实现预设的目标。我们必须反思域出版存在的问题，以寻求可能的解决思路。
一、域出版：学术期刊数字化、专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学术期刊改革已成共识
面对学术期刊发展的现状、所面临的新形势，谋求学术期刊改革已成为学术共同体、政府管理部门及学术期刊创办主体的共识，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却又有不同的实施方案。
首先是高校的最高行政主管部门——教育部——的自我反思与改革实践。在教育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合力推动下，综合性大学学报在世纪之交实现了数量上的绝对扩容[1-2]，根据“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目录统计索引，我国高校主办的人文社科期刊有1300多种，其中基本以高校校名命名的学报约有1150种[3]。扩容后不久，教育部就意识到了高校学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2002年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即以“全、散、小、弱”来概括学报现状，并提出了“专、特、大、强”的目标，为此，袁贵仁提议启动“名刊工程”，并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简单地说，“上策”是将高校社科学报办为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各刊走内涵发展的道路。[4]高校学报创办主体对“三策”的弊端也有讨论。姚申在梳理了全国高校学报数量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从1978年开始，经过30年发展，尽管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在数量上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学术影响上反而有所下降，甚至远不如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2]这一方面与高校人文社科学报自身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高等教育体制推行的量化考核机制有关，由其产生的供求需要，使得泡沫论文大行其道，大量充斥于学报的版面。因此，教育部于21世纪初推出“名刊工程”，随后推出“名栏工程”，此之谓教育部对期刊改革所实施的“下策”。尽管是“下策”，但是，经过几年的发展，进入“名刊工程”系列的期刊在影响力与学术质量方面的确取得了明显的总体性提升，为此，朱剑对教育部的此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名刊工程”是一项带有战略意义的重整高校学术期刊的系统工程。[5]“名刊工程”的实施，在一定时间内对高校学报的发展的确有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综合性学报所面临的困境。[6]
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高校学报创办主体从期刊发展的规律出发，紧贴现实困境，开始对高校学报的现状与出路展开反思与讨论，一般认为这个时间开始于2007年，即10月20日“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在此会议上，学界专家及相关学术期刊主编开始讨论学报自身存在的问题。[7]在之后的系列讨论中，逐渐明确提出了高校学报专业化发展的路径，朱剑针对高校学报的现状及困境，撰文提出由学科拼盘到板块组合的专题化发展思路。[8]仲伟民认为，中国特殊的体制和学报发展的历史造成高校学报过于综合而缺少专业性的特点，提出学报的专业化转型尝试。[9]结合教育部“名刊工程”与“名栏工程”的实施，朱剑和仲伟民所提出的这些尝试逐渐发展演化为今天的域出版模式。
2012年7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但这一学术期刊改革方案因其不具有可行性而流产。②这是比前述两种方案提出时间稍后，出自出版业最高行政管理部门但在业界及学术界却引起巨大震动的改革方案。无论是出于维护自己的私利，还是考虑学术期刊的共同发展，原来尚存罅隙的社会各界在新闻出版总署此次改革方案面前出人意料地达成一致。今天看来，尽管这一方案没有落地，但是，还没有哪种学术期刊的改革意见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引起学术期刊主体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未落地的方案刺激了所有学术期刊主体的神经，推动了学术期刊界在综合性学术期刊数字化、专业化发展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设计，最典型的即为后来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推出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及其在中国知网的上线、发布。[10]
（二）域出版：数字化与专业化改革的纽结点
期刊是一种媒介，因其承载不同的内容，也就有了不同的期刊类型，因此，学术期刊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媒介，媒介的本质功能在于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决定了承载信息的媒介对其存在形态的选择。概而言之，对于媒介而言，传播技术的发展具有悖论性：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并促进媒介传播时空维度的拓展，不断探索媒介存在的不同形态；但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会淘汰一些旧的媒介形态，催生出新的媒介形式。尤其在当代，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媒介形态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增快。传播技术的这种悖论性意义同样适用于学术期刊。近几年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这个数字化也有一个过程，如从较早的网盘、数据库，到今天的网络等）及因此而产生的危机，便是明证。同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学术期刊，由于外在机制赋予了其更多的附加功能，从而使其陷入更多链条中的交叉环节，由此导致了学术期刊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劣。这些情况，都要求学术期刊办刊人重新思考自身以及周围的制度、体制、机制环境，以谋求创造性变革。
大学学报受其体制、机制环境及内向性发展特点的制约，无论是人文社科版还是自然科学版均成为多学科学术研究信息的聚集地。因此，我们在讨论大学学报的存在样态及价值体现时，存在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历史事实——在期刊数据库出现之前，对于不同专业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若单从学术信息搜集整理的效率来说，在查询学术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时，最先翻阅的资料并不是单本存在的学术期刊，而是上海图书馆编辑出版的《中文期刊目录索引》，由此索引再去查找具体的学术期刊。后来随着“报刊复印资料”的出版，不同领域的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的问题，可能还要去翻阅“报刊复印资料”的各个专刊及其目录索引。
1997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成立，成为中国学术期刊信息传播媒介形态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1999年，光盘版升级为网络版，并开始筹建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信息传播进入以计算机为支撑的网络化传播快车道。由此，对于文献阅读者而言，也转变为朱剑所称的“由读纸本的期刊变为读数据库”[10]。这一技术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传统媒体的生存。在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社会，“这一切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过去，大部分信息都经过人的缓慢处理，以书籍、杂志、报纸和录像带的形式呈现；而这，很快将被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传输所代替。这种传输将以光速来进行。而在新的形式中，信息将成为世界共享的资源”，“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1]尼葛洛庞帝的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社会今天的发展正按照该著作面世以来的基本节奏进行，甚至更快。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传播学术信息为主的媒介，最先受到信息传送技术的影响与冲击。当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倒逼作为传播媒介的学术期刊改变传播形态。
在数字化发展的技术支撑下，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朱剑分析了数字化给学术期刊带来危机的同时，也看到了学术期刊发展中与危机并存的机遇和挑战，并指出，“以学科和问题为中心对来自各种期刊的数据进行有序组合，将是数字化期刊体系的基本形式”[10]。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的结合，催生了眼下学术期刊主体所设计的期刊底层改革路径：域出版。
域出版的酝酿与设计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进程。2011年，经由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界同仁酝酿并提出、设计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也即“网刊”）在中国知网上线：按照专业或专题对加盟期刊文章进行数字化整合，通过中国知网平台加以传播。经过四年的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各网刊专刊所整合文章的引用率、转载率等指标来看，不仅提高了单篇文章的相关数据，也提高了加盟期刊的引用率、下载率。从2015年开始，期刊界同仁在此基础上探索深化期刊数字化的思路。作为域出版理念与实践策划的重要参与者，朱剑对域出版的过程了然于心：“2015年3月，在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的‘首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暨“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文学学报》研讨会’上，笔者提出了关于‘专域平台’的最初设想；5月，在南开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方式研讨会’上，笔者再次提出这一设想及六个子平台的基本构架方案。此后又与蒋重跃、仲伟民、叶娟丽、崔月琴、原祖杰、洪峻峰、桑海等同仁多次开会讨论这一方案，并在微信平台上与更多的学报同仁共同讨论了这一方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桑海对平台作了具体设计，并以《在线学术平台框架思路》为题，于2015年6月于武汉大学会议上对平台进行了详细讲解。”[12]经过半年的缜密思考，最终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上发表《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一文，正式提出“域出版”的设计思路。2016年9月，全国社科期刊创新联盟在吉林大学召开“‘域出版’暨学术期刊联盟建设研讨会”，这是学术期刊界第一次将“域出版”作为会议的题目，标志着学术期刊界已接受“域出版”这一命名。2016年10月20日，由超星数字出版集团主办的“媒体融合？域出版平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报道称，期刊“域出版”智能平台的产生，将推进我国期刊媒体融合步入发展“快车道”。
当然，关于“域出版”的设计理念、结构设置、优点与问题，等等，期刊界的有识之士如朱剑、仲伟民、叶娟丽等均有充分的讨论与阐释，《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专门组织名刊主编朱剑、仲伟民、高自龙、原祖杰、李宏弢等对此问题进行充分讨论。[13-18]作为域出版理念及出版模式、出版秩序的提出者、设计者，其对域出版模式在当下学术期刊改革及发展中所产生的意义不可忽视。从域出版的推出至今已经三年多时间，今天，我们冷静审视域出版理念实践的现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句话似乎比较适合：“理想很丰满，实践很骨感。”细细思量仲伟民在其《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中所说的：“知易行难！域出版的效果如何，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需要相关主管部门、企业、学者、编辑、读者等各方的协作与努力。我们拭目以待！”[15]备感低调而沉重。
总体来看，社会各个层面针对学术期刊改革提出的探索性方案依然无法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随着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科研GDP”要求的提高，学术期刊实际发文量与学术研究发文需求量之间的矛盾加剧；二是学术研究成果产出量之大与学术含量之低使得二者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科研成果产出量的增加，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没有明显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并且在现有科研考核体制下，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数量越来越少，导致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不满程度愈益加深；三是学术期刊的基本功能发生异化，其评价功能增强，传播功能减弱，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基本价值。从大的方面看，如果这些矛盾无法解决，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而进行中的域出版本身的发展如果停滞不前，也会逐渐陷入意想不到的误区，也就无法进一步在深入发展中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域出版的夹缝性生存现状
改革的路径有两种：一是由上而下，一是由下而上。就学术期刊改革而言，被普遍接受的域出版方案属于底层设计方案，遵循的是由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底层设计的改革方案的最大优点在于，设计者充分了解世界其他先进同行的发展现状，尊重被改革对象的实际发展规律，对改革的目的以及可能达到的效应有明确的认识。因此，这种设计方案最具合理性。但是，由于其社会身份的底层特征，其设计方案的执行力最弱，受到权力部门及相关因素的制约，这就需要相关部门的认可、接受，进而由上至下来推进，这恰是域出版在整个设计、实施过程中所缺少的。就现状而言，域出版到底成就了什么，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一）域出版助长超星集团完善学术信息资源模式，完成信息资源扩张
由于中国综合性学术期刊特殊的体制及办刊机制，每一本学术期刊因其主管、主办单位不同而各自为政，且互不所属，相互独立，也即所谓的“散”，这是一方面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则受制于办刊经费不足。因此，各个学术期刊在数字化发展的趋势下，不得不依靠数据库来加快自己的传播速度，扩大受众范围。单本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短板，恰恰成为推动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学术期刊论文信息的天然优势。1989年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数据库研究中心成立，同年《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机读产品（软盘版）正式诞生并发行。1992年《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只读光盘版正式发行，为我国第一张中文数据光盘。这在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可谓标志性事件，后来逐渐与国内的学术期刊签订期刊数据转让合约，发展成为当下以科技期刊信息为主，兼收社科期刊学术信息的“重庆维普资讯”。“中国知网”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的，始建于1999年，其前身是创建于1997年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该杂志社以合约为依据，获取国内数千家学术期刊数据信息，然后以光盘形式发行。1999年，由光盘版发展成为网络版，也即“中国知网”，采用了图书馆的形式，建成数据信息最全、最大的学术期刊数字图书馆，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农学、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囊括了基础研究、工程技术、行业指导、党政工作、文化生活、科学普及等各种层次的期刊，大部分收录期刊回溯至创刊，最早可以回溯到1915年，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hina Science Periodical Database，CSPD）也即万方数据库同步推进，以同样的方式获取学术期刊信息资源，包括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其中中文期刊8000余种——包含核心期刊3200种左右，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哲学政法、社会科学、科教文艺等各个学科；外文期刊主要来源于NSTL外文文献数据库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国外出版机构，收录了1995年以来世界各国出版的20900种重要学术期刊。迄今，就学术期刊数据库而言，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学术期刊数据库的三巨头。客观而言，这三家数据库的信息尽管略有偏重，但差别不大，基本属于同质化的数据库，以求大、求全为目标。所有与之签订数据信息转让合约的学术期刊，也就沦为了数据库建设的劳工：以各自单位的人力、财力资源经过严格的编审校过程，为数据库提供数据信息，学术期刊获得的利益回报微乎其微，甚至自身也同时被淹没于学术信息海洋之中。
随着期刊评价盛行，为了壮大声势，国内各期刊评价机构根据各自的评价需求，纷纷建立评价性数据库。比较早的当属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数据库。南京大学1997年便提出了建设设想，并正式立项为重大课题，于2000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年）光盘版》。到2015年，CSSCI数据库已经积累了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在内的近两千余万篇文献数据，既包括来源文献的题名、关键词、学科分类、资助情况、作者信息等，也包含了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详细信息，并通过技术手段链接了开放获取的全文资源，其中，新研发的“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Chinese Book Citation Index，CBKCI）”除了收录图书的章节和引文信息外，还把已经入库的3000余册学术专著进行了数字化。[19-20]CSSCI数据库是在引文索引基础上延伸的产品。同样具有评价性质的数据库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利用自己多年的复印报刊资料优势建立的数据库，该库收录了1995年至今100多个专题的全文复印资料，所有全文都是由100多位专家、教授从国内公开出版的3000余种核心报刊中精选出来的，门类覆盖了全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能够反映学科研究前沿状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为用户所认可。[21]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及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利用所谓“中文核心期刊”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优势，也筹建了自己的数据库。综观国内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因其数据最大，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从事科研工作的师生惯用的数据库；CSSCI数据库因其评价地位日益凸显，上述人员也经常光顾，其余则很难与之成为竞争性对手。至此，国内期刊数据库的格局基本形成：一类是专门以集聚学术信息资源为主的数据库，以中国知网为代表；一类是带有评价导向的评价性数据库，以CSSCI数据库为典型。
超星集团则成为学术期刊数字化改革探索中域出版方案实施的最大赢家。早在反思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方案对学术期刊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时，朱剑、仲伟民等人就已经意识到教育部所推动的“名刊工程”后续乏力的局限，同时也已经认识到数字化趋势对学术期刊改革的潜在推动力。[5]这也即2011年与中国知网合作推出数字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基本动力所在。[10]“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以中国知网既有数据为基础，其入选专业刊文章的筛选、编排、校对、定稿等工作均是由最早发起的17家高校学报主编及编辑义务负责，也就是说，其前期数据编排的投入基本为零。在四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知网除了享受因“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数据信息下载增加而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利益之外，并未采取进一步的发展举措，同时也未对之后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有进一步投入的打算。学术在资本面前只能抱守良知而无能为力。窃以为，这或许是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转而寻找超星集团合作推出域出版的主要原因。超星长期以来的业务以图书文献、教学资源的数字化生成、数字图书馆资源提供和学术视频资源制作为主，在其主营业务中，学术期刊数据信息并不是强项。而“域出版”合作项目的实施，恰好可以弥补其数据信息库中的短板，进而打破在学术期刊数据库领域已经形成的中国知网一家独大的局面。2016年10月20日，“域出版”正式在北京发布。在此之前，超星公司已经全面展开与全国学术期刊签订期刊数据信息转让协议的工作，并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召开各种会议来宣传其产品，提高其产品的知晓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超星集团已经与全国几千家学术期刊签订协议，基本完成了学术期刊数据库信息资源的扩张，奠定了其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信息资源版图中的地位。现在，“域出版：移动出版传播的新模式”已经成为超星集团的一项重要业务，与其他如图书、慕课讲座等资源相融合，推出了“超星APP：学术传播与知识服务新秩序”。
（二）夹缝性现状
“域出版”理念的提出、域出版模式的设计旨在打破刊与刊、期与期之间的界限，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以学术信息接收者的需求为基本原则，重新对学术信息进行选择组合，以期推动综合性学术期刊进行改革。就超星集团所推出的“域出版：移动出版传播的新模式”来看，其与之前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相比有了巨大的技术提升。与域出版网络构建发布同步，以二级学科为背景，学术期刊编辑共同体也打破了原来固有的界限而得以建立，通过线下与线上的形式加强了相互之间尤其是与作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这是域出版模式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但是，域出版上线三年多，其中的很多问题也渐渐显露。
首先，在超星集团推出的域出版模式中，由于以问题为导向的栏目设置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术期刊本身在学术信息检索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显影，但并非绝对。也就是说，超星的本质依然是数据库，域出版依然扮演了学术期刊信息数据库的角色，从学术信息需求的角度而言，文献信息才是第一需求，学术期刊只是标明文献信息所在的时空坐标，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并不会强化其在学术信息接收者需求之中的地位。
其次，从学术期刊自身来看，域出版并没有给学术期刊的编审校以及出版等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影响下，只是纸质刊的发行数量受到很大的影响。由此入手，如何改变学术期刊的出版、印刷、发行模式以适应这一趋势，倒是值得认真思考。
再次，学术期刊的拼盘性质无法得到根本改变。无论是涉及人文艺术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的大综合性学术期刊，还是仅仅涉及二级学科的小综合性学术期刊，均无法改变学术期刊的拼盘性质。前者以不同学科或不同学科中的问题为单位进行拼盘，后者则以三级或更小学科的不同问题进行拼盘。
最后，作为一种最新的学术出版理念，“域出版”现有的操作实践未能摆脱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模式，不能真正发挥其在学术期刊改革历程中应有的标志性作用。域出版是在学术期刊数据库信息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级别较高的智能搜索。由于技术限制，域出版还不能抛开语言词汇直达以问题为中心的意义搜索。因此，以数据库为依托的域出版，在问题的组合中依靠的仍然是语言信息，而非问题域下的意义信息。如果要真正实现意义层面上的问题组合，则需要学术编辑的介入，也即人的介入。
三、域出版发展的可能策略
域出版的理念设计及实践操作，对学术期刊的改革的确是标志性事件，它的附加性意义在于：以网络虚拟的形态，实验了学术期刊改革的可能路径，成为线下学术期刊改革实践的试金石。也就是说，客观检视线上域出版实践的优势与特点，并深入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全面地设计线下学术期刊改革的蓝图，以避免在实践操作中走弯路。
首先，明确域出版的身份是关键。相对于纸质刊而言，域出版的数据库性质决定了它的身份仍是从属的、次要的，仍然是学术期刊的影子。这也就决定了线上域出版实践操作有夹缝性存在的特点，而其关键则在于域出版的理念设计根本无法改变线下学术期刊自身及其所处的体制机制环境。学术期刊改革是一个复杂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外在的系统对学术期刊改革尤其是线上域出版的推进具有制约作用。在诸多制约性因素中，期刊被赋予的评价性角色是关键。在现有的评价系统中，学术期刊纸质版的认可度在科研评价、职称审定等各种评审中依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也是“有物为证”“白纸黑字”的主要佐证。为此，在出版模式中，需要对域出版与纸质刊置换身份，也即以域出版为主，以纸质刊为辅，这就需要原发学术期刊的域出版时间要早于其纸质刊印刷出版时间，使纸质刊做到“有形”（即纸质期刊的存在形式）隐身，实现学术期刊的“无形”（即以问题为中心的域出版组合）登场，也就是说，根据期刊管理部门送审要求、公共图书馆的订阅需求以及作者、读者的需求进行纸质刊全本印制或量身定制；而域出版组合的电子版则根据学科、研究方向等实现精准推送。
其次，实现编辑理念的转化。在现有期刊管理政策没有任何松动的情况下，纸质期刊的编辑应根据时间，以当期期刊的编辑为主。除此之外，当期责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以语言为标志，将当期文章所涉问题提出，以便实现跨刊、跨期的问题组合，从而组成问题域。也就是说，学术期刊编辑要与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其约稿、组稿工作完全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出发，在学者设置的主导问题域中来完成，实现学术编辑与学者的无缝对接。从域出版组合的设计出发，每一期新出版纸质刊的问题设置均与已有域出版中的问题具有相关性，从而保障不同问题的延续性。
最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机构需要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任何领域推行的改革均需得到行政管理部门政策上的支持，否则，再理想的改革蓝图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学术期刊改革尤其如此。仲伟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关键：域出版的主要目的是拯救处于危难之际的具有公开身份的纸质版学术期刊，但客观而言，域出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大学学报的现状，因为它无法改变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体制改革的压力（无论是大环境——数字化与市场大潮的影响，还是小环境——教育改革给学术期刊预留的政策空间。这一点，就没有社科院系统学术期刊的改革力度大）；期刊评价机构已经影响到了学术期刊的办刊方向；纸质学术期刊的结构不合理。[22]而域出版的实施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或触动这些困境；同时，域出版从根本上也需要这样的制度环境支持。从国外学术期刊出版的实践来看，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发展已成为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成功的重要举措，也是当下数字化、网络化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同时，在赋予域出版网络模式以身份认可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学术期刊编辑部关键作用的认识，诚如李频所言：“要对以编辑部和编委会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界先期赋权，乃因为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优秀社科学术期刊编辑部是一个负责任且强有力的学术编辑主体，而在未来的学术期刊数字传播中，该主体又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如果编辑部或编委会弱化极有可能导致社科学术数字期刊的系统弱化甚至系统崩溃，因而要从社科学术数字期刊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维护学术期刊编辑部的中心地位。”[23]
域出版，已经在路上，能否成功，需要全系统的支持、协助。
注释：
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此文件一经出台，便引起学术界及学术期刊界的强烈反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2012年第5期率先发表仲伟民、朱剑的《中国高校学报传统析论—兼论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夏文的《学术期刊编辑部体制改革“实施办法”之理性解读》；陈颖的《编辑部体制改革的终结与“后学报时代”的来临？》。当年11月在郑州举行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报刊体制改革的话题成为与会代表交流发言的热点问题。对这一问题，《光明日报》组织专栏进行讨论。随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罗骥的《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背景下学术期刊生存方式的转变》，见《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当然，后面还有一些零星的讨论，在此不再一一赘举。
②此处的学术期刊，特指我国高校主办的综合性大学学报以及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不包括专业性学术期刊，由于综合性大学学报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所以成为学术期刊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集中承载体。
参考文献：
[1]叶娟丽.中国大学学报: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50(1):67-74,160.
[2]姚申.多元化发展: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的改革路径[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5(3):130-132.
[3]高自龙.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的不均衡发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8—2011年转载论文数据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73-78.
[4]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J].长沙大学学报,2003,17(1):1-9.
[5]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5-27,158.
[6]王文军.分学科评价:综合性学术期刊评价的合理路径——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综合性学报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48(3):140-146.
[7]罗骥.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背景下学术期刊生存方式的转变[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6(1):131-138.
[8]朱剑.专题化发展:综合性期刊专业化转型之外的另一条出路[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5(3):133-135.
[9]仲伟民.内地学报现状及改革路径[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5(3):116-117.
[10]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6(2):104-115.
[11]多媒体诞生了[M]//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59-61.
[12]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2):66-80.
[13]桑海.新媒介时代的学术平台——以域出版为中心[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104-113.
[14]朱剑.域出版:传播秩序的重构[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114-117.
[15]仲伟民.域出版助学术期刊走向真正的媒体融合之路[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118-122.
[16]高自龙.融合转型:期刊主体性困境与路径选择[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123-126.
[17]原祖杰.域出版:新媒体时代学术传播的新尝试[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127-130.
[18]李宏弢.域出版:新思维､新平台成就学术新发展[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0(1):131-134.
[19]王文军.检索抑或评价:CSSCI功能析论——兼论构建引文索引数据库的若干问题[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6(2):125-133.
[20]王文军.从“检索评价”到“数据服务”[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9(2):128-130.
[21]郝丽.书报资料中心对期刊数字化发展的探索[J].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8(2):147-148.
[22]仲伟民.大学评价､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2-15.
[23]李频.数字时代社科学术期刊改革路径的思考[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51(4):55-66,
